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比较.docx

1、农业比较在国内外史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与西欧在前工业时代的农业耕作制度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在西欧封建时代，农业耕作方式是田草结合、农牧混合，而中国则是单一的粮食种植业。两种不同的农业经济结构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向，西欧的农牧混合经济，容易使资本主义脱胎而出；中国的单一粮食种植业则强化了自然经济结构，强化了亚细亚生产方式。 这种区分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如果存在这种区别，又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评价这种区别? 一、单一粮食种植与农牧混合经济 上述观点认为，中世纪西欧的农业经济是一种农牧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下，耕地和牧场交错，畜牧业的肉奶制品和农业的粮食生产占有大致相当的经济地位。那么，这种农牧混

2、合的经济结构又是怎么来的呢?对此又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欧洲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主要是在历史早期由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有人认为：“欧洲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下，长期保持着一种畜牧业、农业、狩猎和渔业的混合经济，其中畜牧业的比重一直高于谷物的种植”。 国外学者中持此类观点的贞斯认为，西欧农牧混合的经济来自于西欧的自然条件，西欧人食肉传统与东方人食粮传统的区别至少从新石器时代便已存在，原初的资源配置允许欧洲人消费充裕的畜产品，拥有足够的作为牵引动力的大牲畜，拥有充裕的木料和木材。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西欧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并非自古有之，是后来才形成的，而且这种结构也主要限于14、15世纪后的英国。有的

3、论者指出：“12、13世纪以来西欧城市的兴起及商品经济的刺激，使欧洲各国经济结构起了不同的变化。生产领域里这种不同趋势的发展，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这些不同后果便在14、15世纪里表现为差异悬殊的经济结构”，即在英国形成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 在这些学者看来，与西欧国家不同，中国古代的农业是单一的粮食种植农业，畜牧业的比重很小。这种结构又决定了生产形式和经济结构是小农经济。 中西封建社会中经济结构的这种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多数学者强调地理与生态环境的作用，认为西欧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源于欧洲优越的自然条件，中国单一农业经济结构的产生在于中国不利的自然环境的压力。 有的论者提出，中

4、国与西欧的自然条件主要有3大不同：第一，地势条件不同。第二，气候条件不同。这两者结合造成中国降雨量分布不均匀红血丝 银杏树 擦鞋巾 日本白光 苏州脱毛 灰指甲治疗 苏州广告公司 徐州搬家公司 苏州抵押贷款 苏州私家侦探 徐州房产 ，年降雨量最高的地方可达8000多毫米，最低的地方仅80多毫米，各季节之间降水变率超过成灾准线；西欧则为大西洋气候，气候稳定、湿润多雨，各季节间降雨量分布相对均匀。第三，土壤条件不同。中国的农业地区除清末开发的东北地带外，绝大部分地区都属于物理性状较差的土壤，尤以黄土、红土为主，而西欧的耕作土壤很少有黄土、红土，土壤的物理性状一般好于中国。自然条件的恶劣给中国历史上带

5、来了频繁的自然灾害。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必须克服气候和土壤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加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对农业发展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防旱保墒问题。为此，我们的祖先注意了以下3个环节：改革田制和修建水利设施；深耕细耨；施肥。由此而发展起了精耕细作的农业耕作制度。 上述各种观点，大都从中西农业耕作制度上探究中西农牧经济结构的差异。西欧中世纪盛行三圃休耕制，从而为畜牧业的存在提供了条件，使经济结构中保持了相当的畜牧业经济成分，而中国盛行土地连作制，没有土地休耕现象，使中国畜牧业无法与农业并行发展，因而走上了单一粮食种植经济。 应当说，中外学者所描绘的

6、这幅历史图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也有某种绝对化之嫌，因为中西前工业时代的经济结构在农牧经济比重上的差异，毕竟只是相对的，不可能绝对化。 首先，就古代中国而言，粮食种植的农业经济确实占了支配地位，但农牧结合的传统也是长期存在的。国内有的学者已经指出，我国在几千年农牧业生产的历史中，创造了以农养牧、以牧养农、农牧两旺的经验，自从春秋战国以来，“就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形成了农牧分区的状况，农区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牧区以牧为主，牧农结合”。当然，在这种农牧结合的经济中，农牧业的比重往往差距甚大，常常是主业与副业的差别。因而这种农牧结合的经济尚具有很强的自然经济特点，畜牧业的存在在某种程

7、度上加剧了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封闭性，与西欧建立在土地休闲基础上的农牧混合经济有所不同。然而，耕地轮荒休耕也并非西欧农业生产中独有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曾长期存在过耕地轮荒休耕制。而且，即使在进入了以土地连作为特点的集约化农业生产阶段后，在某些局部地区也仍旧残存过土地休耕的现象。我国古代虽已积累起了丰富的用地养地经验，但并不是说我国古代已经完全摆脱了土地休耕制，如汜胜之书就说：“田，二岁不起稼，则一岁休之”。在其1000年后，11世纪宋代苏轼的稼说便讲到富人之稼，“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余，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讲到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田者，则是“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耨铚艾相寻其

8、上者如鱼鳞而地力竭矣”。 在西欧封建时代，三圃休耕制确实广泛流行，畜牧业在经济结构中确实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到12至14世纪时，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生产的进步，以农挤牧的现象也十分严重，农业生产也在向着集约化趋势发展。土地休耕制的存在，只是反映了西欧封建时代农业生产发展的落后。其实，在古罗马时代，农业生产并非完全是粗放型的。古罗马时代的农业生产曾有过走向集约化耕作的尝试，只是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和蛮族的入侵，这种尝试被打断，农业生产技术出现了暂时的倒退，转向更加粗放。到十二三世纪时，西欧才再度恢复了走向集约生产的尝试。 至于中外学者对中西前工业时代农牧经济结构差异形成原因的解释，可疑点就更多了。

9、 首先，中西农牧业结构的这种差异，并非来自自然资源的天然配置，更不是有史以来就有的，它是后天发展的结果。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之前曾普遍存在着土地休耕制，经济结构上也是农牧混合的；西欧在古罗马时代和12至14世纪也有过走向集约化农业的现象和趋势。这显示，地理条件的差异并不是中西经济结构差异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中国与西欧在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上的差异也只是相对的，并不像上述观点所讲得那样截然分明。其实，中国与西欧的地理与自然环境条件都具有多样性，中国不同地区间在自然环境条件方面的差异和多样性自不必多言，就是西欧各地的自然条件也很不相同，北欧与地中海地区、大西洋沿岸与西欧内地，不论在气候条件上还是在土

10、壤性状上都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要在中国与西欧之间作出截然不同的比较结论，显然是草率的。 中外学者在对中西封建社会时代的农业经济结构进行比较的时候，常常流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即把中国封建时代的粮食种植农业看作为落后的、缺乏前进活力的结构，而把西欧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看作是先进的、具有内在发展动力的结构，在价值评估上往往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而历史实际恰恰相反。中西农业经济相比，中国的粮食种植农业是较西欧的农牧混合农业发展水平更高得多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粮食种植农业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先进的集约化农业，而西欧农牧混合的农业则是生产技术落后的、带有原始性的粗放型农业，在农业发展阶段上比中国的集约化农业落后

11、得多。中国在夏、商、周时代也存在过与此类似的粗放型农业，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中国农业便已跨出这一阶段，走向了集约化生产。中国古代的许多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学认识都比西欧先进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 二、西欧中世纪的农业耕作制度 在中世纪的西欧，农业生产具有相对粗放型。这种粗放型表现在农业耕作制度上就是长期未能放弃土地休耕制度，未能走向土地连作。正是在土地休耕的基础上，保持了农耕与畜牧的结合。法国史家布洛克曾指出：欧洲“旧式农业经济并非建立在农耕上面，在法国与所有欧洲国家一样，它是以耕地与牧场的结合为基础的”。 关于12世纪前西欧的土地耕作方式，农业史家范巴斯曾归纳为以下几种：临时耕作制，即土地被开垦后

12、耕作数年，然后抛荒；在一片土地中大部分采取临时耕作，只留一小部分保持施肥连作；二圃制，即土地耕作一年，休耕一年，耕作与休耕交替进行；耕一休二制，即土地耕作一年，休耕二年，轮换进行；三圃制，即将土地分为3块，一块耕种冬作物，一块耕种春作物，一块休耕。三圃制最早于8世纪见于记载。大致上看，西欧中世纪的农业耕作制度主要分为两大类别、两大区域，南部的地中海地区因缺少春雨，北欧的芬兰、瑞典东部等地区因冬作物不易生长而分别实行二圃制，即地中海地区土地分为耕种冬作物与休耕的二圃制，北欧部分地区实行耕种春作物与休耕的二圃制，而介于两者之间的西欧广大地区，如英国、法国等则实行三圃制。 从以上耕作制度看，中世纪西

13、欧农业确实是粗放的、落后的。这并不是什么大自然的天赐，不是什么欧洲特殊的优越的地理和自然条件的产物，而是欧洲人历史经历短浅、生产活动发展程度低的结果。在西欧各地建国的日耳曼人刚刚跨出原始社会的门槛，刚刚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而跨入定居农业不久，农业生产上自然具有相当的落后性。日耳曼人在迁徙前和迁徙后，农业耕作制度大多是“临时耕作制”，即开垦一块农田后，在农田上连续耕作几年，待农田地力耗竭后便将其抛荒，抛荒与耕作多无定制。 古代罗马的农业，在许多方面的发展程度便高于这种农业。古代罗马在农学的发展、在对保持地力的认识和实践上都曾达到过较高的水平。在古罗马时代，虽然土地休耕制广泛存在，但在农业生产

14、中也已开始出现了试图迈出休耕制、走向作物连作的尝试。维吉尔在其农业诗(书作于前37前30年)里讲，收获后，让种过的土地下年休息，在割过豆科作物的田里种小麦、亚麻、燕麦等，并提到土地的干燥度可以因为轮栽而减轻，不阻止施肥，进行耕耙，种子用硝石、油渣处理等。普林尼的著述中已有豆谷轮作的记载。罗马人很早就知道动物粪便、草木灰、石膏、泥灰石等具有很高的肥性。他们为了提高地力，曾栽种过羽扇豆，并且当羽扇豆还是绿色的时候便将其翻入土中。克隆美拉的农书上讲理想的土地施肥数量为每犹格1440modii(约折合每英亩550蒲式耳)，据当代学者的研究，这一施肥量与近代西欧农业的施肥量不相上下。古罗马人根据地理和气

15、候的特点发展了旱地农业，通过多次适时的耕锄以保水保肥。在有些地方还发展起了灌溉农业。但可惜的是，随着日耳曼人的入侵和在罗马帝国的疆域上建国，古罗马许多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大都一度被废弃和遗忘。 地旷人稀，以及劳动力的相对不足，是中世纪西欧农业耕作方式落后的另一原因。一般说来，无论欧洲还是其他地方，人烟稀少总是与粗放的农业耕作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而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也总是伴随着土地耕作向集约化方向的发展。布罗代尔说：“在中世纪的几百年间，欧洲家家户户的案子上堆满了肉”，是因为那时“地中海以北的欧洲有大片土地空着，其中的一半可用于放养牲畜，那里的农业后来还为畜牧业留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但在17世纪后就每况

16、愈下，似乎随着欧洲的人口增长，植物为主的普遍规律开始抬头”。据有的学者研究，在6世纪的高卢，平均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5.5人，耕地仅占全部土地面积的3.44。到中世纪西欧人口密度最高的13世纪末、14世纪初，即使在西欧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也不超过30人，较之中国最早实行集约化农业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西汉时的人口密度还低得多(参见本书第十九章中西封建社会中的人口发展)。而就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人口密度下，西欧某些地方也已显露出开始摆脱粗放型、走向农业集约化生产的某种趋势。 气候与地理条件对于农业耕作制度有无影响呢?肯定是有的。一个地区的气温、降水量及其季节分布，还有地

17、势地形和土壤类别、土壤的物理性状等都对农业耕作制度具有直接性影响。中世纪西欧农业生产中的二圃制与三圃制两大耕作区域的不同，南欧某些地区在古罗马时代和中世纪时期的旱地农业和向灌溉农业方向的发展，便都是主要来源于地理和气候条件的。然而，把自然环境因素夸大为农业耕作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却是不恰当的。西欧农业二圃制和三圃制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二圃制地区也有三圃式农业，三圃制地区同样有二圃式农业，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生产的强化，二圃制一般都具有转化为三圃制农业的趋势。在西北欧和中欧地区，由于相对温和的气候、各季节中降雨量的相对均衡分布和较好的土壤性能，在粗放的生产条件下，要获得一般的收成可能比气候和地理条

18、件恶劣的地区要容易一些，因而，对于发展集约化农业在自然条件方面遇到的压力或挑战要弱一些。但这只限于人烟稀少和社会生产力及文明程度发展较低的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人们总会要求改变这种收获量很低的粗放型农业，发展起能大幅度提高产量的集约化农业。古代中国的农业是从粗放型发展到集约化的，在中世纪西欧农业的发展中也有这种趋势，农业集约化的发展都是沿着保持土壤肥力、保持土壤水分、防止病虫害等方向迈进的。 中世纪西欧的农业生产也有从粗放型走向集约化的趋势。在11至13世纪的西欧各国，随着铁制农具的逐渐普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普遍发生了向森林、荒山、沼泽要地的土地垦殖运动，这使耕

19、地面积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在法国，11世纪至14世纪初，耕地总面积增长了2至3倍，甚至4倍。农业耕作在外延上的扩张已达到了此时生产力水平所允许的最大限度，生产发展表现在内涵强化上的倾向因而得到加强，开始出现了从粗放型走向集约化的趋势。人口增长和粮食消费需求的压力，推动粮食生产以牺牲畜牧业而增长，在不少地区都出现了粮食强化生产。当时的强化型农业生产在耕作方式上主要有这样几种：减少土地休耕时间，将三圃制下耕地每隔两年休耕一年的制度改变为每隔3年、4年或5年休耕一年；休耕地不再休耕，而是种植能保养地力的饲料作物，如豆科作物、萝卜等等，这样既能保持强化的粮食生产，同时用饲料作物喂养牲畜，又能保证畜牧业的

20、比重和保证土壤肥力，关于这种形式的强化耕作，最早的历史记录是在1328年佛兰德尔的波尔波哥地区；进行不同作物的轮作，将豆科作物、饲料作物甚至部分工业原料作物作为小麦、燕麦等粮食作物的填闲作物种植，这种农作方法在13世纪时已见采用，到十四五世纪时得到了一定范围的推广。在粮食生产强化的同时，畜牧业经济成分明显退缩，据有的学者估计，1300年时英国东南部的低地地区，平均每英亩土地纯产出的75是粮食，而能量的93也是来自于粮食。畜牧业收入之低，一方面起因于牲畜密度低，即饲养的牲畜数量少，另一方面来自于当时牲畜体格矮小，奶、毛产出量低。在13世纪中叶的英国领主直领地上，牲畜密度只相当于l5世纪早期的半数

21、略强。 在西欧，从粗放型农业过渡到集约化农业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保持土壤肥力。土地休耕本身原是为了保持土壤肥力，正如布洛克所说：“古时的农民注意到，由于施肥不足，耕地需要休闲，即为了不使地力衰竭，不仅需要变换作物，而且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休耕。由于肥料缺乏，谷物种植又占优势，可交替种植的作物很少，这都使得仅仅变换作物不能更新土地肥力、防止野草生长。从实践中，人们得出了规律，并以各种方式加以应用。应该在几个耕作周期经常是各不相同的和休耕之间形成一种有力的、有条不紊的秩序”，此即三圃制或二圃制。要放弃休耕，走向土地连作，关键是要寻求保持土壤肥力的新方法。 关于中世纪西欧耕地的肥力、产量和农业发展的走势，

22、国外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英国学者波士坦、蒂托等人提出了随着人口增长、耕作强化，必然使土壤肥力递减、农作物产量下降的理论。波士坦认为，在中世纪的英国，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对粮食需求的增大，土地垦殖活动持续发展，到13世纪时，一些原来的森林和荒草地都被垦为农田。随着粮食生产的这种强化，可供畜牧的草地牧场面积大大缩小，随之，畜牧业经济成分急剧降低，牧畜密度减小，结果导致耕地上的肥料不足、土壤肥力恶化，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下降；而且，人口压力还使农业生产向一些贫瘠的土地上扩展，因而平均单位面积产量更加下降。这种生态的不平衡、土壤肥力的下降更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蒂托研究了温彻斯特主教区土地上的粮食产

23、量，认为在1349年前，伴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一些贫瘠的土地也被开垦耕作，致使因牧场不足而畜牧业退缩，肥料供应随之减少，土壤肥力条件恶化，因而粮食产量随之降低。法默尔在研究1271至1410年西敏寺土地上的粮食产量时，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奥特威特还用这种理论来解释16世纪英国农业的粮食产量的变化。 而在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历史学家们却描述了那里中世纪农业发展的不同趋向。一些法国史学家和荷兰史学家对有关什一税进行了研究，指出，在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13至17世纪人口发展趋向和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肯定性联系，14世纪初是人口增长的最高峰时期，也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最高的时期。较高的粮食单

24、位面积产量是通过劳动密集的手段取得的，例如重施肥料、撤施泥灰、经常除草以及在休耕地上种植豆科作物等。这些措施增加了土壤中的氮肥含量，因而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在法国北部的康布雷齐地区，14世纪上半叶前粮食产量不断上扬，每公顷产量向1021升迈进。有的学者还以当时低地国家的一些地区为例指出：劳动越密集，粮食产量越高；土地的经营单位越小，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也越高。随着14至15世纪中叶西欧人口的持续下降，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下降，到15世纪中叶，康布雷齐地区的粮食产量降为每公顷约418升的范围内。不过他们也承认，在人口增长推动粮食产量即土地产出率增长的同时，人均劳动生产率却在下降，即人口增长与土地产

25、出率持正比例关系，而与人均劳动生产率却持反比例关系。 近年来，波士坦等人所提出的中世纪英国随着农业中劳动力投入的增大而土壤肥力下降、粮食产量降低的理论，在英国史学界遭到了批评，不少学者通过进一步具体的研究对这一理论作了重大修正。肯贝尔在研究了13至15世纪诺福克地区领主直领地上的农业产量变化后指出，土地产出率，即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并不是像波士坦等人提出的那种与人口增长呈反向联系、与牲畜数量和密度增长呈正向联系的模式变化的，在14世纪初，人口数量最多，牲畜密度最低，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反而最高，而14世纪中叶时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牲畜密度大幅度上升，15世纪初比13世纪末牲畜密度提高了一倍，但粮食单位

26、面积产量反而大幅度下降。14世纪初取得较高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是因为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粮食需求增长，粮食价格提高，劳动力充足，劳动力价格低廉，因而增加了劳动力投入，加强了播种前的整地、田间施肥、中耕除草等生产环节，大量轮作了能保养地力的豆科作物、饲料作物，加强了生产的集约化程度。14世纪下半叶虽然因牲畜密度提高而可能使土壤肥力加强，但由于人口的减少使劳动力缺乏，劳动力投入减少了，土地耕作由相对集约化转为粗放型，潜在的土壤肥力改善的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粮食单位产量仍大幅度下降。当然，这一时期由于人口减少和土地充裕，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有了一些变化，优质高价的作物种植的比重提高了。不过，波士坦等人

27、的理论也并非完全错误。肯贝尔发现，在诺福克地区的那些土壤条件相对较好、在十三四世纪实行相对集约化生产的地方，14世纪中叶后随着人口的减少，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而在土壤条件较差、原来便采用相对粗放的耕作方式的地方，则随着14世纪中叶后人口的减少、牲畜密度的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有了增长。肯贝尔对波士坦等人提出的中世纪西欧农业生产中随着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而劳动生产率下降、随着劳动力投入的减少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理论模式也提出了修正。他指出，在诺福克地区的一些土地上，在14世纪初至15世纪初的一个世纪中，平均每英亩土地上的劳动力投入下降了约13略强，而在同一时期每英亩土地的粮食产量却下降了约40，平均每

28、个工日劳动力的纯产量下降了约20。 蒂托通过对温彻斯特领主土地的研究得出了随着人口增长、劳动力投入增大而土壤肥力递减、粮食产量下降的结论，特恿顿同样对温切斯特的兰普顿土地上的粮食生产和产量进行了研究，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蒂托以13世纪中叶温切斯特的农业生产中取得了最高的粮食产量，但这种粮食产量水平未能维持下去而得出了土壤肥力与人口增长的反比关系、与牲畜数量的正比关系。而特恩顿则认为13世纪中叶取得最高的粮食产量本身便需要解释。他认为，这时取得高产量的直接原因是气候条件较好，大量长期休耕、含氮量较高的土地得到开垦，但背后的动力却是人口增长、粮食价格上扬推动了领主直领地经营管理的加强和劳动力投入的

29、增大。他指出，在兰普顿的领主直领地上，1225至1274年取得了最高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在1280年代略有下降，但基本稳定地维持至1320年代，因为这时粮食的市场需求还较高，各种强化耕作的措施仍旧得到维持。但到1320年代以后粮食产量则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因为这时起人口的大量减少、劳动力不足使原来强化耕作的各种措施大都被放弃，如整地、锄草减少了，肥料和草木灰的使用放弃了，精选良种也不再进行了，土地耕作转向粗放。虽然牲畜数量增长了，但因劳动力投入的下降，粮食产量也在下降。 上述两种观点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地力问题。众所周知，栽培植物与天然植被对地力的消耗不同。农作物一年的生长需要，比一般天然植被从土壤

30、中吸收掉的营养元素要高。特别是连年种植同一作物，地力消耗上集中于某些元素，作物成熟后，这些元素即以种子、果实、块根、茎杆、枝叶等形式被人类采收去，不像天然植被那样把取自土壤的营养成分绝大部分在原地还给了土壤，所以随着种植业的发展，地力问题就越来越显得突出。其实，在中世纪时代的西欧，通过粮食作物种植的实践，人们也已经逐渐掌握了一些保养土地肥力的方法。国外不少农学专家已经指出，在西欧，土壤肥力问题主要是氮肥的含量问题，保养地力主要是保氮，增加土壤中氮肥的含量。氮肥的供应是与粮食产量具有最直接关系的因素。现代农业科学家认定，每向粮田增施一公斤氮肥，可增加粮食产量15公斤。在西欧前工业时代，农艺家和农

31、人们已经模糊地认识到了氮肥对于增加粮食产量的重要作用，当时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已有了各种保氮、增氮的方法。有的学者研究了西欧前工业时代以保氮为主要内容的增加土壤肥力、提高粮食产量的各种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第一种是轮种豆科作物。豆科作物的种植能够增强地力，它具有固氮，即能吸收空气中的氮以增强地力的作用。西欧人对豆科作物种植对于粮食生产的价值，从古罗马时代起便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付诸实践，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便曾写到“在长过豆科作物的土地上种植你的黄金粮食作物”。前已述及，在古罗马时代，豆科作物已经被纳入耕地的轮作之中。在中世纪的西欧，尤其在13世纪前后，豆科作物的轮作十分普遍，在英国东部和东南部，豆科

32、作物种植占粮食作物的15至14，豆科作物不仅在休耕地上耕作，而且也在冬作地和春作地上与粮食作物轮作，以恢复土壤肥力。第二种是在休耕地上种植萝卜、苜蓿等饲料作物。这些作物同豆科作物一样，具有保养地力的作用，同时，用收获的萝卜、苜蓿等饲料来供给夜间和冬季圈养牲畜，积下更多的厩肥，以在耕地上厚施肥料。这种耕作方式普遍流行于近代早期，但在13世纪前后已见存在。第三种是三圃制和二圃制的耕作方式本身也是保养土地肥力、增加或合理地利用土壤中氮肥的重要方式。三圃制和二圃制下都划出一块土地作为休耕地，在休耕期间，这块土地上杂草丛生，用来放牧牲畜，牲畜的粪便撒落在土地上，杂草的根茎经翻耕腐烂在土地中，从而增加了土地中的氮肥含量，增强了土地肥力，然后翻耕起来种植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