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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毛泽东早期人学观

2.4“自我”与社会:

五四时期毛泽东的人学观

五四时代是反思的时代,五四思潮是人学的思潮。

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启迪蒙昧意识,清除堕性根基,进而重新发现人、分析人、理解人,解放人,成为不可抗拒的思想潮流。

早巳成为人们口头禅的“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多无非是震惊麻木、封闭的民族意识,塑造中华民族的新人格和新灵魂。

前者的疏导是为着创造一种开放的环境氛围,后者的提倡是为着启迪一种深沉的独醒精神。

但是,“民主”与“科学”既不是本质,也不是目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所,关注的重心是那个永恒的命题:

“人”。

他们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痛楚、敏锐地感觉到,技术层次和制度层次都是外在的东西,中国最缺乏的是具有近代意识的人,舍此本源,技术与制度的引进和改造,形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没有文化观念的深刻变革,没有国民意志的普遍觉醒,泱泱中华将永无灿烂之前程。

因而,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内涵的新文化思朝,就在中国思想史上揭开了壮观的一幕。

五四时期,毛泽东已是湖南学界小有名气的领袖人物之一。

从毛泽东早期思想的文献资料来看,他曾受到五四人学精神的洗礼,熏陶和启迪,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学观念而且初步显示出了朦胧的体系。

在发生认识论和后来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角度上讲,他早年积淀下的观念和理想,对其一生都产生着重要影响。

这是我们研究毛泽东早年人学观念首先应当明确的背景和前提。

另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毛泽东后来谈论“人”时,总是避免抽象的证明,也就是说他对自然人性论持否定态度。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呢?

当然有的。

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①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2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又讲过多次:

“孔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

所有人?

没那回事。

爱剥削者?

也不完全。

只是爱剥削者的一部分。

”②②《l964年关于哲学问题的一次谈话》。

“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

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

谁见过‘人’?

只能见到张三李四。

”①①《1665年12月21月在杭州的讲话》。

据此,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毛泽东的人学观念就被理解为具有浓厚火药味和冲突色彩的阶级斗争学说,从“人”的哲学命题就演化为实证性极强的政治理论。

上述理解(或解释)不仅大量反映在我们的教科书和时政文章中,而且外国人也跟着这样说,“毛尽量不使用人道主义的语言形式,他特别指责‘自然人权’的概念。

”②②L.克拉克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卷,第515页.事实上,此类观点巳成定论。

显而易见,上述两种背景,两顶事实之间是有矛盾的。

仅在形式逻辑的角度上推演,我们会说:

既然毛泽东五四时期受到强烈的人学思潮的影响,积淀下浓厚的人学意识,那么后来否定“自然人权”论就是不可思议的;或者相反,既然毛泽东后来的思想是事实,那么五四时期他就不会有明显的人学观念。

但只要我们仔细,深入地考察和分析就会知道,问题远非如此简单。

甚至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思想本质就是“人”,尽管他不习惯于并有意避免在抽象的社会本体论角度上谈人,但也决不是“张三李四”那么具体。

可想而知,一个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改造中国、拯救人民的政治哲学家(或者说政治家兼哲学家),怎么可能把“人”排斥于自己的思维视野之外呢?

换句话说,毛泽东一生都在做

着“人”的工作,为着“人”而奋斗,因而他从根本上否定“人”,即使是抽象的人,在逻辑上也是难以说通的。

另外,如果对“人”毫无兴趣,缺乏深刻的体悟,那么能在变幻莫侧的社会舞台和政治疆场上叱咤风云,运筹自如,也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我赞同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的观点,“毛泽东著作的中心内容就是关于人和人道主义(即关于人以及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而言),特别是他的辩证法理论的目的,是通过改变社会结构来改变社会,改善人民的生活”。

①①S.弗朗西斯《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罗代尔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136页。

这样看来,问题不在于观念的猜测和推演,而在于史实的概括和证明。

只有使人信服地说明,生活在五四时代的毛泽东同样具有强烈的人学意识,并从剖析这种独特人学意识的基本结构入手,进而把握其精神”本质的主要涵义,才能解释前面提及的两种背景和两项事实之间的矛盾。

本文就试图.截取1914—1918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段历史,对上述问题加以证明。

这不仅有助于理解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而且对反思五四人学思潮也是有意义的。

1914年一1918年,毛泽东在中学读书期间是他思想积淀的重要时期。

在此期间,他留下了一定数量的课堂笔记、读书札记、私人通信和发表的文章。

这些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

纵观这些精神遗产,我觉得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呈现出一部以颂扬生命为主旋律的命运交响曲,初步建构起了具有结构性意义的人学思想体系。

与自幼生活在农家的现实环境有关,毛泽东早年十分重视人的体力;也就是说,人的自然形态是他人学思想的根本立脚点。

“野蛮其休魄”,颂扬人的雄壮与健美,“生”的涵义是高于一切的,成为早年毛泽东特别予以关注的问题。

他认为:

“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

”这种“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的生命意识,也可称为“文明”:

“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

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

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

”①①《体育之研究》,《新青年》3卷2号.“人独患无身耳,他复何患?

求所以善其身者,他事亦随之矣。

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

‘学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有先后,则近道矣’,此之谓也”。

②②《体育之研究》,《新青年》3卷2号.

显然,“人独患无身耳,他复何患?

”的意思无非是说:

人的本质就是他自身。

体魄所焕发出的力量具有本体的涵义,它的充实与完美高于一切外在的东西,它既象征着事业和前程,又规定着生命的表象与结果。

在毛泽东看来,基于这种自然本能之上的生命力量,才是“至坚至真之实体》。

他反复证明,“豪杰伟士”无非得益于“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

”这种“天之本性”当然应首先归于自然木质,生命本源具有超越万物的地位和最为深层的意义规定。

毛泽东说:

“我疑惑自然冲动未必非真,义务感情未必非伪。

……冲动既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发达者。

自然者,真也,实在也。

真与实在而尚不能善生存发达乎?

且吾人之生存发达,竟赖是矣。

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赖于自然冲动。

”①①《<伦理学原理>批语》。

无疑毛汗东的这种论证显示出了他自然人性论思想的端倪。

自然具有自由的本性,它既不服从外力加入的道德律框,也发生于出自良心的“义务感情”之前,自然人性的外化形式表现为内,在力量的“冲动”:

“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

”②②《<伦理学原理>批语》。

这样,根生于物种机体内部的生命循环,是不能抑制、规范和束缚的,扼煞它们,轻蔑它们本身就是对自然的敌视和对人性的反叛,从而表现了人类自欺欺人的蒙昧与无知。

用今天的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人类成长的自我异化。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在人与动物之间划等号。

在他看来,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就在于人对自身及生命的自觉和感悟。

人可以“以节度制其生,愈降于后愈明,”在进化的行程小逐渐认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动物则不能。

毛泽东说:

“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之动物也,则动必有道。

然何贵乎此动邪?

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

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也。

皆非本义。

动也者,善乎善吾生,乐乎吾心而已。

”①①《讲堂录》。

因此,人与动物区别不在于生命充满活力,而在于人具有“理性”。

这里,“理性”的涵义不是理智和道德,而是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

由于人具有“理性”,因而就更能领会生命快感的本质和真谛,就更能去体会超越本能的价值和意义。

所谓“动必有道。

……善乎善吾生,乐乎吾心而巳”指的就是这种源于本能而又超越本能的生命意识。

这一意识将本能上升为“道”,而本能之道的还原无非是“生”。

有“生”才有一切,有“生”才有价值。

“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这样,“体”为本源,“德”、“智”均于派生,失去木源,所谓“尚德”、“贵智”皆为空中楼阁,浮云流水。

由此可见,在最本源的意义上说,早年毛泽东的人学观念具有自、然人本主义的性质。

“生,进也”,它表示着一种非稳态的进化过程,欲望的本能必然孕含着“力”的冲动。

这种本能外化反映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对“动”的崇尚和认同。

他认为:

“政治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

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

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

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之所喜也。

”①①《<伦理学原理》批语》。

在这里,毛泽东数次提及“生活”飞‘人生”,与此相联系的则是“政治迭乘”,“事态百出”。

也就是说,只有“动”才能体现“生”。

因而在毛泽东看来,宇宙、世界和人生中,似乎没有永恒的形态,一切价值都存在于“动”的转,化之中,真理只是存在着的流逝,所谓严历史生活”无非交替着的生与死的本能。

在生与死的交替之间,人类孪生的不满足感,只能转化为某种期望的幻影: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向往)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向往)平安。

”“动”中求“静”的期望不能长久,因为它有背于人类本性。

“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

”因而“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

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巳。

”②②《<伦理学原理》批语》。

如果说,“动”是“生”的形式,那么,矛盾、斗争及其相互转化就是“生”的内容,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就是:

“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

”①①③《<伦理学原理》批语》。

据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任教的沈宜甲回忆,1918年毛泽东与他谈话的主题是《周易》之道。

②②参阅《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显然,这时“差别”在毛泽东思想中已占有重要地泣。

纵观当年毛泽东的若干通信和笔记,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议论:

“凡宇宙一切之差别,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一个形状也。

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皆是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

无此差别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

”“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

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

”③③《<伦理学原理》批语》。

勿庸赘言,毛泽东的这些表述具有明显的相对主义色彩,但问题的实质远不在此。

这些一组组,一对对似是而非,无法界定的概念和范畴,反映的正是对活性生命的内在体验。

它们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转涣;游离不定,而又唇齿相依,从而周而复始,盈盈不衰。

……这超越时空而又回归存在,只能感觉却不能规定的“差别”,其本质上的象征涵义不正是“万即一,变即常”的生命形象吗?

反宿命论的不安定感和生命体验的内在怀疑倾向,或许是辩证法思维的原始起点,从赫拉克利特的“一个人不能两次跳入同一条河流”到康德的“二律背反”,以及后来的非理性生命哲学一派,大致如此。

在这里,辩证思维和非理性直观体验都是思想形式,而真字的思想内容显然与对生命涵义的执著寻求和敏感觉察有关;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具有鲜明个人特征的巨大历史人物,在我个人看来,很重要的一个侧面,就是他对生生命本体的敏感、把握、理解。

“自信人生两百年,会水当击三千里”的超越意识,必然从“生”到“动”,最终积淀下“与天奋斗其乐无穷I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的美感体验,并从中尽情享受那只属于自己的、日常语言所表达不出的,社会、心理和人本的快感。

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之所以区别于他人,奇迹般划出自己特殊人生轨迹的思想因素之一,换句话说,这是毛泽东能成为“毛泽东”的较深层的思想发展起点。

①①《(伦理学原理)批语》。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中,“身”与“心”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由“身”上升为“心”成为中国人性观念的内在途径。

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同样如此。

尽管他对生命本体的强调比起同时代的思想家似乎要直接些、激烈些,但从他思想结构的整体发展看,“身”只是“心”的载体和基础,在追寻形而上的本源时,毛泽东仍将属于精神层面的意识,意志,理念等要素看成人类超越动物的天性。

在他看来,体观动薄、矛盾、转换和斗争的生命本体,需要进行自我规范,它的体现则是“道”,一种只属于自己,由自我支配,但指示、规定、约束着自我的无形力量。

毛泽东称这种更为普遍的抽象目标为“大本大源”。

毛泽东认为、宇宙、世界、人生之中的诸多差别,应出于同一的本源,现象世界“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有一个形状也。

”针对改革时代议论繁杂的局面,他说:

“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

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

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

”①①②《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

显然,这里毛泽东试图寻找超越并支配着现象世界的更深层次的东西。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本大源”呢?

自然毛泽东的回答是极为抽象的。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巳矣。

惟学如基础。

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圯”。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各具人人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

②②《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

如果说,大本大源谓之“道”,而本性之“道”又藏于“心”,那么只要启迪人心,唤发出那固有的“良知”与觉悟,就可以说悟到或接近了“本源”,人性的发展就进到了一个新层次。

因而变革政治,改造国家,应首先变革人心。

为此,毛泽东反复强调:

天下亦大矣!

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

民智淤塞,开通为难。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形迹。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

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

则沛乎不可御矣!

”①①《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

“心”是五四时期毛泽东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这个命题上他花了不少功夫。

众所周知,毛泽东早年写了《心之力》的文章,被杨昌济先生给了一百分。

虽然这篇文章至今我们仍未找到,但许多资料却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新民学会会员张昆弟当年有如下记载,“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构,徒为肉欲之发达已耳。

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巳足,是人生太无价值。

又云:

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办法,以解决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之理想之世界主义。

又云:

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享未有难成者。

余甚然其言。

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

……余与毛君亦有此志,毛君之志较余尤坚。

”②②《张昆弟1917年9月16日日记》。

那么紧跟的问题就是:

毛泽东的“人心能力说”指的又是什么呢?

显然,当“心”与“身”处于分离状态时,它则泛指某种精神价值。

在毛泽东那里,一方面“宇宙之真理,各具人人心中,”因而“心”先是与个体联系着的;另一方面又把“根本上变换全国之首思想”视为改造社会的起点,希冀“有大气量人”的竭诚努力,所以意志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这样,“心”在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撰著中,就体观为“自我实现”和强化意志的两大思想要素。

早年毛泽东的著述中经常可以看到“贵我”,“实现自我”、“完心”,“尽性”等等概念。

可以说在他的观念中,这些字样首先指的是个体的感觉和体验。

基于此,他将“自我’的自觉放到了万物渊源和超越一切的位置上。

也就是说,“大宇宙”只不过是“小宇宙”的凝聚和组合,浩瀚无垠的宇宙之迷,归根结底体现的是来自“自我”内心的矛盾与困惑。

毛泽东把这一哲理概括为“精神个人主义”。

他说:

“道德非必待人而有。

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

吾人欲自尽共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

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

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

且即使世界止(只)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

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

此等之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

”①①《<伦理学原理》批语》。

既然把“完心”、“尽性”作为最为本质的道德准则,那么,人的问题,社会的矛盾就自然可以完全归结于“实现自我”了。

因为只有个体的“良知”通过内在的反省从而悟到光明的前程,才能由己及人,由个人到社会乃至宇宙。

在这里,“人”等于“自我”,而不等于“仁”。

他超越了人际的和谐,基本:

隋神是“自我”的明智,执著和信念。

因此毛泽东说: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

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

”①①《《伦理学原理>,批语》。

他举例说,譬如著书,表面上仿佛是为别人而写,没有一位作者不想与读者对话岁但实质上“著书之事,乃借此以表彰自我之能力也。

”当作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从而体现了内心体验的绝对自由和价值氛围。

为此,毛泽东在读书批语中写下了如下这段极其典型的“唯我论”的内心独白:

“或人是说,必以道德为出于神之命令而成,乃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

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

……一切时空内百般之事物,其应服从诸者,无有过于此,所得于已者之大。

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

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

……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

而各我又以我而存。

苟无我,何有各我哉?

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

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

”①①《<伦理学原理>批语》。

这样,国家、社会、宇宙无非只是一个凝聚了个体“自我”的“大我”。

群体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只是个体“自由之意力”绝对功能的“发显”、形式和躯壳而已。

毛泽东认为,的确个人不能完全脱离社会,但论及本源,则个体具有“无尚之价值”。

如果说“各人由国民而发生,各人之有生命,由于国民之有生命,犹躯干之于四肢然,予以为不然”。

因为,诸如政治、语言等具有社会性、公共性的现象,就其根本目的而言,无非是为了“便利各人”。

这也就是说,人们结成社会并不是设法束缚本性,而是企图解放自己。

如果忘记了这一社会功能的本质所在,那么就会走向反面,形成自我压抑和自我束缚的灾难。

为此毛泽东一再坚持并反复强调:

“先有各人而后有国民,非各人由国民而发生也。

国民之生命,即各人之总生命,乃合各人之生命而成,非各入之生命由国民之生命所派生。

”②②均见《<伦现学原理>批语》.

在观实的混浊环境中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在心灵上远离尘世而强调独醒意识,那么在气质上就只能是一种曲高和寡的孤独,换句话说,发自内心的自由悟性的直观体验,必

然导至某种固守独立氛围环境的傲岸特征。

这样,“意志”就与这种直观体验和傲岸特征直接相联了,毛泽东在课堂笔记:

中多次记录下了这样的师教:

“有雷同性,无独立心。

有独立心,是谓豪杰”。

“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学。

”“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著于德,依于仁,由于义’….”孟子尝言志矣,曰‘志,至也,气,次也。

持其志,毋暴其气’,曰‘夫天下未欲平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圣人之所为,人不知之。

曲弥高和寡也,人恒毁之,不合乎众也。

然而,圣者之道,不求人知其精神惟在天地而无疑,放之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与乎无愧于己而已,并不怕人毁。

故曰:

举世非之而不加沮。

而且毁之也愈益甚,则其守之愈益笃,所谓守死以善道是也。

独立不惧,遁世不闷,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踯于后而魂不惊,独立不惧之谓也。

”①①《讲堂录》。

毋庸置疑,毛泽东早年的这些课堂笔记,其实也反映和体现了他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亦即自由、完整地建立自己独有的人格形象,执著追求内心体验所形成美感享受,—从而以超然的毅力实现自我认可的价值目标。

早年毛泽东曾把这个过程概擂为“知识——信仰——行为”的三部有机连环体:

“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

……彼自谓知之已稔,故信之也坚。

……夫知者,信之先也,有:

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信仰,即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一种之行为。

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

凡知识必建为信仰。

当其知识之时,心以为然。

所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

吾人既由道德飞哲学而知良心之内容,则其对于良心之服从者必更勇。

否则既知不信,必陷于矛盾,必彷徨而无适”。

①①《<伦理学原理》批语》。

显然在这个价值有机连环体中,“信仰”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一旦“信仰”确立,当则雷打不动。

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讲,它成为意志和韧性的精神原动力。

毛泽东反复说:

有人虽然大谈“立志”,如有人想当军事家、教育家、实业家等等,其实“非真正之志”,因为此种愿望和行为无非出于对已取得成功之人的模仿,羡慕和盲目趋同,往往出于直接或间接的功利主义目的.这些人实质上没有根本属于自己的意志和灵魂,“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定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

此如墙上草,风吹两边倒”,“为强有力者所利用熏……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1”②②《1917年8月23日致蔡锦熙的信》。

因之,失去主观性灵,随声附和的物种,谈不上具有主体性,所以也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称之为“人”。

这样,人的价值,入的本质就在于具有“实现自我”的“贵我”观念,独与天地往来,傲倪世尘万物,真诚、自由地与“本源”对话,执著寻求那个来自内心的“自我”。

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①①《体育之研究》。

“真欲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已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

②②《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

“实现自我”并不是早年毛泽东人学观念的终结,而仅是其逻辑链条上的中介。

在毛泽东那里,与“个人主义”(或日“精神个人主义”)相对称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内容是“现

实主义”。

“贵我”与“通今”构成了他政治哲学思想的两个基本的价值支点。

毛泽东在课堂笔记中极为明确地表达了上述的思想:

“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

……以往之事,追悔何益?

未来之事,预测何益?

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谅哉言矣。

……重现在有两要义:

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

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

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者目前(通今)”。

③⑨《讲堂录》。

所谓“通今”既是一种价值取向,又包含着实践和行为。

如果说,毛泽东的“实现自我”的“精神个人主义”只是把握,理解人生与社会的基点和前提,那么这个基点和前提并不是目的。

“实现自我”的创造欲在毛泽东的观念中不会僵死地滞留在个体体验的狭隘时空之内,发自内心的独悟和自觉要在现实中不断地对象化、具体化。

考察五四时期毛泽东人学观念的逻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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