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中国教育史胡瑗的教育思想文档格式.docx

1、范仲淹的出身比胡瑗还要苦，他二岁时丧父，母亲带他改嫁到苏州一户姓朱的人家，范仲淹也改为朱姓。但两个贫穷的孩子都生性聪颖，勤奋好学，志向远大。范仲淹读书时经常用冷水洗脸，稀粥充饥，不以为苦。胡瑗“七岁善属文”，十三岁通诗书，并立下“以圣贤自期许”的远大抱负和志向。两个具有相同抱负的贫困少年在不知不觉间，正走向一个人生的交叉点。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还是把眼光投到我们的主人公胡瑗的身上。少年胡瑗不同凡响的才华和志向，博得了邻里乡亲的赞誉。乡亲们曾对他父亲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后来，胡瑗家境每况愈下，“家贫无以自给”，甚至无力供他读书。然而，这并没有动摇他立志成才的决心。在贵族门阀垄断知识

2、的封建时代，身居社会下层的贫家子弟想要出人头地，简直比登天还难。好在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为出身寒微的下层知识分子打开了一条进身之阶。而宋朝的统治者，从赵匡胤开始，一直对科举制度的建设十分关心。为了保证让家境不好的远道士子们能够顺利赴京应试，赵匡胤甚至下令由各地驿馆免费接待赶考的举人。胸有鸿鹄之志的胡瑗当然希望能通过科举一举成名，遗憾的是，几次科考下来，总是名落孙山。现在已难以知道胡瑗当时的心情了，按照常理，一时的失落和沮丧是难免的，可贵的是，胡瑗并没有气馁，冷静下来反思自己：“也许是功底还浅吧。”年青的胡瑗一定是这么想的。到哪儿去补课呢？他想到了泰山，那可是个读书的好去处。主意一定，胡瑗毅然辞别

3、家人，径自北往泰山，这一年，胡瑗大概二十五岁左右的样子。不妨再回头看一看江南的范仲淹，范仲淹虽然命运多舛，但科举路途却比胡瑗通坦得多，经过寒窗苦读，在二十五岁（1015）那年，中了进士，并恢复了范姓大名。也就是说，胡瑗北上泰山时，他早在4年前就金榜题名了。与胡瑗一起上泰山的，后来比较有名的还有两位：一位是比胡瑗年长一岁、与胡瑗一样屡试不第的孙复，另一位是比胡瑗小十二岁的石介。三个人含辛茹苦，发奋攻读，“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座十年不归”。十年中，胡瑗为了潜心治学，每每接到家书，只要看到信封上写有“平安”两字，就投入涧中，不再拆开细阅，大有面壁十年的味道。如此勤奋努力，潜心学业，在中国教育史上一

4、直传为佳话。后人为了发扬这种勤奋刻苦的求学精神，将他曾投家书的涧命名为“投书涧”，并在涧边立一石碑，上书“胡安定公投书处”。功到自然成。整整十年苦读，为他们打下了坚实深厚的知识基础，提高了学识水平。三个人最后都成为一代儒学大师，被称为“宋初三先生”。十年苦读结束，风华正茂的石介如愿高中进士。也许是十年面壁参透了人生，看淡了功名，年近不惑的胡瑗没有继续在科举的路上走下去，而是回乡当起了塾师。学生们“溯其源”，喜欢称他为“安定先生”，他教书的地方被称为安定书院。想必胡瑗对这个称呼是满意的，亲切而家常，当然有不忘祖宗的意思在内，是不是又包含着他安贫乐道、宁静致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心学术的坦

5、然和从容？十年间，已步入仕途的范仲淹可走了不少路。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到了泰州，任西溪盐监，掌管盐税。稍后，与范仲淹同登进士第的滕子京也来到泰州，为泰州从事，修建文会堂。为了表示祝贺，范仲淹曾写下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的诗章：东南沧海郡，幕府清风堂。诗书对周礼，琴瑟视羲皇。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一学许周查，三迁徐陈唐。芝兰一相接，岂徙十步香，德星相聚会，千载有余光。道味清可挹，文思高若翔，笙磬得同声，精色俱激扬。栽培尽桃李，栖止俱凤凰。琢玉作镇圭，铸金为干将。猗哉滕子京，此意久而芳。酬唱应答之间，可以想见当时泰州文事的昌盛，也为泰州留下了“文会清风”的风景和佳话。可惜的是，佳话留下

6、了，文会堂却湮灭于历史的烟尘之中。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重修岳阳楼，范仲淹又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重续了在泰州时的佳话，但这已经是二人离开泰州大约二十年之后的事了。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沧桑风雨，范仲淹的文章愈显老辣，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也愈见浓烈了。其实，忧国忧民的情怀范仲淹从来就有，并贯穿一生。尽管这种情怀没在有关泰州的诗句中体现出来，却通过一道绵延180多里的范公堤永远地横亘在泰州人民心中。范仲淹是一个想干事且干实事的人。当时，泰州一带的海堤年久失修，每年秋季海潮泛滥，往往阡陌洗荡，屋毁人亡，百姓流离失所。范仲淹深感民生多艰，忧心如焚，慨然上书朝廷，经过近四年的努力，在

7、黄海之滨，筑起了一道宏伟的捍海大堤，挡住了滔滔海潮，保护了盐灶和农田，安顿了一方百姓。胡瑗从泰山回到家乡的时候，范公堤应已建成，范仲淹也已离开泰州，两个以后有着很深交往的人终究没能在泰州谋面，但“文会清风”的美谈和造福一方的范公堤，相信会让胡瑗把他熟记于心。在外交和国防积贫积弱的局势下，再加上统治阶级政策上对知识分子的极力笼络，宋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似乎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显得强烈，这几乎成为一代士人共有的情怀，他们深觉自己对政治及社会责任之重大，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的“儒者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正是宋代知识分子精神和心理的写照。在这

8、个大背景下再来看胡瑗，就会发现，胡瑗与范仲淹走的路虽然不同，心里想的却是一回事。可不要小看了胡瑗的选择。胡瑗以教育作为自己的职业，努力讲学，提倡“明体达用”之学，为的是重建儒学传统，致力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国大业。而这些正是与他儿时“以圣贤相期许”的志向相吻合。景祐元年（1034），胡瑗开始到苏州一带设学授徒，讲授儒家经术，这是他走出家门从事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始。真是无巧不成书，也就在1033年年底，范仲淹因反对废后的事刚被贬谪到苏州任苏州知事。范仲淹向来重视文教，刚到任一年有余，就在苏州南园设立郡学。也许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吧，满腹经纶的胡瑗传道授业一定

9、特别突出，并因此得到范仲淹的注意和敬重，再加上胡瑗是泰州人氏，就又多了一层特殊的情谊，所以，郡学刚一设立，胡瑗就被范仲淹聘为首任郡学教席。两个志同道合的人终于在苏州走到了一起。有范仲淹的慧眼识珠，胡瑗终于找到了一片施展才学的天地。为了办好学校，胡瑗订立了严密的学规。起初，学生不遵守学规，范仲淹见了，便将自己的儿子范纯佑送入郡学读书，拜胡瑗为师。范纯佑“尽行其规”，其他学生见了，纷纷效法，再也不敢任意违反。胡瑗在范仲淹的支持下，经过努力，终于把郡学办成为当时各地学校的楷模，为他后来成功主持湖州州学，创立分斋教学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1036年，经范仲淹引荐，已过不惑之年的胡瑗以布衣的身份，受到了宋

10、仁宗的召见。召见的缘起是雅乐的改定。历史上，各朝祭祀、朝会、宴饮、庆典都要奏乐，所奏之乐被称为雅乐，也叫宫廷音乐。在此之前，雅乐已更定过两次，一次是五代时期，一次是宋仁宗本朝。但两次更改都不令人满意，于是就有了第三次更定。这次，宋仁宗选了两个人，一位是正在知杭州的音乐家阮逸，另一位就是范仲淹举荐来的胡瑗。两人参定声律，制作钟磬，很忙活了一阵子，虽然不能十全十美，但已比原来柔和悦耳了许多。加上胡瑗举止应对悉合古礼，甚得仁宗赏识，官拜校书郎。这以后，胡瑗曾随范仲淹到西北边陲军中做事，参与幕府军事谋划，但时间不长就回来了。军事本非胡瑗所长，想必他也未必有心于此，教育才是他的强项。湖州知事滕子京的一纸

11、约聘，把胡瑗的事业推向了顶峰。1039年，湖州知事滕子京奏请朝廷在湖州设立学校。第二年，获准设立湖州州学，滕子京即延聘胡瑗主持。从1040年受聘，到他离开，胡瑗主持湖州州学前后长达十二年。在此期间，他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首创分斋教学法，精心办学，惨淡经营，勇于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培养了众多学生。对于改变当时士大夫中存在的片面崇尚辞赋的浮华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新政，兴办太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胡瑗的办学经验为中央太学所效法。1052年，胡瑗离开湖州州学，升任光禄寿丞、太学直讲，开始在中央太学执教，

12、名重天下，四方士子慕名而至者以千数，致使学舍容纳不下。所教学子，另有一种气度，人们一看便知。其中有宋室储君和理学家程颐。后又充天章阁侍讲。太学是古代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天章阁是皇宫藏书馆。礼部岁考所得学子，他的弟子就占四五成。故而宋神宗称他为真先生，范仲淹尊他为“孔孟衣钵，苏湖领袖”，苏东坡赞叹“所以苏湖士，至今怀令古”。胡瑗虽然有很高的地位，但却善于用平等友善的态度教学，与学生相互切磋。胡瑗与程颐的关系非常密切，胡瑗深为喜爱程颐这个高材生，表示自己应向他学习，而程颐虽学业精进，但毫不骄傲，非常谦虚，对胡瑗倍加敬重，师生感情历久弥深。不仅仅是程颐，胡瑗的众多学生对他这位恩师都极为尊敬和爱戴

13、。1059年，六十七岁的胡瑗以太常博士归老杭州，临行之时，弟子们纷纷前去送行，成群结队，相延百里不绝，情景极为感人。也就在这一年，胡瑗病逝于杭州，后移葬湖州。胡瑗的魂灵与他的丰功伟绩一起融入到湖州的华山秀水之中，永远地栖息在这片他深爱着的土地上。在移葬湖州的同时，在他的故里营造了衣冠冢。回首胡瑗的一生，他从一介贫民布衣，于科考之外，大器晚成，成为北宋理学的先声人物，感叹之余，不仅令人敬服。二、理学先驱 在国人的心目中，“理学”二字是和“吃人”连在一起的，理学家也一定是面目可憎、冷酷残忍的冷血动物。但请不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胡瑗先生，更不要将胡瑗先生与鲁迅笔下的鲁四老爷划上等号。胡瑗生活的时代，

14、理学体系尚未真正形成，风华正茂的胡瑗绝不是守旧的象征，他“明体达用”的学术倡导，是想借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和扬弃，启导儒家知识分子解放思想，注目现实。理学愈到后来，愈成为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变成了藏圬纳垢的一潭死水，但在胡瑗这里，却如山间奔腾而下的小溪，裹胁着清新之风，跳动着创造的激情。这也许就是事物变化的规律吧。泰州中学附属初中内的胡瑗雕像还是从头说起。在中国思想史上，汉儒治经侧重于物名训诂，到了唐太宗时，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对汉、魏以来相沿的经学作了总结，经学从此走上了末路。宋代初年，统治者仍然主张恪守古训，承袭汉、唐传注，命人编撰七经正义作为科举的蓝本和官学教科书。明确规定，科举考试中士

15、子答卷不得与经书的注疏相异。热衷于功名的士人不敢在内容上求新意，只能在文辞上下功夫，从而形成了崇尚文辞，轻视本质，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学风。在这种风气下，士子们对汉、唐儒者王弼、孔颖达等人的注疏都不敢稍有异议，陈陈相因，很少创新。国家选取的都是些一味崇尚声律浮华之词的人，缺少管理国家的真才实学。再者，由于国家实行儒、释、道并重的政策，社会上佛、道泛滥，孔孟的儒家学说则被退居一旁，几于奄奄一息。如此教化不兴，人才难出。胡瑗后来没再参加科举，不知是不是缘于对这种状况的不满。从他语气尖锐的言辞之中推测，这种因素应该是有的：国家累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陋薄。胡瑗认为，国家

16、所以累朝取士，是出于对人才迫切需要。当时，北宋王朝刚刚建立，政权还很不稳固，外有强大的辽国和正在兴起的西夏的威胁；内有王小波等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国家十分需要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经世济用之才。按理，国家应该以体用为本来选拔人才，这里的“体”，是指儒家的道德准则；“用”，则是准则的运用，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只有“明夫圣人体用”，才能“以为政教之本”。富于使命感和创新精神的胡瑗决心变革现状，他以学校和学院为阵地，以师道恢复的姿态出现在宋初学术舞台，力挽狂澜，一反世风，率先举起了不信汉、唐儒者注疏，大胆质疑，自立新解的大旗。胡瑗说：“（前人）注疏之解，谓需之所须，须于天位，何所复需，需于酒食，以

17、宴乐而已，若此，则是教人以体逸为心耳，无足为法。”胡瑗对于汉、唐儒者注疏或谓“今故不取”，或言“无足为法”，很显然，胡瑗是有“我注六经”的勇气的。据统计，胡瑗仅在周易口义一书中疑经的地方就有十余处之多，在洪范口义中也多处改正了旧有不合理的注解。即使是儒家经典，如有违正学，胡瑗也敢于谈古论今。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胡瑗大胆疑经、自立新解，开始突破了宋代初年仍然承袭汉、唐儒者治经只讲训诂，而不探求道理的旧传统，首创了宋代义理之学。胡瑗敢于创新的精神，在士子们头脑中打开了久被禁锢的铁窗，思想豁然开朗，凭己意自由解经，自立新说。在这股创新之风吹拂下，刘敞、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随潮流而出，都成了

18、风采独具的杰出人物。传统旧学的堤岸也在猛烈冲击之下，随之崩塌。思想的解放相继催生出一批批敢闯敢立的鸿儒。他们的世界观不同，接受的文化（佛、道）影响各不相同，学术观点也各有特色。他们各抒己见，标新立异，逐渐凝结成荆公新学、理学、心学等色彩纷呈的思想学派，显示出多元时代的恢弘气象。其中理学是宋代最大、也是最有势力的一个学术流派。理学的代表人物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等，南宋朱熹把他们的理论加以综合，集其大成，从而建构了宋代居主流地位的理学学派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理学把“理”视为世界的主宰和根源，强调“穷理尽性”、“存天理，灭人欲”，在人生和社会生活中，竭力提倡和提高人的理想、道德和

19、民族气节的地位，要求人们以公灭私，以性统情，以理制欲，从而达到所谓诚意正心，修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性。物极必反，理学发展到极致，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束缚人们思想、扼杀人性的工具和牢笼。胡瑗讲求明体达用以经世济国的儒家思想，与理学侈谈心性、谈理论气的风格很不相同。但如果没有胡瑗敢疑敢立的创新精神作引导，就很难说会有理学这个新儒学学派的产生。所以，黄宗羲指出：“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朱熹）有伊川（程颐）不敢忘三先生之语。黄宗羲的话很明白，胡瑗是理学的先驱人物，地位非同一般。三

20、、教育大家始于隋朝的科举考试，经过有唐一代的发展，逐步突破中古以来的门阀藩篱，为中下层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谋取功名的仕途之路。但隋唐的科举考试重视文才秀美，忽略经世济民的实用之学。唐代科举最重要者有两科：一是进士科，以诗赋为主。一是明经科，则考经义。但所考只是贴经墨义。贴经是把经文贴去几字，令其填补。墨义是就经文上下句，或注疏中的语句出题，令其回答。唐代社会重视进士，进士科遂为人才所趋，明经则为人卑视。人才既趋进士科，自然政府也只有重用进士。于是，社会好尚，都集中到诗赋声律。热衷于科举功名的士人便专习辞赋以应付考试，崇尚浮华文辞，而鄙视学习儒家经学。为了增加及第机会，应试者常常事先将自以为得意的

21、诗文呈献显贵，以博取功名，这就是唐代盛行的干投行卷之风。朱庆馀上张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姑舅，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就是当时谒举送公卷，乞人评定附上的一首小诗。文才秀美固然可以看出人才的优劣，但一旦仅凭诗赋声律录用人才，就难免有局限性，流弊也逐渐显现出来。这样录用的人才，第一是政事不谙练，第二是品德无根柢，于是，进士轻薄，遂为当时所诟病。就连学校也日益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科举日益重，学校日益轻”。位于泰州中学附属初中内的安定书院科举考试制度对士人学风和学校教育带来的这种消极影响，在北宋初年严重存在，胡瑗对此状况深为忧虑。为纠正科举和教育的时弊，胡瑗提出以“明体达

22、用之学”教授学生，将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作为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即所谓“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所谓“明体”，指懂得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所谓“达用”，指不仅自己要“明”，而且要把这些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等通达于实际，运用于实践。也就是说，学校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要培养既精通儒家经书，具有伦理道德，又能在实践中运用，具有实际才干的人才。胡瑗以“明体达用”教育学生，他们学成后，又各以所学传授，产生很大影响。胡瑗的学生刘彝更是概括了老师一生的教学活动，说先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

23、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充分肯定了胡瑗一生贯彻“明体达用”思想的成功，以及对于纠正时弊、改变学风所起的积极作用。宋史胡瑗传说：“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胡瑗最基本的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在主持湖州州学时，他把“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选入经义斋，学习儒家经典；其他学生则入治事斋，根据兴趣爱好，选学治事、治民、讲武、堰水等具体实用学科。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思想。他讲课重点突出，善于采用直观教学。胡瑗精通儒家经书，他讲经抓住要领，突出重点，着重阐明儒家经典的“忠孝仁义礼乐”的要义，循循诱导学生掌握修己治人的道理。在讲授儒家经学时，将“三礼”中所记载的当时已不易见到的礼仪和

24、器物，绘制成图表悬挂在讲堂之上，让学生理解和掌握古代的礼制，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胡瑗还十分重视游历考察，认为游历考察对于开阔人的眼界，不断获得新知是非常有益的。他曾说：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在主持湖州州学时，他曾亲自带领学生，从吴兴出发到陕西潼关等地游历考察。这在当时“尚声律浮华之词”，一般士人热衷于科举功名的社会风气中，无疑是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胡瑗既是一位经师，又是一位人师。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学记也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胡瑗进行道德教育的显著特点是注重人格感化。他以身

25、作则，以自己的行为去感化学生，使他们如坐春风，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接受道德规范。既使是大热天，他也要穿着公服坐在堂上会见诸生，“严师弟子之礼”。他的高足弟子程颐经常对人说：“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一望可知。”甚至他的学生在言谈、举止、服饰、容貌等方面，也深受胡瑗的影响，使人一望便知道是他的弟子。欧阳修曾说：“（先生弟子）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宋史胡瑗传也称：“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喜自修饬，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瑗弟子也。”其感人之深，由此可见。胡瑗对于反

26、映当时社会道德规范的各种礼节，如事父兄之礼、事君之礼等，平时也悉心研究，模范地执行。因此，当1036年接受皇帝召见时，有人考虑到他一介布衣的身份，没见过皇上，要他参见皇上前先练一下礼仪。他说：“吾平生所读书，即事君之礼，何以习为？”坦然上朝，从容应对，“蔼然如素宦于朝”，皇上高兴地对左右大臣说：“胡瑗进退周旋，举合古礼。” 胡瑗在教育领域最重要的改革措施，是他在主持湖州州学时创立的分斋教学制度。这是胡瑗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内容，也是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独特贡献。分斋教学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学校内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两部分。经义斋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学习

27、儒家经义。治事斋，又称治道斋，斋内分设各种不同学科。治事斋的学生可选择其中一科为主修，另选一科为副修。经义斋以培养比较高级的统治人才为目标，因此，它对学生的来源要求比较高，学习内容是儒家经典；治事斋则意在造就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技术、管理人才。“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其田，算历以明数是也。”胡瑗设立分斋教学制度，其目的在于提倡实学，反对当时崇尚的专讲究声律浮华的辞藻，以应付科举考试的空疏之学，根据学生的不同材质，把他们培养成通经、治事的有用之才。经胡瑗分斋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言其师说，敦尚行实”，有的谙于经义，有的长乎吏事，在当时传为美谈。分斋教学制度是对中国古代教学制度的

28、一项重大革新。它在中国教学制度史上第一次把民、兵、水利、算历等军事和自然科学知识正式纳入官学教学体系之中，与儒家经典取得了同等的地位。分斋教学制度产生后，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四方之士，云集受业”，纷纷到胡瑗主持的湖州州学来求学。分斋教学直接影响了中央官学的教学制度，京城开封设立的太学当时就“取胡瑗法以为法”。北宋以后，历朝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等中央官学，大都实行分斋教学。分斋教学对书院教学制度影响也很大。北宋以后的书院，尤其是规模较大的书院，往往也采用分斋教学。清初实学思想家、教育家颜元曾说：“秦汉以降，则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经义、治事斋，虽分析已差，而其事颇实矣

29、。”晚年他规划漳南书院，分设文事、武事、经史、艺能、理学、贴括六斋，是直接借鉴和发展了胡瑗的分斋教学制度。清朝后期泰州另一位热衷教育的大家刘熙载的教育思想受同乡胡瑗的影响很深，他晚年主讲龙门书院以后，也推行胡瑗的分斋教学法，根据学生的程度、志趣、特长进行分斋教学，时人誉之为“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如果从胡瑗出生那年算起，到今天刚刚过了千年。千年回首，古城泰州在时代的风风雨雨中已有过不少的变化，北宋时曾经的繁华和荣耀，也大都随着历史的轮转而湮灭殆尽，惟有安定书院中那株胡瑗亲手栽下的千年银杏，虽历经岁月的磨砺，却依然枝繁叶茂。闲暇之余，今天的泰州人仍然喜欢带自己的孩子来到安定书院古银杏树下，讲一讲古老的故事，让孩子感受一下那千年盈耳的读书声。 千年银杏是啊，树可以老，但精神不老，人可以死，但精神长存。这也正是古城泰州人才辈出的根本所在吧！我国著名教育家对教育的贡献（10）胡瑷胡瑷（993-1059）字翼之，我国北宋初期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胡瑷终生从事教育，他提倡明体达用的教育目的,对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