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学习华岗史学思想的一点体会.docx

1、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学习华岗史学思想的一点体会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学习华岗史学思想的一点体会今年是华岗同志诞辰100周年。华岗同志是一位忠诚于党的事业的革命前辈，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他的富于传奇而又历尽坎坷的一生中，不论是经历还是贡献，都是多方面的、丰富多采的。他做过党的组织工作，从事过青年运动，还做过统战工作，宣传工作，教育工作，理论工作。在思想理论战线，他所关注的领域，涉及哲学、美学、政治学、历史学诸方面，并都写出了大量的作品，取得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作为一个后辈，一个史学工作者，在纪念华岗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只想着重谈一谈自己学习他的史学思想

2、的一些心得体会。一、研究历史是为了推动历史、创造历史华岗同志是个坚定的革命者。自从他确立了革命信念之后，他的一切活动，便都成了为着人民解放事业这个大目标的组成部分。历史研究也是这样。他明确宣称，自己“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学者。”他正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去研究历史和哲学的，目的是通过“对客观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做正确的把握，然后努力我们的主观实践，推动历史前进并创造新历史。”(注：转引自向阳：华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他强调，“历史并不是刻板的死籍”，必须“把学术研究与实际的社会生活联结起来”，“打破一切理论脱离实际和实际隔绝理论的现象。”(注：华岗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3、103、110页。)华岗以自己的史学研究，践履着他提出的这个学术理念。19251927年我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仅仅一年多时间，这场悲壮斗争的直接参加者华岗，就开始了中国大革命史的写作。中间因忙于革命活动，时断时续，到1930年3月在养病期间才得以完成初稿，1931年7月在鲁迅帮助下出版。作者在自序中叙述写作此书的目的：一来是保存历史的真相，使“真确史实”得以“流传”；二来是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以便后继者在“取得许多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之后，能够更好地去迎接新的伟大的战斗；再则也是为了“纪念大革命中及大革命失败后成千上万为革命牺牲的英勇的战士”，使历史永远不忘记这些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勇

4、献身的先烈们。1939年，正当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华岗写作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次年正式出版发行。他在增订本自序中说：“本书初稿是在抗日战争紧张期间，为了适应读者急切需要而产生，主要任务是在提供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实与经验教训，借以鼓舞抗日战争情绪，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民主抗战方针，反对中途妥协，避免重蹈过去民族抗战失败的覆辙。”华岗的史学研究，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的描述与重塑。他总是着力透过历史的表象，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特别注意用唯物史观去努力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因为只有正确地了解了国情，才能对近代历史的发展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也才能发挥历史科学指导现实斗

5、争的作用。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开宗明义都是从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经济基础入手。他用无可辩驳的史实，揭示了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把中华民族推上了绝境；帝国主义怎样维持着封建统治以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人民为了求得民族的生存，争取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怎样不得不拿起革命的武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华岗立即写了中山不死的文章，在深切哀悼中山先生的同时，鲜明地指出：“中国的革命不是孙中山个人的理想造成的，乃是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逼出来的。孙中山先生虽然成就

6、一些自己的理想和主义，来号召并指导中国的革命，但他那些理想和主义都是客观情形的反映”，只要“中国人民仍处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国内军阀愈加压迫之下”，“中国革命运动绝不会随中山之死而停顿”，“只有猛烈的国民革命是死中求生的惟一出路。”(注：转引自华岗传，第3940页。)这段话虽然写于将近80年之前，却是对近年曾流行一时的所谓“告别革命”思潮的何等有力的回答!为了推动历史、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认识今天而去了解昨天，这样一种学术动力，使华岗的史学研究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活力。同现实生活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应该说，这是华岗史学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优点。近年来，有些人在评论包括华岗在内的革

7、命和战争年代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时，却常常批评这一点，认为他们强烈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立场，损害了学术的客观性。他们所写的东西，是宣传品而不是学术。“功利性”超过了“科学性”。政治利益的考虑妨碍了对历史真实的追求。有人甚至主张，史学的任务只是复述历史，不应加入作者任何的判断和倾向。要淡化意识形态。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任何褒贬都是不客观的，因此，都不能传之久远。对于这样的评论，需要作一点具体分析。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时候，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工作，那就是“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学术成就。20世纪历史学的巨大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

8、的。当然，他们的历史研究，决不是完美无缺的。他们有些学术观点，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限制，存在着不正确、不完满、不全面的地方。这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无法避免的。正象我们今天必须去纠正前人的学术谬误一样，后人也一定会发现并纠正我们今天的这样那样的错误和不足。否则，史学的发展就会停止了。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无视或者轻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奠定科学历史基础上的筚路开山之功，更不能用轻薄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的历史局限。至于那种认为只要有一定的政治立场，抱着某种目的去研究历史，历史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就必定是不客观、不科学的看法，则完全违背了中国史学史的实际。试问，有谁能举出一部作者没有特定政治立场、没

9、有自己的学术判断、没有任何倾向性的史学着作呢?事实上，从古到今，没有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没有一部有影响的史学巨着，不是抱着一定的政治目的、为着某种社会需要而研究、而写作的。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目的和社会需要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罢了。司马迁撰史记，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注：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注：司马迁：报任安书。)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编写原则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书，他希望最高统治者读后能“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

10、，跻无前之至治。”(注：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这些伟大的史学家，决不把史学看成是政治的奴仆，一味看着政治的眼色行事，但也从不讳言他们修史治学的政治目的和政治追求。当然，他们所说的成败兴衰，善恶是非，不能不是以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标准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尊重历史的政党。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到了新时期，江泽民又强调：“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

11、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争环境变成了和平环境，革命任务变成了建设任务。但是，对于史学研究来说，我们仍要沿着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创的道路，一如既往地为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着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潜心钻研，刻苦创新，贡献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果。二、真实是历史研究的生命历史既然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要完全脱离现实、脱离政治，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足取的。问题在于服务的是什么样的现实，用什么态度去对待政治?对这个问题，需要作一点阶级的和政治的分析。华岗一针见血地指出，像日本帝国主

12、义这样的侵略者，深深懂得“亡人国者必先去其史或改其史的奥妙”，所以他们总是竭力地伪造历史，篡改历史，曲解历史。(注：华岗文集，第144页。)这个事实，大大加重了史学工作者以历史真相教育群众的社会责任。所以华岗说：“为了提高自力更生的信心，为了配合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奋斗，对于日寇恶毒修改和伪造中国历史的无耻行为和一切曲解中国历史的错误思想，就必须给以无情的批判，唤起全国人民要为尊重自己的历史和开辟新中国的前途，更能不屈不挠地为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而奋斗。”(注：华岗文集，第158页。)读着华岗的这些议论，不由得使人想起，虽然中日两国人民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努力促进中日友好，但时

13、至今日，却总有那么一些人，肆意篡改历史，闭着眼睛宣称，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及其它国家的野蛮占领并不是“侵略”，甚至公然声称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这样的历史歪曲，难道能够不闻不问，不用事实真相来加以澄清吗?!我国的历史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求真”，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强调历史着作必须“秉笔直书”，史家为了如实记录历史真相，甚至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以往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一己的和一个阶级的私利，常常要掩盖和歪曲历史，但这种行径，从来为正直的、严肃的史家所鄙弃，所不齿。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来说，由于其根本出发点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所追求的是历史的发展和社会

14、的进步，因此它不需要掩盖历史真相，伪造历史事实。在这里，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对历史真实的揭示同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是完全统一的。“求真”才能“致用”。把握历史真实愈深刻，历史学的知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指导功能发挥得就愈充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之所以有用，所以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就是因为它敢于面对历史的真实，从客观历史进程中提炼和总结出于今天有益的经验教训来。华岗十分重视发扬中国历史学的“求真”传统。他强调，研究历史，一定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需要任何外来的附加，更不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和牵强附会”，以致“走上失实失真的地步。”(注：华岗文集，第464、465页。

15、)在谈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时，他说：“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要有辨伪求真的眼光，首先要辨清材料的来源。”(注：华岗文集，第224页。)在谈到老子研究时，又说：“当然我们不必去作繁琐的引证，更不要为一些似是而非的注释所迷惑，而要拿出严肃辨伪的科学鉴别功夫，以便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要进行科学鉴别，就应该从老子其书本身去探索，也就是从全书所论述的全面思想体系中去理解，尽力做到实事求是和信而有征，避免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的支离臆测。”(注：华岗文集，第463页。)华岗特别强调，剥削阶级和反动政治势力歪曲和伪造历史，固然应该揭露和批判；革命者也决不允许借口革命需要，而对历史有任何的捏造和曲解。他说：“我们

16、坚决反对捏造历史和玩弄历史，并且反对借用任何理由来替捏造历史玩弄历史的行为作辩护。也许有人这样设想：剥削者和压迫者靠捏造历史欺骗人民来维持反动统治，固然不能饶恕；但历史既有推动人民解放斗争的作用，那末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却不妨捏造一些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历史事迹，以便鼓舞和推动广大民众参加解放斗争。我以为这种想法和做法，也是根本错误，而且不能容许的。”(注：转引自史若平：为真理而献身的英勇战士，文史哲2003年第3期，第13页。)在追求历史真实的问题上，华岗不仅强调要重视对历史资料的分析鉴别，更着重坚持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华岗针对着有人“不公允的”批评“五四”新文化

17、运动的观点，指出：“诚然五四时代人物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不能使我们今日完全满意，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批评太激进了，而是因为他们在批评中缺少正确的历史观。正因为他们不能运用正确的历史观来执行批判，所以在学术研究中，一方面留下了让封建文化视为避逃的缝隙，同时却又一般是卑视旧有的文化遗产，而不能给以正确的扬弃。”(注：华岗文集，第108页。)我们所以特地引用这一段话，是因为不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上，还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上，这一段话都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近年来，对唯物史观的批评和否定颇多。怎样看待唯物史观的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便成了一个必须讨论清楚的重要问题。有人发表文章，认为阻碍新中国历

18、史学发展的最大障碍或桎梏，是强迫人们接受了唯物史观。自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史家”都或者屈服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或者“出于对自身生存利益的考虑”，形成了对唯物史观的“盲目崇拜与狂热迷信”，以致“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历史过程的理性探索精神，习惯成自然地丧失了历史批判的科学能力。”因此，那位作者主张，要“少谈历史观，多谈历史感”，或者用历史感取代历史观。我们并不认为，唯物史观以外的任何历史观和方法论，一点也不能发现和揭示某些历史的真实。但无论如何，在我国的史学史上，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使历史学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表现在：(1)把历史从过去主要描述政治兴衰、王朝更替的所谓“相砍书

19、”，转变成把社会作为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历史过程；(2)把历史发展从过去看作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过程，转变成看作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3)把历史从过去的“帝王将相的家谱”，转变成以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主体，同时也充分重视杰出人物的作用的各种社会合力共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4)对于思想、文化等精神活动和精神成果，改变了过去从观念到观念、就精神论精神的研究方法，摒弃了以往认为思想、观念、意识是社会发展的最终推动力的陈腐观念，把社会意识看作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把思想、观念、意识的产

20、生、发展和变化，同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紧紧地联系起来。所有这些，都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成果，而这些成果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取得的。诚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过失误。但如果因为我们曾经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方面出现过错误和偏差，就根本否定和一笔抹杀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那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至于新中国成立后，是不是“几乎所有史家”都因屈服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而被迫接受“唯物史观”，刚刚出版的最新一期当代中国史研究，恰好有两篇文章，是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一篇是朱佳木同志在纪念顾颉刚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说：“顾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21、，至少在提出层累说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早在1933年就声明，他“决不反对唯物史观”，并且说，“研究古代思想和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建国以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几本重要的指导史学研究的马列原着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的心得体会”。对此，朱佳木同志问道：“今天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却带头说什么唯物史观有严重缺陷，过时了，要用其它理论来代替了。他们与顾老先生对唯物史观的态度相比，难道不应当感到羞愧吗?”(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6页。)另一篇是陈其泰同志的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考证学的新境界，其中讲到：“谭其骧、唐长孺等人都是严谨、诚实、具有

22、科学态度的学者，他们对于建国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学习热潮的唯物史观，因其与实证史学有诸多类通之处而觉得它容易接受，又因其比以往的学说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巨大的进步性而感到眼前打开一片新土地，能引导自己更加接近真理，学术达到新的境界。故他们学习唯物史观是充分自觉的、兴奋的，而且充满自我解剖精神、勇于放弃以前不恰当的观点、迫切要求进步。”(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5页。)两篇文章里提到的几位都是史学大家，两位文章作者今天写作此文肯定不会是受到“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文章所说的内容，与前面引用的把“几乎所有史家”一概抹煞的说法，哪个更加合乎历史的真实，我想只要不抱偏见的人都能作出恰当的

23、判断。还有所谓“少一点历史观，多一点历史感”，实在也是叫人难以索解的。历史观只有对错之分，没有多少之别。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都不免受到某种历史观的支配和指导。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使历史观“少一点”?历史观与历史感，也不是此长彼消、你多我少的关系。所谓“历史感”，无非是指在观察和分析历史现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历史氛围、历史特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而没有正确的历史观作指导，要做到这一点无疑是很困难的。三、创新是史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学术来说，离开了创新也就谈不上发展。因为学术从本质上讲就是

24、对未知的不断探索，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如果我们的学术只知道复述前人的老话，陈陈相因，了无新意，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那学术也就丧失了生命力，甚至失去了自己存在的资格和价值。华岗同志十分重视学术的创新。他说：“一个严整的科学家应该随时根据客观事物的新发现，来验证和改变自己的旧观点，有勇气用根据新事物得出的新结论，来代替已经过时的旧结论。当然，这种改变决不能是无原则的、任意的，而必须要有充分的客观事物作根据。”(注：华岗文集，第194页。)华岗的这一段话，讲得很深刻，也很全面。既讲了学术创新极端重要性，又讲了创新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于今天的学术界，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要真正实现学术创新，

25、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使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华岗说：“教条主义曾经很严重地危害过中国革命，也曾经很严重地危害过学术研究工作。教条主义的最大特点，是把生动的革命原理变成死板的公式教条，而其致命弱点，就是轻视实践，就是不懂得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就是不懂得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包括生产活动、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注：华岗文集，第400页。)反对教条主义，坚持思想解放，决不是提倡和容许无根据的瞎说和空想，而是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真正从社会实践中来，又符

26、合客观实践要求的真知灼见，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所以华岗强调，“克服教条主义的主要方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拿实践作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以便在发展进程中能够以适合于新历史条件的新结论和新原理，来代替已经过时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注：华岗文集，第400页。)真正做到学术创新，除了必须正确对待实践以外，还有一个必须正确对待传统的问题。梁启超曾经说过，学术上的是非，是不能简单地拿新旧作标准来判断的：“我们不能说新的完全是好的，旧的完全是坏的；亦不能说古的完全都是，今的完全都不是；古今新旧，不足以定善恶是非的标准。”(注：梁启超：

27、儒家哲学，见饮冰室合集第24册，专集之103。)毛泽东在解释戏剧的“推陈出新”方针时说：“陈者旧也。过去的事物都叫旧，也就是所谓传统。传统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要改革。推字可以作推开、推掉、推翻解释，也可以解释成推崇、推动、推进嘛。对于旧的传统剧目要具体分析，其中民主性的精华要推崇、推动、推进；封建性的糟粕要推开、推掉、推翻，这就对了。”(注：新华文摘2002年第1期，第116页。)现在有的文章，只要是推翻旧说的便一概称之为“创新”，既不对旧说的“善恶是非”进行必要的分析，也不用客观实际来进行认真的检验，这种学风，实在是不可取的，至少，是对学术创新的一种误解。华岗非常强调对历史遗产要采取分析的

28、态度，指出：“中国历史传统中，有许多消极的因袭重担，但也有许多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在这许多遗产中，可以发掘出不少带民主性、科学性、大众性的积极因素，而且是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我们必须给以批判的接收，或者给以某种程度的改造，使之发扬光大，使其适合今天中国的需要。”(注：华岗文集，第219页。)鲁迅在谈到文化发展的问题时，说过一句十分经典的话，叫做“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注：鲁迅：文化偏至论，见坟。)对外要不能落后于世界的潮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需要不断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要用宽阔的胸怀和眼光，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学习和吸取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对内来

29、说，则不要失去中华民族自己的固有血脉，不要丢掉了民族文化的根。这一点，华岗可以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强调要通过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通过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的优良传统，通过培育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高度的爱，通过与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联系，在学术上创造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早在1943年，就称赞毛泽东、周恩来、鲁迅、茅盾的着作是“表现现代中国的作风和气派”的优秀代表，这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特质，都有相当深刻的研究和体认，所以才能提炼熔铸出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各种中国质素。他们也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精神食粮的原料，但是他们不像洋八股先生和教条主义者那样，不顾中国的国情，只知生吞活剥地搬取外国；相反地，他们吸收外国的进步东西，却是经过一番消化作用，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点，即是说，按照中国民族的特点去应用它。”(注：华岗文集，第218页。)在今天，当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世界上各种异质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更显突出的时候，在学术上怎样既大胆吸收世界的优秀文化成果，又牢牢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沃土，保持和发扬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努力实践的大问题。华岗的史学思想，内容还有很多，这里只是选取几个现实针对性较强的问题，谈一点自己的学习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