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战略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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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战略思考
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战略思考
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和新能源技术创新引领并孕育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不仅包括“制造业数字化革命”，而且包括“能源互联网革命”，还包括生物电子、新材料和纳米等技术革命。
实际上，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人们常说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二者在时间、动因、进程和效果上都是一致的。
根据技术—产业转化原理，上述技术革命的成果，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正在迅速转化为一系列新兴产业群。
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群、生物技术产业群、纳米科技产业群、宇宙开发产业群、海洋开发产业群、“绿色”产业群、知识产业群等。
这些高技术产业群的迅速崛起，将彻底改变社会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还将改变未来战争形态和国际格局。
中国应主动快速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造成国与国之间、本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由于科技发展差距的扩大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扩大，也有可能为后发国家通过科技创新赶超发达国家而创造难得的机遇。
从历史上看，日本、美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机遇实现了国家崛起，一跃成为世界强国。
世界近代史上，中国有过丧失工业革命重要机遇期而导致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
1640年，中国和英国劳动生产率相近，大约是1∶1。
200年之后，当英国完成产业革命之时，中国和英国在1840年劳动生产率之比为1∶108。
这正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刻，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深层次原因，是以传统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落后生产力同以先进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生产力之间不对称的较量。
在这次战争之后，中国被攻破国门，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
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
这是时代的差距，并且警示我们：
如果一国不及时抓住工业革命的重要机遇期，将使本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最终形成难以弥补的“代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中国应主动地、快速地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
如果一个国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主导部门的核心技术上不能取得国际领先地位，那么它原先在传统工业上的国际竞争优势最终也将会丧失。
这是因为，每一项技术革命的重大作用远非局限于新兴产业部门，它还将通过组织创新与自身所创造的新型通用技术的共同作用，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使这些产业的生产率发生跃升。
这就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英国最终丧失“世界工厂”优势地位的根本性原因。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高科技发展呈现新的特征：
一是激烈竞争使某一高新技术的领先性在时间上比以前在封闭状态下大为缩短，从而使得任何先进技术都不可能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二是进一步加剧的全球市场化趋势使高新技术的保密性比过去大为降低，商业利润的驱动使先进技术（包括相当部分的军工技术）加速进入市场、进入公众生活，从而为人们深入研究、开发并超越这些高新技术（产品）提供了可能；三是科学技术的产业化、市场化压力促使高新技术不断向赢利能力强、市场开发前景好的极少数领域集中，这就为那些发展中国家集中有限资源攻克这些极少数科学技术前沿阵地提供了可能。
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战略技术和产业主要集中在电子和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宇航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技术等几个领域。
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主要大国都在对自身经济发展进行战略筹划，纷纷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产业、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加大投入，着力推进。
如美国科学家利用扫描隧道效应显微术、原子力显微术和各种波谱学方法等新技术，进一步认识和控制材料的结构和性能，研制新材料。
其中包括广泛用于火箭、飞机和人造卫星的高级复合材料，以及超导材料、高级有色金属材料、人工智能材料等。
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国际经济科技制高点已经成为世界发展大趋势，科技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将追求跨越式发展的领域集中于这几个重要领域，甚至在一定时期仅仅专注于少数的几项专门技术以及与其高度相关的几个专门产品上，以求取得好的效果。
我国实施跨越式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在少数几个领域紧紧盯住别人的“软肋”，瞄准机遇，重拳出击，争取一举突破。
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正在孕育着重大突破，这为我国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军民融合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虽然目前中国还不是全球科学发明的中心、计技术发明的中心，但是可以成为世界普遍应用技术的大国和未来潜在技术创新国，同样可以参与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分享其成果，并成为科技全球化重要的成员国。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我们必须从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集中力量推进科技创新。
要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为重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科技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支撑引领作用。
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使原始创新能力明显提高，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大幅增强，关键领域科学研究实现原创性重大突破，战略性高技术领域技术研发实现跨越发展，若干领域创新成果进入世界前列。
相信经过20～30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将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进而建成世界最大的知识社会。
国防和军队建设要以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实施科技强军战战略，加强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建设，改善武器装备质量结构，科学把握信息技术融合性、系统性、集成性和一体化的特点规律，推进武器平台与综合电子信息系统装备的有机融合、复合发展，逐步实现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加快全面建设现代后勤，推进保障体制一体化、保障方式社会化、保障手段信息化、后勤管理科学化进程，提高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后勤保障能力。
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尤其是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信息化建设管理人才、信息技术专业人才、新装备操作和维护人才。
坚持把军事训练作为生成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深入开展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增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第三次工业革命迫切要求加快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
当前，中国正在积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这是主动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挑战的重要措施。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是资本驱动型、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生态破坏型，是难以为继的。
今后30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从资本驱动型向技术、知识驱动型转变，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信息化转变，从资源消耗型向节约资源型转变，从环境污染型、生态破坏型向环境友好型、生态保护型转变。
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翻两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必然要求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加快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健康、贫困等重大发展问题，同时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高国家的威慑力。
这都对军民融合式发展产生巨大的、持久的、多样化的、不同层次的需求，甚至是十分紧迫的需求、高质量的需求，以及超大规模的需求。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要解决中国多年来积累的一系列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放弃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方式，迅速转向以服务和知识为基础的发展方式。
这就决定了军民融合式发展在促进经济转型、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国家威慑力上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在经济转型方面，国防建设必须与国家总体建设同步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型。
推进国家和社会信息化建设，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建设跨入了信息时代，而国防和军队建设仍停留于工业时代，那么将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畸形发展。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必须在目标上相一致，在进程上相协调，在功能上相配套，同步跨入信息时代，完成中国社会整体建设的时代变革。
军民融合式发展是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突破点和切入点，是联通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纽带。
只有大力搞好军民融合式发展，才能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局面。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军民融合式发展大有可为，因为军用市场与民用市场存在很多的利益结合点，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以实现利益双赢为目标，通过市场需求拉动军民两大领域协调发展。
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充分整合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领域资源优势，减少重复投入和分散建设，提高国家整体效益，从而实现富国与强军的有机统一。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像过去那样单靠军事部门自身发展新技术或者把为军事目的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完全禁锢在军事领域的做法，弊病已经越来越明显。
西方发达国家以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为核心的国防转轨战略，就是通过军民融合，促进军民两个领域的双向技术交流与发展，既增强军事科研生产能力，又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从科学技术大交叉、大融合的角度看，越来越多的军民通用技术，是军民深度融合互动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力。
无论是从产品的开发设计技术、生产技术、生产管理技术到劳动者的操作技术，还是从信息技术群、新材料技术群、新能源技术群、生物技术群、海洋技术群到航天技术群，军民通用的技术很多。
例如，美国研制隐形飞机所用的材料和技术，就是引用了日本民用开发的铁淦氧电波吸收材料（用这种材料涂在家用微波炉内壁，可防电磁波辐射伤人）而使飞机得以隐形。
在产品开发设计中，设计人员、设计思想、设计技术大多是可以通用的。
在生产技术中，含有先进技术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操作技能是军民可以通用的，特别是在智能化生产中，军民通用性更高。
在高技术群中，信息技术群、新材料技术群和新能源技术群军民通用性极高，生物技术群、海洋技术群和航天技术群军民通用性也很高。
即使在传统的制造技术和工程技术中，军民通用性也较高。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民用技术的创新有超过军用的趋势且能带动军用技术的创新。
首先，市场引导（超额利润的引导）和一些经济工具（如金融工具）的创新（如风险投资）对技术发展的作用比政府的行政手段更有效。
其次，民用技术的创新速度越来越快。
由于民间的人才多，资金丰富，且思想禁锢少、创意多，因此技术创新的来源多。
第三，许多军事技术是先从民用技术发展而来的。
当技术分类越来越细、技术种类越来越多以后，任何政府不可能包揽所有的技术开发，民间的先行自开发是必然的。
对其中有军事价值的技术，政府和军方可给予扶持和及时利用。
例如，美军的天基预警系统，40%依赖民用卫星。
战后日本军工生产藏军于民，年产1000万辆汽车的工业生产能力，可以快捷地转化为年产1万架飞机和3万辆坦克的军工生产能力。
在目前军费有限的情况下，要使现有的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益，以国家财力承受得起的费用保持武器装备发展势头，就必须大力促进民用技术向军用转移。
这是当今世界国防工业和武器装备发展的大趋势。
从美国发展军民两用技术的经验来看，美国非常注重充分吸收民用领域的先进技术，将重大技术进步尽可能快地运用到军事系统上，以缩短武器装备的研制周期，加快武器装备的发展。
在第三次革命时代，民用市场上将有更多的技术和产品适合武器装备的需要，军事部门没必要什么都从头做起，另搞一套。
同时，军用技术转民用也越来越多。
军事技术转民用既可以增大民用技术，又能够增加民间军用技术储备。
军事技术转民用极大地增强了民用技术力量，使民用技术的发展获得了一个较高的发展起点。
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军事技术只有转入民用才能产生效益，才能吸收民间的资本和人才，而且军事技术转民用后使得这一技术能够在民间储存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军用技术转民用后在民间被不同的载体所吸收而转化成各种各样的形式，为战时军工生产的扩大创造条件。
从世界上看，美国、英国、日本、以色列等国家都是把处于领先地位的军事技术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有效的方法转移到民用领域，建立新型工业产业，并通过新兴工业技术改造传统工业，从而带动了整个工业经济的发展。
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不断增进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基础间的融合度，从而扩大和增强国防工业基础，既是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发展武器装备的有效途径，又是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必然要求。
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应做到：
一是利用同一个工业基础和同样的技术来制造军品与民品，以服务于军民两用的新思路来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和工艺；二是推进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相互融合，建立一个经济效益更好、能够快速开发和制造军品与民品的工业体系；三是在进行国防科学技术投资时，要优先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在军民两用技术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向有战略意义的重点领域进行中长期投资，使军民两用技术成为科学技术领域中的重点和主体；四是加强军民两用技术转化的双向流动，注意充分考虑民用技术向军用转化。
建立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这是发展军民两用高技术产业的重要条件。
国家应根据军民两用高技术项目的特点和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方式给予扶持，以支持一些带有战略性的重大项目。
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军民两用高技术产业投融资体系。
对市场前景好的军民两用高技术产业要优先给予股票上市。
鼓励国防工业与已经上市的公司合作，利用他们雄厚的资金实现产业化。
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国家将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改造和改进传统工业，其中包括全自动生产与管理系统，大量采用智能型机器人，使传统产业获得新的生命。
国家还将完成信息产业化任务，使电子计算机、卫星通讯、光纤通讯、软件开发等新技术部门独立地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第三产业的主体。
可见，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国家将努力把信息化建设与工业化建设结合起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逐步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与国家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把信息化建设与机械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努力走出一条新型机械化道路。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失衡问题仍较突出，某些方面的矛盾甚至还在加剧，是阻碍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的重大障碍。
一是需求结构不合理，消费率偏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仍然偏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投资拉动，这一特征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还有所强化。
虽然2011年国内消费率达到55.5%，但仍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67%左右的水平。
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服务业比重偏低，制造业多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
2011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只有43.1%，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5%以上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平均水平。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总体上大而不强、大而不优。
以上问题导致有效供给不足，产业体系不完善，核心竞争力不强。
三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生产力布局不够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低。
各地区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状况比较突出；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补偿不足、生产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普遍存在；欠发达地区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难，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发展后劲不足。
四是城镇化特别是人口城镇化滞后，制约内需扩大。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不强，在城市务工、生活的大批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转化为市民进展迟缓，使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难以转化为带动经济增长的现实消费力。
所以，我们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要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要扩大国内需求，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成长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应用；提高大中型企业核心竞争力，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
在改善需求结构方面，军民融合式发展是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一方面，发挥军事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国防和军队建设能够牵引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促进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社会需求不足或需求结构不合理而造成经济建设发展和运行困难，那么，扩大军事需求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拉动作用。
例如，我军的武器装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很落后，世界军事强国的第四代武器装备已服役多年，新一代武器装备正在积极研发之中，而我军武器装备基本上是以第三代为骨干、以第二代为主体，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至少20年左右的差距。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军事发展抑制的结果。
虽然“军队忍耐”、“抑军保民”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也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
如国家富裕起来却没有同步实现军事强大，国家安全形势严峻，海洋资源被周边国家蚕食瓜分，海洋通道得不到有力保护，经济发展失去了军用技术对民用技术的带动，应付突发事件缺乏强有力的手段，等等。
因此，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我们要在国家财力允许的前提下，尽快淘汰落后的武器装备，更换先进的武器装备。
加速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提高国家的国防实力，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机遇和动力，提出新的消费需求。
国外的研究表明，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和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如果适当，则其适度增长能促进国家资本总投入额的增长，使国防开支与资本总投入之间产生良性循环，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曼哈顿”工程、冷战期间实施的“阿波罗”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不仅有直接的国防价值，而且产生了空前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据美国国防部估计，“阿波罗”计划每一美元的投资，可以获得14美元的利润。
整个空间计划每投入10亿美元，可以使美国的生产力提高0.1%。
另一方面，发挥军事高科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重大的科技创新，往往首先产生于军事领域，一旦它向民用领域转移，不仅能产生强大的国防力，还能形成先进的生产力，特别是推动民用产业的升级换代。
因此，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十分重视通过重大军事高新技术推动经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重大军事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
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863计划、载人航天工程，也直接带动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建设和发展。
目前，我国核工业、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电子等六大军工产业已成为国家高新科技产业的重要孵化器，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如核电向产业化方向发展，核能配套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基本形成了与核电相配套的核燃料生产体系，核燃料生产实现技术升级。
民用航天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发射了极轨和静止轨道气象卫星、海洋一号卫星、资源卫星等应用卫星。
载人航天工程不断取得重大胜利，绕月探测工程取得阶段性成功。
民用航空工业在研制支线飞机、通用飞机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民用船舶工业继续快速发展，造船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三位。
在提升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方面，军民融合式发展对改造传统农业、传统工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军队和地方紧密协作，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使农业由弱变强，实现农业现代化。
比如，军队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太空育种，为地方培育优质高产的新品种，可以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或者，军队利用生物工程技术，为地方培育出比现在动物体型大三、四倍的羊、猪、牛，解决人们的肉食供应问题。
或者，军队和地方联合攻关，开发生物固氮技术以提高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效率，提高农作物的各种性能。
又如，军队利用人工控制天气技术，采取人工消雹、人工降雨、人工弱风等手段，最大限度地降低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不良影响，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的抗灾能力，保障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全面进步。
再如，对于大范围的盐碱荒地，军队帮助地方建设现代大型农场，从耕地、浇水、种植、管理、收获等各个环节，全部实行机械化自动化作业，使不毛之地变成万亩粮仓，既支援了地方农业生产，又为军队提供了战略物资。
二是军队和企业密切协作，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实现工业由大变强。
比如，军队将先进的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用来改造、改进传统产业，使钢铁、冶金、化工、能源、原材料、大型设备制造等传统产业实现升级换代，既提高了传统产业的大规模生产能力，使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的民用产品占领国际国内市场，又能依托传统产业建设军工生产线，进行自动化智能化的军工生产，满足军队对先进武器装备的需求。
又如，对核、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电子等主干产业，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原则，打破军工企业的垄断局面，广泛吸纳有资质的民营企业参与军工生产竞争，在市场作用下形成军用和民用技术相互辐射、相互促进、扶优汰劣的良性发展机制。
三是军民融合，寓军于民，加速发展知识型新兴产业，使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加强军民高科技产业的融合，主要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海洋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
这既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和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也是支持军队走向信息化的核心产业。
这些产业具有科技密集、人才密集、创新能力强、军民通用化程度高等特点，但由于其大部分为非公有制企业，目前这一产业群军民融合度最低，相当一部分可用于军事的高科技产品派不上用场，而军队或军工企业又花大量资金自己开发。
因此，应把高科技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作为军民融合的新起点，从产业政策上对具有军事价值的高科技企业给予鼓励，采取多种方式引导其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
在军民融合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仍需强调，一是注意产品技术的保密性，防止军事秘密的泄露。
具体可采取对高科技民营企业进行严格的资质认证的方法。
二是不论哪种企业，都要将提高军品与民品战时转换速度放在生产经营的首要地位，以确保战时军队的各项应急需要。
在调整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军队要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支援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地方基础设施重点工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好扶贫帮困、助学兴教、医疗扶持等工作，坚决完成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
比如，军队对地方贫穷乡村“定点帮扶”，使大批贫困群众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又如，军队院校和科研机构发挥知识密集、人才集中、科技力量雄厚的优势，进一步加大科技和人才支持力度，努力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援。
像有的部队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让给地方，与地方联合研发新技术、新产品，促进驻地科技教育发展和经济建设。
再如，在维护社会稳定中，部队官兵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此外，军队要积极参加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也要抓好部队节能降耗、资源节约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或避免军事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实际行动建设美丽中国。
比如，军队为地方植树造林，提高当地森林覆盖率。
又如，军队帮助地方发展低碳环保的绿色产业，既发展了地方经济，又保护了地方环境。
再如，军队科研机构和地方院校联合攻关，运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研制能够净化或改造工业废水的微生物，治理地方的环境污染。
在提高国家威慑力方面，实行军民融合、寓军于民，推进军民一体化建设，是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
体系作战能力的实质是信息主导下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作战能力。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战争是一个大系统，军事、经济、科技、外交、文化等均是构成战争大系统的子系统。
军民融合改变了军事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原有的割裂、独立关系，产生出一种超越物质能量本身但却比它强大得多的新的结构力，正是这种结构力的驱动产生出新的体系作战能力。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的生成，已经远远超出了军队自身范围，并深度融入国家、社会和各个阶层之中。
国家要运用综合集成的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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