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毕业论文论中国乡镇公共治理结构变革的启动中西部.docx

1、公共管理毕业论文论中国乡镇公共治理结构变革的启动中西部公共管理毕业论文-论中国乡镇公共治理结构变革的启动中西部关于 公共管理毕业论文-论中国乡镇公共治理结构变革的启动中西部 ，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提要：本文通过对湖北、云南、四川三个省几处乡镇治理结构变革的原因、基本内容、变动的成本的，提出这种变革具有式民主的原创性意义，使中西部地区的开始了由自上而下的单一向度的政府的统治，向多向度的上下互动的公共治理模式过渡，使国家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同时，提出由于缺乏、层面及良好公共关系的支持，三处治理结构变动依然相当脆弱，缺乏可持续性。主题词：乡镇/治理i/案例

2、/启动作者简介：赵丽江，女，1957年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院教授，法学博士治理（v.govern n governance ）是政治研究中广泛运用概念，有别于以往传统的单一的政府的统治，强调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公民均可担负起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成为各个不同社会层面的权力中心，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治理结构是指治理系统内部各部分排列及相互联系的方式。近年来中西部地区乡镇体制的改革，如四川遂宁市中区步云乡直选乡长、湖北咸宁市咸安区乡镇综合改革、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7个乡镇的乡镇直选乡长等都反映了乡镇治理结构及政治关系的重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启开了中国的基层

3、的乡镇政府由单一统治和管理向多中心自主治理的转变之门。适应了农村经济结构变化后，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的潮流。一、中西部地区乡镇治理结构变革的动因乡镇是中国农村基层的行政区划，新中国建立五十年以来乡镇政府是这一层次管理的核心（其中有25年为政社合的人民公社体制），直接与九亿农民打交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行政组织。在快速的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条件下，乡镇政府的职能、结构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变化。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社会结构由于私营高速发展，社会的自组织力增强，公民的自我管理能力也大大地增强；同时乡镇政府的财力供给较足，也有能力向社会提供较为充足的公共物品；乡镇的治理结构社会经济

4、结构变动的推动下也在很大上自行地发生变化。但是在中国的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有限，乡镇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物品（行政开支、农林水建设支出、及社会保障支出）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自组织力较弱，无论是政府自身的管理，还是对社会的治理均存在着。因而主动自觉地构建适应中西部地区发展需要的化的乡镇治理结构，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重要途径。三个进行乡镇改革的地方均为中西部地区较为贫困的地方，县乡两级财政极为困难，政府难以履行管理社会、推动经济的作用，社会矛盾较多，干部与群众关系紧张，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与其赖以生存的济基础已发生了严重的脱节。2003年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当时的区委书记对咸安改革前情况有一个基

5、本的描述：咸安“经济基础脆弱，总量块头小，运行质量低，工业腿短，农业落后；政府机构臃肿，财政捉襟见肘，债务居高不下，‘五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基金会储户经常围堵省市政府，许多干部群众消极悲观情绪浓厚。”ii乡镇传统的管理方式制约着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着农村社会的稳定。为了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大开发的经济政策，并取得相当的成效，但是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长期落后，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并没有缩小，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不大。以往国家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和乡镇政府结构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完成国家的粮棉油定购任务，特别是中部农村汲取资源，以支持整

6、个国家的工业化；现在国家的财政税收的来源主要来自于工业和沿海发达地区，主要农产品流通实行了市场化，2004年的农业税只有240亿元，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只占极小的份额；因此，中西部地区乡镇政府任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传统的管理结构依然存在，汲取广大农村资源的功能还存在，只是大量的资源在本地县乡两政府庞大的机构中消耗掉了：表现为贫困农村提供剩余产品的有限性与政府机构人员膨胀及人员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实行分税制，特别是2000年以来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一级的财政更为紧张，许多地方本级公务员的工资发放困难，为农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更是难以为计。乡镇治理结构的改革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二、中西

7、部地区乡镇治理结构变化的基本本文所的中西部地区三个乡镇治理结构变化的样本点，因为变革的背景不同，其作法上有较大的不同。其一，以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乡镇领导人，从权力来源上，解决政府向谁负责的。从乡镇政府的领导人的选举问题上着手解决乡镇治理结构问题，包含着由他治到自治的转变因素。长期以来，形式上乡镇领导干部权力来自于本级区域的公民，但实质上是来自于上级领导部门而不是基层民众，主要职能是完成上级主管部门布置的各项任务。在调研过程中，曾问一些乡镇干部为什么过去他们可以将按宰杀生猪头数收的屠宰税，变成按每个农民的人头收税，回答：“别的乡镇都这样收，我们完不成任务，压力很大，一狠心就猪头变人头了，向农民收

8、取了。”这一事例说明在很大程度上乡镇政府是上级部门的工具，与它直接治理的脱节，形成了脱离农民、凌驾、忽视农民需求的官僚习气，更为严重的是导致了乡镇机构体制、管理职能和政权建设等诸多问题和积弊，导致了乡镇运行机制与村民自治体制的不相适应。近几年来，中西部地区开始了直接选举乡镇领导人的尝试，着手解决乡镇工作向本区域内的群众负责的问题，开始建立自治性的乡镇治理结构。1998年12月，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进行了直选乡长的首次改革。全乡选民共推荐出初步候选人15名，经选区联席会议预选，得票最多的步云乡中学教师周兴义、10村村委会主任蔡荣辉和由乡党委提名的候选人乡党委副书记谭晓秋，共3位候选人进入最后

9、的乡长直选。3位候选人到全乡10个村和1个居委会举行了13场竞选演说答辩会。最后经全体选民投票，谭晓秋以50%的得票率当选为步云乡第12届乡长，乡人代会以鼓掌方式“确认”了这一结果。谭晓秋成为直选乡长第一人。2001年12月步云乡乡长任期已满，此次的有所变化，变成了“半直选”：由全体选民直选举乡长候选人，交由党委提名，最后由人代会进行等额选举。在12月15日的初选中，10名预备候选人在165人组成的直选联席会议上，依次演说了自己的施政纲领，长达5小时的现场直播由乡有线电视和有线广播同步进行，1万多乡民收看或收听了这一过程。经过投票，上届乡长谭晓秋和乡政府国土员谭志彬当选为初步候选人。此后这2位

10、初步候选人到各村作了施政演说。2001年12月31日，经过全体选民投票，谭晓秋以52.91%的得票率胜出。在随后的乡人代会上，谭晓秋以高票当选为步云乡第13届乡长，获得连任。对于谭晓秋这个乡长，全乡的百姓基本上都认识他，时时对他的言行进行监督，他也感到了选民压力的存在。2004年4月，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进行了7个乡镇的乡镇长的直接选举。30个以上的选民联名推荐或自我推荐，本镇户口，年龄25岁以上、4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就可成为乡镇长初步候选人，共77人；初步候选人在乡镇联席会议上（联席协商会议代表主要由乡镇人大主席团、各村委会干部和村民代表组成，每个村有3个村民代表，村民代表

11、是村民们直接选出）发表施政演说，由联席会议代表无记名投票产生2名正式候选人；正式候选人再到各选区同选民见面、发表竞选演讲；最后，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乡镇长。石屏县进行直选乡镇长有7个乡镇，共有70个村委会，合法选民10.66万名，其中10.35万选民参加了选举投票，参选率高达97.1%.牛街镇当选镇长张强说，他至今忘不了一位村民对他说过的话：“你是我们选出来的，你当镇长后可得多为我们考虑呀！”当选乡镇长们说，他们现在考虑问题，已经习惯于更多地考虑群众的要求了，“毕竟是群众投票把我们选出来的”。7月17日到8月30日间，红河州又在所属的泸西县10个乡镇进行了乡镇党委班子直选改革其二，乡镇一级实

12、行党政领导交叉任职，改变乡镇的管理体制，提高政府工作的效能。湖北咸安区实行乡镇党代会和人大会两票推选，竞争产生乡镇长的“半直选”，同时实行乡镇党委与政府交叉任职的方式，改革乡镇管理的机构及治理方式。2003年，咸安区选举的步骤为：自荐报名，乡镇党委审查资格；以由各村党员及群众代表（每10个农户一个代表）以海选方式推举候选人，区委常委会按推荐票数及考核情况确定各乡镇党委委员正式候选人；先召开镇党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产生镇党委委员；区委确定两名党委书记兼镇长的候选人两人，他们在代表会上演说，代表当场提问，全体党代表投票产生镇党委书记。在人大会上，由党代会上产生的党委书记作为镇长候选人，实行等额选举，

13、并从其他党委委员及群众推荐的非党候选人中产三名副镇长。在充分发挥民主的基础上，将原来先分散多头的乡镇领导机构，集中统一起来。咸安对乡镇一级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机构进行全面的调整。党委作为乡镇工作的领导核心，其结构完整的保留，党委书记一名，兼镇长；三名副书记分别兼任常务副镇长、人大主席团主席、纪委书记。所有乡镇政府组成人员均党委委员。不设政协机构。咸安治理方式变革的特点在于，乡镇负责人候选人的确定方面有直接民主的意义，由镇党代表大会和人代会两个代表会议来确定乡镇的领导人，党委与政府成员在乡镇一级完全交叉任职，使长期以来虚置的乡镇政府及镇长的权力充实起来，使执政党在乡镇一级的领导中既有实又有

14、名。不仅结构上解决了乡镇人员、机构臃仲的问题，而且使处于国家最为基层的乡镇政府具有更大权威性，更为广泛的民意代表性。其三，改革乡镇站所设置，中介组织，部分政府公共服务功能市场化，开始形成一种公共治理的结构。2003年，湖北咸安的乡镇“七站八所”的改革，对于构建乡镇新的治理结构重大的推动作用。“七站八所”是计划时期的产物，乡镇机构膨胀的源头，也是乱收费的源头。改革中保留上级垂直部门设立的税务、工商、财政、法庭、公安、国土等部门，严格控制其编制。对于农经站、水利站、农技站、房管所、城建站一律改制或撤消，全区一次性撤销107个单位。实行政事、政企分开，将服务性、技术性和社会中介性质的机构彻底从乡镇党

15、政机关分离出去。对于这些部门原来承担的公共服务功能如计划生育、防疫、农技推广、农机服务等，实行政府招标，合同管理，按完成任务的质量实行奖惩，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农村的公共服务上，而不是如过去那样用在无止境的人头费用上。改制后，农技人员下田多，一个农技人员负责近万亩的水稻防病虫工作，防疫人员入户时间多了，而不再承担过去乡镇政府催粮催款的中心任务；以往农民建房，城建站要收取1000多元的各种费用，现在把城建站撤消了，农民建房只需交4元办证工本费。新成立的农技服务中心、城建服务中心、防疫中心等其工作人员已不再是政府编制中的事业人员，他们可以独立创业，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与政府订立合同，承包政府发包的公

16、共事务，如生畜免疫、良种推广、病虫害防治、路灯的维护、街道绿化等。这些非政府的组织成为治理乡镇新的力量，服务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三、中西部地区乡镇治理结构变革的成本迄今为止这三个中西部地区乡镇治理结构的变化，是自发的实验性的局部改革。三处改革付出了人力、财力、物力成本及政治上的风险，但按照政治运行的惯例上级部门、权威的媒体并没有给予足够肯定，只是把其作为一个事件进行报道。因此对于这些治理结构的变化，尽管改革的发起者有强烈建立中国政治民主的使命感，如果对于他们的作法不予肯定，也不予否定，这些精心设计实施的治理结构的变革，很可能只是中国一年中成百上千件政治事件、行政事件中的几个偶然事件，像一片烟云掠

17、过人们的眼前，这是改革者最不愿意看到的状态。实际上，三处的变革有其必然发生的原因，也有其极高的价值，生动具体的表明中国在乡镇一级，已支付得起治理结构变动的政治、经济成本。中国目前具备进行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经济条件，良好、稳定的政治大环境是三处变革得以进行的基本前提，也是改革可动用的政治资源。中共十六大明确地向全党提出提高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这用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来，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iii在目前国内外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下，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仅是中央而且地方的党委和党

18、员干部都考虑政治改革的问题。与经济改革相比，中国的政治改革、国家治理结构变化明显地滞后。而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背景使得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必须主动探索，在国家治理结构变化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再来一次“摸着石头过河”。固然，这种变革的启动发生在何处，由何人进行、以何种形式进行就有极大的偶然性了。但是，在国家整体政治经济形势稳定的情况下，局部的试验是可以进行的，对于国家整体的政治改革进程是有益的。三处乡镇治理结构的变动，是变革组织者自觉地行动，主动的探索结果。在一定程度是他们将我们社会的信念、价值付诸于行动，把的抽象的理念转化成具体的结构形式，并试图使之成为一种制度，推进中国乡村民主制

19、度的进步。代议制父密尔在论证了政治制度与民众态度之间的关系之后，特别强调“政治制度（不管这个命题是怎样有时被忽视）是人的劳作；它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在它们存在的每一个阶段，它们存在都是人意志力作用的结果。”iv得出了政治并不是自行运转的，是人制成的结论。三处改革得以发生、发展的事实有力地说明我党的政治生命力蕴含在党的基层及党员干部之中。我们的执政党内主动思考、积极行动的分子是我们国家、我们的党最宝贵的政治资源，党员的主动性是执政党活力所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三个样本点的治理结构的变革，均为党委一把手下决心，在地方党委直接组织领导下，由下而上的

20、、自主的、小心翼翼认真促成。主持地方改革都是地方党委的一把手，都有着理想主义的情怀及书生意气的改革者，希望为中国农村民主建设闯一条路的勇者。红河州委书记罗崇敏，2003年10月调任书记之前是云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他说“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州的州委书记，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依靠领导班子的全体同志在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提高执政能力建设中作出努力和探索。”“我这个人比较‘笃行’，看准了的事会千方百计排除困难去做。就‘直推直选’来说，取得了成功、探索了无疑是大好事，但即使是失败了，也只是红河州的局部工作，所以我敢下这个决心。”主持步云乡直选乡长的原遂宁市中区委

21、书记张锦明，对于政治改革有执着的追求，1998年在遂宁组织了直选乡长，2002年调任雅安市组织部任部长时，又在四川雅安推行了县级党代表直选。主持湖北咸安改革的区委书记宋亚平是历史学博士，有着从商、从政的经历，政治体制改革有着诸多的设想，在任区委书记后，对咸安的改革进行了全面的规划，重点的突破，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在三处治理结构变化的过程中，不能只看见乡镇的治理结构在发生着变化，而没有看到结构背后的人，更不能忽视这些人所具有的思想、信仰及行动力。与业已发生的无数次改革一样，对中国的执政者而言“重要的不是同意变革，不是庄严的委任，而是要实施变革，而是要使整个社会都来学着进行可能的变革。”“人们要想使

22、社会体系有一个更正确的模式时，不能抱着反对这个体系的态度来对其进行改革。没有本身就正确的模式，更没有天启的真理。在原来体系的基础上，在原体系上下功夫，而不是废除它，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变革体系的目的”。v治理结构的变化需要主动、理性的实践者的推动。治理结构变革的经济成本。政治改革、治理结构变革如同经济改革一样需要经济上的成本，需要资金的投入。云南石屏一个2.7万人口的镇，“直推直选”耗资约为19万元，其中包括培训骨干及各种会议经费、补助村委会直选工作经费、文艺演出、宣传经费等。此次石屏试验的经济成本高达100多万元。当地干部对于高额的经费的解释：第一次进行直选，群众不熟悉，下一次费用会大大降低。湖

23、北咸安改革，不仅要直接推选乡镇干部，还要安置“七站八所”人员，置换身份，补足拖欠的工资和医疗费，仅横沟桥镇一个镇就投入了160万元，湖北省政府为支持咸安综合改革，为咸安贷款1500万；咸安的领导依然认为经费紧张，提出要国家对乡镇改革实行“按揭”，一次性投入足够的资金，转变体制，使乡镇的治理结构有一个根本的变化，轻装上阵。由此可见，中西部地区治理结构的调整仅良好的政治大气候，及有政治上的决心、抱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巨额的财政投入，否则治理结构调整的质量也将受到制约。四、中西部地区乡镇治理结构变革的价值虽然中西部地区治理结构变动的范围较小，也比较有限，但有其开创性的价值，对于构建市场化过程中，治理

24、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直选或半直选方式产生乡镇一级的领导者，启开了乡镇自治的大门，密切了国家与的关系，国家的权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回归了社会。中国的乡镇的政府机构与其他国家机构一样，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有可能成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无论是在条件下，还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都可能产生异化，实际上在乡镇一级干群关系紧张，乡镇一级政府施“恶政”已成为一个人们普遍的认同。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乡镇一级的负责人个人品质“善”与“恶”，很大程度上是既定的统治结构所决定的。过去是向任命他们的上级领导部门负责，国家的政治经济水平要求他们这样做，于是他们强硬地完成各项订购任务和进行摊派；

25、现在国家不需要乡镇一级政府承担征收粮棉油的任务，由市场调节；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大局而言，并不需要动用政府的政治权威来汲取农村社会的资源，并不要求乡镇政府一级负重大的经济责任，而公共管理、政治上的稳定的任务加重，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国家也面临着选择。三处治理结构的改革，就是作出一种选择，由村民决定，由社会决定乡镇负责人的去留，权力的来源发生了改变，那么他们在处理时，首先考虑老百姓的要求。试图建立“遵循人民的真正意愿的政府，而不是仅以人民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vi，在治理的过程中，人民的发言权扩大，社会自我管理的空间扩大了；脱离社会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收缩。统治型的政治关系，开始转变为公共治理型的

26、关系。治理结构变化发生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中西部地区农村计划经济的体制已不复存在，自然经济处在瓦解之中，市场经济的因素在不断地生长，政府已不能在资源配置之中起决定性作用，再不能替农民作经济上的决策，农民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自由。因此在乡镇的政治行政权力不可无限制地发挥作用，如果要强行发挥，只能造成农村社会巨大的张力，甚至形成群体事件。乡镇区域中公民经济自主性的发展，必然导致政治上的自治，村民自治成功推进就是一个验证。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自治的范围有扩大的需求，把有限的自治提到乡镇一级是乡村民主发展的自然趋势。国家整体进入以补助农业的时期，在经济上为中西部地区政府治理结构的转型提供了经济的基础。中国财

27、政部部长金人庆2004年7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财政必须由过去的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向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转变。同时，要调整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并向农村倾斜，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他说，“多予、少取、放活”是中央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针。“多予”，就是要切实增加“三农”投入。“少取”，就是要少向农民收取税费。“放活”，就是要搞活市场促增收。vii那么，中西部地区的乡镇治理结构应该回应来自国家政策和农民需求的变化，对中国乡村民主进程的做出贡献。东部发达地区由于工业化、市场化程度很高，乡镇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城市化了，与中西部地区乡镇的治理结构大相径

28、庭。在主动变革治理结构方面，中西部地区乡镇将会更有所作为。治理结构的变革，使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开始了由自上而下的单一向度的政府的统治，向多向度的上下互动的治理模式过渡。过去“七站八所”在乡镇是有较多的行政管理职能，领导、指导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对农民发号施令，收取费用。在市场经济逐渐发展的时期，农民的经济自主性大增强，大多数的“七站八所”失去了行政管理的空间和资源，已成为无行政功能和社会存在价值的机构；咸安取消“七站八所”，代之以市场化的服务中心、非营利性的中介组织及协会，以往靠政治权威运行的机构，变成了靠技术权威及市场权威运行的机构，政府与新的组织是一种合同关系，农民与这些新组织的关系是自由选

29、择的契约关系、顾客服务关系，开始构建一个新公共服务空间。乡镇“七站八所”这些事业单位的改革，也使乡镇政府从人满为患、机构臃肿的困境遇中解放出来，提高了政府的质量。咸安改革乡镇事业单位的经验在湖北全省很快推广，中西部地区也有多个地区试用了这个，如成都市，在2004年9月，在全市所辖的乡镇全面取销“七站八所”的机构。这项治理结构的变革，使政府在管理好社会的同时，管理好自己。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里茨指出：“不只是政策和人力资源决定经济成果，还有一个国家各类机构的质量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viii这项改革在提高政府质量方面有较大的作用，在各地推行的也比较顺利。在改革过程中，政

30、府及农村的中介组织在探索如何与治理的主体农民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以获得自愿的合作与合法的权威。三处公共治理结构的变革，开了中国基层社会组织多样化管理方式的先河，丰富中国乡镇一级治理的形式。中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民众的政治文化心理各不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极平衡的国家，在经济管理方式上，各地有很大的不同。如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声势力浩大，但是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二十多年来保持着集体的生产方式，并以其骄人的业绩，令世人刮目相看，成为一种成功的政治经济范式。在治理方面，同样是不能一刀切，如何变革要从本地的实际出发，要创造中国式民主的形式。如云南的改革者们就认为

31、：云南省属于西部不发达地区，自从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经济的优惠政策。但是，这些经济政策，其实不过是当年东部沿海地区所能享受到的政策照顾的翻版，在现在的情况下，已经明显失去了优势作用。以招商引资的一些优惠条件为例，和现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招商引资相比，只不过多了一些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有利条件，而投资环境是远远不可能和这些地区相比的。只靠经济政策的优惠，要想实现云南的发展是不符合云南省此时的实际情况的。中西部要发展并赶超东部沿海地区，关键要有比他们更有优势的发展条件，而这优势的关键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政治体制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环境优势，这样才能抢得先机，站

32、到发展的制高点。地方官员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动，创造多化的政治管理方式，服务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政治体制改革、治理结构的变迁都为了实现发展的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工具和形式，这种形式的多样性，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大局所允许的。三处公共治理结构的变革，所产生的治理形式，依然是还是国家管理的结构的基础部分，仅仅是形式不同而已。四项基本原则丝毫没有因为治理结构的变化而动摇，相反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在这些地区扩大了，巩固了。治理结构变革的过程是一个改革者、民众、媒体等各方面的一个过程。学习改变人们的知识、态度、行为。仔细三处治理结构变革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整个变革的启动、实施，是改革的设计者、民众不断地学习民主、其他地方政治发展的经验、学习研究国家的、思考如何实现民主的程序的过程，这个过程迄今为止都继续进行之中。托克维尔曾对人民学习民主与自由有一个断语：“任何才干也没有比保持自由的技巧可以收获更丰，但任何事情也没有比学习运用自由更苦”ix政治改革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