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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叶舒宪西周神话凤鸣岐山及其图像叙事

【学术观点】叶舒宪:

西周神话“凤鸣岐山”及其图像叙事

周朝的得名,与夏朝和商朝类似,取之于地名。

《史记·周本纪》说“:

周后稷,名弃。

”张守节注云:

“因太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

”《诗经·大雅》中有一篇《绵》,是最早描述到周原的作品。

其诗云“: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根据注解可知:

“广平曰原。

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

”膴膴是形容美好,堇和荼都是野菜名,饴指口感甘甜。

从这八字赞美之词中,可以看出从外面迁来岐山的周人,对周原一地的留恋。

口感和味觉方面的赞美,质朴无华,却耐人寻味。

西周是针对东周而言的后起名称。

西周建国之地称“岐周”,地在今陕西省岐山县。

《孟子·离娄下》说“文王生于岐周”。

赵岐注:

“岐山下周之旧邑。

”相对于孟子生活的山东一带,岐周也就算很远的西部地区。

《淮南子·要略》中还记载着周文王当初经营岐周的具体规模:

“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义,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

”岐周作为周王朝的一个发源地,本是殷商时代一个西部的小邦国。

周原作为一个地区名,至今还遗留在现代汉语中继续使用,有时甚至作为中国的代名词而出现。

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追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撰写《中国积弱溯源论》,就借用《绵》一诗的词句发出感叹:

“膴膴周原,茫茫禹壤,其竟如斯而长已矣耶?

”当代考古学家探索“先周文化”,发现周人的势力崛起于泾河、渭河流域,曾多次在甘肃和陕西之间的河谷地带迁移。

关中平原的西段地区,即号称八百里秦川的西半部,宝鸡、岐山、扶风到西安一带,是出土西周青铜器最多的地区。

周原一带还出土了西周甲骨文,虽然数量远不及河南安阳的殷墟甲骨文,但还是探索西周史的前无古人的重要新材料。

在岐山一个名叫凤雏的地方,发现一座规模相当宏伟的西周早期宫殿,目前确认为周武王东征攻打殷纣王前的西周都邑。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之后,周人成为中原文明的新霸主,其文化影响华夏文明达三千年之久。

概括西周史的主要特色,一曰天命观,二曰封建制,三曰制礼作乐。

本文从西周人创造的王权神授神话“凤鸣岐山”入手,梳理相关的四重证据,透视西周给华夏文明发生历程遗留下的特殊思想文化遗产。

一、中国凤凰神话的多重蕴含人类在新石器时代普遍崇拜鸟,考古学家金芭塔丝针对欧亚大陆一万年来的史前信仰神话,提出“女神文明”的理论和“鸟女神”等概念,给各文明的起源研究带来启示。

进入文明史之后,史前鸟女神的普遍信仰,在全球不同地域国家的传统中被继承和再造,形成五光十色的神鸟崇拜及神话传说。

就中国而言,史前鸟女神的信仰的遗迹见于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几乎所有的新石器文化,体现于陶器形象和玉雕神鸟的多种造型(图1)。

古人最初按照尾羽的形态将神鸟分类为二类:

短尾为隹,长尾为鸟。

《说文解字·隹部》:

“隹,鸟之短尾总名也。

”段玉裁注:

“短尾名隹,别于长尾名鸟。

云总名者,取数多也。

”代表短尾鸟的“隹”(及“惟”“唯”)这个汉字,是个典型的象形字,其造字表象就是一只立起的鸟。

它植根于史前鸟女神信仰的大传统,暗示着以鸟鸣之声代表神谕或天意的神话观念。

隹字的初始用途,是在人神沟通场合代表天神祖灵降临人间的“鸟形灵”意象,成为早期宗教语境中的文字书写之起始词,往往位于甲骨文和金文叙事篇章的第一位。

时过境迁,后人不了解早期汉字应用场合的神圣性语境,就将这些代表神明降临的“隹”或“唯”当成毫无意义的蛇足,有所谓“发语词”之称。

除了在汉字书写文本中被后人遗忘的短尾鸟的符号,华夏先民还在百鸟之中极度地偏爱一种长尾之鸟,那就是凤凰。

可以说,这是本土神话传统继神龙之后的最大发明之一。

世界主要文明古国虽然也有不死鸟凤凰的传说,但是没有一个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钟情于此种莫须有的虚构神话生物。

在日常生活中,凤的身影和各种相关名号几乎形影不离,早已弥漫到雅文化和俗文化的所有方面(图2)。

清人编的《事物异名录》中,给出的凤凰和鸾的各种别名雅号,多达26种。

李商隐的一句诗“记取丹山凤,今为百鸟尊”,就带来了“百鸟尊”这样的美名。

古人形容贵族子孙的高贵血统,有“凤子龙孙”或“凤雏麟子”之类古老成语,比喻色彩之美丽要说“凤色”。

梁简文帝《七励》:

“园缕凤色,龙分鸳文。

”各种名目的凤凰台、凤凰山、凤凰池,遍布祖国各地。

昌化出产的名贵鸡血石,也要攀龙附凤,称为“凤血石”;将帝王仪仗叫做“凤盖”,将妇女的首饰称为凤钗,有人生育出双胞胎,则美称之“龙凤胎”,形容女子眼睛形状有“凤眼”或“丹凤眼”,在男子则可称“凤目”。

据传统相术说,这种小眼角向上的眼睛,属于贵人相。

洪深《戏剧导演的初步知识》上篇提示说:

“神情爽长如凤目,身早作王侯。

”凤眼还引申指不凡的眼力,如在充满民间智慧的俗谚中,就有如下说法:

龙眼识珠,凤眼识宝,牛眼识青草。

凤眼果真如此神奇,那还要归功于凤的原型或前身之一的玄鸟即猫头鹰吧。

正是猫头鹰的神秘旋转和夜视之眼,给神话表现带来一种神秘视觉代表神秘智慧的母题。

从礼乐制度到音乐文化方面,凤的神话也同样具有基础性的原型编码作用。

乐器中的拍板称“凤板”,古代乐府琴曲名目则有“凤求凰”。

这是因为西汉大文豪司马相如求卓文君诗中有“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句而得名。

王实甫《西厢记》中张生对崔莺莺说:

“我将弦改过,弹一曲,就歌一篇,名曰《凤求凰》。

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之意。

”更重要的是,相传古代掌管音乐的官职叫伶官。

伶官的鼻祖为黄帝时代伶伦,伶伦发明音律,所效法的榜样就是凤凰,所以古人将音律称为“凤律”。

《吕氏春秋·古乐》有一则音乐起源故事:

“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锺之宫,适合。

”除了“凤律”,古人还将音律叫做“凤响”。

《律历志》曰:

“黄帝使伶伦作律,制为十二筩,以听凤之鸣。

七月,律中夷则。

”听凤鸟之鸣,成为中国式音乐起源的神话仿生学原理。

作为神话对象的凤与作为神话对象的玉,也在“夷则”与“玉衡”的对应中建立起联系。

这种联系有视觉方面的,也有听觉方面的,因为玉也是能够发声的。

按照新出土的战国文献《郭店楚简》的说法,对“玉音”的体会是君子修炼为圣人的必经之道。

发明音乐的圣人伶伦要向凤凰学习,可知凤凰的鸣叫之声,早已经是凤凰神话建构的关键元素(图3)。

人类音乐的美妙听觉效果,常常被说成是效法凤凰。

刘向《列仙传·萧史》:

“﹝萧史﹞日教弄玉作凤鸣。

居数年,吹似凤声。

”杜甫《凤凰台》诗:

“西伯今寂寞,凤声亦悠悠。

”由于民间信仰中的凤凰与竹子密切相关,一些竹制的乐器及其发音,也就都被比拟于凤凰。

形容音乐美好的“凤音”一词,多指笙箫等细乐。

古人还将笙类乐器美称为“凤匏”,吹凤匏即吹芦笙。

竹子做的笛子也美称为“凤笛”。

还有“凤吹”一词,总称笙箫等细乐的妙音。

据此不难理解,古人将笙箫类丝竹管弦之演奏效果,比拟为对“凤鸣”的模仿性再造。

看到中华文化中如此繁复的凤神话编码,人们不禁要问:

凤凰是怎样产生的一种神话建构呢?

它又是如何进入中华文明传统,不断地繁衍和延续下来的?

考察凤凰这种现实中莫须有的虚构之禽的知识谱系,对于思考中国文化的神话性质,揭示本土传统的神话再生产机制,会有举一反三的认识效果。

本文关注的是,商周之际的政治和文化变革,如何伴随着周人建构的凤鸣神话。

西周以来统治中国思想的天命观念,如何与凤凰神话相互纠结和相互作用,使得神凤、瑞凤的意象借助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传播而普及流行到全民信仰之中。

西周以降,凤凰神话的建构和升格过程,同时也是自史前到殷商时代特别崇拜的鸱鸮神鸟被逐渐取代和替换的过程。

葛洪《抱朴子·博喻》说:

“麟止凤仪,所患在少;狐鸣枭呼,世忌甚多。

”这是将麒麟凤凰作为神圣瑞兽瑞鸟,同狐狸及猫头鹰形成相反相成的对照。

在葛洪看来,前者高贵而珍异,后者低贱而普通,就因为物以稀为贵的常理发挥着作用。

宋代的叶适《送刘德修》诗云:

“俄欣凤仪雅,缓彼枭搏磔。

”也是将新神话生物凤和老神话动物枭并列,做出美丑雅俗的对比。

不了解西周人的凤鸣岐山神话建构,就无法明白:

凤在华夏神话传统中是怎样后来居上,彻底压倒有数千年更早传统的鸱鸮崇拜的。

《三国演义》第八十回写到曹魏政权,有美化之辞云:

“自魏即位以来,麒麟降生,凤凰来仪。

”这样的新政权成立神话模式,当然不是小说家的发明,而是传统文化的集体创造,其首创专利似应归给西周王权的建立者。

二、凤鸣岐山:

西周王权神授神话传统是人为发明、建构而成的。

中国的历朝历代都伴随着新神话传统的发明过程。

商周换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最为重要,其新发明的周人文化传统也影响至深。

凤凰神话即是其一,与此神话连带的是天命、天德、封建及制礼作乐等一系列重要观念。

它们不仅支配着西周以来的意识形态过程,也成为儒家思想发生的直接源头。

岐山是历史上典故迭出的地方,《三国演义》将诸葛亮六出岐山的典故推广为全民性常识,可在诸葛亮之前一千多年的西周初年,这里就因为打造出凤鸣神话而闻名于世。

相传周朝兴起的前夕,有凤凰在岐山高岗上鸣叫,周人以为大吉之兆,“凤野”一名由此成为岐山的代称。

庾信《周大将军崔说神道碑》:

“凤野匡周,龙门佐禹。

”倪璠注:

“《国语》曰:

‘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

’鸑鷟,凤凰也,故云凤野。

”《国语》是东周时代的古书,距离西周年代不远,其所保留的西周传说,与岐山这个地方密切联系。

2009年元月,笔者再次来到陕西岐山周公庙考察。

冬日的雾霭笼罩着周原的黄土地,给整个庙宇增添了一层神秘气息,为纪念西周开国伟业而新建的周公雕像(图4)屹立园中。

庙内还有一块题写着“鸾凤和鸣”字样的横碑,周人女祖先姜嫄庙及后稷殿等。

这些景致呈现出后人对西周兴国史的文化记忆。

当地学者编的《周文化与周公庙》一书,则将三千年前改朝换代历史事变,同民间口碑联系起来,提示出通俗而生动的地方“版本”。

笔者把此类昔日不登大雅的材料称为研究古代文化的“第三重证据”。

由于商朝礼崩乐坏,朝纲尽废,奸臣专权,暗无天日,许多诸侯投奔西岐。

文王死后,武王继承了父位,仍然以礼治邦,百业兴旺,歌舞升平。

国家的势力特别强大,武王受先父的遗志,决心讨纣灭商。

有一日凌晨,一只大鸟在后山的高岗上鸣叫不停,仔细一听,鸟的叫声是:

“伐纣灭商,伐纣灭商!

”武王穿好衣服,出门向后边的山岗上望去,只见一只美丽的大鸟,仍然在那里叫个不停。

原来这只大鸟就是凤凰,有意辅佐西周。

武王一看时机已到,在姜子牙的建议下,便联合各地的诸侯国,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伐纣灭商之战。

凤鸣朝阳:

在县城西北7.5公里处的凤凰山,相传周文王出生之时,凤凰鸣于这里。

《诗经》“凤凰鸣矣,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就是对此而言。

唐代在这里建立起周公庙,使这景观更加驰名。

岐山人对凤鸣神话的解说既亲切又充满自信,与学院派观点不尽相同。

其中对一些细节的把握,显然会引起讨论。

如把《诗经·卷阿》篇所咏凤鸣一事,说成是周文王出生的兆头,与传统注解的“召康公戒成王”说截然不同。

再如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起因,也牵合到凤鸣之声所传达的神谕;甚至能够把凤鸣的声音完全破译为汉语表达的信息—“伐纣灭商”!

这实在令人对民间想象力的能量拍案称奇,对当代新史学关于历史叙事神话性的观点,以及神话历史生成的本土文化机制,产生深入探究的愿望。

周公庙的旁边就有山叫凤凰山。

宝鸡市东南有“凤女台”,简称“凤台”,相传为秦人祭祀秦穆公女儿弄玉所筑的高台,台上建有凤女祠。

从周人的凤鸣神话到秦人的吹箫引凤传奇,均发生在同一个地域文化中,不足为奇。

宝鸡与岐山之间有凤翔县,以盛产当地名酒“西凤酒”而闻名于世。

中国境内以凤为名的地点和名胜如此集中,未可等闲视之。

本地学者以为,与“凤鸣岐山”神话相印证的地名凤凰山,即今周公庙北倚之山。

据《关中胜迹图志》载:

“凤凰山在岐山县北15里周公庙后,通志即凤鸣处,山下有朝阳洞。

”其南麓为盆地,三面环山,万木森列,腹地有一古老甘泉名润德泉,很早就闻名遐迩。

按堪舆家说法,此地风水非常好。

凤凰山自古以来也是民间“捻香火”活动之地,传说有治疗不育之神效。

《中国地方志集成·岐山县志》(清胡升猷等修)中有对凤凰山所在地点的记载:

“在县西北十五里,卷阿西北隅,亦名凤鸣岗,即《诗》所云: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者也(史称凤凰堆俗传有爪迹五色土)。

”这是将《诗经》中讲的凤鸣之地,落实到具体地点的看法。

连土丘上的五色土,都被理解为凤凰爪留下的神迹。

文学中的历史记忆,也许是更加真实的记忆。

郑玄注解《诗经·卷阿》篇时,就以凤鸣岐山事为诗歌比喻之背景。

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评价这个比喻说:

“亦本地风光也。

”倘若从“本地风光”的角度审视岐山县域内含有凤凰的地名,居然会有十多处:

凤雏、凤鸣镇、凤鸣沟、凤山楼、凤凰村、凤鸣岗、朝阳村、凤心、凤刘、凤家庄、龙凤坪等。

简言之,当地一切神圣记忆均始源于三千年前周王朝崛起。

一部中国古史,名副其实的神话历史,一部中国地理,又包含着多少神话地理元素呢?

西周王权开创时期对于中国凤神话建构甚为关键,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周以前没有凤神话。

商代甲骨文表明,凤与风原本是相互通用的两个字,风即凤,凤即风。

这样的混同现象来自一种神话式的气象观:

宇宙间空气流动不是自然的物理现象,而是神话想象的超自然生物现象:

由于巨大凤鸟的羽翼运动“吹出”所谓“风”。

甲骨文记述四方神名对应着四方风的名字,其道理即在这种神话观念里。

甲骨文里还有另外一种措辞提及风的,那就是“帝使凤(风)”。

四方来风或八方来风的自然现象,被神话理解为天帝派遣的某一方大凤鸟起飞和运动的结果。

西周以前的凤凰神话,就这样必然和殷商时代的风凤混同神话观相联系。

凤既然代表天帝,其神圣性和祥瑞意蕴的由来也就昭然若揭。

相对而言,凤在殷商人的信仰中,地位远远不及鸱鸮即猫头鹰。

三、从图像看凤凰神话源流先看九则新出土的图像资料,大致按照考古文物的所属文化年代排列,合起来可大体勾勒出中国神凤形象的发展脉络。

其一,1977年在南方的河姆渡文化出土双鸟朝阳象牙雕蝶形器(图5),有学者解释为神鸟和太阳崇拜的表现,也有学者称此双鸟为双凤。

果真如此,这件象牙浮雕图像堪称我国最古老的凤凰形象之一。

其二,北方的红山文化,辽宁建平的牛河梁积石冢群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2002年10月新发掘出平雕玉禽鸟,也被称为玉凤。

2009年恰逢国庆六十年,由国家文物局和首都博物馆等合办的早期中国特展,调来一批新出土的国宝级文物,笔者有幸拍摄“红山玉凤”的特写照片(图6)。

若想一睹五千年前北方的玉雕凤凰造型,舍此莫属。

其解说词云:

“这件玉器在辽西地区鸟形玉器中是唯一可以称为玉凤的一件。

回首卧姿,扁喙微钩,疣鼻,凸额,背羽上扬,宽短尾下垂的形象非常写实,具有天鹅或鹫的特点。

玉凤出土于墓主人的脑后,可能是墓主人用以通天做法的媒介。

”郭大顺《红山文化考古记》称此墓主人为萨满即大巫。

其三,内蒙古赤峰博物馆还藏有一件属于赵宝沟文化的凤形陶杯(图7),因其制作的时代久远达七千年,当地媒体称之为“中华第一凤”。

其四,南方的湖南省澧县孙家岗遗址14号墓出土石家河文化凤形玉佩(图8),是距今四千多年的精致玉器。

它采用透雕工艺,令人称奇。

此件玉凤表明,在传说的第一王朝夏代以前,文字系统尚未出现,但华夏大地上的凤鸟形象却已经非常明确。

同墓还出土以透雕工艺制作的龙形玉佩,可知龙凤配的观念也早在史前期就孕育出来,在西周玉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其五,《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0卷中收录有湖北天门石家河出土的石家河文化凤形玉环(图9),与后来出土于安阳殷墟的玉凤造型有明显的源流关系。

其六,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凤(图10)。

距今三千多年,距离河姆渡文化双凤朝阳图形,则相距也有三千多年。

其七,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下都遗址出土凤纹提梁卣。

其八,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西周青铜器—凤首扁盉。

其九,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西周青铜器—倗季凤鸟尊(图11)。

以上九种图像材料,从七千年前的北方赵宝沟文化和南方河姆渡文化,经历史前到文明的演进,直至夏商周三代。

神凤形象发展到西周初年的时间跨度已经长达四千年之久。

至少在四千多年以前的石家河文化玉雕那里,已经可以看到较为标准化的凤之形象。

按照传说的古史朝代,四千多年前应是尧舜的有虞朝代,文献材料提到尧舜时“凤凰来仪”之事,莫非真有所本?

古人相信,在政治清明的圣王时代,必有凤凰前来歌舞,表现出仪态万方的气度。

《艺文类聚》卷九九引《尚书中候》:

“尧即政七十载,凤皇止庭,巢阿阁讙树。

”古书中“凤巢”之典故出自这里,后代借用这个词指中书省。

自从《尚书·皋陶谟》说舜帝时《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凤仪兽舞”就成为表示圣贤教化神奇功效的成语。

谢肇淛《五杂俎·物部四》:

“田氏专政,主德日衰,纵日奏虞庭之乐,能令四方风动,凤仪兽舞耶?

”这透露出凤与风的相互感应关系。

令人想到上古听风的礼俗,如何关联到华夏音乐的起源。

听风的实践与听凤的类比联想,会造出这样丰富的神话故事。

参照石家河文化玉凤形象,可以断定四千年前的华夏先民已经十分熟悉神凤降临的想象景观。

要从传世文献中寻觅比尧舜时代更早的凤神话,还有一条有关少皞的追忆之辞,不是从音乐方面,而是从天时方面提到效法凤鸟的必要性。

传说中古代东夷集团首领为少皞,名挚,号金天氏。

东夷以鸟为图腾,相传少皞曾以鸟名为官名,死后则成为西方之神。

《左传·昭公十七年》:

“郯子曰: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凤鸟氏,历正也。

’”杜预注:

“少皞,金天氏,黄帝之子,己姓之祖也。

凤鸟知天时,故以名历正之官。

”孔颖达疏:

“诸书皆言君有圣德,凤皇乃来,是凤皇知天时也。

”后人按照这个典故,用“凤历”称岁历。

用“凤鸟氏”称执掌天文历数的官职。

骚人墨客喜欢用龙图凤历对句,颂扬华夏正统的神圣来历。

四、从凤与“德”降临神话看西周的“革命”和“封建”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给上古史研究带来前所未有的眼界。

相对于河南安阳商代王都的考古发现,西周的考古报告虽然也算丰富,但是迄今为止毕竟尚未找到王者级墓葬。

治西周史的专家有一种期待,希望新的发现能够解开因缺乏文字记录而造成的历史谜团。

换言之,改变被书写文字束缚的历史观,是现代人文研究者的一大新兴趣。

看《郭沫若全集》目录,就有《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之类文章题目。

期待视野的作用,可见一斑。

1951年,郭沫若写出《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一文,一方面批评范文澜以为周代社会是封建社会的观点,同时认为应该把周代看成和商代一样的奴隶社会。

郭沫若举出的证据是,殷商的墓葬中有人殉上千的现象,而周代墓葬人殉却很少,一百五十六座墓中只有六个人殉。

但是这并不足以表明两个社会制度的不同,因为殷商大墓为王墓,西周墓则不是,二者没有可比性。

范、郭两位著名历史学家的争论,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

其间有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的重见天日,举世震惊,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然而,周王的墓葬仍然一个也没有被发现。

如今,让人更加好奇的问题,已经不是有关奴隶制与否的判断,而是西周崛起的文化奥秘何在。

俗话说“得中原者得天下”。

周人以一个西部边陲小国的地位,摧毁殷商政权六百年的统治基业,并取而代之获得中原政权。

后人对于商周易代的看法,可以集中体现在“革命”这个词的用法上。

至于新兴的西周国家借助于其新建构的宗教和神话观念所发挥的作用及深远影响,并不亚于一次武力上的革命。

这方面的探讨,对于理解中华文明史的全局都将富于文化上的意义。

简要提示西周史的文化特征,有几个关键方面:

天与天命、天德,分封或封建,制礼作乐。

更加精简的概括仅用六字:

天命、封建、礼乐。

现代学者对西周开创的文化变革已经给出新的认识,如王国维、胡适、傅斯年、郭沫若等。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开篇云: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其下云: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

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父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

君天子臣诸侯之制。

二曰庙数之制。

三曰同姓不婚之制。

此数者,皆周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此非穿凿附会之言也。

王国维对殷周变革的分析偏于制度方面。

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传承的三大方面即物质、制度和观念,其中的物质和制度较易变化,而相对而言,观念则发生变化最难也最慢。

王国维着眼于殷商西周两代制度上的变化,并以此为基准去论证观念变化,陷入以今度古的误区。

现代人的道德化观点被用在对西周礼乐文化解说上,此乃误导后学最甚之处。

要认识西周社会道德化表象的虚构性,最好的办法是从西周流传下来的文本入手,如《诗经》《书经》的某些部分,还有西周金文,可作为最适合原初语境的材料。

现代学者习惯将上古文化问题做简单化的道德归纳,其误导作用,在当代学者晁福林的自我检讨中,看得较为分明。

他说:

“关于周初的‘德’观念,我和许多学者一样,曾据《尚书·召诰》的记载断定周初召公认为‘夏商两国皆因为不敬德而导致灭亡’,所以建议周公汲取历史的经验,‘疾敬德’。

把这里所谓‘德’,作为人的内心情操、精神境界。

此说之误即在于忽略了商周时代‘德’观念与后世的不同之处。

”需要明确的是,“德”原本不是属于人的,而是来自天的。

只有深入领会到古人讲的“天”是神话观念,方能够举一反三,意识到“天命”、“天子”、“天德”等,无一不是神话思维传统的派生观念。

在西学的文史哲学科划分体系支配下,无神论的话语占据学院派的主导地位,西周史的凝重而切实的宗教和神话维度,就被大大忽略掉。

占据20世纪大多时候的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也是只着眼于社会制度,忽视观念史和思想史分析的结果。

凤凰来自华夏文明七千年的造型大传统,又是代表西周天命观的最重要神话动物。

《剑桥中国秦汉史》的编著者认为:

周代诸王可能是不同的种族,所以他们崇拜不同的神—天。

他们把统治权归源于天,因为天命的委任使他们有资格进行统治。

由于商代诸王与帝———他们那些已经上升为帝的祖先—同属一家,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差别。

天能够把统治世界之权授给他选择的任何家族的成员,因此在天(神)的领域和人世诸王的领域之间,已经不复视为一体了。

西周王权观的此种认识,需要有宗教学神话学的视野,将现代意义上的世俗政治问题,还原到三千年的神圣观念语境之中。

如前所说,传世文献中最接近这种周代原初语境的材料是《尚书》和《诗经》;相比之下,作为第二重证据的新出土文献———西周金文,更加贴近其当年的祭政合一语境。

以下用几个例子,给与宗教信仰语境还原式的分析说明。

《尚书》的周书部分有《君奭》一篇,据说是西周初年时辅佐成王的周公答召公之辞。

周公的话以天命自殷商向周人的转移为主旨,其中也隐约提及凤鸣之事,是以问句表达的:

“耇造德不降,我则鸣鸟不闻。

矧曰其能有格?

”孙星衍注引马融曰:

“鸣鸟,谓凤皇也。

”屈万里解说:

“如上所言,己则将至昏聩,以致并鸣鸟亦不能闻,况曰能感动天神使降临乎?

”按理说辅佐天子的大臣必须德才兼备,可是周公的话中透露出另外的关键条件,那就是能否具有通神降神的本领。

他举出商代诸王的例子是:

“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

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

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

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

”这些为天子服务的大臣并非纯粹世俗意义的官员,而更像是掌握通神本领的神职人员。

这从“巫咸”“巫贤”一类名字就可看出。

据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要将周人的政治观解说为神话政治观(或神权政治)。

经过这样的观点转换,鸟鸣凤鸣何以代表天神的神圣旨意问题,就大致清楚了。

“鸣鸟不闻”意味着执政者得不到神的旨意,即不能通神降神。

其后果可想而知。

按照《尚书·君奭》叙事逻辑,造成“不闻”的条件,不是自然的听力出了问题,而是由于“德不降”。

这个“德”字是倡导以德治国的西周文化至关重要的词语,也是后世儒家思想的关键词,值得做溯源求本的系统探究。

在做此类探究之前,先看看周人凤神话的变体情况。

除了诉诸听觉的凤鸣神话,周人还建构出诉诸视觉的“凤凰衔书”神话。

《春秋元命苞》云:

“火离为凤皇,衔书游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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