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docx

1、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地理环境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中国”与“天下” 华夷界限与天下一统 统一的经济基础 多元一体的政治制度 统一过程与民族融合 民族关系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现在的五十几个民族及其祖先，几千年来一直共同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几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以外，绝大多数民族都是中国的土著民族，都可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追溯出两千年以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一点与西方很多国家都不同。 中国各民族，长期生活在统一的国家之中。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两千多年来，尽管出现过多次分裂，但与统一相比，分裂的时间是短暂的，统

2、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而且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巩固。 中国的统一与辽阔的疆域，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开发的。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也是中国56个民族及其祖先在儿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出来的。其中汉族居于主导地位，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 地理环境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历史的面貌与发展方向，一向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密切的联系。中国的长期统一和各民族的内聚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东亚的自然环境。中国的地理环境，由于其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半封闭的、内向型的区域。这种环境一方面阻隔着同这一区域之外的交通，另一方面又保证着这一区域之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中国虽然多次分裂，但最终总能归于统一，

3、而且每次统一的版图都大体相似，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联。总之，这个地理区域的环境特点促成了多元文化的产生，又使多元文化在发展中逐渐走向一体，走向统一。 中国北方有辽阔的蒙古高原，高原上以草原为主要景观。草原被横亘于中间的大沙漠、戈壁和阴山分割为内蒙古（漠南）和外蒙古（漠北）两片；在蒙古高原的北方，则是东西向绵延数千公里的山脉，山脉以北就是寒冷的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南部，与蒙古草原相邻的山地中，有一些零星的部落居住在一些向阳的山坡和谷地中，如古代的丁零、黠嘎斯（柯尔克孜人的祖先）等部。他们世世代代千方百计地向南发展，以图进入平坦辽阔、水草丰美的蒙古草原。蒙古草原上则相继有北狄、匈奴、鲜卑、突厥、回纥

4、和蒙古等部，盘马弯弓，四处游牧。他们向往长城以内的富庶与繁荣，钦慕中原的文化，一直具有南下的趋势。 中国的东北，西有兴安岭与蒙古草原相隔，东边则是浩淼的太平洋，北边东西向横列着外兴安岭，把中国的东北与千里冰封的东西伯利亚划分为两个区域。在这片由山海隔出的地域内，有辽阔的东北平原与丘陵地带。这里森林密布，沃野千里，北部宜于狩猎放牧，南部可以农耕。相继有东胡、肃慎（满族祖先）、乌桓、鲜卑（锡伯族祖先）、室韦（蒙古族祖先）、契丹和女真等族居处。东北与华北大平原之间，沿着渤海之滨，有一条狭长的走廊，由长城东端的山海关控扼其间。几千年来，起源于东北的民族，有的西向越过兴安岭，进入蒙古草原，如鲜卑、室韦；

5、但更多的则相继沿着这条走廊南下，向温暖富庶和更为辽阔肥沃的中原发展。 中国的西北边陲，古称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亚地区。新疆由一系列祟山峻岭和难以逾越的荒漠戈壁构成天然的屏障。其北方是唐努山与阿尔泰山，阻挡着西伯利亚的寒流；西边是葱岭和海拔 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南边是巍巍喀喇昆仑山，阻断了与青藏高原的交通。可见，这里是一个南北西三面环山的区域，只有东边敞开，向东北可进入蒙古草原，向东南沿河西走廊可直达甘、青地区和富庶的关中平原。这里自古相继有塞人、乌孙、月氏、匈奴、突厥、回纥和蒙古准噶尔部等部居处。这些古代的部落与民族，或来自于蒙古草原（匈奴、突厥、回纥、蒙古），或

6、来自于河西走廊（乌孙、月氏），在此定居之后，也都以东部的中原和蒙古草原为主要的交流和发展方向。 葱岭以西的中亚河中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在清代和清代以前的古代，也曾经长期是中国的疆域。它处于平行流入咸海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由一些山间盆地和绿洲组成，居住着粟特等经商务农的民族，这里是一个单独的地理区域。由于其西、北两边是干旱的草原与荒漠，活跃着强悍的游牧民族，南边是高山雪岭，为了经商和获得军事上保护的需要，使得粟特人自古以蒙古草原和中原为主要外出活动的区域。 中国的西南边界，则由世界最高的一列山脉，海拔5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和谷深水急的横断山脉连接而成，构成

7、世界上最难以逾越的天险屏障。在古代，这里是中国交通最不方便的区域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由千山万壑组成的云贵高原。在这片区域中，自古就生活着吐蕃（藏族祖先）、门巴、羌、白、苗、傣等几十个民族。受西南方天堑屏障的阻挡和中原的吸引，这些民族活动和发展的方向也都是东北方的中原。 中国大陆的东南，则由一万余公里的海岸线组成，东南方的滔滔大海，长期被古代祖先们视为陆地的尽头。 中国这种变化多样而又具有内聚型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历史面貌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造就了文化各异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差距的各民族。如北方的游牧族，东北的狩猎族，天山以南的绿洲文化，西南藏、羌等民族半农半牧的高原文化。而连接着中国各地的

8、江河水网，山间草原上的自然孔道，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又把各地区和民族日益紧密地联结起来。 自古生活于中原四边的少数民族，一方面他们向外发展受到各种天然屏障和自然环境的阻隔与限制，另一方面中原温和的气候，辽阔肥沃而平坦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物产，特别是先进的文化，对他们有无限的吸引力。于是，几千年来，中国四边的少数民族，他们各种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活动，都是向着中原的方向，即黄河与长江中下游流域发展。这种地理环境因素，产生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断内聚的总体趋势。 二 “中国”与“天下” 今天的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56个民族，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这样的一个现实，是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结果。

9、“中国”一词，早在三千多年以前的商周时期就已屡屡使用，但古代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内涵是不同的。它所反映的时代和地域，最早是传说时代居住于黄河中游的尧、舜及其部落控制的区域（孟子滕文公上）；接着是夏朝、商朝和周朝的中心区域。以后，尽管中原王朝不断更迭，疆域不断扩大，中国一词的内涵也有所扩大，但始终以中原地区为主。那么，中原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四边的少数民族地区，是否在古代就不属于我国呢?并非如此。对此，我们应该准确理解古代“中国”一词的含义，进而准确理解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 中国一词，作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名称，从辛亥革命以后才开始使用。在此以前，历代王朝，从夏、商、周到清代，其国号都以

10、朝代名称命名。如：“大唐”、“大宋”、“大元”、“大明”、“大清”等。 在古代，“中国”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它只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这个地域并不是国家的全部领域，而仅仅是这个领域的中心部分。如：春秋毛传称：“中国，京师也。”也就是说，中国在商、周时代是商王或周王所在的“王畿”，即首都的代称。诗大雅民劳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也就是说，“中国”是与“四方”相对而言的，是抚绥控驭“四方”的。而四方都包括哪些内容呢?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称：“案京师为首，诸侯为手，四裔为足，所以为中国人也。”也就是说，四方包括了周王分封的诸侯国和受周王管辖的各边疆少数民族。 那么，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千年中，我们的祖先

11、们是如何称呼我们的国家呢? 在古代，整个国家的概念是以“天下”、“四海”、“海内”等词来称呼的。这几个词是与“中国”一词同时存在和使用的。 例如：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尚书尧典称，帝尧“光宅天下”；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尚书大禹谟“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孟子梁惠王“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礼记中庸曰，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 古人对于“天下”、“海内”和“中国”之内涵的不同，也有很多清楚的议论。 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他又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不

12、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可见，“中国”只是天子的国都，“天下”才是全国。中国与天下是不同的概念。 先秦时期产生的这些思想和概念，此后成为中国历代的传统。如唐太宗时期（626一649年），太宗与几位大臣在讨论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时，有如下议论：“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中国，根干也；四夷，枝叶也”。在征服了突厥汗国以后，大臣魏徵向唐太宗说：“突厥破灭，海内康宁”。这时，漠北的突厥、铁勒等部民众向唐太宗说：“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二十一年）可见，中国、唐朝、天下或海内，是三个不同的概

13、念。当时的“中国”主要指长城以内的区域。“唐朝”则大于中国，它包括了长城以外的西域（今新疆及中亚部分地区）、漠南（今内蒙古）和东北的契丹、奚等部。唐朝在西域设安西和北庭都护府；在漠南设顺、祜、化、长、定襄和云中六个都督府；在东北设安东都护府。而“天下”，又大于唐朝，它包括了吐蕃、南诏和突厥等唐朝尚未建立管理机构的地区。唐太宗说：“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乐乐之。”（新唐书回鹘传下薛延陀）可见，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天子是有责任管理和安定天下的。 在古代人的观念中，“天下”，既包括中原地区，也包括四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天下”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直至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了中华民国，提出五族共和，

14、“中国”一词才成为具有现代国家意义的正式名称。所以，我们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原画等号，也不能把它与历代中原王朝画等号。历史上的中国，在地域上应包括中国各民族的地区，在政权上应包括各民族建立的中原与地方政权。 通过回顾“中国”一词内涵的演变历史，我们就可以明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中国时所炮制的“满蒙自古非中国论”是多么荒谬。如今，仍有一些西方学者和中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只把中国古代的汉族称为“中国人”，只把汉族所建立的政权叫做“中国”，仍在宣扬“长城以北非中国论”、“古代新疆非中国论”等论调。持这种论调的人，不是对历史的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三 华夷界限与天下一统 天下一统，天下一家，是中国古已

15、有之并流传了几千年的思想传统。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 战国时期的地理书禹贡将天下分为九州，每个州又分为若干个国。“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禹贡很明确地描述了九州的地理位置、山川物产，是一个很清楚的地理概念，它既包括中原，也包括了四边的少数民族地区。 古人认为，天于的职责就是“混一九州”，“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做不到这一点的，就是不称职的天于。所以宋代宰相司马光说：“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资治通鉴卷

16、六九，黄初二年四月） 几千年来，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抱着这样“混一九州”、“一统天下”的思想。 在九州、四海之内，尽管有华夏和夷狄的区分，有民族歧视的观念和政策，如历代汉族统治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蒙元统治者对不同民族的等级划分；满清统治者对汉人的防范等。但几千年来，“夷夏一体”、“四海一家”的思想，“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四月）的思想，始终与这些民族歧视的观念并存，并且成为统治者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所以唐太宗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四海可使如一家。”他还说：“自古皆

17、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 唐太宗的这些言论与政策，一直被后世的历代君王视为抚绥和统治少数民族的榜样。几千年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执行了或多或少善待异民族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出发点，当然不是由于统治者的善良，而是维护统治的需要。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中原王朝，境内都包括了众多的民族。早在商周时代，境内就有戎、狄、夷、越等族。春秋时代，“夷蛮戎狄，犹错处内地”。汉、唐时期，疆域更加辽阔，包括了今新疆及中亚地区、内外蒙古、东北三省及云南福建等地，民族更加众多。没有一个合适的民族政策，就无法维持如此大的疆域。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原政权来说，更是如此。即便

18、是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也往往是多民族杂处的局面。如1125年以后契丹人在中亚和新疆建立的西辽王朝，其境内的居民则以回纥、粟特、鞑靼等族为主。即便是吐蕃王国，境内也充满了汉、羌、白等多民族的人民。明末在东三省割据的满族后金政权，兵马十多万，“半皆中华人（汉人）”（筹辽硕画卷四三）。当时的辽东居民“华人十七，高丽土著、归附女直野人十三” （辽东志卷一）。因此，当时的满族首领努尔哈赤说：“天降大国之君，宜为天下共主，岂独吾一身之主?”（清太祖实录） 几千年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使得华夷之分的概念逐渐淡漠，各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则日益深人人心。到了1840

19、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连续一百多年的侵略、瓜分和掠夺，中华各民族都深受其害，国家的衰亡、外敌的入侵给各民族带来的亡国灭种的灾难，联合抵抗外敌、命运与共的处境，使各民族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国也最终代替了各种王朝或“天下”、“四海”、“海内”、“九州”等称呼，而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国家的名称。 四 统一的经济基础 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疆域辽阔的大帝国。如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4世纪），疆域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罗马帝国（公元前30一公元476年），疆域东起西亚两河流域，西至西班牙，北达多瑙河、莱茵河，南到北部非洲。蒙古帝国（公元13世纪）东起黄河流

20、域，西至伊朗高原、欧洲东部。这些靠武力征服建立的帝国虽曾一度横跨欧亚大陆，盛极一时，却没有一个能够作为统一国家的共同体而维持下来。 古代的中国与上述帝国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各地的地形、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千差万别，造成了地域之间经济文化面貌的巨大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人们要分别开发和利用不同的自然资源，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众多民族和多元的文化。不同的地域与文化，既有隔阂的一面，又有互相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需要。因此，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使得自古以来的各地区与民族之间，冲破了山河阻隔，一直进行着日益密

21、切的经济交流。 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分布于周边地区。这些地区与汉族聚居的中原 （黄河、长江中下游流域）相比，自然地理条件有巨大的差别。中原气候温和，土地平坦而肥沃，宜于农耕。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寒冷干燥，多草原、沙漠和森林，宜于牧业和狩猎。南方民族居住区气温高，潮湿多雨，多高山、丘陵、河流与湖泊，宜于农业和渔业。各个地区相比，中原物产最为丰富，经济文化最为发达，而各边疆地区的经济往往比较单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使得各边疆少数民族都有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与中原地区进行经济交流的迫切愿望。中原地区因此也得到了自己所缺乏的畜牧业等产品的补充。这种交流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有朝贡、赏赐、互市等各种形式。

22、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几千年来四边少数民族都向中原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国各民族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基础。在对中原农业、手工业产品的依赖和向中原的积极发展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历代的北方游牧民族。 历史上活跃在北方蒙古草原的相继有匈奴、鲜卑、柔然、高车、突厥、回纥和蒙古等游牧民族。游牧经济产品比较单一，牧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粮食、布匹、金属工具和各种手工业品等都需要用畜产品从中原换回，所以游牧经济对商业有很强的依赖性。几千年来，交换的需要使他们不断穿梭于漠北草原和漠南的长城沿线。与中原之间文化和政治的交往，也以此为背景而不断加深。交流的方式有互市、朝贡、赏赐

23、、通使、和亲等。有很多部落逐渐迁到长城沿线，学会了农耕，过上了半农半牧甚至完全定居的生活。当有机会时，他们会大规模地涌进长城，进入富庶的中原，并逐渐融人汉人之中。 当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族与中原之间的交流比较顺利时，双方的关系就比较友好，和平的环境和物资的交流，会促进双方的繁荣特别是草原上的繁荣；当交流不顾利时，草原上的生活和生产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们就会利用游牧族武力上的优势对中原施加压力，“时小人盗边”，要求互市，甚至发动大规模战争南下掠夺。 他们像永不止息的海潮一样，一波一波地涌进中原。有的曾建立过显赫的王朝。如匈奴人的北凉、夏、刘汉和前赵，鲜卑人的北魏，蒙古人的元朝等。以后这些民族中的大多

24、数人就逐渐融人了中原汉人之中。几千年来，尽管蒙古草原上的民族不断变换，但这种南下运动却一直在重复上演。这也是中原汉族人口不断壮大和中原文化充满活力、不断更新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早在蒙古草原上建立游牧政权的是匈奴人。史称：“匈奴好汉缯絮食物。”当双方能够通过和平的互市、和亲等方式交流物资时，“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史记匈奴列传）。史称，每年匈奴南下交换的牲畜“驴骡驮驼，衔尾人塞”，每次交换的数量常达“牛马万余头”（后汉书南匈奴传）。这使得中原地区缺乏牲畜的情况大为改善。西汉初年，在汉高祖和文、景皇帝时，皇宫专用的坐骑也只有“厩马百余匹”（汉书贡禹传）。至西汉中期武帝时，就出现了

25、“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 （盐铁论西域）的繁荣景象。这些大牲畜或用于交通运输，或用于农业，对中原的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匈奴用畜产品换回了大量的纺织品、粮食、金属工具、刀剑、乐器和书籍等，每年还得到大量金银和钱币。史称他们得到的钱币“动辄亿万”（史记匈奴列传）。到了呼韩邪单于时期，南匈奴大量南下，散布于长城附近，并要求归顺汉朝。于是汉朝在长城沿线设郡县安置了五千余户匈奴人，“与汉人杂处”。到了曹魏时，长城沿线的匈奴已“弥漫北朔”，并渐次进入山西汾河流域。西晋时，人塞的匈奴人达十九种，与“晋人杂居”（晋书四夷传匈奴）。西晋灭亡后，这些匈奴人相继在中原建立了北凉、夏、刘汉和前赵政权

26、。 也有的匈奴部落，如北匈奴，由于与汉朝相互为敌，冲突不断，断绝了政治的来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随之中断，只得亡匿到漠北苦寒无水草之地，过着单一的游牧生活，长期得不到中原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接济，不久就“兵数困，国亦贫”（汉书匈奴传上），以致衰落下去，公元1世纪，残部只得西迁。 匈奴以后的两千年中，来到蒙古草原的其他游牧民族也和匈奴一样，周而复始地演绎着同样的规律：或者逐渐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重心转移到接近中原的阴山以南，以维持和发展与中原的经济交流，从而壮大繁荣起来，得以统一整个蒙古草原，甚至进一步入主中原。或者始终局促于漠北，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而难以与中原进行有效的贸易与交流，从而始终维持着单

27、一的游牧经济。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使这样的政权，一遇天灾，就顷刻瓦解。部众或四散，或西迁远走。 继匈奴之后占领蒙古草原的是鲜卑人。它们与中原之间的交往比匈奴更为密切，因此也有更为迅速的发展。 鲜卑原居于大兴安岭丛山中的阿里河附近，山深林密，交通不便，难以发展。于是他们举部南迁，先到达蒙古草原东部，在这里“畜牧迁徙，射猎为业”。不久，他们再次南迁，经“九难八阻”，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阴山之南的内蒙古草原。在这里，他们积极与中原的曹魏和西晋政权通商和亲，并接受册封，表示政治上的臣服。双方“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鲜卑将大量畜产品运进中原，曹魏和西晋给予鲜卑的“金帛缯絮，岁以万计”。鲜卑于是迅速强大起来，

28、先是统一了整个蒙古草原，并于公元340年定都于盛乐（今呼和浩特南），接着进入中原，占领了淮河以北的大半个中国，建立了北魏政权，并于公元494年迁都洛阳，数十万鲜卑人也随之移居于中原各地。 隋唐（581907年）时期的突厥、回纥（维吾尔人祖先）以及元朝灭亡以后的草原蒙古政权，它们能否维持与中原之间正常的经济交往，是其兴盛与衰亡的重要原因。 公元552年，突厥在蒙古草原建立汗国。不久其疆域就扩大到“东自辽海（今渤海）以西，西至西海（今咸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的广大地区。成为当时东亚地区的霸主。突厥以一个游牧汗国，能够如此强大，有两个重要的经济原因。一是它乘中原离乱

29、，控制了天山以南各农业绿洲，强迫绿洲居民缴纳白叠（棉花）、粮食等为赋税；二是当时分裂的中原北周、北齐两个政权，为了笼络突厥，争相与其和亲通好，每年送给突厥大量丝绸、粮食、铁工具和钱币。双方民间与官方的贸易也畅通无阻。 隋朝统一中原之后，突厥可汗向隋称臣，官方每年以朝贡和赏赐的形式进行贸易，规模很大。如，开皇十二年（592年），突厥各部向隋朝进贡马万匹，羊两万只，驼、牛各五百头。隋朝则回赐了丰厚的金、银、钱币、丝织品和粮食等。大业二年（606年），隋炀帝一次就赏赐给突厥可汗丝织品一万二千匹，同时赏赐各部酋长丝织品二十万段（隋书突厥传）。隋朝还应突厥之请求，“缘边置市”，在幽州，太原、榆林等地开设

30、榷场，准许民间“交相往来，吏不能禁”（册府元龟外臣部）。这种比较自由的贸易，吸引着草原上的牧民不断南下进入长城沿线。仅仁寿元年（601年），就有九万突厥人南下“内附”，仁寿三年，又有思结、卜骨等十余部草原牧民南下“内附”。使得长城沿线出现了“人民羊马，遍满山谷”的景象。 到了唐代，一部分突厥部落继续与中原保持着大规模的贸易。如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突厥一年就南下送马一万四千匹，唐朝“回赐”丝织品五十万匹（曲江集卷六）。唐朝人赞叹“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适度，田猎之用无比”，对中原的农耕、交通和军队的装备都必不可少。因此史称双方“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册府元龟外臣部通好

31、）。经济的交流又推动很多突厥人进入中原，并逐渐定居下来。唐太宗时，在唐朝担任将军、中郎将等官职的突厥人很多，五品以上者就有一百多人，“殆与朝士相半”。也有一部分突厥人进入长城沿线的今内蒙古和山西、陕西北部地区，从事农耕。神功元年（697年），唐朝曾一次就送给他们谷种四万斛，丝绸五万段，农具三千件，铁四万斤。 也有一部分突厥贵族与唐朝为敌。特别是后突厥汗国，与唐朝争战了几十年。当时唐朝已控制了整个西域，又对后突厥关闭关市，实行经济封锁，后突厥遂逐渐衰亡。 唐代回纥汗国（744840年）的兴起和发展，也明显地受益于同中原兴旺的经济交流。早在唐朝初年，回纥等部就向唐太宗请求，在漠北回纥牙帐和漠南之间

32、修一条一千多里长的“参天可汗道”。沿途设邮驿六十六所，备有房舍、酒肉、马匹和车辆。路上的商队、使臣往来不绝。人多的时候；每队达“数千百人”。草原上的牧民也“老幼不惮遐远，悉手持方贡”南下交易 （册府元龟帝王部功业一）。由于双方关系友好，回纥的商人可以比较自由地进人中原。当时在长安、太原、洛阳甚至南方的一些城市，都有回纥商人的足迹。常年居住在长安的回纥使者和商人就达数千人。他们“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大历十四年七月）。 回纥汗国时期，草原上多年的和平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回纥希望唐朝多买他们的畜产品，要求每年收购十万匹马。唐朝政府本来没有如此大的购买能力，但为了酬谢回纥骑兵帮助平息内乱的功劳，也就尽力满足其要求，甚至出现“府藏空竭”，“税百官俸以给之”的情况。仅此一项，回纥每年就可得到一百万匹以上的丝绸。大历八年（773年），回纥一次就运回丝绸一千多车。回纥牧民“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