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缺位的经济现代化经济保守主义的理论与实践.docx

1、市场缺位的经济现代化经济保守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市场缺位的经济现代化：经济保守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何爱国摘要：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保守主义思潮，主要指的是否认、抗拒、抵制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思潮。在20世纪上半叶，经济保守主义主要表现为反工业化思潮，主张“以农立国”、“农村立国”、“乡村复兴”、弘扬“农国精神”等，这一时期的反工业化思潮与反市场化思潮是一体的，另外，工业化思潮中则有一股“统制经济”的反市场化思潮。20世纪下半叶，经济保守主义则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夹缠在一起，令人难以分辨。其主要表现就是反市场化思潮。主张取消商品市场经济、“割资本主义尾巴”、“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其结果是，农业

2、与工业几乎各自为政，截然两分，工业化无法一以贯之地坚持到底。就农业现代化而言，反市场化思潮将最终阻碍农业的产业化和非农化，从而阻碍“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突破经济保守主义思维障碍，将保障我国改革开放的可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建立和经济现代化的健康进行。关键词：经济现代化；市场缺位；经济保守主义作者简介：何爱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博士后（200433）；电话：02165115333；Email：lisizuyi5000bc一、如何认识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保守主义？现代化是社会和文明整体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主要指的是从以土地为劳动轴心的农业社会和文明向以“市场”为

3、基础的工商社会和文明的过渡。现代化的形成和演进是个历史发展过程，但也是人的自觉启蒙和追求的过程。在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尤其如此。现代化的指标和目标是多维度的。如政治的科层化、民主化、法治化；社会的分工化、城市化、中产化；文化与宗教的理性化、世俗化、人文化、世界化等。其中经济现代化的主要指标和目标，通常被认为是工业化或产业化。但是经济现代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和指标，这就是“市场化”。显然，从工业化的动力机制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来看，经济上的“工业化”或“产业化”离不开现代市场的导引。但我们有一段时间实际上是离开“市场化”来谈“工业化”的。因为我们把“市场化”等同为“资本主义化”和“私有化”。“工业化”

4、则被视为可以通过国家的强制性动员和有计划实施而获迅速成功。我们很早就接纳了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化内涵，却过早地摒弃了其市场化内涵。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工业化或产业化最终要通过市场化来实施。我们寄希望国家或政府通过强制性平均来保证社会公平，却没有看到经济的市场化能够为社会公平开辟更广阔的背景和基础。通过观察和研究世界的现代化历史，早有许多学者认识到市场化或商业化也是经济现代化的内涵和指标，甚至是根本内涵和主要指标。胡格韦尔特在发展社会学把“现代化”表述为“社会进化中现代阶段的适应升级就是工业化”。但他认为，“广义的工业化也应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业的商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在农业生产中普

5、遍运用“科学技术”和“机械动力”；“农业的商业化”则意味着“以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为目的的专门化的市场机制作用其中”。根据M.列维的研究，“所有相对现代化的社会都要求更多地强调货币体制和市场”，虽然“市场在相对非现代化情景下绝不是未知的，但是它总是在相对现代化的前提下才得到巨大发展。”姜义华也认为，欧洲近代生产方式的建立，可以说，是发端于市场化的普遍发展。市场的不断扩展，需求的不断增加，引发了产业革命，或者说工业革命。工业化又使真正的世界市场成为现实。市场化和工业化又为现代化的其它各项目标的依次产生，提出了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动力。经济现代化的核心理念是经济理性化，“在缺乏关于货物和服务直接分配的有

6、效的理性的充分知识的情况下，市场机制通过在相对较大和较少有权力的机制中分散它们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判断的错误问题。”作为体现经济现代化的有效工具，市场越来越占据经济活动的轴心地位，成为经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中心舞台和强劲动力。“原来以非经济性基础进行交换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深入到市场中”，N.斯梅尔瑟说，“现在金钱制约着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的流通，这样它开始取代有时损害宗教、政治、家庭或者等级的认可，而这些因素曾是经济活动的统治力量。”于是，“较小规模的生产单位”转变为“较集中、较科层化的庞大生产单位”，“整个市场结构不断复杂化”。市场结构的规范程度和复杂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一国经济现代化

7、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经过一百多年的经济现代化实践，我们逐渐认识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终实现，不能离开现代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我们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基础和重要目标。“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越高，也就越要求集体行为或政府的直接领导与干预的作用越小，而由市场选择的领域越大。”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一个不断论争和推进的过程。这其中充满了政治风暴和社会苦难。但我们能够反省社会实践，总结历史教训，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在不断丰满和深刻。国人似乎“天然”有一种反工商、反市场的倾向，贺麟说，所谓工商文明，本是一种职业，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但是一说到“工”，一般人就会联想到苦力，奴隶，被剥

8、削者等等。一说到“商”，一般人就会联想到什么“学校商业化”等等名词。如果说到“商人”，就会联想到投机、市侩、自私、势力等等名词。固然有少数商人是不免有这些坏的行为，但大多数商人决不是如此，一般人却往往把坏的解释作为普遍的现象，这确是一种不健康的思想习惯，一种坏的思想方式。如果任这种坏的思想方式发展下去，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做商人了，也没有人愿意做工人了。长此下去，中国不会工业化，也不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国防军，决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这种“不健康的思想习惯”、“坏的思想方式”，是一种顽韧的“反商情绪”，实际上源于“重农抑商”的经济文化传统。在20世纪上半叶工业化与农业化的长期论战，我们基本上认同了经济

9、工业化的必然性，但没有认同经济市场化的必要性。20世纪下半叶，我们又经过计划与市场的长期论争，逐步地，也是艰难地认识到经济市场化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陈云在50年代后期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1979年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家薛暮桥质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明确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从1987年邓小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现在不要再讲计划经

10、济为主”，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经济现代化的总体认识趋向是经济市场化，但是，这种认识还没有深入人心，社会舆论和经济学界不断有人出来质疑和批判，甚至一度形成蔚为可观的社会思潮。20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末90年代初、2004年至2005年，中国仍然不断出现“改革向何处去”的大讨论，把建设商品市场经济等同于发展资本主义和绝对私有制、等同于制造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从而否定商品市场经济，主张回归计划经济或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潮还顽韧存在。根据以上认识，我们可以说，所谓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保守主义思潮，主要指的是否认、抗拒、抵制经济的工业化和

11、市场化的经济思潮。这股思潮往往以维护精神文明、反对物质文明；捍卫社会公平、反对贫富分化；维持社会稳定、反对社会动荡；维护国本，反对西化；维护人本，反对异化；维护人类友爱天性、反对社会竞争恶习等面孔出现。而其实质却是对小农社会、传统习惯、种种既得利益和权力的留恋，缺乏对现代文明的主体觉醒和自觉追求，也缺乏一种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命运的真正忧患和关怀。经济保守主义不是在经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平台上来思考一切社会问题，而是试图离开这个平台，甚至要拆除和摧毁这个平台。当然，不可否认，经济保守主义有一种社会关怀的真诚，但是，在这个很大程度上已经现代化和世界化的社会里，离开经济现代化的平台来谈社会关怀和人类解

12、放，则不但落不到实处，而且有一种自我麻醉的风险。在20世纪上半叶，经济保守主义主要表现为反工业化思潮，主张“以农立国”、“农村立国”、“乡村复兴”、弘扬“农国精神”等，这一时期的反工业化思潮与反市场化思潮是一体的；20世纪下半叶，经济保守主义则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夹缠在一起，令人难以分辨。其主要表现就是反市场化思潮。主张取消商品市场经济、“割资本主义尾巴”、“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其结果是，农业与工业几乎各自为政，截然两分，工业化无法一以贯之地坚持到底。就农业现代化而言，反市场化思潮将最终阻碍农业的产业化和非农化，从而阻碍“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通观整个20世纪，反市场化思潮始终存在，无非

13、是，在工业化道路得到普遍认同的前提下，如何组织实施工业化的时候，即20世纪下半叶，这种思潮终于凸显出来，成为工业化最终实现的根本障碍。二、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保守主义思潮的形态与特征20世纪上半叶，经济保守主义主要表现为两大思潮的兴起：“以农立国”思潮、“统制经济”思潮。前者反对工业化，也抵制市场化；后者虽然有倾向工业化者，但全都疑惧排斥市场化。“以农立国”思潮往往不自觉地潜含着“国家统制经济”的思想。“以农立国”思潮，20年代以章士钊为代表；3040年代以“乡村建设”派（又称“农村复兴”派）为代表，其明示以“以农立国”的领军人物是章士钊和杨开道。虽然“以农立国”思潮不乏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倾向

14、，也不乏民族主义的真诚，但从其主流倾向和总体框架看，“以农立国”思潮的基本特点是：主张农业立国、农村立国，复兴农村、复兴农业、兴农救国、明农建国，提倡农业文明精神，追求农业平均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反对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物质文明、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引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人文主义为奥援，甚至以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人文主义包装，实际上具有农本主义、民粹主义、复古主义、保守主义诸特征。“以农立国”思潮既未根本意识到中国所处的危险情势的性质，也不愿正视工业化、现代化的长处。章士钊在1923年以后发表系列农本主义的演讲与文章，引起了舆论界与学术界的巨大反响。既赢得了不同程度的传统主义者和农

15、业社会主义者的同情与叫好，也激起了倾向现代化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程度的反对。在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主张：“吾国当确立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在农国辨进而申论“重农”乃“精神为农”，非“全然废工”，他提倡“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的中国传统“农国精神”，反对“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的现代“工国精神”。甚至认为中国的“农国精神”与欧洲兴起的反抗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相默契”。呼吁：“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形无形，姑且放弃，返求诸农，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断然宣判：“中国能长为农国”。董时进也认为“工业国之瑕疵，日见显露”

16、，中国不宜工业化，“恐防离岸太远，回头莫及”。龚张斧对章士钊“于举世醉心工业之日，独创农化之说”大为推崇，表示愿意进一步阐明章士钊“高唱农化之微意”。其意为：“立国之道不在物质之文明，而在风俗之淳厚；不在都市之华美，而在乡村之乂安。”他甚至危言耸听地说，工业化会导致“国性澌灭以尽”，“国将不国”。为何宜“以农立国”？章士钊的理由是：其一，吸收“制造国”“以工商为本”的教训。当世工业国所贻于人民之苦痛“昭哉可观”，“其人民生计，不以己国之利源为范围，所有作业专向世界商场权子母之利，不以取备国民服用为原则，因之资产集中，贫富悬殊，国内有劳资两级，相对如寇雠。”制造国因商场有限，为争工业霸权，创开古

17、今未有之大变局。在此惨重教训的基础上，制造国虽然出现了一股“农业复兴”思潮，但由于“为农者”久已“辞伦好，弃乡里，毁锄犁，空身手，与工厂相依而为命”，结果只能是“以工济工”，“返而为农，事实莫许”。总而言之，工业国处于“外之商事之逼拶”，“内之工潮之澎湃”，其“真工业制之已崩坏难于收拾”。况且，工业国人民不过是“一口能张，两足能举之机器”。这样的社会“太寡味”。其二，欧洲自身也出现了“农业复兴”思潮和“与资本国之帝国主义抗”、“隐然有逃工归农之意”的社会主义思潮。章士钊认为欧洲工党的社会主义思潮，“不主谋利，而主公制作以均民用，多与农国之本义相默契”。其三，中国“创巨痛深，亟须克治者，非吾已成

18、为工业国而受其毒之故，乃吾未成为工业国而先受其习之毒之故”。虽然中国“工商业之所成就，至为浅薄”，但业已“淫巧溢于都市，机变中于人心”，“伪工业病之洪胀不可终日”。其四，中国“艺术之不进，资本之不充，组织力之不坚，欲兴其工业以建国，谈何容易？”就农业化与工业化比较而言，董时进和龚张斧都认为农业化的优点胜过了工业化。董时进说，农业之优点，在能使经营者有“独立稳定之生活”，虽然“不易致大富”，但可以“补贫富悬殊之弊”。农业国人民，质直而好义，喜和平而不可侮。其生活单纯而不干枯，俭朴而饶生趣。农业国社会，安定太平，鲜受经济变迁之影响。无所谓失业，亦无所谓罢工。其组织不若工业国社会细致，一部生事并不会

19、牵动全局。中国有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广大的农业土地，良善的农民，宜发挥其所长，不宜与西人为我占劣势之竞争。丹麦以一小国因振兴农业而成世界一最文明且富庶的国家，中国宜向其学习。龚张斧也认为农业化有六利：其一，农民安土重迁，勤德既成，生活安定。其二，乡村朴质无华，既保俭德，复有储蓄。富民之道，莫善于此。其三，农业化能够使诈财之术无所用之，其本然之善，容易充实，社会风俗日淳，盗贼绝迹。其四，农业化可减少社会奢侈风气，空气清洁，不仅可以少生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其五，农业化可免除工业竞争恶习，以存人类友爱天性。其六，等到农业发达以后再从事工业建设，可以尽得工业之益，而无其害。中国何以不宜工业化？董时进

20、认为，其一，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工业国实际上为农业国之寄生物。然而“寄生生活，日增困难。工国运命，已濒厄境”，我国不可“自蹈陷阱”。其二，农业见效迟，而工业见效速。世人群趋工业，随世界工业化之增进，农国之需要加大，工国之需要加少。达于一定程度以外时，农国求过于供，工国供过于求。“中国处此工国多余之时，尚可以工业化乎？”其三，中国无“兵力”和“经济力”，通过“兵战”和“商战”，以“夺人之市场”、“打倒他工业国”，来销售我国商品。其四，中国行工业化有“外人染指”的“危险”。农业之性质，不许人有攫取大利之机会。故外人最热中于中国之工业化。中国今日欲工业化，必不能免外

21、资之纠葛。其为害最大，未可漠视。龚张斧也指出，工业化有六弊：其一，有农业而无工业，其国尚可以自存；有工业而无农业，则非独难获廉价原料，工业无由振兴，且由于工业国不能不仰给于他国致有遭封锁被困的危险。其二，工业国劳资矛盾尖锐，“阶级观念既成，斗争学说乃肆。长猜疑之恶性，隳互助之良能。”其三，工业国因劳资对抗而两受伤害，“全体消费者亦咸蒙其影响”。其四，工业国追求物质享用，奢侈挥霍，社会风俗颓靡。其五，工业国工人“失其勤俭朴质之性，养成享乐征逐之风”，失业与无业者“同兹陷溺”，“盗贼因而日滋，道德于焉日薄。”其六，工业国都市人口稠密，卫生管理跟不上，易形成疾疫蔓延，危害全市人民健康。20年代的以农

22、立国派在工业化派的激烈批评后有所缓和，在30年代以后，往往转化成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或“振兴农业”派。通常称为“乡村建设派”，因为他们在农村从事了一场颇有声势的“乡村建设运动”，号召知识分子“下乡”指导农民。虽然他们也主张建设“乡村工业”，但只是一种非资本主义的、自给自足的、作为农业依附的“副业”，其内核仍然是“以农立国”，对工业化和市场化的顽强抗拒仍然没有根本改观。甚至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出现了明确宣示“以农立国”的思想回潮。“乡村建设运动”以梁漱溟、米迪刚、高践四、晏阳初等人为领导和代表。其中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最为系统，也最有代表性。梁漱溟说，以吴景超、胡适为首的独立评论派“希

23、望中国社会仍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的路，则为主观的梦想”，“已经完全没有可能”。“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亦许国内倾向这条路的人还要多一点，比较更有势力），如单从经济问题的立场来看，这条路实有十分的可能与必要”。在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一文里，梁漱溟指出，“我们几十年来愈来愈不对的民族自救运动都是为西洋把戏所骗”，中国的出路是“固有的村治的路”。米迪刚也在乡村建设旬刊第1卷第3期的文章三十年村治经验谈认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平安大道”是“恢复吾国故有之村治”。梁漱溟等人所谓的“村治”，其实就是“以农立国”。他在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的“集会起源

24、与目的”中阐述道：“我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农村之健全与否，农业之兴隆与否，不仅为农民生死问题，亦为国家民族存亡问题。”他强调，中国“国之不强，由于农业之不振”。他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里说，西洋都市工商文明之路，“内而形成阶级斗争”，“外而酿发国际大战”，“只是发财的路，而不是养人的路”，“实为一种病态文明”，“我们何可再蹈覆辙”。以农立国，发展农业，虽然“不是发财的捷径，而正是养人的路”，“能解决这多数没饭吃的问题”。未来中国将永远不能走近代资本主义的路，理由有三：（一）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入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二）近代工商业路为私人各自营谋

25、而不相顾的，不合现在国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之趋势。在今日国际间盛行倾销政策下威胁太大，亦无发展余地。（三）中国没有一个近代工商业所需要的政治环境（政府安定秩序，让工商业发达，兼能保护奖励其发达），所以不能走此路。40年代以来，以杨开道为代表，“以农立国”论仍然得到大肆宣扬，杨开道先后在新蜀报发文中国以何立国？、再论中国以何立国？，宣称过去的中国是优秀的农业民族，有丰富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现在的中国不仅工业幼稚，且还缺乏发展工业所需的几样重要资源；将来农业国家也可以立足。继续鼓吹中国应该“以农立国”。据漆其生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就近观察，当时主张农村建设的人们，不但认农村建设为有出路，且认中国国民经

26、济全般之救济和发展，亦只有以农村建设为起点为基础，始能成功。他们绝对地主张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根本，认为只有彻头彻尾的将这国家根本巩固坚实，保持着中国固有的特色，方有出路，方是正轨。他们不独在现阶段中不主张工业化。就是将来亦不同意积极的工业化，他们认工业化只有在帮助农业发展的意义下始可遂行。他们的理由，总括的说，不外下之五端：（一）农业生产是中国国民经济几千年来的基础，所以发展农业，乃是巩固国本；（二）农业生产，关系最大多数中国国民之生存问题，所以建设农业，是为最大多数的国民谋福利；（三）中国经济恐慌之恶化，是由于农村经济之凋敝，发展农村，即是救亡图存最重要的方策；（四）以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27、，在其历史的与国际的环境之下，只有走农本主义的一条路；（五）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工商各业始能兴盛，并且工商业之建设只有在帮助农业发展的意义上，始能收获实现的成功。乡村建设派主张“村治”、“复兴农村”、走“养人的路”，认为农业是“国本”，“健全农村”、“兴隆农业”事关“农民生死问题”和“国家民族存亡问题”；反对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等资本主义的“西洋把戏”，认为那只是一种“病态文明”，反对走“发财的路”。从其“救济农村”、“民族自救”的根本目的来看，乡村建设运动不失为有意义的经济文化建设活动，但其方法和途径则是保守的、落后的、倒退的、复古的。当时已经引起不少学者对此强烈批评，如

28、陈序经说，乡村建设运动，在名词上虽是很新颖，在理论上却有了复古的趋向。漆其生也说，乡村建设派多固执其农为国本之意见，过度重视农村建设之效能，而抹杀中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之必然性。有忽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行程之嫌，形成反常的复古主义。周宪文也指出，产业革命以来，农本的思想，虽然大受打击。但仍有许多学者，仅仅在表面上，穿上一件“异样”的外衣，在这外衣里面，始终未脱农本主义的窠臼。从其性质与危害来看，漆其生说，他们固持中国国民建设始终须以农业为本位，而否定工业化之重要的主张，完全是违反经济发展的历史法则，可使中国经济永续的停滞不进。反工业化而主张农业化的人，其反工业化与反市场化兼而有之，完全可以说是一

29、体的。其反工业化的理由常常也是他们反对市场经济的理由，他们认为，“商场”或“市场”有限，“夫市场者，数与量两俱可知，固达一定高度，无可扩充者也。”而工业国的制造能力却有增无减。“工业国之制造力，殆足供给再一地球之货品而有余”。由此导致市场日窄而商品日溢，引发经济危机、争夺市场的“商战”和“兵战”。“观于各国歇闭之工厂，失业之工人，及各工厂不能充分使用其力量之事实并列国竞争市场之激烈状况可以确信”。还“惹起古今未有之大战，使凡为商战者，靡不加入”。这是“工业本身”的“痞疾”。章士钊警告说，如果，“徇工无已，不知更化”，“更越二三十年，战且愈酷”。因为“贫富两阶，相去太殊”。市场经济会引发劳资矛盾

30、，导致阶级斗争和社会危机，结果是“凡在工国，无一能安，祸患奚出，不可复料。”市场经济还会腐化社会风俗与道德，开人民“贪诈嗜欲”，甚至使“贪诈成第二天性”，养成“工业竞争之恶习”，而泯灭“人类友爱之天性”；养成“享乐征逐之风”，而失去“勤俭质朴之性”。以上反市场化思潮把市场化的弊端主要归结为市场是竞争的，会导致“贪诈逐利”、“人的机器化”、贫富分化，阶级斗争，社会动荡，世界大战；市场又是有限的，会导致市场饱和，引发商品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些确实具有深邃的洞见，是市场化必须要高度关注和警惕的，但是，他们显然没有看到市场化带来的物质丰富和由此产生的人的独立自主能力和自由选择能力的提高，更难以理解“市场

31、面前人人平等”所带来的积极的社会政治后果。“统制经济”思潮虽然并不完全反对市场化，但更主张由国家直接控制和管理经济建设和整个经济运行过程，即使允许市场存在，也要由国家来严加限制和控制。在20世纪上半叶主张中国应该走工业化道路的思潮中，“统制经济”思潮与“市场竞争”思潮抗衡，其力量和影响都更大。从30年代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到40年代的完全“统制经济”，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集中程度越来越厉害。反映在社会思潮领域就是出现了既反对“资本主义派”（以胡适、吴景超、陈序经为代表，主要指独立评论派），也反对“社会主义派”（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主张“政府统制经济”的“统制派”（以中国国民党为代表）。根据梁漱

32、溟的观察，“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国内倾向这条路的人可能还要多一点，比较更有势力。此外，还有学者主张应走“民生主义之计划经济道路”。具体含义是，“把整个的中国国民经济建设，放在完整的通盘的国家计划之下去施行，在生产、分配、贸易、金融、交通各方面，国营之各重大企业，固然要依照国家的通盘计划去施行，即私营之中小企业，亦须受政府之统制，依照国家的通盘计划去进行，能使人民与政府合作，群策群力，把中国国民经济建设起来。”这种“民生主义之计划经济道路”其实也是一种“统制经济”。建国以前的社会主义派、马克思主义派是主张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也主张有限的市场化，“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但不主张从根本上走市场经济道路，而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连锁等同，主张走限制市场经济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最终走取消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建设经济上高度集中的、非市场化的、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根本宗旨是中国能够“跑上工业化道路而没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弊端”。主体内容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使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同时容忍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存在。就其根本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