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流派.docx

1、文学流派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慷慨悲凉的诗文风格。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所以这一时期的诗文风格就被成为“建安风骨”。这一时代的作家，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代表，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

2、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诗文婉约；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正始文学魏末正始（魏齐王曹芳年号）年间，司马家族专权，政治环境恶劣，许多文人名士

3、既不愿与司马氏集团合作，但又惧于黑暗势力，怕遭杀身之祸，加上老庄思想的影响与玄学思想的兴起，当时的文学失去了建安时期文学慷慨悲凉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表现出在司马氏黑暗势力统治下的精神苦闷与抗争，这一时期诗文抑郁曲隐，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司马氏以“名教”作号召，标榜以孝治天下）。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正始文学”。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的“竹林七贤”。太康体太康体是指西晋太康时期的文风。太康（280-289） 年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太康时期，政治较稳定，文风鼎盛，产生了一批有才气的作家，著名的有潘岳、陆机、陆云、张载、张协等。这个时期的作品，都不太重视诗的内容，

4、无论诗歌辞赋，都用心雕琢，注意修炼辞藻，追求华美的辞藻和公整的对偶，失去了汉魏诗歌的浑厚风格。武帝司马炎死后，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使得太康体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在战乱中消失了。左思风力左思风力是对西晋太康时期诗人左思诗歌风格的形象概括。左思（252？-306），字太冲，淄博（今山东淄博市人）。左思博学多才，创作三都赋，十年乃成，朝野竞相传抄，一时洛阳为纸贵。左思志高才雄，胸怀豪迈，是西晋最杰出的诗人，其诗情调高亢，辞采壮丽，笔力矫健，气势昂扬，形成独有的豪壮风格。他的代表作咏史八首虽云咏史，实则借咏史来抒发他对现实的不满及感慨，借咏史而咏怀，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猛烈抨击不合理的门阀制

5、度，表现了对门阀制度的极度蔑视和反抗，因而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抒写怀抱，抨击现实，多不平之音，和当时的华丽诗风迥然不同。他诗歌创作的这种精神，钟嵘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玄言诗玄言诗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魏晋以后，社会动荡不安，士大夫托意玄虚以求全身远祸，逃避现实。加之佛教的盛行，使玄学与佛教逐步结合，许多文人“寄言上德，托意玄珠”（上德出自老子德经，即盛德、大德；玄珠出自庄子天地篇意味着道，又是金丹的隐语。），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玄言诗以玄学思想方法体悟玄理，大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缺乏真挚感情，诗

6、味不浓，文学价值不高，所以作品绝大多数失传。但其中通过景物来表现哲理的作品，为山水诗的出现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南朝宫体诗宫体诗，是指南朝梁和陈代所流行的一种诗歌流派。主要的作家是萧梁皇族及其文学侍从，内容多是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形式上则追求辞藻靡丽，声律严整，时称“宫体”，后来因称艳情诗为宫体诗。“宫体”之名，始见于梁书简文帝纪对萧纲的评语：“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宫体诗中有不少以写妇女生活及体态为内容，如子夜四时歌：“开窗取月光，灭烛解罗裳。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都充满了绵绵的暧昧之情，因此受到不少批评。其实宫体诗内容并非限于妇女生活，也有一些抒情咏物之作，即使写妇女生活的作品，格调

7、低下的也只占少数。总的来说，宫体诗的情调流于轻艳，诗风比较柔靡缓弱。但是宫体诗在形式上更趋于格律化，对于后来的律诗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山水田园诗派山水田园诗派是唐代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盛唐时期社会安定，社会上佛道思想流行，道家崇尚自然及返朴归真的追求和佛家禅宗的净心明性的境界，为诗歌提供了文化及审美心理的基垫。他们继承陶渊明、谢灵运山水诗的创作传统，通过描绘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静的心境和隐逸的思想，因此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他们的诗歌以描绘自然山水和田园风光为主，风格清新自然，意境淡远闲适，写景状物工致传神，提高了诗歌表现自然景物的艺术技巧，是唐诗艺苑中的一枝奇葩。代表人物有王维

8、、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合成“王孟韦柳”。其他田园诗人还有刘长卿、裴迪、储光羲、常建等。附：魏晋南北朝两大仕族领袖陈郡谢氏陈郡谢氏的发迹史就是从淝水之战的谢安、谢玄和谢石的丰功伟绩而名满天下（谢安为总指挥官，谢玄谢石主导战争的胜利），确实，如果没有淝水之战的东晋胜利（打败苻坚的前秦），中国的历史将改写，华夏汉文明免遭北方蛮族的彻底灭亡。历史学界也认为，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淝水之战奠定了南北朝，可见淝水之战的影响深远。就是这次古代世界著名的淝水之战陈郡谢氏扮演了主角，谢家才从一个普通士族变成了与琅琊王氏并列的一级名门望族。谢公义（385年433年），字灵运，浙江会稽人（今绍兴），原为陈郡谢

9、氏士族，汉族。东晋名将谢玄之孙，谢瑍幼子，小名“客”，人称谢客。又以袭封康乐公，称谢康公、谢康乐。著名山水诗人，主要创作活动在刘宋时代，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由灵运始，山水诗乃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谢惠连（397或407433年），南朝宋文学家。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方明之子，谢灵运族弟。他10岁能作文，深得谢灵运的赏识，见其新文，常感慨“张华重生，不能易也。”诗品引谢氏家录称：“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据说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就是在梦中见到谢惠连而写出来的。本州辟主簿，不就。谢惠连行止轻薄不检，原先爱幸会稽郡吏杜德灵，居父丧期间还

10、向杜德灵赠诗，大为时论所非，因此不得仕进。仕宦失意谢朓（464499年），字玄晖。汉族，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南朝齐时著名的山水诗人，出身世家大族。谢朓与谢灵运同族，世称“小谢”。初任竟陵王萧子良功曹、文学，为“竟陵八友”之一。后官宣城太守，终尚书吏部郎，又称谢宣城、谢吏部。东昏侯永元初，遭始安王萧遥光诬陷，下狱死。曾与沈约等共创“永明体”。今存诗二百余首，多描写自然景物，间亦直抒怀抱，诗风清新秀丽，圆美流转，善于发端，时有佳句；又平仄协调，对偶工整，开启唐代律绝之先河。 琅琊王氏琅琊王氏家族的兴盛时期是东晋，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许多家族都举族迁居长江以南避乱，王氏家族也是衣冠南渡。 在建

11、康（今南京）司马睿在王氏家族的拥戴之下建立了东晋王朝，中兴了晋室。王氏家族在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地位名望之高其他家族根本无法取代。只有在淝水之战中崭露头角的谢氏家族能与之平肩，并被后人合称“王谢”。东晋100年后，司马氏被自己的一个将领名叫刘裕的取代了，刘裕自立国号为宋（南朝宋），同时期鲜卑拓跋氏统一了北方，自立国号为魏（北魏），历史进入南北朝。代表人物：竹林七贤之王戎，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祖籍山东琅琊，南迁到会稽即今绍兴）等。“王谢”是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在六朝时期两大家族的并称，又是简称。其代表指王导和谢安。王导与其兄王敦是东晋王朝的实际创建者，可以说他们缔造了东晋王朝，67年之后是谢安与侄子

12、谢玄在淝水之战中挽救了东晋王朝。王谢对东晋的贡献非常之大。两个家族渊源深厚，例如谢安曾习书法于王羲之，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又娶了谢安的侄女为妻，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才女谢道韫。东晋时期的大族不止王谢两家，有谯国桓氏、颍川庾氏，南朝时期有陈郡袁氏、兰陵萧氏，后人皆简称：“王谢庾桓”、“王谢袁萧”，王谢庾桓袁萧几家其实都有渊源都有关系，确都没有“王谢”知名，估计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首乌衣巷使得“王谢”千古流传吧。边塞诗派边塞诗派是盛唐的诗歌流派之一。唐时，各民族不断进行融合，但也时常发生一些民族冲突，边塞战争频繁。这些历史现象对当时的生活影响较大，因此也成为许多诗人的歌咏题材。这些诗作多写军旅征战生活

13、、边塞风光景物、边上的风土民情，以及征人思妇的深切思念。内容大同，诗风相近，所以被成为边塞诗派。边塞诗人的作品气势奔放，慷慨激昂，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边塞诗形式上多为七言歌行或五、七言绝句，诗风悲壮，格调雄浑，最足以表现盛唐气象。王昌龄的出塞、从军行，李颀的古从军行，是唐边塞诗中的杰作。王之涣和崔颢等人也写过一些边塞诗，但以高适、岑参最为知名，所以也叫高岑诗派。唐宋古文运动唐宋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它在形式方面是“反六朝，复古体”，在文体上要求恢复先秦两汉古代散文的传统。自南北朝以

14、来，文坛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辞藻等形式，形式多空洞无物，华而不实。为了改革文风，唐宋时代发起了倡导古文的“古文运动”。“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除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外，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晚唐五代，骈文又弥漫文坛。北宋时期，以欧阳修的带领下，又掀起一场古文运动。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倡导古文，他高举崇

15、儒尊韩的旗帜，同时把儒学和现实联系起来，强调“明道”与“致用”相结合，写出了大量明畅婉转的散文。稍后，王安石、曾巩、三苏等将宋代古文运动推向高潮。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是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导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相对汉乐府而提出的，其含义就是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故又名“新乐府运动”。唐朝贞元、元和之际，广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兴唐朝的统治。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新乐府序

16、中全面提出了新乐府诗歌的创作原则，要求文辞质朴易懂，便于读者理解；说的话要直截了当，切中时弊，使闻者足戒；叙事要有根据，令人信服；还要词句通顺，合于声律，可以入乐。宣称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诗的特点是：自创新题，咏写时事，体现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除白居易而外，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也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作家。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并为新乐府运动中的优秀作品。新乐府诗试图在诗中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然而此类型的创作不免会触动到权贵人士，因此在风气的推展上并不顺利。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遭谤被

17、贬，远谪江州，新乐府运动也因之受挫。花间派花间派是晚唐五代词派，其名字起源于花间集前蜀王衍、后蜀孟昶，皆溺与声色，君臣纵情游乐，词曲艳发，这一时期的词把视野完全转向花柳风月，多写女性的姿色与生活情状，特别是她们的内心生活。崇尚雕饰，追求婉媚，充溢着脂香腻粉的气味。五代后蜀赵崇祚选录唐末五代词人18家作品500首编成花间集（10卷），其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孙光宪外，其余如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顾夐、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等，都是集中在蜀地的文人。他们的词风大体相近。后世因而称之为花间派温庭筠、韦庄是其代表作家，二人虽都侧重写艳情离愁，但风格不同

18、，温词秾艳华美，韦词疏淡明秀。其余词人，多蹈温、韦余风，内容不外歌咏旅愁闺怨、合欢离恨，多局限于男女燕婉之私，格调不高。花间词在思想上无甚可取，但其文学富艳精工，艺术成就较高，对后世词作影响较大。西昆体西昆体，北宋初年一种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的诗体。宋初，杨亿、刘筠、钱惟演曾于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间，聚集于皇帝藏书的秘阁，编纂历代君臣事迹，诏题册府元龟，他们把在编书之余所写的酬唱诗结集为西昆酬唱集。西昆体也由此得名。西昆体诗人提倡学习李商隐，主张词歌语义要深。他们大多有良好的词章修养，技法圆熟，善于在诗作中大量摭拾典故和前人的佳词妙语，以求意旨幽深。其作大抵音律谐美

19、，词采精丽，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他们不满白体诗的浅切，也不满晚唐体的枯寂，提倡学习李商隐，主张诗歌语义要深，词章艳丽，用典精巧。对偶工整。由于西昆体作家，大多社会地位较高，生活优越，因此他们的词少有现实内容，多为酬唱之作。另外，西昆诗人只是一味模拟，缺乏真情实感，刻板地搬用李商隐的诗题、典故、词藻，所以被嘲为把李商隐“挦”得“衣服败敝”，更被复古派的石介视为“怪”现象加以攻击。其后欧阳修、梅尧臣等开创新的诗风，西昆体乃告衰歇。婉约词派婉约词是自花间词下，该派之词，内容多写儿女情长，离愁别绪，词风含蓄，隐喻曲折，寄情委婉，文辞绮丽。代表人物自温庭筠始，继之有欧阳修、晏殊、晏几道、柳永、秦观、贺铸、

20、李清照等。婉约派的词人既有文学素养，又都洞晓音律，每填一阕，往往锤炼字句，审音度曲，把如画的意境、精炼的语言和美妙的音乐紧密结合起来，既表情达意，又悦耳动听，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两宋期间，婉约词空前繁荣，风靡全国。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王世贞的弇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豪放词派豪放派是宋词的一个流派，与婉约派并为宋词两大词派。代表词人为苏轼、辛弃疾等。豪放词由北宋苏轼开创经南宋辛弃疾发展而推向高峰。豪放词派打破婉约词

21、派的风格，风格豪迈奔放，意境雄起豁达，语言流利畅达。豪放词派不仅描写花间、月下，儿女私情，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像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所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它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而不以主含蓄婉曲为能事。词论家对苏轼词所作的“横放杰出”“词气迈往”“书挟海上风涛之气”之评，对辛弃疾所作的“慷慨纵横”“不可一世”之评，概况了豪放派的整体风格。豪放派虽以豪放为主体风格，却也不乏清秀婉约之作，不名之家如此，名家亦如此。苏词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辛词粉蝶儿昨日春、青玉案东风夜放等皆是可伯仲婉约词的名篇。雅正派宋词流派之一，是

22、南宋后期最大词派。他们避免了婉约派中的华艳轻浮，但对婉约派的脱离现实、追求形式、进究辞藻的倾向仍然继承了下来，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发展。他们写词所遵循的准则就是一个“雅”字，因而后人又称他们为“雅正派”或“醇雅派”。雅正派非常重视韵律，以“中正平和”之音，“典雅纯正“之辞净化词，具有韵，精密清越，格调高雅幽洁，笔力清健冷隽的风格。雅正派的主要代表有姜夔、史达祖等人。从风格上看，可分为以姜夔、史达祖为代表的姜派（清空派），以吴文英为代表的吴派（密丽派）。姜派（清空派）。姜词清健空灵、幽冷疏宕、音韵 高绝，深有寓刚于柔、运密于疏的特有风格。其代表作暗香、疏影最能体现其风格，其中亦寓家国兴亡之感。吴派（

23、密丽派），他另辟隐秀幽邃一路，善于熟练句法，雕琢辞藻，令人眩目。闲逸派闲逸派是宋朝时的一个词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僧仲殊、朱敦儒、黄裳、周紫芝。这派词人深受晋、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影响，直接承继中唐张志和渔歌子等词的传统。他们或情志高洁，酷爱自然，或隐逸远世，保真养性，或受挫避祸、闲放退居，表现了一种特有的闲远超逸之态。就此而言，这派词可称之为逸人之词。闲逸派诗人随着时代氛围和个人气质、境遇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旷逸、雅逸派。旷逸词派，以闲逸、旷达为主要风格：雅逸词派词人受到晏、欧、周雅词，特别是雅正派词影响，以柔笔雅辞写山川景物，叙宴饮交游，抒闲情逸致，偏重于典雅和藻饰，与旷逸派的自然野趣、超旷飘逸有

24、异。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追随和效法黄庭坚的诗人颇多，逐渐形成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诗歌流派。黄庭坚的诗歌观念对于江西诗派的形成至关重要。黄庭坚论诗以“不俗”为高标，而要达到这种境界，他强调须多读书。他说“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只有“胸中有万卷书”，才能“笔下无一点尘俗气”。 黄庭坚对多读书的强调，并非是为学问而学问，而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在于认真学习、广泛吸取前人一切好的东西，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和发展。其二是 作为一种学养的积累，以增加诗歌的内涵与意蕴，力去浅俗。其三在于主观修养和性情的陶冶，培养一种以儒

25、家基本精神为底蕴而又超脱流俗、独具个性的气质，为 人“不俗”，才能写出“出尘拔俗”之诗。黄庭坚最为著名的诗歌主张之一“点铁成金”实际上也与他所强调的主观修养有关。到了宋末，因为诗派成员多学杜甫，就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江西诗派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而又不能“求新”，于是拾人牙慧，典故连篇，形象枯竭，形成了江西诗派中的末流。这是江西诗派长期以来受人讥评的主要原因。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汉族，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

26、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早年受知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 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豫章，郡名，广义上即指今江西省，狭义上指南昌区域，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滕王阁即位于南昌市赣江东岸，故王勃所谓：豫章故郡。江南三大名楼另外两个是湖北武昌黄鹤楼与湖南岳阳洞庭湖畔岳阳楼）。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永嘉四灵永嘉四灵南宋中叶的诗歌流派，代表南宋后期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倾向。永嘉四灵是当时生长于浙江永嘉（今浙江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形成中国南宋中叶的诗歌流派，代

27、表南宋后期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倾向。因彼此旨趣相投，诗格相类，工为唐律，专以晚唐贾岛、姚合为法，谓之唐体，字号中都带有“灵”字，而温州古为永嘉郡，遂称之为“永嘉四灵”。他们的诗风承袭晚唐，选择了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道路，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诗体的特点是：继承了山水诗人、田园诗人的传统，满足于啸傲田园、寄情泉石的闲逸生活。在艺术上，又能刻意求工，忌用典，尚白描，轻古体而重近体，尤重五律。甚至要求全诗字数不得超过40字。在较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派诗人以学问为诗的习气。“四灵”诗歌并非“寒蝉哀鸣”，也不是远离社会现实，只透露“狭窄的心理”。它在宋代诗歌史上应有较高的地位，对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

28、价值的评价，特别是对积极用世方面的评价，需要突破由来已久的思维定势，多一些多元意识和宽容意识。白描：是中国画技法名，指单用墨色线条勾描形象而不施彩色的画法；白描也是文学表现手法之一，主要用朴素简炼的文字描摹形象，不重词藻修饰与渲染烘托。台阁体明朝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坛上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以当时馆阁文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号称“三杨”） 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三杨”都是当时的台阁重臣，故他们的诗文有“台阁体”之称。永乐成化年间，是明朝的“太平盛世”，因此他们的诗文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多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应制”和应酬之作，脱离社会生活缺乏实际内容，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

29、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这种文风由于由统治者倡导，因此一时模仿成风，千篇一律成为流弊。台阁体这种萎靡的文风渐为时代所不容，革除流弊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后起的茶陵派、前七子等流派的冲击下，渐渐退出了文坛。明代名臣中另有杨廷和，乃文学家杨慎（滚滚长江东逝水）之父。茶陵诗派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诗歌流派，因该派首领李东阳为茶陵人，故称。当时社会弊病已日见严重，台阁体阿谀粉饰的文风已不容不变，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以图洗涤台阁体单缓冗沓的风气，振兴文坛。明

30、代大学士、立朝五十年的李东阳，以他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将故乡“茶陵”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文学史史册上。他们主性情，反模拟，推崇李杜，不拘一格；并且重视诗歌的声调、节奏、法度、用字，要以不同的风格代替台阁体。李东阳官居相位，并主持文坛，门生众多，其诗论诗风堪称一代之盛，成为台阁体向前后七子复古运动之间的过渡。但因李东阳生活圈子平静狭小四十年不出国门，其诗多是题赠之作和咏史之作，内容大体不出宫廷、馆阁的生活，诸如坐拥图书消暇日，梦随冠盖入新年之类，故使茶陵诗风并未脱离典雅工丽的台阁体的影响。但其宗法唐诗的主张，以及师古的创作倾向，却成为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先声。前后七子前后七子指的是明朝中叶的

31、诗文流派。15世纪末以后，明代诗文领域内经历了一次新的变化，这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文学复古思潮日趋活跃。以李梦阳、王世贞等人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在这一阶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前七子的成员有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是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代表的文学群体，活跃于弘治（朱祐樘）、正德（朱厚照）间。后七子成员有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后七子中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活跃于嘉靖（朱厚熜）、隆庆（朱载垕）间。从前后七子文学活动的积极意义上看，首先它们在复古的旗帜下，为文学寻求了一席独立存在的地位。特别是前七子崛起之初，文坛歌颂圣德、粉饰太平的台阁体创作风气

32、还没有完全消除，加上程朱理学学风的炽热，文士中有轻视诗文而热衷于治经穷理的倾向，一些“文学土”甚至遭到排挤打击。其次，在重视文学独立地位的基础上，前后七子增强了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对旧的文学价值观念和创作实践发起了一定的冲击。如后七子提出重“辞”而轻“理”的主张，虽有过多地注重文学形式的一面，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以重形式的手段来摆脱文学受道德说教束缚的要求。公安派公安派是明神宗万历（1573-1620）年间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为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