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千岛湖惨案24名台客死亡 扭转两岸关系.docx

1、1994年千岛湖惨案24名台客死亡 扭转两岸关系1994年千岛湖惨案：24名台客死亡 扭转两岸关系 1994年千岛湖惨案：24名台客死亡 扭转两岸关系2011年04月28日 09:37字号:T|T622人参与22条评论打印转发核心提示：1994年3月31日，24位台湾旅客乘坐“海瑞号”游船在千岛湖观光时，与6名大陆船员及2名大陆导游共32人，在船舱内被烧死。1995年3月31日，千岛湖事件发生一周年后，部分遇难台胞家属来到事发地举行祭奠活动。四月阳春，位于杭州西郊淳安县境内的千岛湖，碧水呈奇。因拥有1078座翠岛而得名的千岛湖，曾被誉为“天下第一秀水R

2、21;。但是，14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惨案，打破了千岛湖的宁静，也曾给两岸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1994年3月31日，24位台湾旅客乘坐“海瑞号”游船在千岛湖观光时，与6名大陆船员及2名大陆导游共32人，在船舱内被烧死。是“意外事故”？还是“特大抢劫纵火杀人案”？惨剧突发，24位台湾游客千岛湖遇害1994年4月1日下午，上海文汇报驻浙江记者万润龙正在家中写稿，电话铃声响起。他的一名学生在电话中说，千岛湖一艘游船起火，估计船上游人已全部遇难，省市领导和军警已赶赴现场，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万润龙回忆，他当时马上意识到这绝不是一般性

3、的事件，立刻请示报社领导，决定介入采访，探个究竟。随后，万润龙分别给浙江省公安厅、杭州市公安局等十多个单位的熟人打电话，回答都如出一辙：已接上级通知，不准接受记者采访。经过多方出击，万润龙终于在一位通讯员那里，了解到事件的一些情况：4月1日凌晨，有人在千岛湖上发现一艘还在燃烧着的游船，报告公安部门后，游船被拖到岸边，经过搜寻，游船舱底发现若干具被烧焦的遗体。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万润龙在4月2日的文汇报上独家刊发了关于“千岛湖游船发生火灾”的消息。按照国台办现任发言人、时任新华社记者范丽青等人后来的报道，惨案是这样发生的。3月31日16时许，在千岛湖从事摩托艇营运的吴黎宏、

4、胡志瀚、余爱军，携带猎枪、斧头等工具，乘摩托艇到湖中猴岛附近水域窥测目标，欲抢劫游船上游客钱物。当“海瑞号”游船经过猴岛时，天色已暗，三人驾艇靠近船尾。余爱军和胡志瀚蒙面登上游船，诱逼24位台湾游客交出钱物后，将他们和船员赶入游船底舱。后来，吴黎宏也登上“海瑞号”，用铁丝把底舱门拧死。他们在向底舱连开数枪、扔下炸药、浇上汽油后，带着所劫钱物驾艇逃离。新闻封锁，一些境外媒体歪曲报道4月3日晚上，万润龙乘出租车直奔千岛湖现场，抵达时已是4日凌晨。现场军警密布，任何无关的人禁止入内。在罹难者家属陆续赶赴现场后，当地政府除禁止媒体采访外，还密切监视台湾家

5、属，严禁台湾旅行业代表到现场勘察及摄影拍照。万润龙在得到了一位领导的帮助后，进入了停尸间等事故现场进行了采访。“但其实，我在现场就看到许多台湾媒体同行假扮遇难者家属。”万润龙回忆。很快，一些台湾媒体报道称，“由于大陆对消息封锁，所以整个状况仍不明了”。还有台湾媒体称，船上遗体上半身炭化，下半身完好，存在疑点。一时间，海外谣言四起，甚至谣传该案“有大陆军警涉嫌作案”。“千岛湖事件的第二天，我正好在上海参加一个研讨会。”时任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的石齐平回忆，到事发第三天，他再也坐不住了，想去现场。4月4日

6、从上海赶到杭州，石齐平受到阻止，没法到达事发现场。“那个时候，如果石齐平能到现场，出来说一句话，就不会造成台湾民众情绪这么大的反弹。”今年4月12日，时任海基会秘书长的焦仁和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参与处理的浙江省民政厅方副厅长曾向万润龙表示，由于我们没有全面及时地报道，境外媒体尤其是港台媒体“先入为主”，连篇累牍地歪曲报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借题发挥，台湾当局挑拨两岸关系在境外媒体“歪曲报道”的同时，大陆媒体的报道中，国务院领导对这起“火灾事故”的处理非常重视，责成浙江省政府认真处理好善后工作。在人民日

7、报1994年4月10日的报道中，国台办负责人发表谈话称，3月31日浙江省千岛湖发生了游船火灾事故，国台办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事故原因，争取尽快查明后公布。“台湾是个很浅碟子的社会，一发生点事，马上报纸、电视上都会有。在媒体开放方面，台湾与大陆理解不一样。”焦仁和说，台湾老百姓看到案情没有尽快公布，马上情绪就会很沸腾。信息的不明朗，导致了岛内民意不满，台湾“立法院”的各党派“立法委员”，纷纷要求删除两岸交流的预算和中止两岸谈判，并要求宣布大陆是“高度危险旅游地区”。与此同时，台湾

8、当局某些人士蓄意发表攻击、污蔑祖国大陆，挑拨两岸人民感情，破坏两岸关系的言论。进而全面停止组团到大陆旅游，暂时冻结两岸文教交流和投资经贸活动。对此，焦仁和认为，这里不能否认完全没有政治操作，当时民进党对两岸任何接触都反对，所以他们当然会借这个机会，来煽动、扩大事件。但是，“很客观，很冷静地说，大部分的台湾民众，一看到电视上那些哭哭啼啼的场面，对于大陆的处理，不够透明，就会不信任，就会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有阴谋。”内参推动，惨案17天后真相公开变化，发生在4月17日。惨案发生后第17天，浙江省公安机关宣布：千岛湖“海瑞号”游船失事，系一起“

9、;特大抢劫纵火杀人案”，3名涉案犯罪分子已被公安机关抓获。根据后来6月20日人民日报的“千岛湖事件始末”一文可知，早在惨案发生的一开始，当地政府就了解到，这不是“火灾事故”，而是一起特大刑事案。报道中称，4月2日，杭州公安局抽调14名法医，对所有遗体进行了认真检验：遇难者进入底舱前并未死亡，死亡系“窒息烧烤”所致；专家确认有“汽油助燃”；船舶专家“排除了因船和设备引起火灾”的可能；痕迹专家发现“出入底舱的铁梯缺失”，底舱口上方钢板有R

10、20;猎枪散弹发出所致圆形状凹陷”；刑侦专家分析认为，船上人员极可能“受暴力胁迫进入底舱，而后被焚烧致死”；公安机关确定，这是一起“有预谋、有准备的特大图财害命案”。实际上，真相的公布和一篇内参有关系。早在4月4日，万润龙从事故现场回到杭州，马上将新闻封锁造成严重恶果的情况写成内参千岛湖“3·31事件”搞新闻封锁适得其反。内参详述了事件发生后浙江省所做的大量善后工作，但是，因为有关部门搞新闻封锁，而封锁的只是我们自己，却堵不住海外的声音，导致海外媒体发表了很多不利于我们国家的主观报道，事件真实的情况无

11、法通过正当的传媒渠道及时地昭告世人，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政治损失和极为恶劣的影响。内参建议，中央尽快采取措施，公布千岛湖惨案真相。“这是当年惟一的全国好内参一等奖。”万润龙回忆，江泽民同志当时在内参上进行了批示。新闻封锁这才得以取消，事实真相终于得到披露。当时一位参与处理事件的正厅级干部对新闻封锁评判说，世界上最糟糕的足球队员是将足球踢向自己的球门，让对方得分。人民日报“千岛湖事件始末”一文中也坦承：在海峡两岸之间，由于长期隔阂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在看待一些问题的观念和处理方式上存有差异，因观念和处理方式的不同，引起的误解也肯定会存在。石齐平后来与海基

12、会董事长辜振甫有次谈话，说到发生这么大的刑事案件，新闻是不可以封闭的。大陆到破案了才公布详情，这对台湾人来讲，就会怀疑，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台湾著名学者潘家庆也认为，浙江省有关部门对该事件的不公开操作，理解为在未抓获犯罪嫌疑人之前公布案情不利于破获案件，与台湾媒体对刑案报道态度不同，正是两岸新闻观念的差距，导致了事态的扩大。 真相披露，海协会专家踏看案发现场案件真相披露后，两岸人士共同努力来跨这道坎。4月19日，浙江省检察机关批准依法逮捕抢劫纵火杀人的案犯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大陆同意海基会去了事案发地，并允许台湾记者进入现场。焦仁和还记得，5月8日，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祐带领6位鉴识、刑

13、侦专家和法医、律师以及7位罹难者家属抵达杭州。在此后4天时间里，海协会方面的专家详细介绍了事件发生、现场救援、案件侦破的全过程，回答了海基会专家提出的问题。海协会专家还陪同海基会一行前往千岛湖实地踏看了案发现场。“有了这些动作，台湾的民众就逐渐放下了，人死不能复生。”焦仁和说。5月16日，台湾旅行业者达成共识向各界宣布，取消对前往大陆旅游的抵制，由业者自行决定出团大陆。其他各项中断的交流，也陆续重开。6月12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千岛湖特大抢劫、故意杀人案一审做出判决。被告人吴黎宏、胡志瀚、余爱军分别被判处死刑。“两办”发文，突发事件报道要争取

14、时效据万润龙回忆，“千岛湖事件”后，当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国内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工作的通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两办”这样的权威机关，就突发事件报道问题联合发出专门通知。通知指出：对突发事件的对外报道，要充分考虑事件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报道可能产生的影响。报道要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国际形象。报道必须真实准确，争取时效，把握时机，注重效果。传播学专家张君昌认为，这类天灾人祸和突发事件无须掩饰，及时准确报道，有效引导，反而有利于事件的处理。反之，结果是我们自身处境尴尬、被动无奈。2007年11月

15、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开始施行。其中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造成后果的，根据情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新观察让真相公开天塌不下来秦关一起谋财害命的普通刑事案件，经过17天才对外公布真相。期间由于当地有关部门封锁消息、海外媒体炮制大量“推测性”新闻，使一件偶然的突发事件，变成一个影响两岸关系的“政治事件”。这是人们从千岛湖事件中获得的一个直观印象。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来观察“政治谣言”或者“政治诽谤”的发生、发展与消弭

16、，“千岛湖事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对于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这起刑事案件，地方政府的第一反应是等破案后再公开真相，忽略了公众对及时信息的需求。当真相缺位的时候，谣言就会大行其道。台湾岛内一些高官和政治人物，借题发挥，结果必然是，地方政府对这一悲剧的处理方式，不仅没有起到预期效果，而且适得其反地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客观上也为两岸关系和交流附上一道浓重的阴影。信息即权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大成就，莫过于中国社会渐次走向开放。从信息公开的角度来说，这种开放通常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权力层面，即权力的运行必须透明；二是社会层面，在个人自由与契约精神的关照下，公

17、民有权利获知真相，即所谓知情权。而这种社会权利不应被权力以任何不正当的理由加以剥夺与减损。显然，谣言四起的“耳语社会”里，人们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之所以成倍增长，被“夸大”，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信息封锁带来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远远大于其虚拟的积极意义。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政府的危机管理中。众所周知，信息越封闭，真相越少，发布越不及时，便越能给人以想象空间。当客观真实与想象真实展开较量，对于满天飞的各类消极或者使危机扩大化的信息，人们通常都会采取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在那些自认为通过信息封锁便可以“大事化

18、小，小事化了”，从而间接有益于政治与国家的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事实上，这一思维近些年来仍没有完全根除。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发生在2003年春天的非典事件，当真实的“谣言”满天飞舞的时候，一些官员却还在信誓旦旦地否认疫情。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证明，中国人在这一年之所以能够成功抗击非典，取决于政府与民众一起直面真相，同舟共济。这一胜利，是国家与社会合作的胜利，它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政府在处理危机时时常低估社会对危机的消化能力。人类的所有探索，莫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所谓“人若能预知三日，将富可敌国”，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生活在不确定性之中。对于未来，人们无从把握，但是对于已然发生的事情，只要你不去刻意隐瞒它，总还是大有可为。稳定是重要的，然而历史证明，只有真相才能安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