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docx

1、中国近代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中国近代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第9卷第2期2011年5月辽宁医学院(社会科学版)JournalofLiaoningMedic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Vo1.9No.2May,2011中国近代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苏全有,邹宝刚(河南师范大学,河南新乡453007)【摘要】近年来,我国近代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这主要表现在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两个方面.微观研究对象主要是鼠疫,霍乱,麻风病等传染病,而又以三次大鼠疫的研究最为突出;宏观研究主要是数种疾病的综合性研究和疾病史相关理论的探讨.当然,我们在看到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取

2、得成果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其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如理论的运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资料,研究者等等.总之,今后的研究需注意这几方面的问题与不足,方能推动我国近代疾病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关键词】中国近代;疾病史;鼠疫;霍乱【中图分类号】R一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16(2011)02005411疾病史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有学者涉及,之后逐渐积累了大量成果.医史学家认为:“通过疾病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每种疾病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可以出现而在现在就消亡了,可以对现代疾病名下的疾病在病名对接研究的指示下更好地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可以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流行疾病进行

3、有效地提前预防,这就是疾病史研究的基本意义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疾病史研究在历史学领域却无一席之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疾病史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才进入史学界的视野,”显然,历史研究者的基本关注点并不在疾病和医学本身,而不过是希望通过疾病医疗这一视角来增益史学研究的维度和深度,藉此探讨来体现,说明和诠释历史上社会文化的状况及其变迁.”在近年来疾病史研究这一新兴领域亦出现相当可观的成果,尤其是近代疾病史的研究方面.鉴于此,笔者试图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出发,从微观与宏观两方面对近年来学界在中国近代疾病史领域的研究进行梳理,并提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推动我国近代疾病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一,

4、微观研究“一般说来,微观史学是指这样一种历史研究,从事这种研究的史学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涵盖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一个或几个事实,或地方性事件.”微观史学对于某一事实的研究将会走向具体与深化,揭示其特殊性与真实性.在疾病史研究领域,”目前史学界对疾疫史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传染病上,其中除综合性(指不是针对某一种疫病,而是对整个明清时期或其中的某一时期中的疫病所作的总体性研究)的探讨外,又以天花,鼠疫,霍乱三种甲类急性传染病和含有一定道德意义的麻风病为主.”因此,笔者主要以近代鼠疫,霍乱,麻风病等为主要微观研究对象.1.鼠疫.”鼠疫即是严重威胁人类的瘟

5、疫之一.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先在鼠类或其他啮齿动物间流行,借蚤类为媒介,传染给人,死亡率高,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列为甲类传染病.”鼠疫史在近代疾病史的研究领域中的关注度可谓首屈一指,近代主要有三次鼠疫大流行,即1894年粤港鼠疫,19101911年东北鼠疫,19171918年山西鼠疫,学界亦以这三次鼠疫为研究重点,并涉及到其他地区疫情.第一次,粤港鼠疫.”1894年是中国以及世界鼠疫流行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广州和香【收稿日期】201010一Ol【作者简介】苏全有,男,1966年生,河南辉县人,图书馆馆长,教授,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

6、代史研究;邹宝刚,男,1987年生,陕西宝鸡人,学科教学(历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医史研究?港成为鼠疫流行的中心.”j”这次鼠疫也被认为是世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源头.”-,学界对这次鼠疫颇为重视.对于粤港鼠疫的渊源相关问题,李永宸,赖文通过史料分析认为,鼠疫很有可能是从西南疫区经海道直接传人广州的,而不是以前学界认为的陆路传人._8他们还认为广东鼠疫在清末这段时间的流行可能与地震频繁有一定的关系.针对广东鼠疫外来传入的观点,曹树基,李玉尚认为广东鼠疫不一定是外来的,很可能由本地鼠疫疫源地流行的动物鼠疫所引起._Ju-张晓辉,苏新华认为香港鼠疫起源于广东地区,广东发生鼠疫之后,由于官方防疫的无

7、效以及与周边地区的紧密联系,从而导致鼠疫的迅速扩散,而广东与香港毗邻,大量移民的涌人很快使这种鼠疫传到香港.彭海雄和苏新华皆认为这次疫病的爆发固然与粤港本身的地域,气候特点有关,但也与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粤港社会经济发展,航运业的昌盛,人口的增长以及人口流动的频繁等因素密不可分.对于粤港鼠疫的影响及社会各界应对相关问题,苏新华认为此次鼠疫造成严重影响,穗港各界进行不同应对措施,由于共同努力,这场瘟疫最终得以控制.历经劫难,穗港两地开始重视公共卫生建设,卫生防疫知识得到宣传,同时促使港口检疫制度的建立,并催生了近代鼠疫的应对机制.曹树基通过分析在三地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从而认为18

8、94年的鼠疫大流行,证明了一个新的网络化的生态系统不仅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模式,更改变了人们对于未来世界的期望和想象.-李玉尚认为近代防治鼠疫问题上,民众和官方有冲突,但随着社会进步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融合的趋势逐渐加强.第二次,东北鼠疫.”发生在上世纪1910年l0月1911年4月的中国东北流行性鼠疫被称作2O世纪世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因而学界对其关注度甚高,近年此方面研究成果亦日益增多.对于东北鼠疫的渊源相关问题,郭蕴深认为鼠疫首先在俄国西伯利亚的斯列坚斯克发生,不久,鼠疫病苗通过西伯利亚铁路由俄国传人中国满洲里,随即在中国筑路工人中传播开来.田阳

9、认为这次鼠疫流行源于东北边境城市满洲里,由于当地两名猎旱獭的中国人被旱獭鼠疫感染,吐血而死,致使鼠疫迅速蔓延开来,沿铁路交通线呈爆发状横扫东北平原,并波及河北,山东.遗憾之处是其并未详尽阐述,只是泛泛而谈.李银涛认为医史研究?鼠疫发生发展的原因是生活困苦的猎人对旱獭的大肆捕猎,当时人们的不洁生活习惯和落后的卫生条件便利了疫情的发展,大量人口的快速流动加大了鼠疫扩散的规模和速度,而当时清政府的防疫不作为使鼠疫像下山的猛虎得以放纵.曹晶晶指出这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认为是由于人们误食带有鼠疫的旱獭引起的,但具体疫源地只是列举三例,并未表态.李皓进一步指出鼠疫首先在俄国境内爆发,经西伯利亚铁路旅客携带传

10、人中国.疫源是蒙古高原旱獭传染给人,而后在人间迅速传播.孟祥丽指出:这次鼠疫大流行除了中国东北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清朝当局腐败低能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沙皇政府的人为因素._3l对于东北鼠疫的影响及社会各界应对相关问题,陈雁系统阐述了东北鼠疫发生及社会各界应对,指出:东北地区西医的普及和近代意义的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则是以这次鼠疫为代价的.焦润明认为面对灾难,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士绅积极采取各种防疫应对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鼠疫灾难的进一步蔓延,对于当今仍有重要影响,对传染病侵入的可能性保持警惕,都是非常必要的.丁美艳指出应对19101911年东北鼠疫灾难,清政府开展了大规模

11、的防疫法规建设,数量众多,类型全面,内容广泛的防疫法规纷纷出台,中国近代第一部全国性防疫法规也在此期间诞生.胡勇认为民众面对鼠疫的心态首先是恐惧,由恐惧而导致迷信,还表现为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排拒.在中外杂居地居民的心态则更加复杂,但随着防疫的深化和瘟疫的成功扑灭,民众的心态迅速发生变异,这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因素有联系,器物和制度层面的转型,为公共卫生观念的确立作了铺垫.梅爽从东北鼠疫期间谣言的角度,运用社会心理学方法对东北鼠疫进行专题研究.李银涛认为东北鼠疫发生后清政府防疫的具体方式,方法包括隔离人群,治疗病人,隔断交通,设立防疫所等,并以民间各群体的防疫运作为切人点,对自治会

12、,商会,下层贫民和医学界等民间群体的防疫活动的实际作用进行了分析.李皓认为东北鼠疫有效的防疫为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变迁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末东北社会的近代转型.王银认为鼠疫之后,清政府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利用科学家和科学的防疫方法成功地扑灭了这次鼠疫大流行,并建立东北的现代公共卫生制度,也意识到防疫和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万国防疫大会的召开也55提高了中国国际政治地位,东三省防疫处的设立成为中国医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里程碑.曹晶晶重点考察了政府在鼠疫控制中态度由消极到积极的变化过程,分析了政府设立的防疫行政机构及所采取的防疫措施;另外也以医生和商会为个案,探讨了民间社会在参与控制

13、中的行为与角色,认为在鼠疫对社会造成破坏的同时,以此为契机,中国政府启动近代国家防疫体制,鼠疫的防控推动了中国政府体制和行为的近代化过程.此外,学界还探究了与东北鼠疫相关的其他问题,如万国鼠疫研究会与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的建立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伍连德科学防疫思想及其实践等分别对万国鼠疫研究会,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与东北鼠疫相关的重要人物伍连德进行研究.鲋儿第三次,山西鼠疫.19171918年山西鼠疫是我国近代以来第三次影响较大的鼠疫,爆发于绥远伊克昭盟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今新安镇),9月下旬,传人包头,10月中旬传人土默特旗,归化(今呼和浩特),11月扩散至全区25个旗县.后经到萨拉

14、齐贸易的商人传人山西大同县,该县是年5个屯发生鼠疫,”之后迅速蔓延.对于山西鼠疫的研究,学者主要侧重于鼠疫的影响及社会各界应对的相关问题.张照青指出:鼠疫后民国政府设立防疫机构,制定卫生法规,为瘟疫控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实际指导,使清末业已开始的近代防疫事业走上制度化.受应对水平和社会控制能力的限制,民众与政府缺乏良性互动,又限制了防疫绩效.谢泳认为鼠疫发生后阎锡山迅速控制疫情,原因在于四个方面:绝对公开事实;当机立断;开放的胸怀;相信一切社会力量.此种分析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曹树基认为山西鼠疫的防治,展现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立,交织与转化的过程.李媛通过分析山西鼠疫指出:官方和民间对

15、此次鼠疫的应对状况,认为他们的良性互动使得此次疫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得到有效控制.韩雪认为1918年阎锡山政府在山西疫情防治中展现出高度的动员能力,其所领导的自治的山西村政建设,在当时显现出效率,成为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补充.他进行的”村本政治”的建设,取自西方,又因地制宜,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在村治发展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_4Il除了上述三次大鼠疫之外,近代以来学者对其他地方发生过的小规模疫情,也进行了探讨.杨明新近代福建鼠疫研究,_4从鼠疫对福建社会的56影响和社会各界对鼠疫应对的角度做了全景式的研究.李玉尚,曹树基对云南鼠疫有所研究,着有咸同年问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代云南昆明

16、的鼠疫流行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等文章.l43l_l胡成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以上海鼠疫为视角,阐述了华人在鼠疫之后被歧视并且展开斗争.此外,学者还着眼于全国性的鼠疫研究,如费克光(CarneyT.Fisher)中国历史上的鼠疫,CarolBenedit的(BubonicPlagueinNineteenthCenturyChina),曹树基,李玉尚鼠疫对中国近代的影响,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49等等.近代鼠疫史的研究在近代疾病史研究领域独占鳌头,成果颇丰

17、.然而,学界主要将视野集中于区域性鼠疫的研究,如粤港,东北,山西等三大鼠疫占据鼠疫研究的大半成果,从整体性对鼠疫的研究则相形见绌.2.其他疾病.目前,学者除了对近代影响居首的鼠疫的研究之外,对于霍乱,麻风病等对社会影响重大的疾病也有所着墨.第一种,霍乱.”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在我国为甲类传染病.由于霍乱传染性强,死亡率高,数次霍乱大流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霍乱病史研究在疾病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对于近代某个区域霍乱的研究,胡勇认为上海霍乱频发的成因极为复杂,社会问题层面要多于自然因素.殳俏梳理了上海霍乱流行的背景和原因,展现了霍乱来临时民众如何应对及其公共卫

18、生观念的深入.李玉尚对上海霍乱以地方病和外来病的视角进行全面研究.日本学者饭岛涉对上海和香港,横滨对待1919年霍乱所采取的对策及其中出现的问题加以讨论和比较,并深入探求它们产生的原因.陈亮分析了青岛平民住所制度与1932年的霍乱流行和战争状态下1939年的霍乱流行,认为这两次霍乱流行对促进城市的公共卫生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焦润明,李涛以1926年营口霍乱为背景,分析了营口应对霍乱有丰富的防疫经验,健全的防疫机构,相对完善的防疫法规,科学的防疫方法,值得历史借鉴._5岳谦厚,乔傲龙,刘红彦认为1902年天津霍乱对当地社会经济与民众生活医史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民间社会与天津殖民政府进行广

19、泛防疫动员,并采取有力措施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使疫情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有效遏制.这些措施在制度层面较多地呈现出西方防疫色彩,初步具备了近代防疫机制的某些性征.l5陈义对民国年间福建霍乱流行的概况,危害,社会各界和政府对霍乱的应对措施以及霍乱流行的社会原因进行系统探讨,以此认识疾病与区域社会发展变迁之间的联系,构建疫病史视角下的福建地方史研究新空间.孑L伟探讨了1932年宁波霍乱与民众卫生观念,时事公报在防疫中和与民众卫生观念的演进中的作用._6李玉尚认为清末江南地区霍乱的流行与城市用水有一定关系,受污染水质区域感染霍乱人数较多,某些水流速度较快,水质清洁的小市镇,其感染率则较低.【6李永宸,赖文通

20、过调查考证和统计分析,认为岭南霍乱流行常发生在旱灾背景下.李玉尚,韩志浩分析了黄县霍乱概况,认为黄县霍乱的严重流行虽然与天气和县内各地不同的土壤条件有关,但最主要的因素是该县发达的商业,从而指出以农业为主的县与以商业为主的县在霍乱传播模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全国性的霍乱研究,程恺礼(KerrieL.MacPherson)详尽梳理了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外人士关于霍乱究竟是由印度传人还是中国早已有之的地方病的几种观点,讨论了霍乱疫源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l6单丽分析了1902年霍乱在中国的流行情况,并阐述了霍乱流行的原因,产生的影响及社会应对,指出霍乱的暴发流行促使了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

21、.冯志阳以大公报对1902年霍乱的报道为中心,勾勒了1902年霍乱的概况,并通过对媒体与霍乱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了清末健康卫生观念的变化,指出近代西方的科学的健康卫生观念在清末已经开始传播,并对中国传统的健康卫生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第二种,麻风病.对于近代麻风病的研究,梁其姿通过论述近代建立麻风病院,认为麻风隔离有两个原因:中国本身已有的麻风隔离传统;社会与政治精英对铲除中国麻风病感到迫切.事实上,中国东南地区自明中叶以来即普遍建立了隔离麻风病人的机构,一直至清末从未中断.这个传统的被忽视反映了近代麻风隔离措施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在西化与传统之间,中国民族主义者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否定后

22、者.刘家峰通过对传教士方面,医学方面,政治方面阐述近代中国的麻风救治,认为西方或中国西化精英为中国的麻风救治带医史研究?来了新想法或技术,其价值与贡献应该得到肯定.-o周东华以近代杭州的麻风救治为例,旨在探讨福音医学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关联性,认为在近代中国,福音医学是麻风病救治的绝对主导,通过为麻风病患筑家园,求福音和谋国族,传教士为近代中国带来了不同于明,清时期中国麻风救治传统的卫生现代性.应该说明的是,学界对除霍乱和麻风病以外的其他疾病也有所探究,如梁其姿,李建,宋忠民,安克强等人分别对天花,血吸虫病,狂犬病,性病等疾病进行了深入的个案探讨.f._l7微观研究从某一种单一疾病的视角出发,

23、可以使学界对鼠疫,霍乱等某一种具体疾病从某一区域进行研究,亦可从全国范围对这一疾病进行探讨,从而深刻揭示了此种疾病暴发,流行及其对社会影响与社会各界如何应对的特殊性与全过程.二,宏观研究对于任何具体问题,如果仅仅从微观的视角出发孤立地讨论,都无法从全局,整体把握具体事实,因此,还需进行宏观研究.”宏观研究方法是指从大的角度(或视野),亦即从相对整体或全局意义上去考察历史的内在联系,以寻觅寓于历史事实之中,隐于历史现象背后的更深一层的本质.”同样,史学界对中国近代疾病史的研究在针对某一种疾病进行微观探讨的同时也展开宏观研究:综合性研究与疾病史理论研究.1.综合性研究.综合性研究不同于对某一种疾病

24、的个案研究,在同一论着中数种疾病进行综合统一研究,可以扩大研究范围,避免研究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全局意识.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关于疾病综合性研究的论着,如张剑光的三千年疫情是关于中国疾病史的通论性着作,可视为疾病史论着方面拓荒之作,该书勾勒出3000年疫情的大致脉络,由于时间拉得很长,下限也只到清末,因此,对于近代疾病史的研究缺乏详细分析.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通过对清代江南疫情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比较全面细致的呈现,探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清代江南社会的特质等问题.余新忠等人所着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通过对明清以来疫情的研究,揭示了疫情

25、对社会的影响与国家,社会对疫情的应对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余新忠主编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57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是国内第一部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文集,汇集了来自中,美,日等国的18位历史与医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的成果,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共同探讨清代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问题,内容涵盖了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清以来的疫病及其社会应对,中西交汇下的医生与医学,近代境遇中的“卫生”等方面.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以1912年至1937年作为探讨中国近代史上疾病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时段,旨在凸显政治体制与卫生保健体制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性,阐明卫生制度

26、的转变对疾病预防与控制的重要影响.张泰山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从民国传染病流行概况,救疗措施,政府预防措施,公共卫生建设等四方面对民国时期传染病与社会关系进行研究.曹树基主编的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在第四部分”微生物与社会变迁”收录有3篇近代疾病史的相关论文:鸦片战争中英军的传染病流行以舟山为中心上海城区霍乱病史研究以”地方病”与”外来病”的认识为中心和关于广东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再思考.文芳主编的百祸民生系列丛书天祸中把瘟疫疾病作为天祸的一个专题部分,收录了8篇相关文章.除了以上着述之外,更多的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疾病综合性的研究论文.其一,对于某

27、区域疾病综合性研究,体现的重点是对江南地区的探讨.余新忠对清代江南的疫病救疗,种痘,医疗中的迷信有所探讨,l8其中包括大量晚清的状况.李玉尚认为从疾病生态的角度重新考量近代江南的历史,江南富裕,繁荣的历史背后却是以民众的健康,生命为巨大代价的.李玉尚博士论文对18201953年江南的传染病流行及防治进行详尽剖析,认为近代江南的历史,既是环境,病原体与人相互影响的历史,也是相互作用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公共卫生成为国家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环境,病原体与人的关系也因此达成新的平衡.此外,李玉尚对西北疾病与人口关系进行探讨,认为民国时期影响西北人口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传染病和妇幼儿疾病,这一状况直到

28、1949年以后才根本改变.张云通过对18401937年两湖地区瘟疫的研究,探讨了产生的原因,及疫情后社会和政府的应对和互动.杨素琴论述了清同治初年苏浙皖瘟疫发生58的原因有自然灾害,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战争等.其二,对于省,市区域内疾病综合性研究,着墨最多的为上海.彭善民认为近代上海一批倡导公共卫生的民间组织在时疫救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表现出较强的自愿性,主动性,发挥出政府强制政策所不能企及的优势,取得较好的卫生治理效果.但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常常导致这些民间组织经费不足.刘岸冰认为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流行作为自然现象有其自身特点,但同时出与上海特殊地理,经济环境相关,而其防治机制却是政府

29、,社会,公共领域等几方面综合结果和体现.刘雪芹通过对19261937年的疫情,疫情发生时国家和社会应对及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指出了市民的卫生意识和防疫组织,防疫政策及防疫措施的近代化;也为传染病仍然存在的今天,如何建立现代化的防疫救疗体系提供了经验和教训.胡勇分别以鼠疫,霍乱,麻风病为例论述了近代上海传染病的状况及其应对,认为传染病是人类巨大的杀手,同时人们为了应对灾难,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活动,也促进了近代上海社会变迁._9此外,学界在对近代湖南,山东,四川,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疾病综合性研究亦有关注.杨鹏程通过分析湖南清季疫灾后采取的防疫措施,认为对广大的贫苦人民来说温饱尚

30、未解决,卫生和防疫不过是一种奢望,他们缺医少药,不懂科学,遇疫仍不免乞求神灵.董传岭认为晚清山东疫灾频发严重,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为防治疫灾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钟丽认为山东瘟疫频发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面对瘟疫的肆虐,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都采取了比较积极的防治政策和措施,民国时期的防疫政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有利于促进现代化建设.柏家文阐述了四川20世纪3040年代由于卫生医疗条件极差,民众预防意识匮乏,瘟疫肆意横行,民众苦难深重,在细菌学说的影响下,民国中后期,四川的疫病医学有了很大发展,为防治瘟疫,四川省各界采取了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