高等教育学考博复习(厦大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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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1、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32、中外合作办学的好处33、如何认识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教育主权与产权问题34、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真假之辨35、高等教育地方化问题46、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问题57、如何认识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58、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69、中外合作办学(林金辉)610、现代大学制度611、民办教育困境与出路812、大学权力结构改革,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博弈1113、中外合作办学的问题与对策1214、学分制1315、幕课1316、大学治理结构1417、大学生就业问题1418、全球化时代我国大学的国际化战略1519、知识本位的大学基础学术组织建设1620、教授治学1621、高等职业教育独立体系建设1722、高校创新人才培养协同创新1823、高等教育全球化1924、高等教育评价评估体系2125、高等教育问责制与高校社会责任2126、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2227、应用型本科2228、产学研结合2229、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质量观2330、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2431、大学与中国梦2632、研究性教学2633、研究性大学的战略和定位2634、高校发展战略制定2635、大学经营2736、大学核心竞争力2837、高考改革2838、高考功能2939、异地高考3040、自主招生的问题与对策3041、大学教学如何应对信息技术3142、大学分化(邬大光)3243、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问题(邬大光)3244、我国民办教育的特殊性与基本特征3345、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意义3346、高等教育进入资本市场3447、高等学校办学模式3548、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史秋衡)3649、大学章程建设3650、高等教育学的成就难题与展望3851、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变革3952、高等教育产业化、市场化3953、高等学校创造教育4054、通识教育4155、大学教师发展(潘先生)4156、自学考试制度4157、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利弊4258、大学办学自主权4259、不同阶段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内容和任务4360、学位制度建设的意义4461、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宏观)4462、高等教育内部管理体制改革4463、招生并轨改革4564、教学制度改革4565、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4566、高校后勤社会化4567、高考改革从选拨性考试到适应性考试4668、高等学校办学模式改革4669、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纲要(2010-2020)新亮点47481、 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公平是伦理学概念,效率是经济学概念。公平,体现了平等、公正、人权等理念,是人类社会最高理想信念,效率体现现实利益,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的价值追求是公平,通过效率的不断提高可以实现公平。如果不提高效率,只追求绝对的公平,只能是低层次的公平。公平与效率是矛盾统一的概念,应该尽量协调二者,相得益彰。相关的高等教育问题有高校面对市场办学、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大学收费、招生与高考改革、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民办教育发展等问题。比如东中西部高等教育是优先发展还是平均发展,面对市场办学,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效率,还是为避免不公平竞争封闭办学;重点大学承担大众化教育以实现公平,还是效率至上,以精英教育为主;一律不收学费以体现公平,还是大学收学费来进行成本分担;高等教育发展速度适度超前以提高办学效率;大学招生计划分省录取以兼顾公平等。在实践中都要进行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寻求平衡点和最佳区域,做到适度、恰到好处。不同历史时期,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是不同的。当前,以前者为准。公平和效率是没有硬性标准的,以发展为旨归,在发展中不断调整,实现动态平衡。2、 中外合作办学的好处首先,可以使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成建制、成系统地引进国外先进名校、名学科、名专业,不出国门而得到留学的效果。其次,引进国际化的课程经验、管理经验、教学经验,促使我国高校在管理体制、学科专业设置、教学以及科研等方面更好与国际接轨。再次,引进更多国际人才和专业人才,提供更多参与国际交流的机会,培养更多国际化人才。中外合资办学发展规划建议第一,在合作国家的甄选上,除了满足求学者未来职业需要,还应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局出发,考虑其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借鉴优势。第二,从国家对于高等教育地域均衡发展的目标出发,适度地将合作办学推向教育欠发达地区,以补充当地教育资源的不足。第三,在引进学科的选择上,应该积极举办国内急需和新兴的学科专业,对于一些国内就业市场已经饱和的学科,要适当减少国外资源的引入。第四,考虑到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提高合作办学的档次。第五,在积极主动地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同时,需要加强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管理。3、 如何认识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教育主权与产权问题教育主权是一国自主处理本国教育事务和独立处理与别国教育合作事务的权力,包括教育立法权、教育投资权、学校审批权、教育监察权。中外合作办学的过程中,允许外国对高校控股51以上,而高等教育作为公益性事业,很多外国主导的办学事务会干涉教育主权。针对这一问题,首先,外国在中国合作办学要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遵照我国的办学方针和大政方针,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其次,在此基础上,有必要明确界定教育产权与教育主权,这样,很多问题就是产权问题而不是主权问题。4、 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真假之辨1999年扩招以来,很多人以为扩招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但是一概而论并不准确,高等教育质量应该是有下降也有提高。所谓真下降,指扩招导致教育资源人均占有量下降,平均师资不足,教师负担过重,管理力量分散等而导致的教学质量下降;其次是研究性大学承担大众教育任务,而导致精英教育质量下降。针对这一问题,应该大力引进海外和社会人才,补充师资,延长老教师退休年龄;履行财政性经费增长承诺,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比例;开展高等教育领域的招商引资,进行中外合作办学、鼓励留学,开展高教和科研领域的学术与人才交流;放宽民办高校的审批,承担大众化的任务,高效合理利用不同类型高校的优势资源,减少精英教育机构所承担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任务。此外,在大众化规模上,应遵循“适度超前发展”的原则,以减轻大学在资金、办学资源、就业方面的压力;在增长方式上。变“内涵发展”为“内涵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外延式发展为主”。所谓假下降,是因为囿于习惯性思维,很多人以原来精英教育的质量标准衡量现在大众化教育的质量,精英教育的质量观是培养专业精英人才和研究性人才,大众化教育的质量观是培养面向市场、适销对路的多样化实用人才,是多元化、多样化的质量观;同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以及科学素质等成为质量观的核心。因此,首先要转变教育质量观,尤其是转变唯知识的质量观,树立知识、能力并重的质量观;其次,要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制定不同的质量评估标准体系,避免用精英教育的质量观衡量大众教育的不同层次;再次,采取不同的命题和考试方法进行招生。5、 高等教育地方化问题从美国(赠地学院、社区学院)、英国(新大学运动、城市大学)、日本(短期大学)这些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经验看,高等教育地方化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确立了中央、省市、中心城市三级高等教育办学体制,但是高等教育的地方化步伐依然缓慢。高等教育地方化有两层含义首先,高等教育要适应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发展服务,成为地方文化科学的中心;其次,高等教育管理权要归属地方,以地方为财政拨款办学的资金来源。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国家发展区域经济和地方经济的政策基础,高等教育地方化成为大势所趋。其意义在于,它可以通过地方集资办学减轻国家高等教育的财政负担,可以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承担力量,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实现去行政化,有利于高等教育服务地方经济。但是,高等教育地方化也可能存在以下隐患首先,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方向偏离国家整体利益,缺乏大局意识,可能出现专业重复设置、资金利用率低、人力资源浪费等;其次,可能弱化理论学科的研究,对需要大量投资、集中国家力量兴办的高精尖学科和大型科研项目不利,可能导致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益,偏离大学的本质;地方管理权的扩大可能出现大学封闭办学,地方保护,固步自封,违背教育规律办学等现象。也存在以下问题一定位不明,同质化的倾向严重,不少地方高校朝着研究型、培养学术型人才方向发展,不能适应地方经济的需求。必须改革现有的评估制度,建立分类评估的体系二发展方向不明,为地方服务的意识不强,力度不够 三行业特色的淡化与消失,(四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了地区高校发展不平衡五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师资队伍水平偏低,结构不合理, “学术型”较多而 “技术型”较少,是提高教育质量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从国家利益和科学发展的高度统筹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加强宏观指导,给予帮扶、指导等。实现高等教育地方化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第一,中央宏观指导与地方自主办学的关系。第二,要搞好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与教学、科研的关系。地方化高校的任务(史秋衡)第一,地方高校的发展将为当地社会经济建设培养各类建设人才,直接推动地级城市的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第二,地方高校的发展也将直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地级城市高等院校的发展将有利于高校和当地的生产部门建立生产-科技联合体,直接为当地的生产部门的科技转化和科研开发提供便利;第三,地级城市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当地的人文素养,促进当地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的实质性发展。通过地级城市高等教育的发展使优秀文化得以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从根本上提高地级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层次;第四,地方高校的发展推动地级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全国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缩小东、中、西部区域间的差距,减少城市间、城乡间的差异。6、 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观针对以往发展观出现的不可持续性问题,提出注重发展的持续性、整体性、协调性以及公平性。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两个方面首先,高等教育如何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其次,高等教育自身如何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观念进行改革。就前者而言,高校首先要培养大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观,摈除以往急功近利和追求短期效益的思想,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知识、能力,使其即具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责任和意识,又有可持续发展的本领,培养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其次高校作为地区的文化中心,应该承担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宣传和普及,做好模范带头作用;此外,还应积极开展科学发展理论研究工作以及注重各学科科研发展的科学性、可持续性。就后者而言,首先,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应遵循适度超前原则;其次,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沟通高校与社会、市场、资本市场的联系,实现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再次,高校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优化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不合理专业,设置新专业,以长远发展的眼光保护“冷门专业”。7、 如何认识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早期大学只是结构简单的学术和教学机构,管理简便,这赋予了大学自治、独立、学术自由的品质。但是随着大学的发展和国家力量向大学的渗透,大学逐渐变得机构庞大、成分复杂,同时也越来越难以自治和独立。近代以来,大学的科层化和行政化在法国、中国、苏联这类中央集权国家非常明显,发挥集约效应的同时也妨害了大学的自治与学术自由,不利于科学研究和大学教学。现代大学的学术事务是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力形式进行管理的,学术管理中即有学术权力又有行政权力。行政化在字面上一般是指一个组织中行政权力以及行政管理部门不适当的膨胀,以致影响组织的正常运转,大致相当于 “科层化”或 “过度科层化”,但当前我国大学的行政化含义绝不仅限于此,而是包含了行政权力化、行政级别化以及行政文化主导三层含义,也就是官僚化或官本位。在中国,大学办学主体的国家化与大学职能的复杂化,导致大学内部管理复杂的科层体制行政化,这种科层体制是模仿行政组织建立起来的,行政管理人员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以垂直等级管理方式运用于管理大学学术事务,有严密的上下级关系,行政权力成为大学的核心权力,学术权力无法与之相抗衡。大学制度应当为保障学术的核心地位、实现大学核心价值服务,但过度行政化体制下,我国大学制度似乎主要不是为了保障学术的核心地位和学术价值的实现,因为学术在我国大学被边缘化了,学术价值不仅不是行政党务人员所维护追求的核心价值,甚至连很多教师,包括知名教授都不以学术价值为自身的目的。行政权力泛化于整个大学组织,单纯与行政手段和科层化的管理方式规范整个大学组织的运作,大学管理往往以行政化的命令方式和习惯处理学术性事务,学术功能受阻,教授无话语权。尽管逐渐设置了学术委员会、学科评议会、学位委员会、教授会等组织,但真正学术管理的过程还是行政化的,这些委员会只能在行政权力制定的范围内行事;而且在行政化的环境下,所有人都关心权术而不是学术,以加官进爵为最终追求,执掌学术机构的教授行事风格也会变得“官场化”,学术机构潜移默化为另一重行政机构。针对这种现状,规划纲要提出要“去行政化”,但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归还学术权力,改变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学术事务的现状,将学术事务交由教授会、学术委员会,做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另一方面,通过取消校长及管理人员行政级别改变官本位的观念,变行政化管理为专业化管理。无论是教师和学生的心理期待还是他们的自我感觉,我国大学里那些中层以上的行政管理者都颇有 “官员”的味道。正是在这种自我感觉和群体期待的支配下,加之行政权力的催化和行政级别的强化,官场的逻辑就成为了大学的逻辑,大学的行政化也就真正地走向官僚化。但是,那种认为一旦取消行政级别,我国大学就会浴火重生、凤凰涅磐,乃至走向世界一流的想法毫无疑问过于天真。我国大学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绝不是由行政级别或行政化这一因素导致的,当然也不会因为行政级别的取消或去行政化改革的成功就自动地解决。8、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更加明显,学者国际流动,特别是学生国际流动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主要浪潮。接轨说认为,要建设一流大学就必须采用世界通用规则,不能搞 “中国特色”或 “中国模式”; 另一种意见认为国际化的实质是民族化,“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 民族化首先意味着本土化,即把国际先进的东西引进时要与本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结合起来,反对照搬照抄,食 “洋”不化。事实上,无论是 “本土化”主张还是 “国际化”主张,他们都面临的是如何处理大学发展中的共性和个性关系问题,“接轨派”观点强调的是共性一面,而 “本土化”观点则强调的是个性的一面。可以说,各国大学在引进国外高等教育制度时都增加了本民族的创造,几乎都没有完全照搬照抄他国高等教育经验,都尽力与本国的政治制度相适应,与具体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照顾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等。在全球化视阈下,中国大学模式成为了一个真正难题。中国目前探索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就是解答该难题的一种尝试。不过目前主导倾向仍然是移植国外大学模式特别是美国大学模式,其理由是美国大学模式是最先进的,这仍然是直线型现代化思维方式的反映。目前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思维模式的僵化,但突破这一思维模式非常困难。尝试突破这一思维模式也是本土化的努力方向,答案也许就在于把中华民族内在的创造性智慧激发出来。9、 中外合作办学(林金辉)规律 一 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适应和服务于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大局。 二 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适应和服务于学生的发展和成长。中外合作办学六条基本原则即目的性原则、公益性原则、以生为本原则、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原则、满足教育多样化需求原则和“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原则。引领合作办学的理念1、教育国际化理念,教育规划纲要首次把教育国际化写进了国家文件,明确指出 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 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 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出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划、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2、可持续发展的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观与质量观规范,依法,质量,创新。中外合作办学的机制创新 中外合作办学的法律框架与政策体系创新; 中外合作办学的监管体制与内部治理结构创新; 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保障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创新; 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体系创新与教学改革。中外合作办学的机制创新,最主要体现在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和执法处罚机制。10、 现代大学制度当我们完整地表述现代大学制度结构性特征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回避它的四个基本点面向未来的敞开性,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适应性,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民族性和向先进国家学习的国际性。现代大学制度核心特征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就是它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适应性。这一点保证了大学本身不保守,保证大学对社会的开放,保证了它与民族文化的结合,也保证了它能够与别国大学制度之间进行比较和借鉴。传统上政府包办了社会需求,从而使大学对社会需求的感受建立在不真实的基础上。大学要产生主动反映社会需求的机制的根本途径就是直接面对市场,建立与社会需要联系的直接机制。社会对大学的参与的途径基本有三一是通过建立实体性的董事会制度增加社会对大学的管理;二是建立专业的社会中介组织来评价大学的学术质量;三是政府通过发布大学运行信息吸引社会监督大学的运行。历史上看,英国、德国的大学模式都一度成为世界大学的榜样,但从现实角度,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可以更多借鉴的还是美国的大学经验,美国大学的制度设计使其更容易专注学术研究和知识创造,这符合大学制度建设以学术研究为本的价值追求。同时,其大学的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需要,与社会紧密联系,使得大学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的中心。人们对大学制度认识或设计是从四个方位进行的大学对民族国家发展的意义、大学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意义、大学对个体发展的意义和大学对知识创新的意义。这四点恰好构成考察大学发展的四个维度。从这四个维度出发,大学制度建设表现出四个方面的基本价值追求,它们是大学与周围世界建立和谐关系的宣称,这四个基本价值是问责性、适切性、适应性和创造性。大学的适应性价值,是大学的基本价值之一,它既是对大学的适切性价值的具体执行,也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创造性价值是大学本体存在的价值,是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首先大学应该证明自己是一个能动的存在,即在工作中是有效率的。其次大学必须建立一个有效服务于社会需求的机制,这个机制自然就是它的基本工作机制,即教学、科研组织。往往与社会需要结合得越紧密越容易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而不能反映社会需要的闭门造车往往会被人们束之高阁。也就是说,没有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就难以表达出来。在学术发展中不能单强调某一价值是绝对的,必须建立价值的平衡,有了价值平衡,才能出现一种生态现象,学术价值才可能出现繁荣的景象。现代大学制度就是对这种均衡价值观的保护,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精神。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本质上是一次系统的文化创新,它以现代大学精神确立为起点,以现代大学办学模式的形成为归宿。现代大学精神只能从大学文化传统中寻找。大学办学模式虽历经变化,但大学内在精神始终未变,它一直坚守“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原则。我国大学制度建设必须约束政府对大学的干预,引入社会参与大学治理加以平衡,从而重新确立大学的内外部关系模式,实现大学治理。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应当着眼于消除我国现行的大学制度的弊端,破解大学制度与高等教育水平和质量之间的深层矛盾,使大学制度成为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最可靠保障。为此,应当紧紧抓住制约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制度问题,积极大胆地进改革探索,开拓高等教育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的新道路。应当赋予大学学术组织的使命,剥离其他社会使命,使大学回归其学术本质。应当改革以知识为中心的人才培养体制,建立以养成素质和发展智慧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新体制。应当革除行政化体制,确立学术的核心地位,营造敬畏学术、献身学术的环境和条件。应当对所要建设的代大学制度进行整体设计,制定分阶段改革探索的目标、任务和重要举措,有计划分阶段地全面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别敦荣观点一般范畴论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完成其使命的需要,大学制度包括组织机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工作机制(包括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的运作模式)和制度创新机制。大学制度不仅包括大学外部各种社会关系的制度架构,而且还包括大学内部各种职能活动及其他各种相关活动的制度性规范。如果说理念或精神范畴论主要关注的是现代大学制度理念或精神层面,中国现实范畴论所关注的主要是我国大学实际的管理制度,那么,一般范畴论则更多地关注了大学运行过程的规范要求和主要办学关系的协调与平衡。我国大学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第一,大学的主体地位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第二,大学依然是一个官本位体系;第三,大学的办学仍然按计划体制运行;第四,大学的定位趋于模糊,大学功能的泛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第五,大学依然没有形成自身成熟的独特的精神和文化传统。因此,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应当包括四大内容第一,独立的法人制度;第二,服务性的行政组织制度;第三,人性化的教育制度;第四,自由的精神。而国际性与本土化结合则是建设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由之路。大学制度的政治化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最大障碍,它对我国大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学功能的工具化,大学使命的政治化,政治原则和标准成为大学办学的最高准则。邬大光观点大学制度一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界定。宏观的大学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系统,包括大学的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和办学体制等;微观的大学制度是指一所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包括组织结构的分层、内部权力体系的构成等。大学走出象牙塔过程中,当外部压力促使大学制度发生变化时,往往忽略大学的特性和本质,往往以损害和牺牲大学制度的根基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为代价。但大学的本质和特性是建立大学制度的基础,无论是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大学制度的构建都应该是对大学本质和特性的关照。人们今天对大学制度赋予现代的含义和诉求,其实是对新的大学理念的追问。今天的大学在迅速分化,影响和制约大学制度的内外部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例如,市场因素对大学的渗透和影响、网络技术对大学的冲击、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引发的就业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对大学制度的挑战。所以,越是面对纷繁复杂的观念变化和社会需求,越应该从大学理念的视角把握大学制度。只有这样,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才有方向,大学制度的改革才有现代的根基。当我们无法对现代大学理念作出清晰解读的时候,遑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现在的大学与过去的大学相比,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增加。大学利益相关者有无话语权或话语权的大小,决定了什么样的大学理念占居时代主流,并决定了那个时代的大学制度。例如,沿袭下来的大学制度基本上是学者的大学理念诉求,而今天的大学,学生的诉求在不断提升,以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提出“21世纪的大学要形成以学生为核心的办学思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缺失,在本质上是大学理念的缺失;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迷茫,其实是大学理念的迷茫。我国现代大学制度面临着双重构建,即无论是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大学制度都表现出与社会转型的不适应,都面临着重新构建的问题。在宏观层面,目前暴露出来的主要是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的制度建设,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引发了教育教学资源的严重不足,单纯依靠原有的投资和办学体制已经无法满足规模扩张的要求。在办学体制上,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初步为多元化的办学格局奠定了基础。但是,伴随着公办大学举办独立学院,国外资本进人民办高等教育领域,投资办学与捐资办学的界限混淆,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制度建设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微观层面的一所大学制度也面临着双重构建。一般说来一所大学的制度构建,大体应该沿着两条路径一是保护学术自由即基于教学与科研顺利进行的学术制度,一是适应社会和市场挑战的制度。前者是大学制度的根基,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出于“赶超”的目的,往往在建立新的制度的同时,又丢掉了某些传统。因此,也可以说,现代大学制度既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也是一个“回归”的过程,二者同等重要。在重建当中包含着回归,甚至也包含粉弥补历史的缺憾。11、 民办教育困境与出路把民办高校划分为非营利和营利性两类的二分法,不符合现阶段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实际。投资办学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民办教育的基本特征。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表明,以投资的方式通过滚动发展举办民办高等教育,是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一种新探索,既具有时代的特征,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不同于西方捐资办学,也不同于西方90年代的非营利性私立大学。这些举办者投资民办高等教育,其办学目的既包括了公益,也包括了获取回报;从办学效果来看,既达到了公益的目的,也达到营利目的。然而,直到今天,国家并没有出台有关适应营利性高校的相关政策。即便选择了非营利性,政府对民办高校也是缺少政策保障的。这就使民办高校在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左右为难。面对政府推行的分类管理,民办高校举办者显得无所适从,大致存在两种心态。第一种,可以申请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可以不要求取得回报,但政府应当保留举办者的产权,并给予民办高校必要的财政支持,乃至一种与公办高校“平等的身份”;第二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但又不想成为营利性民办高校。显然,这两种心态直接导致了目前实施二分法的困境。正是基于这种困境,我们提出了民办高校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即将捐资举办的民办高校称作第一条道路,将营利性民办高校称作第二条道路,将投资举办但不要求取得回报的民办高校和要求取得合理回报但又不是营利性的民办高校称为第三条道路。而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水平和经济体制最适合第三条道路。其本质在于它是一种将教育的公益性与投资的营利性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既为公益性的教育事业争取到了必要的经费投入,又为资本投资营利找到了合适的事业领域。不论公办高校还是民办高校,都是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尽管举办者不同,出发点也不尽相同,但其归宿却是相同的,即为国民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都属于公益性事业。在广大的高等教育需求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面前,投资办学为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往往认为,公益性与营利性是相互对立的、互不相容的,举办公益性的教育事业不可以营利为目的,营利行为只能存在于非公益性事业中。显然,这种观念和做法对发展教育事业是不利的,在这种刻板的认识背后,还隐含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宁可教育事业发展得慢一点、少一点,也不能通过投资办学来营利。市场经济体制下,很多公共事业都可以以私人投资的方式建设,教育也一样。为了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政府采取某些优惠政策措施,鼓励投资办学,使举办者在增强国家高等教育供给能力的同时,取得相应的回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民办高校发展到今天,已经摆脱了过去的补充者的角色,而成为国家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构成力量。很显然,再沿用那些对待非正规高等教育机构的政策来对待这些民办高校是不合适的。民办高校在增强国家高等教育供给能力的同时,还承担了十分难能可贵的社会责任。鉴于以上,发展民办教育第三条道路道路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为民办高校举办者取得合理回报预留政策空间,免除后顾之忧,达到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的投资目的。第二,实行多元主体共治的民办高校产权制度,可委托学校法人管理;举办者提取合理回报后剩余的办学结余累积形成的资产由学校法人拥有,并由此形成举办者、学校法人和政府共同参与治理民办高校产权的机制,保障民办高校的正常运行和持续健康发展。第三,赋予民办高校以民办事业单位的身份,使其享有事业单位所拥有的各种权利。第四,区分举办者与学校,使其适用不同的优惠政策,应当将民办高校与其举办者区分开来,对二者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按照民办事业单位的政策,对民办高校给予优惠对待,支持民办高校的办学与发展;对举办者的办学行为给予褒奖,尊重其投资办学的意愿,在办学结余中允许其取得合理回报。投资办学作为民办教育发展的一种新种模式,在我国是一新的制度形式。通过短期内的规模扩张,尽快完成民办学校的 “原始资本积累”,成为了民办学校发展最为有效的方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民办学校的办学者开始借助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力量进入民办教育,例如利用银行贷款、股份制、教育公司等形式进行融投资。与私立教育的传统相比,投资办学是教育传统的一种 “异化”,也可以说是对教育传统和理念的一种挑战。中国民办大学走到今天,在整个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中还没有摆脱发展层次偏低的格局,与此同时随着公办大学市场意识的不断觉醒和国外教育资本对中国高校的强势渗透,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原有的制度空间优势在逐步萎缩,必须寻找和打造新的优势,尽快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以下出自论民办高校的公益性与营利性潘懋元别敦荣石猛)民办教育的公益性和营利性民办高校是利用非公共财政性经费举办的高等教育组织,投资办学是当前我国民办高校的基本特征。营利有利于促进民办高校实现其公益性办学目的,这正是全国人大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的初衷。应给予民办高校必要的营利空间,使营利性与公益性达到有机的统一,以促进民办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民办高校可营利的理论支撑在于一、民办高校教育服务的非商业交易性;民办高校学费的非市场价格性;民办高校与学生及其家长的非商贾关系。民办高校提供教育服务是市场机制介入教育领域的结果。但从教育服务供给与消费的关系看,民办高校教育服务具有与商业交易不同的属性。在政府的主导与管制下,民办高校一般只能以低于培养成本的收费标准来提供教育服务。由此,民办高校收费遵循的是政府指导价,并没有遵循“价值规律由市场决定”的规律,不能进行等价交换。所以,民办高校与受教育者之间不构成完全的商品交换关系,民办高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具有非商品交易性。高校所收取的学费不仅不反映市场规律,甚至与教育成本也存在较大差距。尽管民办高校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教育成本不断提高,但学费长期保持稳定,按可比价格计算,甚至呈下降趋势。由此可见,民办高校的学费标准无法反映教育成本与收益的要求,不是市场交换的结果,不具有市场价格性。民办高校的教育服务不但要向学生传授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生产和劳动技术,而且还要陶冶学生的情操,塑造其品格,使其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从此意义上看,民办高校与学生及其家长之间的关系远非商品市场中的商贾关系可比。二、民办高校投资办学的公益性;民办高校投资办学的非投机性;民办高校投资办学效益的外溢性;民办高校办学的公共投资替代性。资本具有逐利性,民办高校投资办学的公益性因此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但就教育的公益性而言,它主要不是由教育投资者所拿出的资本决定的,而是由教育服务自身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利益最大化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这正是投机性投资所追求的。民办高校投资办学尽管具有投资的属性,但却少有商业投资的投机性。即使开始取得回报之后,民办高校举办者还必须在办学结余中为维持办学、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发展、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而预留出足够的发展基金。因此,民办高校投资与商贸投资等经济行为在性质上迥然不同,具有非投机性。民办高校培养学生,受益者不单是学生本人,更是整个社会,加之当前很大一部分民办高校所招收的学生都是公办高校不予录取或录取后剩余的生源,换句话说,他们是高考体制中的弱势群体,如果没有民办高校,很可能就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只能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进入社会劳动力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办高校扶持了社会弱势群体,促进了社会公平。教育支出本应是政府的责任,而民办高校投资办学缓解了政府财政不足的困窘,为政府分忧,支撑了现在500余万人的高等教育供给。社会公共事业由公共财政投资举办,在公共财政不足时,政府通常动员公民个人和其他组织等民间力量参与举办,由民间力量分担公共财政压力,保障人民群众对公共事业的需求。所以,不能将民办高校投资简单地归入投资者个人的逐利行为,而应当将其看做一种公共投资替代行为,充分尊重其公益性,从政策、法律和管理等多方面确保其能够办起来、办得好、可持续。民办高校的办学成本不可能由举办者持续不断的投资来保证,只能由民办高校的办学剩余来支持。因此,民办高校必须追求剩余价值。在办学剩余的分配上,因为民办高校所提供教育服务的公益性,政府给予其减免税待遇,所以,对于投资者是否能够参与办学剩余的分配,人们持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只要投资者参与了办学剩余的分配就是营利行为,民办高校的公益性因此便不复存在,应将其划归营利性高校类别,对其采用类似于企业管理的一套制度。但民办教育促进法在第七章“扶持与奖励”中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这一法律规定说明,民办高校投资者依法享有参与办学剩余分配的权利。参与民办高校办学剩余分配的主体包括了民办高校、政府和投资者,从剩余价值分配的办法看,在一般的生产投资剩余价值的分配中,政府直接向企业征收各种税费,投资者拥有其余所剩部分的所有权。但投资者参与民办高校办学剩余的分配,是在预留发展基金、提取国家规定的必需费用之后,再对所剩结余按一定比例进行分配。可以想见,这与一般所说的投资利润已经相去甚远。在这里,参与办学剩余分配是国家给予民办高校投资者的一种对公益事业的奖励或鼓励,而非一般的商业投资获利权利。不能因为投资者的营利而否定民办高校办学以及投资行为的公益性,正如医疗卫生事业和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中引入民间资本投资,投资者从中营利而并不改变医疗卫生事业和城市公共交通的公益性以及投资行为的公益性一样。不论民办或公办高校,营利性与法律规定并不抵触,原因在于其营利被用于公益目的,而不是成为了个人牟利的手段。也就是说,营利的最终目的是非营利性的。民办高校如果被剥夺或丧失了营利能力,就不可能实现公益目的。当前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发展不仅要保证数量的供给,而且还要保证品质和种类的供给。因此,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更庞大的经费投入。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任务对公共财政是严峻挑战。而鼓励民间资本投入民办高校可谓一举两得。因此,要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具备长远眼光,注意民办高校公益性的延时性,给予民办高校一定的盈利空间。12、 大学权力结构改革,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博弈我国大学权力主要由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专业权力等构成。大学权力表现出明显的一元化结构,即政治权力行政化,专业权力边缘化,行政权力成为大学办学的根本动力。我国大学一元化的权力结构载体是党政二元共治体系,具有鲜明的特征 首先 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掌控大学,拥有无可争议的影响力; 其次,专业权力在大学管理的各层次结构中都不具有影响力,处于边缘地位; 第三,大学的全部事务,不论是学术事务还是非学术事务,都纳入了党政共治体系; 第四,特殊的权力关系导致大学价值的扭曲或异化,在政治价值、行政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博弈中,学术价值不受尊崇。在一元化权力结构的大学,行政权力至上,学术价值得不到张扬,尊重学术、崇尚学术、潜心学术、敬畏学术的人不多。很多人,包括一些教师热衷于到党政部门谋求一官半职,热衷于名利,掌握行政权力的官员受到推崇,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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