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解读医养融合政策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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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医养结合，要坚持保障基本、统筹发展，把保障老年人基本健康养老需求放在首位，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健康养老服务。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发挥政府在制定规划、出台政策、引导投入、规范市场、营造环境等方面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营造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坚持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创新服务供给和资金保障方式，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激发各类服务主体潜力和活力，提高医养结合服务水平和效率。
２，提出了医养结合的发展目标
到2017年，要初步建立医养结合的政策体系、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基本形成符合需求的专业化医养结合人才培养制度，建成一批兼具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质和能力的医疗卫生机构或养老机构，逐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居家养老提供上门服务的能力，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可及性明显提升。
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医养结合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体系，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实现有序共享，覆盖城乡、规模适宜、功能合理、综合连续的医养结合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居家养老提供上门服务的能力明显提升，所有医疗机构都开设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所有养老机构能够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
３，部署了推进医养结合的重点任务
（一）是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机制，鼓励养老机构与周边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协议合作，医疗卫生机构为养老机构开通预约就诊绿色通道，为老年人提供治疗期住院、康复期护理、稳定期生活照料以及临终关怀一体化的健康养老服务。
（二）是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医疗服务，养老机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申请设置医疗机构及内设医务室或护理站等，依法依规开展医疗卫生服务。
（三）是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家庭，为居家老年人提供连续性的健康管理服务。
（四）是优化政策环境，缩短审批时限，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构。
（五）是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统筹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资源布局，提高综合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老年人服务的能力。
４，完善了推进医养结合的保障措施
对于符合条件的医养结合机构，按规定落实好相关支持政策。
完善投融资和财税价格政策，拓宽市场化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加大金融对医养结合领域的支持力度。
加强规划布局和用地保障，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中统筹考虑医养结合机构发展需要，做好用地规划布局。
探索建立多层次长期照护保障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强化信息支撑，加强部门协作，共同推进医养融合发展
《意见》印发后，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加强领导，积极贯彻落实文件精神，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统筹各方资源，认真完成《意见》提出的重点任务，结合正在制定的《健康老龄化“十三五”专项规划》，建立一批试点示范项目，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医养结合的有效形式，并及时总结好的经验和做法进行推广，促进医养结合工作加快取得进展和成效。
俞建良（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医养结合要突出医和养的制度衔接和服务衔接
到2020年，在养老服务方面，我们要力争建成和完善关于养老服务的六大体系：
（一）是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公民各尽其职的养老服务责任体系。
（二）是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相互衔接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
（三）是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待配套支撑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
（四）是产业、事业、社会慈善共同发展的养老服务业态体系。
（五）是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临终关怀全程覆盖的养老服务照护体系。
（六）是分类管理、科学评估、多方参与、社会监管，质量和风险可控的养老服务监管体系。
围绕这个《指导意见》，下一步我们将全面研究相应的配套和贯彻落实措施。
我们理解，医养结合就是在目前阶段要突出医和养的制度衔接和服务衔接，在今后长期的重点领域里面，应该更加突出医疗的预防、康复护理和养老的结合。
所以医养结合某种意义上更突出“护”字，是养护和护养的结合。
所以，医养结合关键点在融合，突破点在体制机制的创新。
为了实现国办提出的医养结合发展目标，必须把增进老年人福祉、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作为主线，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准确把握医和养的有机统一。
当前要着力解决老年人家门口看病难的问题。
王培安（国家卫计委副主任）：
医养结合是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基础性工程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带病生存的老年人数量持续增加，失能和部分失能的老年人已有4000万，其中完全失能的约有1200万。
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和生活照料需求叠加的趋势越来越显著，迫切需要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与养老相结合的服务。
医养结合既有利于满足老年人的健康养老需求，促进实现健康老龄化，也有利于盘活现有的健康和养老服务资源，创造就业岗位，拉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前医养结合工作在法律保障、制度设计、政策衔接、服务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有待相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下一步，我委将会同民政等部委全力做好《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工作，加强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出台具体规范、管理制度等，启动国家级试点，指导地方将医养结合工作做实做细。
一是加强对综合性应对战略的重视。
医养结合不能等到老年人生病、失能后才开始考虑提供服务的问题，应基于全生命历程的视角，从中青年开始，注重预防保健，避免老年期疾病的发生，减少医疗护理的需求，提高健康的预期寿命，制定国家层面的健康老龄化综合应对战略。
二是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构。
当前我国的医养结合机构主要有三类，一是公办的，注重公益性，保基本;
二是政府、社会合办的非营利性的，兼顾专业化和基础性;
三是营利性的，突出个性化和自主经营。
社会办机构普遍面临投资规模较小、盈利困难、持续性差等问题，需要政府在制定规划时为其留出足够的空间，降低政策门槛。
在投融资、财政税收、土地使用合理定价等方面，出台支持性政策。
三是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
目前医疗和养老服务的硬件建设发展较快，但医务人员、护理员等服务队伍的能力和水平有待加强，重硬件、轻软件，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比较突出。
据我们初步估算，到2020年，约需老年相关科室医生100万名，其中老年学科医生至少2万名，注册护士至少160万名，其中老年学科至少3万名，康复治疗师、护理员各需近400万以上，亟待各方加大培训培养的力度。
四是加强顶层设计，尽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五中全会已经明确，要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需要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地方探索的基础上，尽快对我国老年人健康水平进行科学分级评估，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长期照护的服务体系，建立科学适宜的筹资分配机制，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翟美卿（香江集团总裁）：
以慢性病管理为核心的医养融合养老模式
如何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并且义利兼顾的养老产业商业模式，是已经进入养老产业和关注养老产业的企业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目前真正成熟的养老商业模式并不多。
香江集团两年前开始试水养老产业，经过一系列的市场调研，最终我们选择的是以慢性病管理为核心的医养融合养老模式。
慢性病管理与养老相结合，我们认为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市场价值。
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人中60%以上患有各种慢性病。
我们通常一提及养老，总是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失能失智老人身上。
事实上，失能失智老人人数比例只有3%。
我们确实要高度关注这些不能自理失能失智的老人群体，但同时也要关注患有慢性病能自理的老人群体。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2014年香江集团在天津的一个项目做了这样的尝试。
我们在社区内建立了一所以慢病管理为特色的一级综合医院，老人入住社区后，将从建立健康档案开始，享受健康评估、健康教育、健康干预、动态健康检测等在内的全程、全方位的健康管理，医院还开设私人医生和家庭病房项目，为社区老人提供“医养融合”为特色的优质医疗服务。
同时，与一般养老机构仅对老年群体不同，我们倡导的是一个全龄化的养老社区。
社区内不仅有老年大学、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也有幼儿园、生态农庄等其他综合配套，社区的居住人群包括老年、中年、儿童等各年龄段群体，通过全年龄段群体的居住，增加社区活力，满足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和精神需求。
在这两年的尝试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在此提三点建议：
第一，建议政府在一些养老政策支持上加大力度。
目前，养老的政策扶持多倾向于非营利性的养老机构，对于养老地产、营利性的养老服务公司缺乏相应的税收等政策扶持;
第二，在金融政策方面，对于养老企业的融资需求，比如优先、优惠的银行贷款政策、养老基金等其他形式给予金融支持;
第三，在医养融合方面，对于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的专项审批制度、优先医保定点资格、异地医保政策等还需进一步建设和完善。
刘挺军（泰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医养结合政策落地时的困难
泰康从2007年作为中国第一个保监会批准的用保险资金投资的养老社区试点，历经八年的时间，现在我们扎扎实实地完成了在全国的八个社区——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杭州、成都、武汉、三亚八个城市买好了地同时建设，总共140万平方米，可以建设14000户，现在是真正国内大型的持有型的养老机构，我们不是房地产的形态。
同时，我们在每一个社区配套有自己的康复医院。
我们的养老社区的核心是几个特色：
第一是医养结合，在每一个养老社区里，配一个以老年康复和老年科全科为核心特色的二级康复医院，让基本的慢性病管理和日常的老年病在社区能够得到解决和护理。
第二是我们的养老社区是持续护理，包括了自理、不自理、记忆障碍等四个等级的护理业态。
第三是全国连锁;
第四是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把保险和养老社区医院进行了跨界产业的联动和整合。
北京社区去年投入使用，现在入住了几百位老人，客户满意度达到92%。
在医养结合上面，我们进行了非常艰难的探索和大量国际案例的研究，我们组成了“1+n”的医养结合模式，以个案管理司作为核心，由家庭医生、护理团队、康复团队、心理和营养师的团队，以及我们日常的管家和社工，组成一个多工种的协作团队，来基于对老年人综合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的照顾。
我们在实践中遇到几个实际的困难：
（一）是纳入医保的问题。
因为虽然国务院已经发了鼓励医养结合的政策性文件，但在具体落地时，养老社区是民政管的，医保是人社管的，我们康复医疗机构又是卫计委批的，所以实际执行中至少在北京落地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二）是即使政策落地后，我们现行的医保政策中，对康复、家庭医生全科的照护、对健康管理这方面的支付还是不足的。
（三）是优质的老年学科医生、全科医生，优质的康复医生和康复治疗师非常紧缺。
董克用（人大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
构建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
为了实现健康养老，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
养老金体系包括城镇和农村，今天我集中汇报一下关于城镇职工的养老金体系。
现在这样一个制度，我们的研究认为，核心问题是未来的养老金缺口巨大，难以应付人口老龄化的风险。
而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现有制度没有清晰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理清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养老责任。
为什么说我们现有的养老金体系面临着挑战呢?
因为我们有些长期的风险，在两个方面：
一是养老金缺口巨大。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我们的养老金将逐步消耗掉，出现巨大的养老金缺口，虽然不同学者的测算方法不同，但2050年前后，我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到高峰，财政入不敷出。
二是体系不合理，难以满足老年群体提高待遇的期望。
现在多个支柱养老模式是各国共同的改革趋势，其中三个支柱比较清晰，包括：
第一支柱是公共养老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第二支柱为职业年金，由国家提供税收优惠，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通过投资保值增值，对养老金起到补充作用;
第三支柱是自愿参与的养老金计划，政府同样给予税收优惠。
总的来看，在发达国家，第二、三支柱对于国民养老的保障作用更为显著。
我举两个数字，2012年底，OECD国家的第二和第三支柱养老金占加权平均比重为77%，而同样口径，如果算我国，比重仅占1%。
还有一个数据，以美国为例，美国2014年在第二、三支柱积累的养老金相当于当年GDP的150%，而我国把基本养老保险加上企业年金，同样口径不到当年GDP的10%。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一支独大，政府感到养老责任很重，另一方面，老龄群体对养老金待遇水平不满意，要求提高待遇的呼声很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因为，我们现在的基本养老保险仍是现收现付的。
我们当初是希望通过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能够实现部分积累，但实际上，我们没有解决转制成本和隐性债务问题，现在仍是现收现付的。
第二，我们的个人空账规模增加很快，从2004年的7400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近3万亿元。
第三，缴费基数不实，缴费率过高。
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为28%，在世界范围内看是很高的，OECD国家公共养老金缴费率平均水平只有20%。
过重的负担，影响了当期收入。
由于降费率很难，各个企业往往就降低缴费基数。
那么，解决之策是什么?
解决之策是探索建立中国的三支柱模式。
第一支柱，由公共养老金制度、由社会统筹养老金改造过来，我们的保障水平不要过高，要防止老年贫困，国家财政承担兜底责任。
从制度设计看，应该是全国统筹，真正实现大数法则，同时改革养老金计发办法，使养老金待遇水平与各地的工资水平逐渐脱钩，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第二支柱的职业年金制度，应该有国家税收优惠，雇主发起、个人参与，完全积累。
而且从企业角度来看，职业养老金也是实现人才激励、保持员工队伍稳定的重要手段。
从资本形成角度看，由于职业年金的基金积累模式是重要的长期资本，能为资本市场提供稳定的长期基金，这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建设来看也是这样的，养老金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加快第三支柱的养老金计划。
有这样几个好处：
一是它可以有助于应对老龄化风险，减少我们的养老金缺口，使政府承担的财政兜底责任仅限于第一支柱。
二是理清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真正实现养老责任的三方共担。
三是实现再分配与激励性的兼容。
过去我们设计的制度中，把再分配效应和积累的效应整合到一个里面，但由于制度设计的问题和实践中的困难，这一目标没能实现。
所谓三个支柱的体系中，不再谋求将现收现付和完全积累融合在一个制度中，而是清晰分离，第一支柱就是现收现付，互相供给，体现了现收现付在社会再分配方面的优势;
第二、第三支柱就是个人养老金计划，采取完全积累，鼓励劳动者自我积累，提高退休后的生活水平。
同时，这样一个制度还可以进一步加强监管，实现缴费基数的真实性和激励机制。
最后，它重视我们的养老金投资，不增加缴费负担。
这样三个支柱可以大量运用于资本市场，通过自我的积累和发展壮大，增加养老金来源，提高财政的可持续性。
养老金制度是一个顶层设计，我们觉得，方向不能错，刻不容缓。
张世平（全国政协社法委副主任）：
建议将应对老龄化定为基本国策
我国是在经济水平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矛盾凸显，发达国家近百年逐步显现的老龄问题在我国即将迅猛地爆发，这种人口老龄化规模大、势头猛、程度高、不平衡的特征将可能改变我国的经济运行，冲击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战，成为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兴衰的长期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为此建议：
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确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通过全面、系统、持续的政策干预和有效应对，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确保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体建议包括：
（一）将其纳入国家发展规划;
（二）加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应积极推动涉老立法，在有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和具体体现应对老龄化的基本国策;
（三）切实加强基本制度体系建设，应从国家战略高度做好顶层设计，借鉴发达国家有关理念和经验，加强面向老年人的健康服务、疾病治疗、困难救助、社会关怀等基本制度建设;
（四）大力发展健康养老事业;
（五）着力构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六）积极推动老龄产业快速发展;
（七）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国策宣传;
（八）完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体制机制。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怎样形成后发优势
谈一下我自己作为研究者的三层看法：
第一，中国要应对老龄化社会到来的挑战，是有可能形成后发优势的。
人类社会的养老模式现在还在演变、探索和创新之中，观察下来，发达经济体所谓福利国家在多年的发展之后，起步比我们早，经验比我们丰富。
中国现在就现状来看是远远落后的，但在进一步发展中确实有后发优势，我们可以借鉴他山之石。
我们面临的压力，就是中国老龄化社会是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巨大的压力也可能转化成我们的动力。
第二，要对不同养老模式做初步的梳理。
在这方面，应该对不同的模式给予鼓励，积极探索。
最后一层，怎么理解顶层规划。
首先是政府在这个事业之中，推动多样化创新发展的相关信息的充分交流;
其次是政府在规划方面形成一个清晰的多规合一、规划先行的框架。
因为养老势必涉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开发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公交体系规划、医院学校布局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以及财政的中期规划;
第三，模式创新要做总结和示范，政府首先要尊重市场，但也要注意怎样弥补市场失灵;
最后，在土地供给、税收待遇等方面要有适当优惠。
再有专业培训、资金支持方面，特别是PPP这样一个可以打开创新空间的方面，我认为在规划里要作为重点。
胡晓义（人社部原副部长）：
需设立综合性领导机构
建议将积极应对老龄化高峰期挑战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件事，列为全国重点提案。
我认为刚才张委员的发言很全面，确实如她所讲，人口加速老龄化是未来几十年内我国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没有之一。
是不是对五大建设都有影响，我没有仔细论证过，但肯定对我们国家未来几十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格局都会发生重大影响。
我跟张委员刚才的表述多少有一点点区别，有两点可以讨论：
一是我强调高峰期，这是因为，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实际上我国从本世纪初就已开始有很多行动，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最严峻的现实是老龄化高峰期的加速到来;
第二我觉得还是叫“国家战略”能引起更广泛的共识。
实现这样一个国家战略的顺利开局，最大的抓手是设立综合性的领导机构。
因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很多部门都已经采取了积极行动。
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总体上看各行其道，力量是分散的，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的行动。
全国老龄委和它的办公室多年来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全国老龄委的正式名称叫老龄工作委员会，这个定义已经不能涵盖实际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所以说它已经不适合现实和未来的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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