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家风 学人本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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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家风学人本色

翰墨家风学人本色

　　长安访古首碑林，翰墨家风四世存。

　　时尚空传新魏体，先生金石重周秦。

　　这首诗是前陕西书协主席刘自椟评价前辈段绍嘉的七言绝句。

　　段绍嘉（1899～1981年），名泮森，字绍嘉，以字行，出生于累世经营碑石、碑帖的商贾之家。

其祖上于明代中叶在西安城内府学门口开设了“翰墨堂碑帖局”，经营碑帖。

“翰墨堂”传至段绍嘉之父段仲嘉时，已历六代，声名甚隆。

除店铺外，另有一幢二层楼的“藏石处”，下层存放段家历代收藏的碑石、墓志，并将一些碑石按年代顺序镶嵌于墙，以便捶拓出售；上层存放已经拓好的拓片、制作好的碑帖，也兼作装裱室。

其时翰墨堂与北京琉璃厂的庆云堂互通有无，将北京没有的碑帖拓片运往庆云堂，再将西安没有的碑帖从庆云堂运回西安。

店门高悬张裕钊所书的匾牌，店内多为碑帖精品。

　　慕名造访翰墨堂的不乏官宦与书画名家，甚至连光绪皇帝也曾驾临这里，1923年秋，康有为受陕西督军刘镇华之邀到西安，曾专门造访翰墨堂，有儒商之名的段仲嘉热情接待，并让14岁的段绍嘉当场写字，向康有为请教。

康有为看后大加鼓励，并为段家书一联：

“金石如林富，云霞绚晚春。

”1935年，张大千到西安后造访翰墨堂，与对碑石研究甚深的段仲嘉相谈甚为投机，为段绘一扇面。

扇面上所画石榴花果茂盛，并题诗日：

“海榴自是神仙物，种托君家有异根。

不独长生堪服食，更期多子应儿孙。

”段绍嘉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所受金石书画熏陶自非常人可比。

段绍嘉之母武氏夫人出自名门，系福建南韶连道道台之女，温文尔雅，多才多艺。

段绍嘉4岁时在父母指导下临习欧书，7岁入学，始学北魏。

自此，段绍嘉写了一辈子的魏碑。

　　段绍嘉对金石的研究得益于党晴梵的指导。

1933年，段绍嘉加入“西京金石书画学会”，是比较年轻的会员。

党睛梵是学会的核心人物之一，集革命家、历史学家、书法家、诗人、金石学家诸多身份于一身。

在党晴梵的指导下，段绍嘉博览群书，收藏青铜彝器、秦砖汉瓦，为日后的文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段绍嘉被任命为陕西省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原名）保管部副主任，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碑林。

碑林当时的馆藏文物管理比较混乱，段绍嘉对碑林文物的清理、分类、鉴定、保护、展示、复制、起草审定解释文稿等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仅将碑林所有展示文物说明牌一一用楷书书写这一项，其工作量之大不难想象。

在从事金石书画鉴定、研究的过程中，段绍嘉撰写了《司马芳残碑出土经过》《师克?

S考释》等论文，刊于《文物》《人文杂志》。

一些论文引起国内外学界注目，郭沫若、容庚等人撰文参与讨论。

在文博工作中，段绍嘉结识了郭沫若、郑振铎、容庚、唐兰、商承祚、沙孟海等专家、学者，眼界更加开阔，研究日益精深，书法风格臻于成熟。

　　段绍嘉搜求古碑足迹遍陕西，常常赴周原、昭陵、乾陵、茂陵、渭北、汉中等地探访。

段家世代收藏碑石文物，藏量颇丰，段绍嘉将众多的藏品捐献给了国家。

如见于《陕西金石志》的刻于唐武周元年（690年）的《杨基墓志》，就是段绍嘉于1952年捐藏碑林的。

1970年春，西安市成立文物清理鉴定小组，段绍嘉为小组成员，为西安文物的清理鉴定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

多年之后，曹伯庸题段绍嘉遗墨日：

“铁画银钩迥出尘，事功岂但作书人；金石考订名关右，心折先生毕世勤。

”

　　段绍嘉与笔墨结缘甚深。

步入社会即在国民政府陕西省民政厅操起草文稿的文书之业；抗战时期，在中国军事委员会驻陕抚恤处书写文稿和阵亡将士名册、事迹；抗战胜利后，转潼关煤矿理事会（驻西安），仍以起草文稿为职；进入碑林后，书写文物碑石说明牌直到晚年。

段绍嘉的书法之所以毫无匠气，得益于家学与从事文博工作积淀的深厚学养，以及对书法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

“字画是高雅文人的艺术结晶，每幅字画除了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外，还蕴藏着作者的品德，因而是圣洁的，不能沾染俗气，只能相赠不能买卖。

”所以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他的作品都是赠送于人的，就是一些店家因他写了匾牌给他送来润金，他都一概婉拒。

正是这种对外在物质诱惑的抵制和漠视，使他的人格与精神在书法中闪烁着优雅的人文辉光。

段绍嘉闲笔画梅，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陈泽秦题其遗作日：

“春风桃李满长安，艺苑蜚声五十年。

画得芳姿亲持赠，一枝冷艳伴青毡。

”

　　段绍嘉览碑无数，只对北魏情有独钟，自少至老一以贯之。

但对北魏书体，他并不取斜画紧结、气势开张一路，而是取平画宽结、平稳端凝一路。

他以《马鸣寺碑》为容纳自己智慧、情感和心灵的根据地，旁涉大量的北碑精品，笔耕不辍，形成了自己个性鲜明的面目。

他的楷书横细竖粗，撇捺丰腴，转折处棱角森然；结体因字立形，错落有致，紧守中宫，左右舒展；用笔露锋入纸，尖而不板。

行笔提按交错运行，顿挫沉着，力透纸背，轻中见灵秀，重中得安稳，既刚健遒劲又含蓄柔美。

由于将行书笔势化入北碑，借助自然性书写，以笔墨韵味冲淡了北碑的刀痕，故段绍嘉的楷书凝重中又显得灵动洒脱。

楷书在唐已法度森严，出新极难，而段绍嘉却集古精华，自成一体，人誉之为“段家魏”。

其楷书大小由之，大到擘窠，小到蝇头，大者气势雄强，小者用笔精到。

写匾牌大字时，将红土用水和成稀泥浆，以大盆盛之，铺黄纸于地，用抓笔书之。

写就晾干，以墨笔勾边，以免工匠制作走形。

1980年以前，西安城里段绍嘉榜书牌匾随处可见，如“西安市体育场”“西安市文物商店”等等，现在已经不多了。

我国先后有包括北京民族文化宫、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37座建筑，因其特殊的风格和影响力，而被列入英国出版的《世界建筑史》中，其中西安的人民剧场（院）与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首都剧场被列为37座著名建筑中的“三场之一”。

位于西安北大街的人民剧院建成于1954年，楼门顶端的《人民剧院》四个金色大字，是人们现在最容易见到的段绍嘉榜书大字。

1957年，段绍嘉撰写考古论文《眉县出土青铜器之初步研究》，以蝇头小楷书之，投往《人文杂志》。

明人袁中道云：

“书家小字得大字法，如画家咫尺之间，具千里万里之势。

”盖言小楷字径虽小，而精神格局不可小也。

段绍嘉这篇2600多字的手稿，字虽比蝇头还小，但笔画长短合宜，揖让有别，各守内部空间之适当位置，通篇秀骨清相，凝重灵动。

从这篇手稿可以看出段绍嘉扎实的功力，可以领略他用笔的精妙与从容有数。

《人文杂志》编辑部收到阅稿后准备铅字发排，但觉得段绍嘉小楷文稿精密而毫无舛误，经研究决定直接影印。

于是，这篇小楷文稿影印在1957年《人文杂志》第2期上，一时传为佳话。

　　段绍嘉文博生涯摩挲钟鼎彝器多多，且有考释铭文论文多篇，浸淫日久，亦“阅古既多，乃窥知此旨”者，深得钟鼎文字之理法，故其所书大篆安雅圆润，气度古致沉静。

段绍嘉的行书以孙过庭《书谱》为圭臬，以碑化帖，师古不泥古。

尤其以蝇头小行书所书之文稿、信札，融入帖的用笔与节奏，笔笔不闲，接上续下，气脉贯通，道劲秀逸。

用笔掌控多于放纵，指腕灵活如琴瑟和鸣，在不疾不徐的运笔过程中，露出一派理性的优雅。

段绍嘉一生徜徉于碑志之林，始终以自己的性情汲取古贤菁华，学而不厌，就是在年过古稀、行走不便时，还让小外孙搀扶着去碑林读碑。

　　出身于富商之家的段绍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美食家。

在旧时的西安，几乎所有有名的菜馆饭店他无一不进，好些大厨他都熟悉，甚至还和南京总统府的一位大厨通信研究如何做菜。

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冬天，段绍嘉领着十几岁的女儿段瑾上街，看见一家饭馆橱窗里挂着3条鲜嫩的黄瓜，颇为稀奇，就入内问店主一条黄瓜多少钱，店主说一条一块现大洋。

段绍嘉当即掏出3块银元，店主见段绍嘉真的要买，赶紧拱手连连道歉说这3条黄瓜是饭馆的“望子”，用来招徕食客，不能卖。

段绍嘉只好望着那三条黄瓜，领着女儿怏怏离去。

当时平常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不过两三块银元。

20世纪20年代初，段绍嘉供职陕西省民政厅时，听说西大街新开的一家西安饭庄菜味不错，就去品尝。

吃完后觉得确实不错，就问店主冯克昌说菜肴颇佳，为何门面这么小?

冯答日没有资金。

段绍嘉回到单位找了9个关系好且好美食的同事，让一人拿出50块银元，共500块银元送给冯克昌，说：

把生意做大了再还。

西安饭庄扩大店面后，段绍嘉为之书写了匾牌。

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有次来西安，到西安饭庄吃饭时说：

这么多年过去，地方还这么小?

因为“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在西安饭庄宴请过张学良和杨虎城。

周总理的话引起了陕西省政府的重视。

1958年西安饭庄迁往东大街，扩建成大楼，饭庄的匾牌大字为郭沫若书写。

冯克昌每年一到端午节就派人用两三层的食盒给段家送泡泡油糕，一直送到解放后公私合营之时。

冯只给两家人每年送泡泡油糕，一家是段家，还有一家是他饭庄的大厨李家。

在碑林，年轻人想吃什么小吃就去问段绍嘉，因为西安的小吃哪一家是什么风味、在哪个地段，段绍嘉了如指掌。

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友容庚来西安，段绍嘉这位美食家也只能在家里给老友做两个荷包鸡蛋。

　　段绍嘉热情好客，为人坦诚，赵望云、何海霞、康师尧、陈之中、陈泽秦、程克刚、蔡鹤汀、蔡鹤洲、李滋煊、区丽庄等书画名家都是他家的常客。

对于登门求教的后学，段绍嘉都满怀热情、不厌其烦地进行指导。

陕西社会科学院原古籍所所长王友怀，20多岁时在西安北柳巷照相器材乐器专业商店当美工，喜爱书法，经傅嘉仪介绍登门请教段绍嘉，段绍嘉详加指导。

王友怀常给单位写标语，段绍嘉对他说：

“你现在学字，一是应事，二是要立志。

应事，你可以随便一些，比如你给单位写的那些大标语，就可以随便写。

可你要立志，就得认真，就得下苦功，一点也不能像写标语那样敷衍，这才能把字写好。

”在“文革”时期，说这样的话是容易招祸的，但段绍嘉居然就这样说了。

王友怀学的是“段家魏”，段绍嘉却问他喜欢唐代哪一家，王友怀说喜欢颜书，段绍嘉说：

“那你就从学颜开始。

”此后有一天，王友怀正在单位忙活，段绍嘉忽然拄着拐杖来了’送给王友怀一本颜真卿《勤礼碑》，这样的字帖在当时的市面上是根本买不到的。

这本字帖伴随王友怀走过了风风雨雨的40多年。

段绍嘉关爱后学，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人。

　　1972年9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段绍嘉书写的楷体字帖《国际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那个书法艺术荒芜的年月，现实生活也需要书法的美感，也需要用这种美感以抒发人们的情怀。

这本字帖有出世的情怀，有入世的美感，将古典传统与时代风尚、实用与审美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

再者，相对于石花斑驳的碑帖拓本，学书者也易于理解结体和用笔。

当时市面上的字帖非常少见，所以这本字帖在两年中印刷两次，发行了52000册，犹如种子一般撒落三秦大地，书法之花在艺术凋零的原野上悄然怒放。

段绍嘉是陕西书坛承前启后的人物，当今的陕西书法名家中如薛铸、赵熊、魏良等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学过段绍嘉的楷书。

当今陕西书坛60岁左右的名家，多是北碑的底子，这或与段绍嘉当年的影响不无关系。

　　“文革”开始后，碑林瘫痪，段绍嘉等一批专家学者被说成是“只专不红，给帝王将相歌功颂德”，遭到批斗。

连给年轻人传授文博知识也成了“毒害革命青年”的罪状。

段绍嘉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蹲进了牛棚。

家藏文物、书籍、碑帖或被抄，或被毁，损失殆尽。

20世纪70年代初碑林开放，段绍嘉重新被安排工作，勤勤恳恳，依然给碑林的年轻人讲课，讲碑石，讲青铜器，并出版了楷体字帖《国际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段绍嘉写的碑林文物的说明牌子在“文革”中毁了一些，由于段绍嘉年纪大了’写不动了，写大一些的牌子时，他的学生魏勇娥就把牌子平放到地上，再给牌子上铺上被子，段绍嘉就趴到被子上面写。

外面的人见了，开玩笑说：

咋把老汉这样几整呢!

大家笑，段绍嘉也笑。

“文革”结束，已77岁高龄的段绍嘉当选为政协委员。

由于当时百废待兴，上级没有让他退休，每日在外孙女的搀扶下到碑林上班。

1980年3月，陕西省书法篆刻研究会（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的前身）成立，段绍嘉当选为副主席。

1981年，段绍嘉逝于西安，终年82岁。

　　泮森，是段绍嘉的字。

泮，本义为学官的宫殿。

段绍嘉终生在碑石与书法的宫殿里孜孜不倦，在他的身后，他昔日浇灌的文博、书法幼苗已成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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