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名学生126道试题亦喜亦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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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名学生126道试题亦喜亦忧
“126名学生126道试题”亦喜亦忧
126名学生126道试题。
昨天，武汉长江工商学院管理学院刘一书老师为2011级人力资源专业的126名学生各出了一道“专属”考题，要求学生结合所学知识，对热点话题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彻底杜绝了学生作弊的可能性。
（1月19日《武汉晚报》）
126名学生126道试题，让人欢喜让人忧。
喜之因，至少有四；忧之因，起码有两。
先说喜。
从古到今，中国人都推崇因材施教，将之视作教学中一项重要的教学方法。
126名学生126道试题，确实增加了教师出题难度，但这种把因材施教发挥到极致的做法，何尝不是追求完美之举？
何尝不是共产党人最讲究的“认真”二字？
倘若教师对待教学、对待学生都这么认真，何愁学生教不好？
何尝培养不出栋梁之才？
此一喜。
二喜，刘老师为了出考题，可谓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在考前花了两周时间，以公共关系学的经典案例“农夫山泉深陷质量门”为热点话题，从多角度、多方向为126名学生设计了126个不同的考题。
这与很多高校老师草草出套考题，或者向其他高校教师随便要套试题，甚至就在网上弄几道题考考学生，为考试而考试，简直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三喜，刘老师的考题看似简单，却包含了该课程所涉及的专业知识，让学生找“度娘”也没用，要求学生们答题的字数在700字以上，并且要有自己的思路和看法。
这不但可以考出学生的真实水平，而且可以考出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喜，考题没有标准答案，学生只要言之有理、言之成理即可获得高分。
这与某些考试纯粹考死记硬背、全部用“√”“×”换分的考题相比，无疑是一种质的飞跃、理念转变。
当下“书呆子”太多，但当今社会不需要“书呆子”，而需要有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的人才。
再说忧。
一忧，刘老师之这么做，是为了彻底杜绝学生作弊的可能性，可见学生考试作弊之严重。
国无诚信不兴，人无诚信不立，高校学生诚信如此缺失，既是学生个人之悲哀，更是中国教育之不幸。
二忧，为了拯救诚信，刘老师用了这种“笨”办法，可谓万不得已、黔驴技穷。
试问，假如刘老师手下有成千上万学生，还能用这种“笨”办法吗？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可施？
126名学生126道试题，让人五味杂陈。
国家的希望在教育，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教师的希望在学生。
中国教育路在何方，中国教育何去何从，全社会都要思考，尤其是教育的主导者——教师和教育的主体——学生更要思考。
人民日报：
“定制考题”警示教育短板
据报道，武汉某高校一教师为该校2011级人力资源专业学生每人出了一道“专属”考题，杜绝作弊可能。
126名学生126道试题，此举引发热议。
为防考试作弊，以“私人定制”的方式为百余名考生命题，可谓用心良苦，也体现了教师的教学智慧。
某种意义上，这种创新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从考试的角度来看，采取“题海战术”，对防止学生舞弊确实管用。
但若从考试公平性、可操作性等层面考量，则不具有推广价值。
说到底，这种考试形式也是治标不治本。
若想从根本上杜绝学生作弊，除了要建立诚信评价体系，关键还在于更新教育理念。
我国的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应试”色彩依然很浓，标准化试题、标准化答案，往往是考试的通行做法，作弊当然也很容易。
“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有碍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长期形成的“学用脱节”、“考用脱节”，也不利于创新精神的生长。
正因此，反思教学现状，因材施教、着眼于人的素质提升，才能回归教育本位，作弊当然也就不太可能发生。
从这个意义上讲，“定制考题”的积极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防止作弊这一实用价值。
人民网评：
让失信寸步难行，构建“信用中国”
最近，两则与信用体系建设相关的新闻备受关注。
一则是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要求让失信行为无处藏身；另一则是最高人民法院、中国银监会、国家工商总局等八家单位日前《“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签署情况，公布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措施。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诚信是现代社会和谐发展的粘合剂，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石”。
然而，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人们的诚信意识受到强烈冲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逃债骗贷、学术不端等屡见不鲜，甚至于医生治病，竟被怀疑为暗拿提成；老人跌倒在地，常被认为是坑蒙拐骗。
可以说，信用缺失已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突出“软肋”。
扶起失落的道德、涵养缺席的信任，这固然需要培养诚信文化，但是少数人靠觉悟、多数人靠制度，治本之策还是建设社会信用体系。
如果失信不仅不受到惩罚，反而因此获得不义之财，那么在趋利避害的行为法则下，更多人都会选择失信。
就拿法院失信被执行为例，对司法判决视若无睹，既不受到法律制裁，也不会对生活造成影响，那么为什么要恪守信用、遵守法律呢？
客观而言，对失信行为缺少严厉惩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相关部门心有余而力不足。
诚信档案既无联网，失信行为就是一个个“信息孤岛”，征信成本高、确认难度大，都为失信行为免于惩罚洞开方便之门。
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的意义正在于此，把信息孤岛连城数据网络，一旦出现违约等不良记录，不诚信者将受到来自于社会各个方面的惩罚，失信不仅无利可图，反而代价高昂，行为主体就会在利益最大化的逻辑下崇德尚义，整个社会的诚信文化就会蔚然成风。
比如，八家单位签署《“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员，将禁止乘坐飞机、列车软卧；限制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等。
一处失信，则处处被动，时时被罚，谁不会对失信行为有所顾忌？
从这个意义上，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不仅能大大降低信用交易成本，更能把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行为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
孔子在论政时说过，“足兵”、“足食”都可以去掉，唯独诚信不可丢，“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一个道路以目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必然是尔虞我诈；而一个路不拾遗的社会，才会涵养出真正的美德，在这样的沃土中，才能孕育一个高度文明的“信用中国”。
扶老人自杀证清白，“好人法”缺位到何时？
背景：
广东河源一位街坊吴某自称路遇老人摔倒，他主动上前搀扶并送医，但老人却指证他就是撞人者。
双方争执不下，两天后吴某跳塘自杀以证清白。
京华时报发表王云帆的观点：
法治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确定性和可预见性。
在因老人摔倒所引发的侵权赔偿纠纷中，具有确定性的是，在证明责任上应先适用“谁主张谁举证”。
摔倒者要求撞人者赔偿，摔倒一方就得为其主张提出证据来证明是谁撞了他，并且因曾碰撞导致摔倒而产生了多少具体的损失。
在这个证明行为未完成之前，声称“帮扶”的一方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的。
“帮扶”一方甚至也没有自证清白的义务，他又不是权利的主张者。
通常情况下，法律并不要求一方当事人去证明他没有做过某事。
如果实践中举证责任是确定的，因举证不能而产生的法律后果亦是可预见的，还会有河源的惨剧吗？
摔倒者前来索赔，帮扶的一方以一句“拿证据来！
”就足以抗辩，这才是法治社会的常态。
我们不能推定摔倒者都是讹诈者，但我们要呼吁司法通过个案公正给路人以信心，也给扶人者以理直气壮。
小蒋随想：
此类新闻让人审视疲劳，但倘若其中的纠结总是无解，人们的愤懑与戒心就难以消除。
北京推出老人意外险，只是从第三方的角度进行赔偿，无法破解当事双方的纷争，金钱赔偿也无法避免道德讹诈与悲情绑架。
所以，问题的是与非，不能指望保险来“和稀泥”，道德说教也不能安抚人们已然敏感并脆弱的神经，这种事终归还是需要法律认定责任与免责。
同时，必须再度呼吁，社会需要一部“好人法”，即首先从善意的角度打量伸手扶助者，对于悬疑难解的问题要遵循“疑罪从无”原则，哪怕真有人好心办错事，也当减轻处罚甚至免责。
鼓励弘扬社会道德，法律首先要足够仁义道德。
政府买单是扶起摔倒老人的第三只手
昆明市文明办近日公开承诺，市民因搀扶摔倒老人被讹，由此产生的费用将由昆明市文明办申请爱心专项基金进行埋单。
（5月19日《京华时报》）
在道德滑坡的今天，老人摔倒，无人搀扶已经是一个无法否认的普遍社会现象。
即使有人搀扶摔倒老人，也会在搀扶之前进行取证，以证清白。
说白了，老人摔倒，无人搀扶，实际上是老人摔倒，无人敢扶，没有人敢于搀扶摔倒老人。
主要原因都知道，就是全社会受到江苏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影响，担心好心搀扶起老人，结果事后可能会遭到老人讹诈、诬陷，不但没有得到好报，相反还要支付一笔不菲的医疗费。
虽然全社会对于老人摔倒，无人搀扶的丑陋的社会现象进行了猛烈了抨击，谴责了社会的道德滑坡现象，卫生部也出台了扶人指南。
但是，很遗憾，收效甚微，该怎么样依旧是怎么样，始终不能有效的扶起摔倒的老人，各地仍然不时的出现老人摔倒无人扶起、甚至因为无人扶起而不幸去世的新闻报道，乃至最终在去年底发生了道德滑坡的极端事件——佛山小悦悦事件，激怒了所有有良知的普通人，可是道德谴责只是暂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遗忘、而淡忘。
在这样一个全社会对扶起摔倒老人有着强烈的后顾之忧感现实环境之下，政府对于因为扶起摔倒老人而被讹诈的费用进行买单，减少扶起摔倒老人的好心人的经济损失。
笔者认为，昆明政府买单的这种做法虽然不能治本，不能彻底提高社会道德，但是至少可以治标，是一种次优选择。
可以说扶起摔倒老人被讹诈，政府买单就是扶起摔倒老人的第三只手，作用一点不亚于扶起老人的两只人手，此举必将减少老人摔倒无人扶起的现象，而增强全社会的道德感。
道理很简单，我们很多人不敢扶起摔倒老人，害怕扶起摔倒老人，主要就是担心扶起之后可能会被讹诈，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人来说，没有经济资本扶起摔倒老人，有后顾之忧。
政府买单，无疑是消除了公众的后顾之忧，不用担心扶起老人之后会被讹诈，即使被讹诈了，也不用自己赔偿，对扶起老人的人来说没有任何的经济损失，扶起摔倒老人不会带来任何经济损失。
在这样的环境下，扶起摔倒老人完全回归事情的本质，就是简单的举手之劳，彻底剥离了附加的经济纠纷。
老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会成为老人，今天我们不搀扶摔倒的老人，明天我们摔倒之时同样无人搀扶，因此搀扶摔倒老人，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而政府买单的这种方式，能够让我们重新找回道德良知，让我们用行动去温暖老人、温暖社会。
总之，搀扶摔倒老人被讹诈，政府买单的方法不妨各地推广之。
人民网评：
“依法治讹”校正道德风向标
最近，在四川达州发生的“老人摔倒”事件一波三折，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名70多岁的老太太在街头摔倒，3个小孩上前帮扶。
老太起身后，坚称是被小孩撞倒的，并由其儿子带着，住在小孩家。
经调解，孩子家长和老太达成口头协议，同意赔偿部分医药费用。
后来，孩子一方家长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调查后发现，老太是自己摔倒的，其与儿子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决定给予老太行政拘留7天、其子拘留10天的处罚。
老人摔倒，路人相扶，老人反赖，路人赔偿，这样的剧情，在“彭宇案”发生之后，近年来已屡见不鲜。
与以往不同的是，讹诈者不再像以前那样得偿所愿，好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自认倒霉，寻求救济渠道。
法治力量不是和稀泥、息事宁人，而是越来越给力地承担起惩恶扬善、捍卫正义的责任，破解“好人难做、善心遇冷”的困境。
不只在达州，不久前，在广东汕头，两名高中学生路遇骑车老人摔倒，他们扶起老人并送其回家，反遭老人讹诈并被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两人报警，老人才登门道歉并称是“一时糊涂”。
回顾这两起事件，一个特点就是“依法治讹”，好人向警方求助，警方及时出手，社会各界也予以声援和帮助，激发了为道德撑腰的正能量。
达州“摔倒门”事件的逆转中，多位现场目击者出来作证，为证明三个孩子的清白起到了关键作用。
正如一位律师指出的，如果没有证据的话，则将很难进行认定；从民法来讲，如果责任不清，则将根据公正原则，各自承担一半责任。
所以，达州“摔倒门”之所以能走出你说撞倒、他说摔倒的“罗生门”，查个水落石出，分清了是非善恶，关键就在于各种善良的力量面对讹诈碰瓷、死缠滥打不再妥协，而是勇敢地站出来，通过法治的方式，弄清真相、守护良知，从而防止了“讹诈得利、行善吃亏”的破窗效应。
由此可以反思“老人反讹”现象为何一再上演？
道德滑坡、个人私利固然是一方面，但没有公正的裁决机制，让讹诈者屡屡得逞、好人屡屡受伤，则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这种行善有风险、好人常落泪的反常现象，虽然是个别的，但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小，给社会价值观造成的混乱不容忽视。
它伤害的不仅是每一个施救者，也在无形中打击着路人的善心，使陌生人社会本就脆弱的信任感雪上加霜。
在一些网络调查中，对“遇到摔倒老人要不要扶”这样的问题，常常有过半数的参与者选择“不会”。
在达州“摔倒门”事件中，一番波折之后，尽管老太讹诈未果，但当事小孩的心灵受到了创伤，“做好人好事”的信念遭遇了冲击。
其中的负情绪、负能量，还需艰难的化解。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此前，深圳出台了保护救助人权益的“好人法”，设定了好人善行的免责条款，赢得了各方肯定和期待。
破解“扶老”难题，法治是一个底线药方，对勒索讹诈行为保持零容忍态度，“依法治讹”才能呵护路人善心，捍卫基本的社会公德标准。
法治之外，还需弘扬核心价值，涵养淳风良俗。
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
法治和德治双管齐下，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滑坡、行为失范问题，才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逐渐找到解决的方法和路径。
人民网评：
严惩暴力，是医患关系回归信任的起点
最近，温岭杀医血案，把医患关系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暴力袭医事件频频发生，不仅让医患关系雪上加霜，而且让整个社会陷入忧虑。
对此，公安部日前作出部署，要求公安机关始终坚持“零容忍”，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侵害医务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这是对暴力袭医的一次果断亮剑，对重塑医患关系的勇敢尝试。
显然，每当出现分歧，暴力最不能弥合矛盾，但是最容易因为冲动而诉诸暴力；对话与妥协最能够沟通彼此，但是却需要理解与信任作为基础。
无论自己感觉受到多大委屈，无论对具体医疗措施怎样怀疑，都不能动辄使用暴力发泄心中不满，这只会导致生命无辜受戮、家庭永失所爱的血写悲剧，只会更进一步恶化本来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依法严厉惩罚暴力，这是让医患关系回归信任与理解的起点，公安部的部署可谓恰得其时。
然而，在暴力袭医屡屡发生的当下，却仍然有一种观点，认为“不把人逼到这份上，谁会出此下策”，因此竟然衍生出某种同情暴力的论调，甚至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为行凶施暴者叫好。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医疗分歧归医疗分歧，暴力归暴力，无论是否存在医疗分歧，都应该旗帜鲜明地谴责暴力，形成集体谴责暴力的舆论氛围，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讨论医患关系走出对抗的路径。
不可否认，医患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医患关系紧张，也与社会整体信任度降低、社会戾气增加这个大背景有关。
但是暴力袭医在短时间内呈现井喷之势，惩罚措施不严、法律威慑不足显然也是重要原因。
如果动用暴力还自鸣得意，行凶杀人却得不到应有惩罚，如何能够震慑住暴力的魔掌？
从这个意义上，公安部的利剑高悬在当前十分必要。
但更要认识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从根本上缓解医患关系，应该堵疏结合，兼顾严防严打与源头治理相结合。
针对当前医疗纠纷和医患矛盾仍较突出的情况，医院应该增进医患沟通，畅通投诉渠道，妥善解决患者有关诉求，健全医患纠纷调处机制，才能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各类矛盾纠纷。
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一个战壕抗击病魔，相信通过各界努力，医患关系终将脱离猜忌与对抗的深渊，回归理解与信任的轨道。
人民网评：
深化医改才能杜绝暴力袭医
日前，温岭杀医血案，把医患关系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就在最近，多起暴力伤医事件此起彼伏，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一名医生被患者殴打昏迷；湖南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3名护士被患者砍伤；广东深圳宝安人民医院一名护士被产妇丈夫殴打。
暴力袭医事件频频发生，刺痛社会的敏感神经。
屡屡发生的暴力袭医事件已经让医生成为了公认的“高危职业”。
医生和患者本应在同一个战壕中狙击病魔，本应是唇亡齿寒、同命相连的关系，为何如今竟拔剑相向？
难道医生和患者，注定要脱离理解与信任的轨道，就此跌入猜忌与对抗的深渊？
显然，无论医患之间的分歧有多大，也不管患者对具体的医疗措施怎样怀疑，诉诸暴力都只能将问题恶化，动用暴力都应该受到谴责，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坚守的底线。
事实上，频频发生的暴力袭击，已经让医生心理负担过大，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
当医生成为暴力袭击的无辜受害者，对于患者治愈疾病有害无利，暴力伤医难道不是医患双输的悲剧吗？
因此，对血案一查到底，对暴力依法严惩，这是促进医患关系回归信任的起点和前提。
事实上，医患之间的信任问题，确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毕竟医学专业门槛太高，医患之间总是存在信息不对称，正如一位医生所感叹的：
检查多了，病人说乱检查；检查少了，病人又说延误病情。
但是在当下中国，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尤为突出，看病难、看病贵自不待言，医生群体中也确有一些害群之马，或收取红包，或开药提成，抹黑了整个医生群体的形象。
社会转型期，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渐趋多元，医患关系缺乏信任，固然也与社会戾气增加这个大背景有关，但是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医疗体制。
一方面，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80%的患者分布在农村，而80%的优质医疗资源却集中在城市；另一方面，“以药养医”痼疾犹存，国外的医生都是靠技术吃饭，惟有中国医生靠卖药生存，将医生逼进了“不仁不义”之地，这是导致医患关系恶化的制度根源。
因此，不要再让救人之地成为伤医之所，固然需要加强医院安保，但是从根本上杜绝暴力袭医，从本源上修复医患信任，还需要深入推进医疗改革。
根除“以药养医”的顽瘴痼疾，确立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才能让医生与患者真正唇齿相依、和谐共处。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医患关系从哪里攒起信任
要从根本上修复医患关系的裂痕，就应当对医患关系的现状准确把脉，进而重塑两个群体之间的信任关系
广州医生被殴重伤，浙江温岭杀医案造成1死2伤，江西南昌一护士被劫持，连续发生的恶性袭医事件，让医患关系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原本相互依存的双方，是怎样的“仇恨”引得患者持刀相向？
近年来，关于医患关系的讨论已经很多了。
在选择性关注极端个案的背景下，舆论一会偏向对医方极不负责的批判，一会又倒向对患方动辄诉诸武力的谴责，而很少从整个社会的大系统来认知医患关系。
如果将医患纠纷放到整个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就不难看到个案中的矛盾冲突，与当前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相关。
就社会结构而言，收入差距的扩大，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加上“看病贵、看病难”，无疑会加剧医患之间的总体紧张关系；就心理结构而言，基于人们对公正和秩序的焦虑，尤其是偶发性的个案被放大，向社会传递、营造出医患关系不和谐的负面效应，从而更容易导致一些人在错误的判断下走向极端。
就医患双方来看，更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专业知识不对称、信息不对等，加剧了关系的“紧张度”。
正因此，面对这两个群体的利益冲突，解决方案首先应当着眼于平息怨愤、不满，促进谅解、合作，构建信任、互利，而不是为更深的结怨或纠纷添柴加火。
就此而言，主管部门除了出台为医院按比例配备保安的意见，更长远来说，还应该从构建医患的信任关系上下功夫。
很多人开出了不同药方，比如改变以药养医制度，比如为医德建档，比如确保病人就诊时间……应该说，这些药方不同程度地会促进医患矛盾的缓解，但都可能无法“药到病除”。
事实上，要从根本上修复医患关系的裂痕，还应对医患关系的现状准确把脉，进而重塑两个群体之间的信任关系。
有媒体调查最新的医师执业状况，说是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看来，医生这一群体也渴望更多人理解。
医患关系似乎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双方都有一肚子苦水，但医患关系究竟“恶化”到什么程度，是否意味着我们为此类纠纷开通的解决渠道完全失效？
在没有实证调查和统计数据印证的基础上，仅根据个案而作出判断或提出对策建议，都可能是轻率或误导的。
创造更多的沟通机制，对当前医患信任关系的改善和重塑，可能是剂“惠而不费”的良药。
我们有这样的生活常识，一位并不专业的大夫，如果能够认真倾听病人的诉说，并耐心解释病理及用药方案，往往会被患者视作“好医生”。
可惜的是，现在医生的专业知识在提高，但常忽略与病人之间的沟通，甚至面对病人的知情诉求，以“讲了你也不懂”来回应，加剧了医患关系的裂痕。
有医生表示很怀念非典时期的医患关系，那时候医疗条件并没有现在好，但医患关系却形同鱼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危难中的守望相助、并肩战斗，令双方增进了沟通信任。
在任何国家，医患之间都不可能没有纠纷和冲突。
实践表明，化解这种纠纷和冲突，根本上还依赖于有一套取信于民的诉求表达和纠纷解决机制，将激烈的利益冲突导入理性平和的法治渠道。
人民网评：
破解“上大学无用论”背后的社会问题
开学之际，大学新生们纷纷背上行囊，走向期待已久的象牙塔生活。
然而，在成都，有一位女生却手持录取通知书黯然神伤。
在她父亲看来，“上大学无用，捡垃圾都比读书强”，所以拒绝供女儿上大学。
这位女生的处境、这位父亲的“上大学无用论”引起了社会热议。
人们还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面对“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水果刀的”“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脑体倒挂现象，曾经出现了一波“读书无用论”的思潮。
今天，在一些地方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村和贫困地区出现“上大学无用论”，则有着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因素。
曾几何时，考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就能改变自己乃至全家人的命运，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信念。
然而，现在这种信念在很多人那里不再那么坚定了。
高等教育的普及，高校规模的壮大，人才来源日益多元化，让大学生在人力资源市场不再那么夺目。
功利思想的熏染，物质追求的放大，也让“上大学”直接与真金白银的投资回报画上了等号。
在那位父亲的利益考量中，“读4年书8万，高中毕业打工挣8万，来回16万，拿去买房或开店都能赚钱”。
能不能赚钱，决定上不上学，这种利益至上的观念其实很有代表性。
除了价值观上的偏误，导致“上大学无用论”的社会原因更不能忽视。
近年来，一方面是大学学费节节攀升，上学成本越来越高昂，家长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则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不断加大，年年都有“最难就业季”的说法，大学毕业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薪资，即便与一些技术工人、农民工相比，也是越来越不好看。
这种教育成本和就业状况的“冰火两重天”现象，难免打击许多人对上大学的信心，教育部数据显示，高考人数已连续五年下降，2009-2012年全国有300万中学生放弃高考，占毕业人数的10%。
而企业调查则表明，不是大学生太多了，而是对路子、用得上的大学生太少了。
这就要求高校更好地对接市场需求，在专业设置、能力培养、就业服务等方面改革创新，培养更多社会既需要又有用武之地的人才。
在现代社会，教育总是最重要的上升渠道。
不可否认，靠上大学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在今天还是举不胜举。
但招考、用人上存在的不正之风，萝卜招聘、拼爹就业、体检卡人等现象，也让不少学有所成、身怀真本事的毕业生无可奈何。
这种社会不公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高等教育作为上升渠道的功能，加剧了人们对“上大学无用”的焦虑。
据报道，那名成都女生受到了很多市民的关注，不少人打进报社热线表示，愿意资助她完成大学学业。
一个人的上学困境固然好解决，但只有正视和破解“上大学无用”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深化教育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为更多人创造人生出彩、实现梦想的机会。
刘 健：
消解“知识无用论”救赎的不只是“就业难”
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好似关公战秦琼。
简单地看，也许有人会推论知识贬值、脑体倒挂，甚至引发"读书无用论"。
但实际上，两者不具有绝对可比性。
（新京报7月27日）
言之有理，但"2012届本科毕业生签约率仅为42%"的事实不容忽视。
今年7月份，大学应届毕业生突破700万，这是多么庞大的待业群体！
"公考热"、"考证热"愈演愈烈，让高校学子越来越清楚：
就业固然难，找份好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若"无爹可拼"，则唯有奋斗。
只是，初涉江湖的毕业生就业现状并不乐观。
有数据表明，"去年大学应届毕业生69%起薪不到2000元，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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