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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方针

国家教育方针

一、新中国初期的教育方针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同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重申了《共同纲领》制定的文教政策,提出新教育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对旧教育采取“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针;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经验;“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这些方针政策明确了当时教育工作的性质、任务和总方向,对于肃清国民党政府的文教政策和旧教育的不良影响,对于建国初期中国教育的改造与建设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1年3月,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提出:

“普通中学的宗旨和培养目标是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

”这是建国后首次提出智、德、体、美全面发展,使教育方针的表述比较简明全面。

1952年3月18日教育部颁发《中小学暂行规程》(草案),提出“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

这些虽然是对普通中小学说的,但对整个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3年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教育工作的中心转移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三大改造服务的轨道上来。

教育方针的提法随之发生了变化。

1954年1月全国中学教育会议提出:

当前中学教育的任务,是以国家总路线的精神教育学生,把他们培养成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全面发展的新人。

同年5月,政务院公布《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提出:

“中学教育的目的,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

”“中学必须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

”1955年8月中华全国学生会第16次代表大会提出全国青年学生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贯彻毛主席“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能够掌握现代科学知识、身体健康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这几种提法,明确提出了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人、建设者的目标和德(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智(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体(身体健康)几方面全面发展的标准,反映了整个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

[2]

二、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的教育方针政策

  1957年2月,毛泽东针对教育界与教育方针有关的“全面发展教育”的讨论,提出:

“中国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个提法与前几种提法的区别在于,一是正式使用了“教育方针”的概念,二是把“德育”放到了首位,三是未提“美育”,四是用“几方面发展”取代了“全面发展”,五是明确提出了培养“劳动者”的目标。

这个方针尽管还不很完善,但仍不失为比较科学和准确的提法,它明确了我国教育的性质、方向、培养目标及其规格,成为长期指导我国教育的方针,对新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使用了“教育工作方针”和“教育目的”的提法,提出:

“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并指出这种主张“正确地解释了‘全面发展’的涵义”。

这个方针是当时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形势的产物,尽管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但在指导思想上却反映了明显“左”倾观点和错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片面突出政治的年代,在长期执行过程中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甚至给教育工作造成了损失。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中国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但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战线是重灾区,不仅教育方针受到歪曲篡改,未能得到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甚至林彪、“四人帮”一伙还提出“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大批所谓“智育第一”、“白专道路”、“业务挂帅”,提倡“白卷英雄”,鼓吹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战士,使教育事业遭受到严重摧残,使中华几千年文化遭受到空前浩劫。

[2]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教育方针政策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相应地,教育方针也发生了变化。

  1978年9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讲话指出:

“中国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

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

有的。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要“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彻到底,贯彻到整个新社会的各个方面”。

“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后来他又提出教育要“三个面向”,要培养“四有”新人。

这些都被写进了中央和国家有关文件,具有教育方针的性质,对新时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进入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有关文件、法规对教育方针多次作过表述。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

“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要求中国的教育不但必须放手使用和努力提高现有人才,而且必须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

”“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这段话规定了教育的战略地位、性质和任务,提出了“三个面向”、“四有新人”等具体要求及其具体规范,具有教育方针的性质。

1986年4月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

“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人才奠定基础。

”这里既包括德、智、体全面发展,又包括“四有”要求。

进入90年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党和国家又及时制定了新的教育方针政策。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

“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

”“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提出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任务、目标、战略政策措施和指导方针。

“教育工作的任务是:

遵照党的十四大精神,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加快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大批人才,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的教育体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我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是:

全民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城乡劳动者的职前职后教育有较大发展,各类专门人才的拥有量基本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实现教育的现代化。

”具体目标包括四个方面,其中核心是“两基”:

“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应采取的战略是:

“深化教育改革,坚持协调发展,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育质量,注意办学效益,实行分区规划,加强社会参与。

  指导方针是:

“在教育事业发展上,不仅教育的规模要有较大发展,而且要把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结构选择上,以九年义务教育为基础,大力加强基础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初、中级人才列为重点;在地区发展格局上,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鼓励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率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80年代末的教育发展水平,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教育。

  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个方针被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规定了我国未来教育的性质、方向、途径、目标及其规格,对我国教育发展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十六大)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十七大)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十七大关于教育方针的论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思考学校的发展和改革。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明确指出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这对于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教育政策与教育方针

  人们常常把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连在一起使用,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弄清这个问题,对进一步明确教育政策的内涵有重要价值。

  关于教育方针,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界有过多次争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这种争论转向以对教育方针本身的理性分析,讨论的学术气氛和理论深度明显地增强了。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教育方针有两种较有影响的说法。

一种认为教育方针是“国家和政党在一定历史阶段提出的教育工作发展的总方向,是教育基本政策的总概括。

”[13]另一种认为教育方针是“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为教育事业确立的总的工作方向和奋斗目标,是教育基本政策的总概括。

”[14]这两种说法有细微差别。

譬如,在教育方针的制定主体上,前者认为是国家或者政党,后者只提国家。

另外,后者还特别提出依据立法程序来制订教育方针,使之反映到有关教育的法律中去。

[15]不过,这两种意见从整体上看还是一致的。

它们都强调教育方针是有关教育工作的总方向,是教育基本政策的总概括。

从上述有关教育方针的两个定义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教育方针与教育政策并无实质区别,本质上同属一个理论范畴,都是代表一定集团、阶层、阶级利益的政治实体所确立的行为规范和行动模式。

教育方针是各种类型的教育政策中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寓于体系之中。

人们之所以经常把教育方针置于教育政策之前加以连用,除习惯的影响外,主要是由教育方针作为一种教育政策的特殊性即最基本政策的总概括属性所决定的。

区别

  另一方面,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又有区别,混淆这种区别,会使教育方针、政策的执行工作发生困难乃至失误。

这种区别主要有:

  1、从内容上看,教育方针主要是规定教育的性质、目的以及实现教育目的的基本途径。

相比而言,教育政策的内容则广泛得多。

它可以是有关全国范围内的共同性问题,也可以是某一省市所面临的局部问题。

因此,认为教育政策包含了教育方针,教育方针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政策。

  2、从特点上看,教育方针一旦形成就具有了比一般教育政策更鲜明的原则性、稳定性,在某一历史时期,教育方针只有一个。

而教育政策却有较大的变通性和灵活性。

而且,在现实复杂的教育工作中,可以同时存在多个教育政策。

教育政策通常是以一种体系的形式予以表达和发挥作用的。

  3、从主体上看,制定教育方针的主体级别高,一般是由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机关承担这一责任。

而制定教育政策的主体级别差异较大,既可以是中央级的领导机关,也可以是地方权力机构和政府部门。

教育政策与教育法律

  我国对教育政策与教育法律个问关系题的认识,是与法学界对政策与法律的讨论分不开的。

20世纪50年代,法学界就开始研究这一问题。

到20世纪80年代,法学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了某些共识,但也不能说所有问题都得到了圆满解决。

教育界讨论教育政策与教育法律的关系,无疑受到了这种总的背景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特色。

  一般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教育工作中只讲教育政策的重要性,强调用教育政策来处理各种教育问题。

至于依法行事、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等观念和行为,严格地说,应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众所周知,我国最早的教育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是在1980年才通过的。

[16]在这以后,我国才先后起草和颁布一些有关教育的法律。

我国教育立法工作起步较晚,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没能处理好教育政策与教育法律的关系。

长期来根植于社会中的某些错误观念(诸如教育政策高于教育法律,有了教育政策,就没必要有教育法律,等等),严重妨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必要澄清。

[3]

深刻理解和把握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发展方向

  教育方针是一个国家或政党在一定历史阶段提出的教育发展的指导方针。

教育为谁服务,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中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因此,教育方针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发展方向的规定。

邓小平立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要求出发,明确提出在新时期要继续坚持德、智、体等几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他指出:

“中国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

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

有的。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他还提出“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思想,为进一步明确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方针,推进和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

“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发展的方向,他指出:

“在中国的国家里,各级各类学校,都要认真贯彻执行教育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正确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使他们能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一个关系我国教育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

  我国教育发展的方向以及明确规定这一方向的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的,是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决定的。

一定社会的教育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

国际间的经济竞争、科技竞争和军事竞争,实质上是智力和人才的竞争,因而也是教育的竞争。

无论就增强经济、科技、军事的实力,还是就提高民族素质、加强民族凝聚力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教育发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邓小平教育优先发展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

培养“四有”新人,全面提高民族素质,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目标和主要任务。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坚持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就是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历史经验告诉我国,只有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坚持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国的教育事业才能健康、顺利地发展。

如果中国的教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相脱节,如果中国培养出来的是片面发展的、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不相适应的人,就会给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消极的影响。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党的教育方针的论述 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实际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素质教育

  为了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必须克服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中存在的种种片面性,特别是要克服那种只重视智育,轻视德育、体育和美育的倾向。

毫无疑问,学生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是极为重要的,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尤其需要加强。

但是应该看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整体素质的全面发展。

德育和智育、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

对人才的培养,要处理好各方面素质的关系,不可偏废。

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说素质,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

不断增强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

”他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再次强调:

“不仅要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而且要切实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

老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

这些论述对于指导中国当前的教育工作特别是德育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青少年学生的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健康地成长,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

因此,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必须在抓紧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的同时,更加重视思想政治素质教育。

  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中国社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增强了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和收入分配形式多样化等,决定了我国目前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呈多样化态势;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生活中来。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法律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力度仍然不够等原因,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在一定范围得以滋生,一些过去已被消灭的丑恶现象死灰复燃,一些人的思想出现了混乱。

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来看,经济全球化趋势使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思想文化的激荡、冲突愈加激烈,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实施“西化”、“分化”,并极力通过多种途径加紧进行思想和文化渗透,同我国争夺思想阵地、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也愈加激烈。

我国必须紧密联系国际国内形势的新特点,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高度,从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理想信念教育。

理想是人们事业与生活的精神支柱,是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与追求,是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人生奋斗目标上的集中表现。

理想教育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指出:

在“四有”中,“我国最强调的,是有理想”。

“中国一定要经常教育我国的人民,尤其是我国的青年,要有理想。

”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

在我国现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

没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共同信念,就没有凝聚力,就不能团结人民同心同德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同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统一起来。

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自强和热爱中华、振兴中华的精神;要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国家或民族利益的关系,引导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提倡无私奉献的精神;要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帮助他们认清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是否应该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青少年学生的问题上,当前仍然存在着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

有的人反对爱国主义教育,说什么“国家是抽象的,如果大家都为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做贡献,只有自己牺牲,国家不是成了怪物?

国家用我的贡献做什么?

”有的人极力鼓吹个人主义,批判集体主义;美化资本主义,否定社会主义。

有的人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培养目标,说什么“‘新人’已经没有任何灵魂和肉体”,“‘新人’的设计和培养是失败了的”。

有的人反对用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

如果按照他们的观点去教育学生,那么培养出来的怎么可能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呢?

这是很值得我国思考和警惕的。

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又是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根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是时代精神的理论结晶,是完备的科学的世界观。

它是中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也是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理论基础。

因此,必须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生。

近年来,各级各类学校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作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是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对帮助青少年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起到了明显作用。

当然,在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新形势的变化,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还需要下大力气不断改进。

  要不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广大青少年学生,这是一个关系到我国教育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

有个别人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教育事业、教育学生。

甚至说什么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生,就是“洗脑”,是“可怕的心理专政”,是落入了“宗教迷雾之中”。

邓小平在谈到对学生的教育时明确指出:

“我国要抓紧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

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必须分清是非,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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