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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细化电影史中国早期电影外来影响札记细化电影史：中国早期电影外来影响劄记李亦中 2013-04-09 10:32:51来源：当代电影(京)2012年11期 【内容提要】19世纪末西风东渐，中国开始接纳“西洋影戏”。经过一代代电影人不懈的努力，今天中国已经成为电影大国。本文梳理整合历史文献资料，结合中国民族电影从无到有的发展进程，着重考察中国早期电影如何一步步接受外来电影文化的积极影响，以此细化对早期中国电影史的认识。【关 键 词】西洋影戏/机件/舆论/绳准/借镜/营运题记向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三位前辈致敬！五十年来，中国电影发展史让不少初学者受到启蒙和教益，成为传承中国电影史研究成果的重要源头

2、。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读这部史著，不难发现留有时代局限的鲜明烙印与诸多缺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我们可能忽略了，在初版、再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扉页上，始终印着“初稿”两字。这表明作者持有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用作者在引言中的话来说，这部“远非完善”的初稿，是在当时条件下“所作的第一次的、极为初步的关于中国电影历史情况的一份调查报告。它为自己所规定的目的，仅仅在于就我们目前所可能搜集到的材料，并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为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在我看来，作为较早涉足中国电影史研究这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的拓荒者，三位作者笔下所勾画的中国电影史轮廓，贯穿“以阶级

3、斗争为纲”的红线，基本上是从政治层面梳理电影发展历程、评价相关影片、臧否历史人物的。本书引言开宗明义，在引用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一段语录之后，强调“电影历史的发展，虽然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但是归根结底，它也仍然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反映”。基于此，全书研究视角及叙述框架便得以确立“为社会主义、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而斗争的进步电影文化的发生、发展与壮大，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和一切反动的电影文化之间的斗争，这就是世界电影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中国电影发展史循此思路来立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这样所造成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中国电影历史丰繁复杂的构成绝

4、非单一的政治性考量所能给予阐释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聚会纪念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五十周年，主办方冠名为“重写电影史”的缘由。然而，我本人不怎么认同“重写某某史”的说法。“重写”两字意味着重新开始、推倒重来，有一种“清空归零重启动”的姿态。扪心自问，我们潜意识中是否蕴含着学术论著“定于一尊”的误区呢？应该说，电影史著作永不嫌多，研究电影史的出发点与方法永不凝固，对于湮没史料的发掘与解读永不会终止。说到底，无论学界、业界、全社会并不指望出版一种“包罗万象完美无缺”的电影史。那么，与其说“重写”，不如说“再写”，后人可以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扬弃，有理有据有信服力地再写自己所认识的电影史。华夏文明，源远流

5、长。中国古代就有的灯影、皮影戏一类光影娱乐，曾被视为电影的前身。然而，自19世纪末电影登陆上海之时起，民间就唤作“西洋影戏”，明显属于舶来品。到了20世纪20年代，国产电影方兴未艾。舆论呈现一派乐观：“溯自欧风东渐，美雨西来，我国电影事业，遂如风起云涌，纷纷步武。此数年间，制片公司之组织，不下数十家。此足为我国电影前途贺，将来与欧美并驾齐驱，亦未可料。”中国电影拓荒者郑正秋先生也放言：“中国之上海，犹美国之好莱坞。影片公司，星罗棋布；电影明星，荟萃于此。”西洋影戏远道而来，促进了中国民族电影从无到有的发展。在中国电影历史进入第二个百年之际，有必要回顾中国早期电影是如何一步步接受外来影响的。一、

6、机件引进中国人接触电影是从看西洋影戏开始的，外国电影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两个阶段。起初是零散放映，确凿无疑的记载是1897年7月，美国片商雍松来到上海，假座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电影。同年9月5日出版的游戏报发表观美国影戏记，记述的正是雍松在奇园放映影片的内容及作者的观感。接下去是规模放映阶段，这时轮到西班牙人雷玛斯登场了，他也是靠放映起家的，在青莲阁茶楼经营得法，遂于1908年选址乍浦路建造250座“虹口大戏院”，成为上海第一个正式经营电影院的商人。雷玛斯日后拥有大小电影院近十家，控制了上海半数以上的电影市场。程步高曾描述其尊容：“口衔雪茄，西装笔挺，皮鞋光亮，完全绅士风度，但眉目之间

7、流气隐约可见，好一个强盗扮书生。”旧上海素有“冒险家乐园”之称，雷玛斯便是在电影业挖到第一桶金的大亨。电影是现代工业的产物，拍电影离不开摄制器材的配置。中国本土最早一家制片机构商务印书馆，在这方面可谓捷足先登。据徐耻痕中国影戏之溯原记载：“环球影片公司，美国著名四大公司之一也。当民十一之冬，曾派多人来华，摄金莲花外景。一行人众，逐日出外摄取风景，则委托商务印书馆代为冲洗。往来既稔，并许商务派人随往参观，历至京津等处约六阅月。片成，环球行人归国时复将其所携之碳精灯及最新式机器倍尔好华等，贬价售予商务。商务派出参观各职员如任彭年等，积数月之学问，始知影戏中有所谓导演员、有所谓化妆术，更有所谓内心表

8、演、摄影技巧等等，不禁如大梦初觉，顿悟影戏乃为一种有组织的艺术，绝非中国向来胡扯乱诌之文明剧可比。”郑君里在现代中国电影史略中高度评价此事的意义：“在电影被认为冒险事业而无人过问的当时，为初期中国文化事业的垄断者之商务印书馆居然盘进了美人的机件。这种措置显然是出于土著资产阶级之深远的商业眼光。商务印书馆得到了独立的生产机件与技术人材(包括演员)，便也具备了产生土著电影之必要的主观条件。”该时期涉足电影制片的另一家企业明星影片公司，就不如商务印书馆那般幸运，派出专人赴海外采购拍摄器械。1922年，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缘起称：“天下事易于坐而言，难于起而行。故一面托人往欧美实地调查，一面物色有

9、戏剧经验之造意人才，并物色有戏剧经验之导演人才。更向美国聘请近时著名摄片技师，并鉴定美国最新式摄影器具及一切制片机械，今已陆续布置完备，调查报告亦已得到。爰敢决然组织，招股创办。”20世纪20年代后期，有声电影开始替代默片。沪上技术人士纷纷着手研制录音设备，各自冠名“鹤鸣通”、“中华通”、“清贤通”、“宗义通”等等。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有实力的本土公司为抢占电影市场，只得斥巨资从国外引进有声片机件。据明星影片公司十二年经历史记述：“1931年6月，明星公司委派留美戏剧专家洪深先生，特地到美国好莱坞去选购大批有声有色的电影机械。历时四月，全部声机陆续运回。所有摄片制片大批机件和许多灯头，一切附属用

10、品，完全都是美国最新式最完美的出品，共计费银几二十余万，几乎使明星公司一度陷于经济恐慌之中。”无独有偶，另一家天一影片公司也循引进路径，重复明星影片公司之所为。不过，邵氏兄弟的魄力更大，冲着“片上发音”一步到位。天一公司十年经历史记述：“民国二十年，当时天一当局看着欧美的有声影片在中国市场上十分跋扈，中国影坛非拍声片不足以挽回利权，抵制舶来片。公司里为了决心想拍声片，乃派仁枚先生到日本去考察。最后，大家议定不拍有声电影则已，要拍就得拍片上发音的有声电影才对。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筹划，花了几十万的巨资，居然办得了美国慕维通全部摄影机、收音机、五彩片摄影机等，并聘请美国的摄影专家、收音专家，同时建筑

11、有声摄影场，改造暗房，添置各式各样的灯。费了好多的金钱和精神，把摄制声片的种种机械和设备都办到了。”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从国外引进电影机件的同时，也伴随外国技术人员的引进。然而，中外影人之间的相处并不和谐。洋人不仅索酬过高，还有意垄断关键技术，处处留一手。不料，“明星”、“天一”派出的中方助手都很聪明机灵，暗中摸索，最终掌握录音操作法，将美国技师炒了鱿鱼。二、观影舆论西洋影戏进入中国以后，民众观影习惯逐步养成。1922年，管际安撰文影戏输入中国后的变迁，提及坊间观影轶闻：“近几年来，影戏的事业一天发达一天。欢迎影戏的人，比较从前至少要增加四五倍。就上海而论，中国影戏院连游戏场算在里头，已经有一二

12、十处，北京天津也相差微几。什么宝莲、梅白儿、却泼伦、费蒂罗克等一般人，非但名字熟悉，并且脸子一映出来简直没有一个不认识(上述的人，宝莲同却泼伦尤受人欢迎，余曾经听见一个中国人家妇女说，若是宝莲到上海来，哪怕出十块钱去看她一看也是情愿的)。”崇拜外国影星的现象各地屡见不鲜，谈北京的电影院一文披露：“北京看电影的程度是很嫩的，他们所喜欢的，以热闹滑稽为主。六家电影院分布在偌大的北京，卖座多半很清淡。但是每逢开映却泼林、罗克的影片，看客们便当裤子也要去看了。”针对这股观影热，社会舆论褒贬不一。谷剑尘从观众心理及影院经营角度加以探究：“中国初有外片输入，鉴赏电影之能力薄弱，积后见异思迁。以前的影片不能

13、餍观众之望，经理影片的公司为顾全营业计，便也不能不改变选片的眼光。所以舶来影片自幻仙之侦探片起，已显然划分三大时期：第一时期为侦探长片，第二时期为战争片，第三时期为香艳肉感片。”他严正地指出，“侦探长片运到中国以后，发生的影响，也多不良。阎瑞生谋害莲英，租界上白昼抢劫，开枪拒捕，绑架肉票，以至1923年的临城劫车，多半是铁手、黑衣盗、蒙面人、红圈等影片中的动作。种恶因的是美国人，食恶果的却是中国人”。周剑云也发出类似的责问：“欧美影片到中国来，简直如入无人之境，从来不曾经过中国人的审查，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注意到审查影片这一件小事。至于三十余本机关盗党打家劫舍的侦探长片，十年前曾在上海风行一时，

14、造成了盗匪横行、民不聊生的局面，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不过，当时舆论也不乏“叫好”之声，且集中在数部艺术性强的西片。如尹民撰文电影在娱乐上之价值称赞说“最上乘之杰作，如赖婚、二孤女、三剑客等，其内容之精彩，及寓意之深远，观之足以引起人类之情感。其有功于世道人心，至伟且大。昔仲尼谓学诗，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开映于银幕上之各国风俗习惯，及社会制度、文化物产者，实系真迹，又非仅识其名可比。吾故曰，多看一次电影，多增一分智识，娱乐尤在其次也。”佛声撰卖钱的影片，寄语国片生产者：“说若艺术的片子，不能受观众，卖不到钱。但是赖婚、淘金记、胭脂泪、风流女伶等，为什么挤破了门，看的人也有的流眼泪，也有的哈哈

15、大笑，甚至看了一遍不够，还看几遍，以至看了七八遍？所以可以简单说一句话，假使一本影片是着眼于民众方面而创作的，可以受民众的欢迎，也就可以卖钱。”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国产片数量递增，质量良莠不齐。社会舆论免不了将中外影片并置对照，生发出“恨铁不成钢”的焦虑之情。如张四维撰文电影与教育指摘说：“欧美电影东渐以来，在我们中国盛行时，以致我国有心电影事业的，也应时而起，发办这国产电影。创办以后，蓬蓬勃勃，风行一时。国产片子，出品也很多很多，但是含教育性质的，能有几张呢？有些影片简直连一些意义都没有。以视欧美作品，陈义高尚的，皇皇大片，真是有些汗愧哩。”胡仲持在影戏与艺术中提出忠告：“卓别麟导演

16、的巴黎一妇人，其情节是寻常的情节，其背景是寻常的背景，然而一经映演，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便和看客的心情融合为一了，只觉得这是真实的人生，这种效能似乎是真的艺术所独有的。可惜这类影片实在太少了，我希望中国的影戏换一个方面努力，换句话说，便是向真的艺术方面努力才好。”(11)中国早期电影所出现的“模仿西片”倾向，亦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与批评。春愁发表中国电影事业之前途一文，特别强调：“盖中国片之所以能于世界影戏界中立足者，只为中国产而已。故欲中国影戏之发达，必须发展其特长处方可。若一味模仿，即能惟妙惟肖，亦未见其能与欧美出品并驾，故不可专事模仿西品。”(12)友联影片公司创办人陈铿然也援笔探讨国产影片

17、未能充分发达之原因，他认为：“我们中国之所谓电影家，看过几出西洋片，便从事导演。到过了一次好莱坞，便夸说留美专家，将外国的影片学得一些皮毛，便洋洋自得，不再事研究。庸知一国有一国的风俗文化，将外国之抱腰接吻，来表示我国高尚纯洁之爱情，即使学得神似，亦不过一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影片。观客们既花了钱看这不类的东西，反不如看外国片来得爽快。所以欲求国产片之发达，非从事研究我国数千年来固有之文化及戏剧艺术不可。”(13)当然，影片创作并不一概排斥对成功影片的模仿，这里自有分寸的把握，以及观众的认同。如醉星生评价孤儿救祖记：“其最精彩之一段，为末幕追媳，观至此时，观众屏息无声，凝神一志，可谓登峰造极，绝后

18、空前。说者云是幕脱胎于西片赖婚之冰上救女，余谓国片自有国片之精彩，不能谓有所类似，便是模仿。”(14)有比较便有高下、文野之分，但中国电影起步晚于欧美国家，因而舆论上也有一种宽容的表达。曹元恺在电影评论家应具的条件一文中提出：“因为自制影片，还在萌芽式的时期，怎样能拿和舶来品同等的目光来批评呢？所以须具两种目光。舶来品，要拿舶来品目光下评；自制品，要拿自制品目光下评！”(15)郑正秋作为当时影坛领军人物，1925年也在我所希望于观众者一文中提出了六条希望，头两条即为：“(一)对舶来品之无益于我国者，相约家族亲友勿观之。(二)凡中国影片有一长足录者，幸相与提倡之，俾国产片勿久久被压迫于外货之下焉

19、。”(16)其殷切之情，溢于言表。三、绳准借镜考察中国早期电影接受外来影响的具体心态，可以拈出“绳准”和“借镜”这两个关键词。前者出自顾肯夫笔下：“余每观我国人自摄之影片，辄少许可，非习观外国影片，而遂以外国影片为影片之绳准也。实以我国自有自摄影片以来，凡其所作，类皆不健全之影戏，所谓有影而无戏者是也。”(17)后者见诸郑正秋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由顾肯夫君等很好的一枝译笔，介绍些欧美影戏名著，做国人底借镜。”(18)有意思的是，当年电影报刊上常刊发“耳提面命”式的文章，作者们对中国电影人的提点近似电影教科书。如柏荫对于商务印书馆摄制影片的评论和意见：“我曾看见美国洛杉矶的风景影片，一段风

20、景，从几方面表现出来，近看远看，地位途径，没有一点遗漏。这种手段，是何等高强？在商务印书馆现在，自难求就达到这个地步。”(19)再如，马二先生在中国影戏剧本的必要特点中建议：“取景不妨师法西方，以天然景物为最宜。若山川、湖海、农场、森林，以及牛、羊、鸭、鹅、鸡、犬、巨树、野花等，皆胜于宫室，亭台等人工建筑之美，且亦可稍避考证之烦难。盖野景既多，则内部之景，当然可以减少矣。”(20)还有人把话说得更加极端的：“现在国产片最大的危机就是欠缺专门人才。所有电影界人物都应该在可能的范围内跑到外洋去研究一下，同时更该多和西洋片子接触，俾得在无形之中给它们的艺术所陶冶。”(21)说到留洋海外，中国最早一位

21、攻读电影的留学生是程树仁，他于1912年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影科。1922年程树仁回国，首创外国影片配译中文字幕版，又在1927年主编中国第一部中华影业年鉴。据统计，当时影业界留学生达34名。其中修读电影专业最完善的首推孙瑜，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威斯康辛大学文学戏剧科修业两年，后立志从影，又自费入读纽约电影摄影学校及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摄影、洗片、剪接、表演、化妆、编剧及导演。孙瑜学成回国后，辗转来到联华影业公司当导演一举成名，被视为“新派电影”的代表。孙瑜曾谈及自己的成名作：“我编野草闲花，确是受了小仲马茶花女的影响。至于全剧情节，有几位朋友在公司试片室内看完后告诉我说，很有七重天

22、的风味在里面。我听了很奇怪，后来细想起来，觉得他们也有道理。其实呢，是我自己太喜欢七重天了！并不是我成心去模仿七重天，却是七重天无形中影响了我！”(22)由弗兰克鲍沙吉执导的美国影片七重天(1927)当年曾获首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改编剧本三项大奖，按中国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说法，孙瑜可谓出手不俗。张石川则是本土导演的另外一种典型，他既非科班出身，也未出洋留学，完全依靠自习路径。他在自我导演以来一文中坦承：“工作的进行，正如是月黑天昏的夜行者一样，在暗中摸索前进。自己迫切地感得技术和智能的修养的必要了；可是事实上连可供参考的书籍也很难得。凑巧，有一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电影教授

23、葛雷格雷先生，在中国旅行，他的游踪竟光临了明星公司。我非常惊喜，像在黑夜中发现了一粒星星，于是向他请教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他很热心，送了我许多他自己关于电影学识的著作，还指示了我们摄影洗片等等的工作。”(23)另据张石川夫人何秀君回忆：“当时，美国笑片在上海很吃香。石川照猫画虎，一年之间连续拍出了活无常、五福临门、脚踏车闯祸、赌徒装死等十多部短片。他唯一的嗜好就是看美国电影，目的也在偷学东西。从美国电影里偷来一些零碎，拆拆补补，改头换面，变成自己的创作。他在这方面很有本事，经常能够偷得很巧妙，使人看不出抄袭的痕迹。”(24)这里“偷学”之说，或许言过其甚，但从当年舆论评价中也能找到一定佐证，如

24、中国影戏大观(1927)载文称：“明星出品，以通俗胜。而张石川导演之片，又多富刺激性，往往使观者之喜怒哀乐，发作于不自知觉间。习闻西方名导演如刘别谦、西席地密尔等，咸有所谓作风，此或即张石川创有之作风欤。”浏览旧时影刊，可发现对中国早期电影产生较大影响的外国影人集中在好莱坞，最知名者有格里菲斯、卓别林、刘别谦、范朋克、西席地密尔等。郑君里在现代中国电影史略(1936)中特别提到：“爱情片的发展也相当受过美国电影的影响，尤其是DW葛雷菲士的初期作品。民国十三年春，赖婚(Way down East)到中国，引起观众极大的冲动。此时所有葛氏的新旧作品如乱世孤雏、重见光明、残花泪、不幸之婚姻、专制毒、

25、孝女沉舟等都先后重映，得到新的评价。刊物上登载葛氏的研究文字，从编剧导演以至于演员都想学习赖婚的成绩。”而赖婚之所以得到这么大的成功，是在于“是剧所描写者，具有普遍性，且适合我国现社会情形”。(25)由此可见，外国影片能够在中国产生轰动影响的缘由，必定在内容层面体现了某种契合。外国电影对中国影坛的渗透，还表现为中国影评人习惯采用“两两对照”的思维模式，以此评价中国导演或演员的作为。左翼电影人凌鹤便是较突出的一位，1936年在中华图画杂志连载两篇长文世界名导演评传(中国之部)和世界电影明星评传(中国之部)，逐一评价相关人士。他在程步高论中剖析道：“对于程步高的观察，我们可得着如下结论：他没有一贯

26、的作风，各方面都要尝试一下。美国的马文莱洛依，制作现实主义的亡命者，制作歌舞片四十二号街，也制作庸俗的侦探片神探尼莱，这和程步高倒很相似。他是一个完全以剧本为转移的电影技术者，他是忠于剧本的诚实的匠人。”在史东山论中阐发说：“他和刘别谦颇有相似之处。这很奇怪，他的个性、作风、样式，都很相像。但是生长于半殖民地的史东山，所见所闻，都不能像刘别谦那样闲情逸致的放肆。”凌鹤对金焰的演技也做了一番中西比较：“金焰不像弗莱立克马区，不像克拉克盖勃，不像伊密尔詹宁斯，也不像保罗茂尼，比较像的是加莱古柏了。加莱古柏有他特殊的风度，那便是滞重、忧郁、诚恳，还带着伤感，而这些便是金焰所具备的。”(26)从这些篇

27、章中也可看出，当年中国电影界专业人士对世界影人、影片、影事的掌握了然于心。再进一步探究，“绳准”和“借镜”都是阶段性目标，而中国电影的终极目标绝不止于此。作家郁达夫极具忧患意识，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如何的救度中国的电影(1924)，他向影界人士建言：“我们所要求的是中国的电影，不是美国式的电影。我们要极力的摆脱模仿外国式的地方，才有真正的中国电影出现。”(27)另一位陈醉云在民新影戏专门学校演讲影戏演员的修养(1926)，发表了相似的见解：“大概美国的影片，以活泼豪华胜，娱乐的分子较多；法国的影片，以背景擅长，富于美术的趣味，剧情却比较的散漫；德国的影片，大都壮严而深刻。一国的影片既然有一

28、国的作风，那么，中国的影片也应该造成一个理想的作风美好的作风。”(28)当然，外界呼吁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电影创作者的认同。郑正秋显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中国影戏的取材问题(1925)一文中独抒己见：“我有一个比方，欧美的爱，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是注重平辈得体的，可以说是横的爱；中国的爱，是在一条直线上的，是从上而下的，有尊长在前，是不应当单讲夫妇之亲爱而丢掉长上的恩爱的，可以说是直的爱。有了这种国土人情的分别，中国影戏的取材，自然不能完全根据欧美了。”(29)时过境迁，令我们感触的是，在21世纪全球化的当下，中国电影人与时俱进，如何去续写正秋先生当年提出的“中国影戏取材”这个命题呢？四、营

29、运步武对中国电影业来说，“西风东渐”是一种全方位、立体化的渗透与覆盖，波及整个行业的方方面面。西洋影戏在中国落地并生根发芽，需要从许多最基本的事情做起，比如电影专用术语的翻译。广为人知的一个事例是“导演”名称的汉译，在陆洁日记中可见到原始出处：“1922年11月18日，顾肯夫创刊影戏杂志，约我合编，两人分工，顾编撰述部分，我编翻译部分，另约光宇主美术，由此创识并统一了甚多电影中之名词和术语。例如导演一词，编稿时正对此找不到适当可用之字，恰巧接友人来信，告我他在某小学当教习，即由教习两字联想到用此一词。”也有找不到贴切的中文来对应的，就采用最简单的音译，例如“蒙太奇”、“开麦拉”、“菲林”、“拷

30、贝”、“卡通”、“卡士”等等，有些沿用至今。上海是开放口岸，五洋杂处，电影从业人员交往便利，无论走出去还是请进来都很频繁。出国考察较早的记录见诸民新公司成立小史(1926)：“本公司为黎民伟、李应生君等所创办。当八年前黎君与李君相会于沪上时，即谈及振兴电影设立公司事。李君即赴欧美，细心考察各先进国之电影，以为回国创办之准备。”而接待外国电影人士来沪，较早受益者有商务印书馆、明星影片公司等。中国电影发展史特别强调：“明星公司当年曾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摄影科教授葛雷谷的指导，所以内部组织、办事精神，皆有独到之处。”再如有声电影在美国问世后，唤起中国电影人强烈的求知欲。周剑云曾记述1928年举行的一

31、场电影讲座：“这次饶柏森博士来华，假座青年会，公开试验有声电影，并将应用机件加以说明。各界人士，才晓得有声电影所发的声音，是电灯和无线电话两样东西混合而得的结果。”(30)以下分五个方面，粗略梳理早期中国电影在不同领域所接受的外来影响。首先在制片领域，不少电影前辈通过反复观摩外国影片，“急用现学”，无师自通。例如，管海峰在我拍摄红粉骷髅的经过中回忆说：“这部片子的布景，是仿照美国电影的布景制造方法制成的。全部用进口货硬纸板裁制，用粉画和贴花纸来美观板面。”又如张石川拍摄火烧红莲寺，从第二集开始尝试运用电影特技去表现剑术、巫术的神秘性，“竭力模仿欧美电影之繁杂的诡术，如用威廉氏复制法表现分身，用卡通法表示斗剑等”。此外，有心人还借助外国杂志，向国内译介好莱坞种种先进的特技制作法：“尤其美国的片子，碰到要人工造作的地方，往往利用科学，想出许多妙计来。近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看见不少的篇目，把许多西洋镜都拆穿了。”这些西洋镜包括海底、“死光”、风暴、地狱、空战、巨兽等六大类。(31)其次，在影片样式类型方面，注意“拾遗补缺”，及时引荐国际影坛新潮流。1926年发表的时事片亟宜提倡一文，就向国内影业急迫呼吁：“时事片最发达者莫如美国，而首创至先者则为百代公司，其时为1911年也。其后美人鉴于时事片之足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