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传主形象的艺术突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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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传主形象的艺术突破

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传主形象的艺术突破

　　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的传主形象，突破了解放以来那种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高、大、全”式的塑造方式，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立体多元的传主形象开始走近读者并为读者喜爱。

传记文学作家也逐渐摆脱“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膜拜仰视、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传统心态，而追求真实、艺术地打开传主的心扉让读者去赏析。

传记文学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只有赋予传主形象以“史蕴诗心”，读者才可以“多维审视”传主的人生价值及人格魅力。

新时期传记文学的传主形象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历史的真实和文化的张力，同时传记作家注重对传主形象的塑造，并在轶事和细节的描摹、画的意境、深度解释、创新画传等方面取得了艺术性的突破。

　　新时期传记文学的传主形象突破了“高、大、全”式的人为拔高，注重运用大量的轶事和细节复活传主，使传主形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托尔斯泰曾说，“如果艺术家呈现给读者的始终是人物的历史意义，他就完不成自己的任务。

”黑格尔也曾强调，创造性格，就是创造一个独特、完整的生命世界。

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完整的活人，每个活生生的人，其本身就是一个“世界”。

而性格是生命和灵魂的表现，只有写出其复杂丰满的性格，人物才有生命的活力，才能在传记作品的篇页上直立起来，从而使读者辨其音、察其形、感其脉、洞其腑，其逼真实在了如生活中的真人、活人。

满妹的《回忆父亲胡耀邦》通过细节对传主进行个性描写，通过轶事对传主复杂的个性进行多方面剖析，通过个性化的人物语言表现传主的鲜明个性。

新时期的传记文学不仅强调对传主形象的精雕细刻，而且也对写活次要人物、发挥次要人物的衬托作用格外注重。

如：

聂力的《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中写道：

在研制“两弹一星”初期，周恩来说：

“苏联政府采取卡脖子的办法，想把我们的火箭事业扼杀在摇篮中，那是办不到的。

我们中华民族是有骨气的民族，也是富有智慧的民族，没有什么力量能压服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情会难住我们。

”性格豪放的陈毅说：

“就是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上去。

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子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

”

　　新时期传记文学开始注重跌宕精妙的结构安排和“传中有画”的意境描写。

典型环境的细致描写还原了往昔的风土人情，使传主形象突破了过去脸谱化、概念化的模式而更加生动传神和富于故事性。

传主被作为故事的主人公，由传记作家以一个人的“人格故事”或“经历故事”具体生动地表现出来。

此外，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典型描写为传主的复活营造了广阔的舞台。

用“场面”组织材料，一个场面就是一个或一组性质相似的故事。

同时，新时期传记作家也很在意传记文学里画的意境。

“传中有画，虽然不是他们的明确口号，但读者感觉是，他们的传主形象‘悦目’。

”（赵白生：

《传记文学理论》）新时期传记文学在结构安排上也一改传统模式，打破传记的时间结构，即从生到死、从童年到老年的线性传记时间结构，采用“反弹琵琶”由死写生，以静止衬托跌宕。

满妹在《回忆父亲胡耀邦》中，饱蘸笔墨尽情抒写传主逝世时各界的哀思，人民自发地来为传主送行，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中传来“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

”的哭喊，这种以哀伤和悲恸笼罩的开篇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好奇。

肖凤的《冰心传》大量运用艺术手法烘托传主的生活和丰富的内心。

传记作家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艺术渲染，仿佛绘就了一幅幅优美的风景画，这种艺术的感染力使传主形象很轻易地征服了读者。

新凤霞的《我叫新凤霞》，蒋祖林和李灵源的《我的母亲丁玲》等都使传主形象突破了过去抽象化、概念化的写作模式，以艺术渲染营造浓郁的生活气息，使传主形象传神生动、呼之欲出。

　　新时期随着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传主形象突破了白描和浅层的表述，转入对传主进行深度解释。

对传主一生的重要事件进行深度解释增强了传记文学的可读性和艺术性。

“在古代传记，如《史记》中就已出现对传主所进行的解释，在现代优秀传记中，解释不再只是传记的一种文本指向，而成为传记的重要因素，成为传记家普遍的、自觉的追求，解释理念进入传记意识的核心，浅层解释转为深度解释，从外部现象转入心理层面……”（杨正润：

《中国自传：

现代性的发生》）英国“新传记”的代表斯特拉奇曾指出，“没有解释的事实正如埋藏着的黄金一样毫无用处，而艺术就是一位伟大的解释者。

”新时期传记文学中解释因素的强化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特征。

读者不仅要求知道“怎么样”，而且要求知道“为什么”。

优秀的传记作家应当对传主的命运和性格、对其一生中那些费解的行为，都尽可能地做出合理的解释。

　　新时期传记文学对传主的深度解释是其发展趋势。

传主命运的跌宕起伏与社会、经济、文化、时代等因素密切相关。

因此，对传主命运的变故转机，传记作家应当注入解释的成分，在传统的历史解释基础上，还要引入直觉解释、精神分析解释和综合解释，这将使我们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传主。

传记文学对传主的深度解释“反映了人类自我认识的深化，也反映了深化这种认识的要求，这是传记发展的必然。

有人把20世纪称为‘传记革命’的时代，这场‘革命’的主要标志，就是‘解释’进入传记理念的核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传记是一个人的生平及其性格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解释。

”（杨正润：

《“解释”与现代传记理念》）

　　画传突破传统的文字表述形式，而以图片文字结合的相得益彰的新形式，满足现代读者快速阅读的节奏和赏心悦目的视觉需求。

老照片与传记文学结合而成的画传是大众文化的必然产物。

照片也是文化文本，它能传达一定的意义，阐释特定的历史时刻，因而画传中的老照片能直观地展示逝去的历史。

人们通过视觉可以感知以往时代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和精神面貌，它与传记文学的结合，很容易使读者穿越时光隧道去领略曾有过的岁月和往事，读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传主进行神交，老照片的冲击力仿佛可以使传主走出图片，真切讲述他的感悟与终极的哲学思考。

“照片所传达的信息，往往是文字很难比拟的。

但是人的形体，形态，衣着，刹那间的动作，表情，用文字来描写，哪怕‘自然主义’的大师，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具象到至细至微。

”（王得后：

《读图说图》）正是因为画传的这种优越性，使得一批广受欢迎的画传纷纷面世。

如：

晓兰编的女性系列“美丽与哀愁”，董友忱编著的《泰戈尔画传》，陈冠任、冯光宏的《告诉你一个传奇的贺子珍》，杨博文编撰的《孙中山图传》，徐彻的《东北王张作霖画传》等。

画传的这种图文并茂所产生的互动，很容易让读者在历史语境中体味传主的生命历程，心有所得。

“如同绘画中的事物在互为补充、互为提升一样，以文字构成的人物传记，在与环境、穿插的图画的互相呼应、互相应答中，建立起一种新的和谐与次序，为读者的理解，打开了一条深入的通道。

”（周时奋：

《凡高画传》）画传所具有的那种互为印证、互为延伸、互为强化的“共读”效应是单纯的传记文学无法相比的，画传对读者产生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也是纯文字或图片所无法替代的。

画传的这种“共读”性也是大众文化的产物，它的快捷、通俗、真实广受青睐。

　　新时期传记文学的百花园里可谓百花齐放，姹紫嫣红。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父辈”丛书（文化名人系列）、“元首传”丛书、“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等层出不穷。

“这时期传记文学思考和发掘的题材和视野之广是空前的。

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名人几乎都有一本或几本传记，过去不为人注意或有争议的人物传记，过去已有定论的功臣或罪人的翻案文章层出不穷，尤其是对近百年历史的重新思考和重新描述达到的深度也是无法比拟的。

”（萧关鸿：

《中国百年传记经典》）传记文学进入了一个大众化的新时期，传主形象得到了艺术性的突破。

当然，在我们赏析新时期优秀传记文学的传主形象时，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思想浅陋、主题散乱、史料堆砌以及被风干了的传主形象，但传记文学向前发展的蓬勃之势毕竟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明证。

新时期传记文学传主形象的艺术突破不可否认地给广大读者留下了充满人性、真实传神的永恒魅力，他们冲击着我们的心房，滋养着我们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