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中国家崛起过程中本土传媒的历史使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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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发展中国家崛起过程中本土传媒的历史使命
论发展中国家崛起过程中本土传媒的历史使命
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播
自15、16世纪民族主义伴随着近代国家出现以来，民族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历史阶段是文艺复新以来，西方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逐渐锻造出来的对于西方个主要民族的政治认同，以及围绕着这种认同所日渐丰富的文化形态。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20世界以来，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亚非拉个弱小民族在摆脱西方政治奴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文化认同意识，其民族主义表现与西方民族主义有重大区别，主要是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和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而认同，呈现出集权主义的强势特征。
第三个历史阶段是20世纪末，随着美苏两大阵营的解体以及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各自民族全方位的政治和文化认同。
与西方国家不同，民族主义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政治信条和立国基础，在19世纪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后，发展中国家就开始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经历了20世纪初民族意识的觉醒、两次大战之间的民族主义运动，二战之后出现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新力量。
发展中国家的近代新闻传播是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到来而产生的。
在19世纪报业本土化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新闻传播成为重要的社会部门的同时，在国家的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播可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
争取民族独立中的新闻传播
从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播在19世纪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就形式而言：
报刊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传播媒介，而广播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就内容而言：
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文化
拉丁美洲的新闻传播：
拉丁美洲是发展中国家新闻传播相对发达的地区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一地区的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广播也开始出现。
在墨西哥，1910——1917年的革命之后，20年代有“护宪运动”，30年代有卡的纳斯的改革，在这一时期其新闻传播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在《宇宙报》（1916年）、《至上报》（1917年）之后还有《新闻报》（1928年）和《消息报》等。
卡纳斯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发展民族教育体系和国有化，这些报纸在这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新闻报》和《消息报》的大众化、商业化色彩浓厚，带动了墨西哥商业报纸的发展。
在巴西，产生的主要报刊有《圣保罗报》（1921年）、《环球报》（1925年），《商业日报》（1927年），《首都人保》（1928），《圣保罗日报》（1929年），《每日晚报》（1930年），《新闻日报》（1930年）等，在完成新闻传播本土化的基础上，这些报纸在积极参与巴西政治进程的同时，也开始了报业商业化的转变。
亚洲的新闻传播：
这一时期亚洲的新闻传播与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起发展，除了已经获得初步发展的印度、土耳其、伊朗和中东国家外，东亚和东南亚的报刊新闻也有了初步的发展，一些国家也开始出现了广播。
朝鲜比较有名的民营的本土报刊有《朝鲜日报》（1920年）、《东亚日报》（1920年）、《开辟》月刊（1920年）、《东明》周刊（1922年）等。
这些报刊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参与了捍卫民族文化、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非洲的新闻传播：
这一时期，埃及和南非依然是非洲的两个传播大国，不过报刊在其他许多国家也出现了，与此同时，非洲也有了广播。
在南非，这一时期，报刊所用的语言成了标明政治立场的鲜明标志，比如国民党1915年在开普顿自主创办了非洲荷兰文的《市民报》，随后又办了晚报《祖国报》和晨报《德兰士瓦人报》，而各种英文报刊如《明星报》、《兰德每日邮报》等都站在了统一党一边。
此外在1931年在约翰内斯堡还出现了中午的《南非侨声报》。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开始了政治独立的进程。
首先在亚洲，东南亚三国、印尼、约旦、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十几个国家先后独立。
拉丁美洲的新闻传播：
二战后拉丁美洲的新闻传播发展很快。
墨西哥是拉美最早出现广播电台的国家，也是最早出现电视的国家；
1950年就开始播出电视节目；
到1959年，全国有20家电视台；
1967年开始播出了彩色电视节目；
70年代引入了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
1973年成立的特莱维萨电视公司是全国最大的商业电视网；
1968年成立的墨西哥通讯社国家通讯社，也是拉美地区最大的通讯社；
巴西，70年代以后商业报刊逐渐成了报业的主流。
这一行时期，巴西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报刊杂志，例如1952年的《日报》、《标题》，1968年的《请看》等。
在广播电视得到发展的同时，还出现了跨媒体的兼并，例如巴西企业家罗伯特·马林霍在1964年买下了当时销量最高的《环球报》，后来又拥有了环球电视台、广播电台和环球新闻社，成为了超级媒体巨头。
亚洲的新闻传播：
亚洲是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个中心，
印度的广播发展也非常迅速，到80年代，200座电台已经覆盖了全国90%以上的人口。
战后的土耳其也迎来了新闻传播发展的高峰。
1948年创办的《自由报》成了现代报纸的旗帜，发行量达60多万份，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该报还在1963年建立了自己的通讯社“自由通讯社”，在世界各地派驻记者；
1950年创办的严肃报纸《国民报》发行量也有30多万份；1971年还成立了半官方的国家通讯——安卡拉通讯社；
1964年国营的的土耳其广播电视局（TRT）成立，负责管理全国的广播电视；
1969年土耳其开始播出电视节目，1983年开播彩色电视节目。
非洲的新闻传播
非洲在战后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潮推动下，也出现了新闻传播的巨大发展。
在埃及，民族主义的报刊一直比较活跃，二战后更是占据了优势。
1952年爆发“7月革命”，建立了共和国。
在取缔政党报刊、接管外商报刊的同时，纳赛尔政权还陆续办了一些新的报纸，进行了革命宣传；
1952年9月成立了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解放》杂志。
同年底有创办了埃及执政党的机关报《共和国报》；
1956年还出现了《人民报》和《开罗晚报》，同年埃及政府还将民间媒体1956年联合成立的中东通讯社收归国有；
埃及的广播电视1947年就被国有化，1953年建立了“非洲之声”电台，1964年开办了中东广播公司。
1960年埃及开始播出电视节目，成立了中央电台，1974年开始播出彩色电视节目。
总述：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有相当明显的特征。
新闻传播落后，传播体制的国有化、政治化、本土化、和非商业化是其中最明显的特征。
首先，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新闻业在战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是非常落后。
电视机的千人拥有量
197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传媒对比
当然发展中国家新闻业的落后与社会发展有关，由于文化水平低，报纸发行量也低，而电视这种高技术的媒介也没有发展起来，相对来说，广播是这些国家居民接触新闻的主要媒体。
其次，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也开始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新闻传播制度。
如果说较早出现的报业中私有化和商业化更多一些的话，较晚出现的广播电视和通讯社公有化和国有化就更多一些。
总之，在这些国家的传播发展中，国家政权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三，发展中国家的媒体的政治性、非商业性和本土化特点也非常明显。
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播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媒体一直是民族主义运动和从事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
在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及，媒体就是国家政权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媒体是社会政治的一部分，媒体独立只具有象征意义，基本不存在商业性的媒体。
新中国建立前的新闻传播
这一时期的传媒主要就是报刊
中国的新闻传播在很短的时期内从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过度的，但是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一致，很快就进入了政治化的曲折发展期：
促进民族独立，叫醒沉睡的国人
19世纪末20世纪处的三次办报高潮是得中国的新闻传播得到发展
戊戌变法与第一次办报高潮（传统范围内的改革）:
1896年到1898年两年间由资产阶级改良派直接或间接办报达到70多家，是前30年所出现报纸的两倍多。
其中重要的报纸如《时务报》：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成为变法期间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
每期3万字，该报全面的提出变法维新的要求（1895年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在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后发动公车上书同时在北京创办了《中外记闻》（万国公报）上海创办《强学报》等刊物为宣传变法的舆论工具，但刚刚出版不久就被清廷查封了）。
《国闻报》（中国的泰晤士报）：
1897年严复在天津所办是华北地区唯一的日报设有上谕，论说、路透社电报、本地新闻、京城新闻、华北地区新闻、外洋新闻等栏目
《知新报》（华南地区的知名维新报纸）：
1897年康广仁在澳门所办。
宣传维新，言论更加激烈。
《湘报》（华中地区维新派主要阵地）：
1897年唐才（维新人士）在《湘学新报》基础上创办的。
1988年在长沙出版
等在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推动中国民族独立的发展进程，推崇言论自由
辛亥革命与第二次办报高潮（传统体制的一种革命）：
报刊的出现反映了社会现实政治上：
不仅存在着自上而下的革命和自下而上革命的两条路线，同时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争辩。
经济上：
外国在华投资迅速增长，民族与资本所办的企业也开始缓慢发展
武昌起义后半年内全国报纸由100家徒增至500家，总发行量达到千万分长历史新高，但袁世凯上台后实行新闻控制采取收买和镇压等手段使报刊在1913年降为130种（民族独立运动，加快推动中国社会化进程）
中华民国建立后五四运动第三次办报高潮（五四、新文化运动运动）
1915年，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为标志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随后又发展成为反帝国爱国的革命民族民主主义运动，大批报刊涌现到20年代初报纸有数百种，形成了宣传新思想浪潮的巨大力量。
除了《新青年》还有《每周评论》（胡适）《湘江评论》（毛泽东）《京报》（邵飘萍）等著名报人有邵飘萍，黄远生，徐凌霄等。
这一时期报纸特点：
1在语言文字上广泛运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
2内容上宣传新闻思想的内容占主要地位，政论和评述成了重要的报纸文体。
3在排版上有了重大革新，有了头版头条，多行通栏标题，分专栏办副刊等
4设置国外特派员，开展国际通讯社报道等
（解放思想，传播新的文化，提高全民思想，）
军阀，国民党混战时期1928年（20年内）
阻碍新闻发展，政治高压出台相关新闻法规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前所未有的动荡变迁过程（国共两党分裂到合作到分裂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入侵加深，中国民族资本在缓慢增长同时报业也在艰难成长产生四种类型报纸;1国民党所直接控制的报刊《中央日报》（1928年）2民营资产阶级报刊《我的世界》（成舍我1925年北京）《大公报》（天津）《申报》（上海）《新闻报》《大众生活》（上海）3一直存在的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报纸4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的报纸《红色中华》《解放日报》《人民日报》
通讯社：
1931年红色中华通讯社（1937新华通讯社）
提出：
新闻来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
产生新闻定义：
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政治影响传媒，传媒促进政治发展
总结：
政治结构的改变成为其他一切变革的首要条件，如此形成中国新闻传播出现两个特征外来列强影响的后发展国家的特点和政治功能突出的特点，政治主义色彩浓厚，民族主义意识强烈
（整体）
我国新闻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本体意识缺位，导致了该领域的研究只能跟在政治学、革命史后面亦步亦趋，其典型样本便是对新闻传播史的诸多元问题的回答。
如新闻传播学的分期问题，究竟是沿袭革命史的分期方法，还是按照新闻传播活动自身发展规律加以划分，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且涉及研究者的历史观与方法论问题。
再如新闻传播学史的碎片化问题。
面临知识积累和学术化不足的危机，对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的探讨还有待全面深入。
回顾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一阶段的新闻学史是一个有新闻工作者而没有新闻理论专家、有学者而没有思想家的时代。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由于新闻史的研究变成了普通的编年史研究，甚至变成了繁琐的考据学研究，没有把新闻现象从普通的政治研究中分离出来，从而使新闻史研究缺乏对自身的元思考，缺乏思想性。
其次，新闻学理论研究由于脱离了新闻学的历史而变得空洞、落后，不能站在新闻学历史发展的前沿，充分汲取西方传播学的精华，甚至无法与当今世界前沿新闻学对话。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是舶来品，不属于传统文化内涵。
中国尽管早有“邸报”这个号称历史上最悠久的报纸，但缺乏产生现代新闻业的社会和文化基因。
文化进化主义认为，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化形态都是由其内部的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等诸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文化各层面之间保持着一种结构和功能上的相互匹配关系，共同构成特定文化形态的整体特征。
因此，西方近代新闻业和新闻观念应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
而中国的新闻学理论在经过“取经”、“效仿”、“自觉”三个阶段以后，学界迟迟没有产生真正植根于本土文化的新闻理论研究。
究其原因恐怕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当新闻传播学逐渐摆脱对政治学的依附后，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又以“拨乱反正”的名义侵蚀了该学科的独立性，将政治与新闻学分离开来。
当新闻可以用更加多样化的创作方法进行作品创作时，新闻学研究又步入了“去政治化”和“西化”的怪圈。
远离政治，“回归”新闻学研究本体的新闻理论不免流于琐碎和浮薄。
没有政治的视野，没有对生活的政治维度的思考和理解，其表现就可能是不完整的，甚至是肤浅和虚幻的。
日益边缘化的基础新闻理论在这个浮躁甚至狂躁的时代早已失去耐心，学者们用一套远离中国新闻传播本土实情的理论解读中国的新闻传播现象，力图达到话语的陌生化效果，呈现出理论游戏化的特点。
新闻理论的研究既要从历史中尤其是新闻传播史中寻求支撑，同时它也应是时代新闻作品的提炼与总结。
一个时代，总有一部分新闻作品仅仅表现纯粹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变动，或者纯粹表现人与世界的变迁，在这些作品里的确很难找到“政治”的元素。
但正像政治是人类生活具有核心意义的内容一样，政治也是新闻价值构成中重要的部分。
只有那些关注时代生活图景的新闻理论研究，那些勇敢地介入现实、真实地反映了自己时代人们的政治生活境况的新闻理论研究，才会使理论家们获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
只有当理论研究中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批判性才会真正打动人心。
回顾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国人办报的高潮，都和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密切相关。
因此，驰骋报坛的往往是如王韬、梁启超等报刊评论家。
被后人誉为中国新闻界全才的邵飘萍，更是主张报纸应为改革社会政治之利器，报纸虽须独立，但不可忽略乃至放弃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
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历史节点，站在中西文化话语权依然不对等的今天，站在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当下，我们将更清晰地认识到，新闻学不仅担负着传承文明、推进学术进步的重任，更担负着坚守民族国家文化与精神底线的重任，矢志于“经世之思想”。
正是学术和思想的双重滋养让新闻教育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对政治力量以及其他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赋予新闻媒体以神圣职责。
坚持独立性发展首先要突出新闻学研究的本体意识，强调自我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
推动新闻理论研究回归新闻学本位的根本动力，不应是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应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
新闻理论真正的本体化研究应建立在民族文化重建的基础上，同时本体化不是完全的“去政治化”，而是在认识政治性的同时有超越性意向。
在中国的语境下，新闻学自身的发展与现实政治运作有着无法割绝的联系，政治以其特有的力量在影响着新闻学的发展。
正是在与新闻实践和现实政治的密切互动中，新闻学体现出了自身所独有的（有别于其他哲学社会学科）特色，即强烈的实用性。
而在中国社会急剧变迁和新闻事业迅速大众化的近30年间，中国新闻学的研究也呈现出了与实践共同成长的学术品格。
中国的新闻媒介是党和国家的舆论阵地，是党和政府与人民沟通的桥梁，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我们又迎来了一个职业新闻与非职业新闻（民间新闻）共舞、新媒介张扬、民间新闻狂欢的时代，直面中国社会，关注社会发展与中国在世界起飞，新闻理论家不仅要有“三贴近”的平民心态，更要有作为社会“思想库”和国家“外脑”的远见卓识和气度襟怀，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应成为新闻理论研究者永不放弃的理想与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新闻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新闻传播（见左列），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一致（见右列）。
新中国成立后是新闻传播的第二个阶段，中国也建立起了国有国营、类似苏联的宣传型新闻体系。
在体制、理论方面的研究，发展和创新。
实践和理论，课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小结。
强烈的政治性特征。
媒介的变化，中国的新闻传播。
中国的新闻传播发展的三个时期：
1、建国初期新闻事业的建立期（1949-1955）
2、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时期（1956-1966）
3、新闻传播事业的停滞期（1966-1978）
1、国民经济的恢复期（1949-1955）
2、建设与发展时期（1956-1966）
3、“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7）
4、改革开放的酝酿期（1977-1979）
现代新闻传播体制的建立：
第一阶段：
历史进程，继承性。
（1）新文化运动的办报高潮过渡，
（2）国民政府力图加以总体控制的时期，多种媒介势力并存；报刊业发展缓慢，广播开始出现；
（3）国家独立，新中国建立了国营的国营传播体制的时期，电视开始出现，报刊和广播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新闻与政治、新闻与宣传一直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台港澳和海外华文媒体也属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的新闻传播。
五六十年代开始走上了本地化的独立发展道路。
19世纪华人报刊的萌芽之后，20世纪上半期政治性报刊，商业性报刊和广播开始出现，二战后出现了复兴与转变的过程。
建国之初的恢复生产、建国宣传、抗美援朝报道、万隆会议报道和思想文化批判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主要包括：
在原有的人民新闻业的基础上扩大主流媒体；对私营媒体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专门的新闻领导机构和法律；学习苏联的新闻传播经验；加强政治、外交、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宣传。
例如，1946年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建国后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报。
从1949年的9万分发行量扩大到了1956年的90万份。
此外还发展或重新创办了中央或地方的各种党团报纸，例如：
1949年创办的《工人日报》，《光明日报》，1951年的《中国青年报》和1956年的《解放军报》。
新华社在新中国建国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各地建立分社的基础上，1950年改造成为统一的国家通讯社，1953年提出“消息总汇”的国内外并重的口号，主办了《参考消息》、《参考资料》、《时事手册》、《新华社电讯稿》，并与塔斯社、路透社等建立了联系。
在广播方面，1949年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开办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对台广播和对外广播。
1954年，全国各省级人民广播电台成立。
1950年，全国有私营报纸58家，私营广播34家。
到1954年，中国有各类报纸248种，期发行量比1950年增加了近3倍。
中国的新型新闻体系的特点是国有经营和重视宣传。
第二阶段：
新闻传播业的曲折发展期——探索期
以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为开端。
宣传型新闻向新闻本位转变的努力。
1956年7月的《人民日报》，提出报纸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
新华社提出建立世界性通讯社的目标。
广播电台增设贴近人民生活的节目。
终结于反右扩大化。
1957年，我国报纸的总数书1325种，期发数是1508万分，年总印数47.4亿，增加了近一倍。
新华社这一时期也基本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国际通讯网，国外分社发展到了51个，用9中文字发稿。
1958年北京电视台开播，中国电视事业开始起步，到1966年，全国的电视台有13座。
“大跃进”前后的狂热和反思
第一个：
文汇报及“左叶事件”；
第二个：
《南方日报》红薯亩产251822斤
在这样一个艰苦的时期进行经济建设，需要人们巨大的投入和付出，当人们还空着肚子时，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召力。
雷锋、焦裕禄、大庆、大寨等都是这个时代的典型，而媒体则成为了宣传典型的阵地。
陶铸的《西行漫记》，随行邓小平同志南巡。
第三阶段：
政治工具
文革时期（1966-1978）百报一面，百台同声
怪现象之一：
文革时期一篇批评戏剧的稿子成为文革的导火索。
怪现象之一战场争锋，违者批斗。
大字报的衍生，各村各墙都贴满宣传标语；
怪现象之一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语录不离手，歪风邪气，政治恐慌，国内大搞阶级斗争。
内容上都无不意外的政治化了。
但是新闻传播在技术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例如：
1971年北京电视台开始播出彩色电视节目。
中国的农村建立了以县广播站为基础的农村广播网，对外广播也扩大到了39个语种，位于世界前列。
中国的新闻传播业也努力追求过新闻本位。
由于中国社会特点，无法脱离政治而独立发挥作用。
最终在文革中几乎完全成为了政治的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传媒的历史使命
背景：
1978年12月，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新闻媒介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当今的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它由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诸多要素共同构成，是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的崛起过程中也履行着它的使命。
历史使命：
一、提供思想交流的平台
《光明日报》——真理越辩越明
从《新青年》《时务报》《光明日报》到《南方周末》，报纸不仅仅为受众提供最新的新闻资讯，更是思想交流的平台。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引起了知识分子的触动，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胡福明经过反复修稿，于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
继而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稿。
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二、舆论监督与引导
朱镕基为《焦点访谈》题词：
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焦点访谈》本着“评论热点”和“舆论监督”的时代使命，使节目集时效性、前瞻性、向导性、接近性、思辨性和权威性于一体，让新闻事实说话，让调查过程说话，让公众参与，让权威发言，确保了新闻事实的准确度与力度，确保了舆论监督的正确向导。
2002年12月2日，山西临汾的阳泉沟煤矿发生一起严重的瓦斯爆炸事故，2003年元旦期间，《追踪矿难瞒报真相》和《死亡名单》两期节目的播出，在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中，首次向社会详细地报道了阳泉沟煤矿瞒报矿难死亡的真实人数，在节目中，人们得知，这次矿难的死亡人数至少为31人，而当地只上报了8人。
这震动了山西省，临汾市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随后，山西阳泉沟煤矿包括矿主、临汾市尧都区领导在内的8名涉案人员被捕，另有20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此后采矿安全得到高度重视。
网络舆论监督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周老虎事件、上海钓鱼执法，天价香烟……
以天价香烟为例
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聚焦“弱势群体”
由于经济地位的原因，受众之间出现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两极分化。
大众传媒是人民的喉舌，为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大多数人民群众服务是大众传媒义不容辞的职责。
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些传媒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以成功人士为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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