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间词话》的词人论看王国维的词学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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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间词话》的词人论看王国维的词学思想
在品评词人中构筑词学理论大厦
——对《人间词话》中词人品评的定量分析
院校：
中山大学中文系专业：
中国古代文学姓名：
黄纯攻读学位：
博士
[摘要]《人间词话》的大部分篇幅是用来品评历代词人的得失，这些评论是王国维词学理论提出和阐释的重要载体，也是理解和把握王国维词学理论的重要突破口。
本文通过对《人间词话》中涉及对历代词人词作的评论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结论：
从朝代划分来看，王国维推崇唐五代、北宋词，而贬低南宋、明清词；从品评标准来看，王国维追求“真景物，真感情”之境界；从词派认同来看，王国维注重词人间的师承关系，力图革除清代词坛流弊。
[关键词]《人间词话》王国维词人定量分析词学理论
引言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词学理论的重要著作，在近代词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长期以来有关它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纵观以往的研究，既有论及《人间词话》的诗学思想、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也有涉及书中重要概念范畴的。
可以说，较之中国词话史上的其他著作，《人间词话》的研究者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是非常突出的。
这部词学理论批评著作是采取“词品”这种中国典型的感悟批评式的词话形式。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品评了从唐代到近代的众多词人词作，点摘佳句，在三言两语中指出其得失、层次。
可以说，王国维词学理论的提出离不开对历代词人词作的欣赏品评，同时又通过大量的词人词作反复印证其词学观点。
词人词作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主要论述对象，是其词学理论提出和阐释的重要载体。
反过来，这些对词人词作的品评，也是我们理解和把握王国维词学理论的重要突破口。
叶嘉莹先生在《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兼论晚唐五代时期词在意境方面的拓展》中论及《人间词话》对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等四位词人的评价。
但是，在《人间词话》手稿中，谈及的词人多达60多位，而且褒贬不一。
罗忼烈先生曾在《试论宋代词选集的标准和尺度》一文中说：
“在古今著名的词话书里被提出的是哪些人最多？
一人之作而被评论的个别篇章又是哪些人最多？
如果我们不惮烦，统计一下，得到的数字就是历史的见证。
词人甲乙，不中不远。
”循此思路，笔者对《人间词话》中涉及对历代词人词作的品评进行收集整理，试图以定量分析的形式揭示隐含在其背后的王国维的词学思想。
一、《人间词话》中词人的定量统计
《人间词话》问世至今，已有多个版本，各版本之间略有出入。
为便于掌握《人间词话》原作的整体风貌，笔者选用的是《人间词话》的手稿本。
仔细梳理《人间词话》，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组数字：
《人间词话》所论词人计67人，唐代2人，五代南唐7人，北宋20人，南宋21人，元代1人，明代7人，清代10人。
可以看出，就词人数量而言，《人间词话》论及较多的是南北宋词人，其次是清代词人。
在这些词人中，被论及次数较多的有：
姜夔（20则）、欧阳修（19则）、秦观（16则）、苏轼（14则）、辛弃疾（14则）、周邦彦（12则）、张炎（12则）、冯延巳（11则）、吴文英（11则）、李煜（8则）、史达祖（8则）、温庭筠（6则）、周密（6则）、朱彝尊（6则）。
尽管《人间词话》中提及的词人很多，但也有这样一些词人，他们的出现只是为了引述某个历史事实，或者只是为了反衬另一位词人，提及甚少，不好推测王国维对他们的褒贬态度。
对于这类词人，将不列入我们讨论的范围。
二、《人间词话》中词人品评的定量分析
（一）从对历代词人的关注和褒贬程度看王国维对不同朝代词的态度
纵观《人间词话》，王国维对待历代词人的态度大致有三种，即褒多于贬、贬多于褒以及大加贬诋。
态度
褒多于贬，以褒为主
贬多于褒，以贬为主
大加贬诋
词人
冯延巳、李煜、李璟；苏轼、欧阳修、秦观、周邦彦、晏殊、晏几道；辛弃疾；纳兰性德
温庭筠、韦庄；柳永、贺铸；姜夔；陈子龙、李雯、刘基、高启、杨基；宋征舆、谭献、蒋春霖、项鸿祚、王士祯、陈维崧、朱孝臧、王鹏运
吴文英、张炎、史达祖、王沂孙、周密、陈允平；朱彝尊；
总结
五代3人；北宋6人；南宋1人；清代1人
五代2人；北宋2人；南宋1人；明代5人；清代8人
南宋6人，清代1人
从上表看来，王国维对五代和北宋的词人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对他们的评价褒多于贬的占绝大多数，而对于南宋、明代和清代的词人，则更多的是批判的态度，尤其是对南宋词人，几乎都被归入了“大加贬诋”的行列。
王国维认为词以五代、北宋为最高，对南宋词，认为仅辛弃疾一人可与北宋词相提并论，即使是姜夔这样的大家，也仅承认他的词有格调，对明代词人关注较少，对清代词人看重南宋词始终不以为然。
他说：
“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
”他推流溯源，指出崇南宋之非，并引清代历朝名家赞扬北宋、贬低南宋的话，为自己增加底气。
王国维历来持文学发展论，认为一切文学都是始盛终衰的。
词，从发展过程看，它源于唐，成于五代，盛于北宋，衰于南宋，到了明清，简直就是些无生命力的“彩花”。
因而，他常常有“北宋后无词之叹”。
（二）从对历代词人的历史定位看王国维的词学品评标准
从《人间词话》的写作手法看，王国维紧紧地抓住了一个“比”字。
既然有“比”，就有高下之分，也就为我们探讨在王国维心目中的历代词人座次提供了可能性。
1、唐五代词人
《人间词话》评唐五代词人，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主要有温庭筠（6则）、冯延巳（11则）、李煜（8则）以及韦庄（5则）等。
评冯延巳。
《人间词话》说：
“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
中、后二主皆不逮其精诣。
《花间》于南唐人词中虽录张沁作，独不登正中只字，岂当时文采为功名所掩耶？
”从这一则来看，王国维首先指出冯、李词是有别于花间词而自成一家的，而非温、韦等花间词可以比肩。
在王国维看来，冯延巳词“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
中、后二主皆不逮其精造诣”。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写到冯延巳词作妙处的地方很多，认为其词作境界开阖自如，“深美闳约”。
可以说，冯延巳是王国维最为心仪的词人之一，几无贬语。
评李煜。
王国维对李煜可谓情有独钟，赞誉颇高。
《人间词话》说：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
”王国维认为李煜的词质白平淡，毫无掩饰地流露真情实感，“不失赤子之心”，认为词发展到李煜，是词坛的一大转折。
李煜从人上人一变而为阶下囚，从“凤阙龙楼”一落而至“秋风庭院”，不能不说是沧桑巨变，因而在他后期的词中，时时流露出一个亡国之君的深悲巨痛，处处显示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感悟。
这正是王国维要求的文学的最高境界。
纵观《人间词话》，如此集中、具体而又充满感情地评价词人、词作，李煜是唯一的一位。
评温、韦二人。
《人间词话》说：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句秀”、“骨秀”以至“神秀”的评价明显带有高下之别。
在王国维看来，“精艳绝人”是温词的特点，温庭筠的词作主要是因歌而作，不是为抒情而发，因而缺乏主观感情。
王国维不满温庭筠词的镂金雕玉、堆砌词藻，在章节结构上脉络不清，仅有佳句，所以认为他只是“句秀”。
相比之下，“端己词，情深语秀，虽规模不及后主、正中，要在飞卿之上。
观昔人颜谢优劣可知矣。
”韦庄词更注意内容与情感，以简驭繁、情景兼到，因此王国维评为“骨秀”。
2、北宋词人
《人间词话》评北宋词人，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主要有欧阳修（19则）、周邦彦（12则）、秦观（16则）、苏轼（14则）、贺铸（3则）以及柳永（4则）等。
《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说：
“词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论，惟张叔夏病其意趣不高远。
然北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
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磨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
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大致坚持这一观点。
评苏轼、欧阳修和秦观。
在北宋词人中，王国维评论最多的有苏轼、欧阳修和秦观。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关于三词人的评论大致如下：
词人
观点总结
[北宋]苏轼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14则）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对苏轼几无贬语。
他肯定了苏轼在咏物词创作上的成就，认为“东坡《水龙吟》最工”。
对于其词作王国维以“旷”字来评定。
认为苏轼词作是“有篇有句”，“雅量高致”，是“词中之狂”。
可以说，无论从人品上来说还是从词品上来说，苏轼在王国维心目中都堪称是一流的作家。
[北宋]欧阳修
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
（19则）
王国维对欧阳修的喜爱在《人间词话》里是很明显的。
他点明了欧阳修和冯延巳的师承关系，并认为欧阳修在字的锤炼上青出于蓝，在词境上也有所突破。
对于欧阳修的词作，王国维评之为“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
”在《人间词话》中不仅引用欧阳修的词作不少而且还把《蝶恋花》的著作权归于欧阳修。
但是对欧阳修词作中多“艳语”也颇有微辞。
[北宋]秦观
字少游，太虚，号淮海居士
（16则）
王国维在《词辨》的批语中说：
“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
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
”王国维对秦观的词十分欣赏。
尤其是对其词作表现出来的凄婉之境、深婉之致尤为推崇。
然而《人间词话》中亦说“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秀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指出了秦观的词有时候稍显雕琢、白璧微瑕、多艳语的弊病。
从上表看来，尽管王国维也喜欢欧阳修词和秦观词，但是对他们的词作还是颇有微辞的，如欧阳修好为艳语，而秦观的缺点更是明显。
评周邦彦。
王国维对周邦彦词有褒有贬。
他说：
“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
若同叔、永叔，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
此天才与人力之别也。
”又说“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一流之作者。
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
”可见，在王国维心目中，周邦彦词不及欧、秦。
同时，王国维对周邦彦作艳词也多有不满，认为“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
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娼妓之别。
”
评柳永。
王国维尽管肯定了柳永“长调最工”，但是基本上还是以贬为主。
在他心目中，柳永是个“轻薄子”，只能说出“奶奶兰心蕙性”这样的“游词”，而缺乏真情，王国维甚至用俚俗、轻薄概括柳永的人品和词品。
因此，他把《蝶恋花》的著作权归于善写深情的欧阳修。
对于品评词人注重人品的王国维来说，柳永的人品也使他在词坛的地位大打折扣。
评贺铸。
在《人间词话》中贺铸是唯一一位被痛诋的北宋词人。
王国维既承认贺铸为北宋名家，又认为他在北宋名家中地位、成就最低下，以“非不华瞻，惜少真味”来评定其词。
为此，王国维还用明代复古派领袖李攀龙及清代神韵说诗人王士祯，以引证贺铸词缺少的是真实的内容。
3、南宋词人
《人间词话》评南宋词人，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主要有辛弃疾（14则）、吴文英（11则）、姜夔（20则）、张炎（12则）、史达祖（8则）、王沂孙（3则）、周密（6则）、陈允平（3则）等。
评辛弃疾。
在王国维眼里，辛弃疾是南宋唯一值得称道的词人。
《人间词话》说：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
”他认为“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
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
”辛弃疾词之所以能凌驾于所有的南宋词之上，除了具有文学天才以外，主要在于他有性情、有胸襟、有学问。
词史上历来苏、辛并称，《人间词话》中也常把苏轼和辛弃疾放在一起评论。
王国维以“豪”来评定辛弃疾的词，认为其豪放不羁，心胸坦露，其词作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
同时，王国维还对辛弃疾在长调上的造诣进行肯定，认为他“章法绝妙”，顿挫抑扬，叙事井然而有层次，感情真挚，意象丰富，“语语有境界”，“能品近于神品”。
在南宋词人中，辛弃疾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评姜夔。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认为姜夔“不失为狷”，洁身自好，有所不为，在词中追求清静无为而不失操守，略得薛收赋气象，并推他为古今词人格调第一，对其“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还特地拈出，予以表彰。
但是王国维也对他进行尖锐的批判。
一是从其人品上着眼，认为姜夔“口中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
”另一点则认为姜夔的词在艺术技巧上有严重的缺陷：
形象模糊，如雾中看花，终隔一层；有格而无情，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言外无味，弦外无响；立脚点低，立意浅，于宇宙人生，既不能“入乎其内”又不能“出乎其外”。
最后是被归为“乡愿”的吴文英、张炎、史达祖、王沂孙、周密和陈允平。
《人间词话》说：
“东坡、稼轩，词中之狂。
白石，词中之狷也。
梦窗、玉田、西麓、草窗之词，则乡愿而已。
”《论语》说：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正义》云：
“若乡愿，则阉然媚世，所谓非之无举，刺之无刺，同乎污世，与狂狷者异矣。
”所谓“乡愿”，就是表面上忠诚谨慎，实际上欺世盗名的伪君子。
王国维认为吴文英之流就是这样的伪君子。
对于他们的词作，王国维认为“梅溪、梦窗、中仙、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
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
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实难索解。
”
王国维对吴文英和张炎的批评丝毫不留情面。
他分述了吴文英词作的浅薄、多用代字、词之不工、写景之“隔”、无豪放之情、归于乡愿等等，在《人间词话》中实难寻出一褒誉之词。
对于张炎，王国维认为其词更多的是“闲适之音”和“玉老田荒”的迟暮之感，又认为其词作“境界不阔，立意也不深”。
同时，王国维不满清代大多数词家以张炎为学习榜样，所以他专门节录了清人批评张炎的话，以助自己声威。
王国维引用了吴文英和张炎的词句来概括其词之特点，一个是“映梦窗凌乱碧”，一个是“玉老田荒”，两句之中都含有他们的词作，这有点近乎文字游戏，但也可明显地看出带有讽刺意味。
对于史达祖词，王国维只肯定一首《双双燕》，以为在咏物词中，它仅次于苏轼的《水龙吟》，至于其他写景之作，则一概以“隔”字评之。
对于他的人品，王国维同意周济和刘熙载的看法“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周旨荡而史意贫”。
这样的人品决定了他们写不出大文学来。
4、明代词人
《人间词话》评明代词人，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主要有陈子龙（3则）、刘基（1则）、高启（1则）以及杨基（1则）等。
刘基、高启和杨基是元末明初的作家。
刘基是明代的开国功臣之一，同时又是诗文兼长的作家，他的词能抒发真情实感，在“乐府道衰”的明代，确实算是数得着的。
而高启、杨基等人的词却往往缺乏真情。
三人词，刘基以沉郁顿挫见长，高启词明丽秀爽，杨基词峭拔新巧，各有特色。
《人间词话》中对明代词人的论述很少，关于这三个词人，只有一则说到：
“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夏、公谨诸公之上。
亦如明初诚意伯词，非季迪、孟载诸人所敢望也。
”王国维推许刘基，是因为他的词多写战乱及家国之思。
然而就整部词史来说，王国维是认为“北宋后无词”的，因此说刘基的词很好，也只是就其时代相对而言的。
评陈子龙。
《人间词话》说：
“唐五代北宋之词，所谓‘生香真色’，若云间诸公，则彩花耳。
湘真且然，狂况其次也者乎？
”陈子龙的词作婉丽凄恻，尤其是晚年之作，感时伤事，多沉郁顿挫之作。
王国维认为以陈子龙词作只是模拟而已，达不到前人的气象境界，前人是有色有香的真花，而陈子龙的作品只是布帛做的假花。
5、清代词人
《人间词话》评清代词人，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主要有纳兰性德（4则）、谭献（3则）、蒋春霖（1则）、项鸿祚（1则）、朱彝尊（6则）、王士祯（2则）等。
评纳兰性德。
王国维在《人间词乙稿》序中说纳兰性德“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也”。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对纳兰性德很是赞赏，认为词中具有“千古壮观”境界的，仅纳兰性德一人，评论他的词“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未染汉人之风气”，并推崇他自“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由于纳兰性德学南唐、北宋，不少作品清新秀隽、自然超逸，王国维对之特别喜爱，他的《人间词》中便有不少词作带有学纳兰性德的痕迹。
评谭献、蒋春霖和项鸿祚。
他们三人都祖南宋，王国维认为谭献的词深情婉约，蒋春霖词仅颇有境界，项鸿祚词精实有余而超逸不足，但都不能和纳兰性德相提并论。
但是由于三人词作幽咽哀断，以写情为主，因而王国维认为比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周济等“学人之词”要强得多。
评王士祯。
《人间词话》说：
“《衍波词》之佳者，颇似贺方回。
虽不及容若，要在锡鬯、其年之上。
”王士祯的词作大多是兴到之作，不少融情入景，刻画深微，凄厉古雅。
王国维认为其词要高出同时另外的二大词人朱彝尊与陈维崧。
评朱彝尊。
朱彝尊词宗南宋，讲究格律，王国维评之“枯槁而庸陋”，不管是对其创作还是词学理论都持否定态度，同时还指责朱彝尊推尊南宋，以致“后此词人，群奉其说”。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能够大致排出在王国维心目中的历代词人座次情况，列表如下：
朝代
词人座次
唐五代
冯延巳、李煜、韦庄、温庭筠
北宋
苏轼、欧阳修、秦观、周邦彦、柳永、贺铸
南宋
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张炎、史达祖、王沂孙、周密、陈允平
明代
刘基、高启、杨基、陈子龙
清代
纳兰性德、谭献、蒋春霖、项鸿祚、王士祯、朱彝尊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王国维是以怎样的标准来品评历代词人呢？
王国维在《人间词甲乙稿•序》中托山阴樊志厚之言，非常清楚地概括了其衡量古今词人的标准：
“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
自夫人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
学者便之，相尚以辞，相习以模拟，遂不复知意境之为何物，岂不悲哉！
苟持此以观古今人之词，则其得失，可得而言焉。
温、韦之精艳，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
珠玉所以逊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异也。
美成晚出，始以辞采擅长，然终不失为北宋人之词者，有意境也。
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稼轩，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
白石之词，气体雅健耳。
至于意境，则去北宋人远甚。
及梦窗、王田经纬，并不求诸气体而惟文字是务，于是词之道熄矣。
自元迄明，益以不振。
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
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
同时朱、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
至干、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意味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
”可见，对于历代词人词作的品评，王国维以是否有“真景物，真感情”之境界来衡量的。
这段话可以视为《人间词话》的批评纲领。
王国维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此出发。
首先，王国维推崇唐五代北宋词的原因就在于这两个时期的词“独以境界为最上”。
他称冯延巳词“开北宋一代风气”，“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激赏欧词豪放中有沉着之致，苏词风神旷放，有雅量高致；又评秦观“词境最为凄婉”，周邦彦词以“精工博大”胜。
对南宋词人，除了辛弃疾外，王国维多有指瑕，甚至给予严厉的批评。
他斥责“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草窗、玉田词不是平淡，乃是枯槁”。
之所以会作出这种赞此黜彼的轩轾，是由于五代、北宋的词以直抒胸臆，反映真思想、真性情为主，还未染上倚声填词、追求形式美而流于空洞的弊病。
王国维从“真景物、真感情”的境界出发，看重不受形式技巧束缚、发自天机、一片纯真的北宋词，而对南宋词徒注重格律音节等技巧，而忽视意境的创造当然有所不满。
其次，这种审美取向使得许多词人的成就重新得到发掘，而在北宋词人中滥竽充数者也能被揪出来，使得王国维对词人的评价趋于公正合理。
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南宋词人辛弃疾和对北宋词人贺铸的评价。
王国维不喜长调，又反对诗词用典用事，但是辛弃疾的词作恰以此两项为长处，所以王国维在强调辛弃疾词作的成就所以高，在于“语语有境界”，关键是“非有意为之”，即有真性情蓄积在心中而发为文词。
这样评判，是王国维提倡文学要真、要天然的反映。
对北宋中不符合要求的词人，王国维也绝不留情。
这里以贺铸为例。
贺铸是北宋词人，其词总体上属婉约派，学花间词人的浓墨重彩，直步温庭筠后尘，盛丽妖冶。
王国维认为贺铸的词作作品刻意于苦思，斤斤于词藻，自然难以显出真意，所创造的意境也必然是隔了一层，因此“非不华瞻，惜少真味”。
可见，尽管王国维偏爱北宋的词人，但是对于堆砌词藻，无法反映真情实感的词人，王国维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否定。
能够做到这一点，无疑也是其求真的审美取向在起作用。
最后，坚持这一品评标准使王国维能在个人喜好和专业评判中取得平衡。
就个人喜好来说，王国维于词喜小令而不喜长调，提倡“语语都在目前”，反对用事用典、堆砌词藻。
但是基于追求内容上的真景物、真性情，王国维对一些有真情的长调，对个别用事用典而自成境界的词人词作也给予了肯定。
如周、柳、苏、辛之长调，欧阳修对冯延巳词之师承，周邦彦《齐天乐》对贾岛《忆江上吴处士》诗句之借用等等。
王国维郑重指出，凡能把前人诗句引用得好的，必定是作者本身已有了自己的感觉，才能产生联想，从前人诗句中引发出更为复杂的内容，创造出不同于前人的境界。
王国维于词重小令，但对长调也不是完全抹杀。
在王国维看来，像柳永的《八声甘州》与苏轼的《水调歌头》，艺术上与情感上都已经达到了极致，是长调还是小令就已经不重要了。
（三）从对不同词派的态度看王国维词学批评的最终指向
在历朝历代的词坛上，经常存在着多个流派并存的局面。
而这些词派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甚至在不同朝代的词派之间也可能存在着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倾向，并进而显示出某种相互承继的演进趋势。
《人间词话》论及的词人中很多是当朝当代某词派的代表人物。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考察王国维对不同词派的态度，并通过历朝历代词派间的因承关系来审视王国维对当时清代词坛词派的态度。
朝代
词派（代表人物）
态度
笔者分析
唐五代
花间派：
温庭筠、韦庄
褒南唐而贬花间
花间词是诞生于花间樽前，是酒筵舞席上用来娱宾遣兴的一种曲词。
其吟咏的内容多是男女恋情、离愁别恨等适合于歌者身份和现场气氛的普遍化、类型化的情感，其词作虽富丽精艳，却缺乏真情实感，故王国维“不喜《花间》”。
相比之下，南唐词人生于南唐这个注定要灭亡的朝廷，故其词作多溶入了自己对国运、自身命运无力自主的深沉感慨，具有深广的情感内涵和强大的感染力，可以说，南唐词比花间词情更真，愁更深，忧更广。
这些都暗合了王国维“真景物，真感情”的审美追求，因此也受到了他的极力推崇。
南唐派：
冯延巳、李煜
北宋
豪放派：
苏轼、欧阳修
褒豪放而贬婉约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很明确地强调了花间派和南唐派对北宋词派的影响，北宋豪放派师承南唐派，而婉约派则师承花间派。
婉约派词人多是失意的文人，其词作多是传统的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的题材，深陷“词为艳科”的泥淖，技巧上刻意求工、苦心经营，多工于长调，正如王国维所说的“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
相比之下，豪放派词多描写大自然景象和社会现象，抒发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负和理想，率情而作，浑厚圆润，不同程度地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
总之，婉约派更倾向于词作形式上的创新，而豪放派则更倾向于词作内容题材的拓展，新境界的开拓，因此更能得到王国维的赞赏。
婉约派：
秦观、周邦彦、柳永、贺铸
南宋
豪放派：
辛弃疾
褒豪放而贬典雅
南宋辛弃疾继承了苏轼词中豪放一路的风格，融入了南宋时代所特有的时代风云以及他本人的个性气质和满怀匡复却无法报效国家反而备受猜疑、冷落、打击的深沉的人生感慨，故其词更加开阔、深沉，开创了南宋壮怀激烈、规模宏大的豪放词，颇得王国维的赞赏。
而格律词派讲究法度，注重音律格调，堆砌词藻，秾艳密丽，境界不阔，立意不深，缺乏自然率真之美，难得真切感受，这些正是极力追求“语语皆都在目前”的王国维所反对的。
格律词派：
姜夔、吴文英、张炎
明代
云间词派：
陈子龙、宋征舆、李雯
贬云间词派
云间词派作家学唐、五代、北宋人，但只是模拟而已，达不到前人的气象境界，前人是有色有香的真花，云间词派的词作则是布帛做的假花。
清代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
褒纳兰词而贬常州、浙西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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