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docx
《沈志华.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沈志华.docx（35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沈志华
1956年10月危机：
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
本文曾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大学，2004年6月）和“1950年代的中国”学术会议（复旦大学，2004年8月）宣读，评论人茅海建、陈兼及与会同行章百家、牛军等对文章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笔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提要：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的关系处于一种二律背反的困境，波兰与匈牙利相继爆发了危机，赫鲁晓夫不得不求助于中共。
尽管在危机处理的初期，中共来不及参与，但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
在危机处理的后期，苏联听从了中国的建议和主张，其结果是毛泽东既批判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又保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关键词：
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中苏关系
1956年10月爆发的震动世界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对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轨，在很大程度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国正在走出亚洲，参与欧洲事务的处理，从而大大加强了其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影响，同时也开始了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地位的历程。
因此，对于波匈事件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不仅是国际冷战史，同样也是当代中国史领域的重大课题。
1990年代初以来，有关波匈事件的各国档案文献相继解密和开放，并不断被整理后公布于世。
就笔者所知，最初是俄国的《历史档案》、美国的《国际冷战史项目公报》、匈牙利的《年鉴》以及波兰的《今日》和《现代史年鉴》等专业刊物陆续零散刊出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的有关档案文献。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B.Yeltsin）在1992年11月访问布达佩斯时，把俄国档案馆中把1956年4月到1957年7月的有关文献115件转交给匈牙利政府，在此基础上1993年匈牙利先后出版了两本文件集。
作为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参考资料，1996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编辑了包括英文、匈牙利文和俄文在内的文献专集，供各国学者使用。
随后，在俄国、美国、匈牙利又分别以俄文和英文出版了两本较大篇幅的档案文献集，几乎囊括了有关匈牙利事件已经公布的全部俄国档案以及部分匈牙利和西方国家档案。
正是在大量利用最新解密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国际史学界，特别是在冷战史领域，展开了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深入研究。
可以说，过去被认为是一桩历史谜案的波匈事件，就其本身的发展进程，以及波兰、匈牙利、苏联乃至西方大国的政策变化而言，除个别细节外，现在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
遗憾的是，第一，在目前所有的重要研究中，对当时中国的反应、对策及其与事件的关系，很少见到专门讨论。
第二，中国学者几乎还没有参加到对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学术讨论的国际行列中。
究其原因，一则是中国有关的档案文献至今没有对公众开放，二则是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似乎还有些观念上的禁区。
但是，无论如何，对这样一些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以探明事实真相，作为历史学家，尤其中国历史学家，是责无旁贷的。
综观事件的进程及其结果，涉及到中国问题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从国际角度看，在波兰和匈牙利危机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的中国担当了什么角色，即中国对波匈事件的影响；第二，从国内角度看，这两次危机的爆发及其结局如何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原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即波匈事件对中国的影响。
这两者之间自然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限于篇幅，本文先讨论前者，重点分析在波匈事件的进程中，特别是在苏联处理危机决策时，中国的态度和立场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
本文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俄国、波兰和匈牙利的档案文献，至于中国方面的参考资料，大量的只能是包括回忆录和采访录在内的口述史料，以及当时公开和内部的新闻报道。
前提：
苏联、东欧、中国三角关系
从性质上讲，这两次事件是同时爆发在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危机，也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危机，又同样是苏联以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身份予以处理的问题。
显然，这是在欧洲地区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
那么，中国因素在这里是如何体现的呢？
作为理解这个问题的前提，首先需要对事件发生前苏联、东欧国家及中国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做出基本判断。
苏联与东欧
从战后到危机前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变化过程。
斯大林（J.Stalin）解决战后东欧问题依据的是两个原则，为了保障俄罗斯帝国的安全利益而从内部强化对东欧各国的控制，为了与西方大国合作以求得和平发展的局面而在外表上给予东欧各国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
作为这两项原则的政策体现，战后初期苏联在东欧各国主张组建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避免建立以苏联为首的利益集团，而宁愿通过签订双边条约来保证各国政府的亲苏政策，不鼓励东欧各国共产党采取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如此等等，这就是冷战态势形成以前苏联与东欧关系的基本框架。
斯大林主张的联合政府政策在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的失败，再加上美、英、法等国在推行马歇尔计划中的进逼方针，导致莫斯科迅速转变了对东欧的策略，作为国际性集团组织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应运而生。
在冷战的格局下，斯大林首先在东欧推行两党合并，消灭社会民主党，继而操纵各国实现共产党一党统治，同时在东欧各国党内以消灭“铁托分子”为由开展大清洗，对土生土长的各党领导人大开杀戒，而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莫斯科派干部取而代之。
此后，苏联的军事顾问和国家安全顾问被大批派往东欧各国。
到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召开的时候，东欧各执政党已经完全成为莫斯科的顺从奴隶，苏联与东欧关系进入冷冻状态。
斯大林去世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
东欧各国对苏联在本国代理人的不满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后，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开始不断积聚，民众的反抗情绪也直接指向莫斯科。
随着舆论的开放和政治的解冻，要求本国“斯大林分子”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种状况在波兰和匈牙利尤为突出，尽管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早在1955年秋天，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就致函苏共中央，请求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38年8月16日无理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进行重新审理。
12月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为波兰共产党平反的决议，有关声明也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刊登出来。
第一书记贝鲁特（BoleslawBierut）猝死莫斯科，使波兰党内的亲苏派势力大大削弱，波兰许多地方党组织在讨论苏共二十大报告时，更提出了追查1939年在卡廷发生的枪杀波兰军官案件、重新评价1944年华沙起义和苏联在波兰领土大量驻军与波兰主权的关系等问题。
苏联外交官报告说，波兰的报刊有一种“错误地煽动修正主义和反苏情绪的企图”。
贝鲁特的继承人最初是党内的中间派代表奥哈布（EdwardOchab），由于他继续推行原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引起很多人不满。
到1956年5月在改革派的压力下，曾经作为“右倾民族主义分子”被关进监狱的哥穆尔卡（WladyslawGomulka）出山的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不久，党内高层便在改革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看法，奥哈布也逐渐转向改革派。
而6月底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进一步给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波兰走向独立的发展道路。
由于波兰党内改革派力量强大，又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拥护，莫斯科虽心急如焚，却感到无从下手。
匈牙利的社会情绪虽然与波兰大体相同，但由于保守派在领导层占有绝对优势，其结局就完全异样了。
身兼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和政府首脑的拉科西（RákosiMátyás）被认为是典型的“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去世后受到党内外的一致指责，莫斯科不得不考虑对其有所制约。
在1953年6月召开的莫斯科两党联席会议上，拉科西、格罗（GerőErnő）、法尔卡什（FarkasMihály）和雷瓦伊（RévaiJózsef）等保守派领导人受到严厉谴责。
会议的结果是拉科西留任党的第一把手（总书记改为第一书记），而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让给立志推行改革的纳吉·伊姆雷（NagyImre），内务部长法尔卡什和理论家雷瓦伊则退出领导岗位。
尽管由于阻力重重，纳吉的改革进展缓慢，但匈牙利出现的变化仍然在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正当纳吉及其政府的改革行动开始收到效果，并得到党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大力支持的时候，苏联最高权力层出现的分歧使拉科西的势力得以卷土重来。
莫斯科一是担心纳吉的改革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其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赫鲁晓夫（N.Khrushchev）的政治对手马林科夫（G.Malenkov）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言论在匈牙利的实践；二是担心匈牙利党内的严重意见分歧破坏政治结构的稳定，而拉科西主张的“整顿匈牙利秩序”则比较符合此时赫鲁晓夫的要求。
于是，随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下台，1955年4月纳吉也被指控犯有右倾错误而失去了权力，8个月后又因拒绝承认错误而被开除出党。
但很快，苏共二十大再次激发了匈牙利的改革浪潮，人们不仅呼吁变革，而且强烈要求为受迫害者平反，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拉科西本人。
1956年3月底，拉科西被迫承认在斯大林对东欧各党的大清洗中，参与了对持与苏联不同政见的拉伊克（RajkLászló）的政治陷害活动，之后他便失去了自己大部分追随者的信任。
特别是在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后，匈牙利党内外情绪激昂，抗议现行政策的活动有增无减。
面对匈牙利官方惊呼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波兹南事件”，莫斯科迫不得已在7月决定让拉科西退休，到苏联休养，而让他的亲信格罗接替了其党内职务。
然而，与苏联领导人的选择不同，匈牙利党内改革派和社会知识分子共同把眼光投向了虽然在野但并未沉默的改革先锋纳吉。
更大的冲突和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东欧与中国
显然，苏东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客观上需要外界的调节，那么中国是否具有参与处理危机的条件呢？
对东欧诸国，毛泽东很早就发生了兴趣。
还在1948年4月26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就提出“想到东欧和东南欧进行访问，以便研究一下他们的人民阵线工作及其他工作”。
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在1949年7月4日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出了“与东欧各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及通商”的问题。
在建国之初与苏联大使罗申（A.Roshchin）的谈话中，毛泽东反复表示了他对与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等国迅速建交的迫切心情，尽管当时中国“甚至不知道他们外长的姓名”。
毛泽东在1949年10月最初提出的访苏计划中，再次安排要在中苏条约签订后到东欧访问一个月。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对东欧的访问始终没有成行，但他对东欧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问题的关注却是十分明显的。
不过，斯大林在世时，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是有明确分工的——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
毛泽东自然不便跨越雷池一步。
况且，东欧国家与中国如何发展关系，完全掌握在斯大林手中，甚至东欧能否与新中国建交、何时建交等问题，都必须经过莫斯科的首肯。
在1950年10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因朝鲜战争而面临危机时，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大大提高了中国在所有东欧国家中的形象和地位。
不过，在苏共二十大之前，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没有超出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范围，而在政治上，只是一般性外交往来，对相互间的国内政策谈不上有何影响。
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
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在继续密切注视着东欧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国也越来越引起东欧的注意。
《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国内开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都在东欧各国引起了极大兴趣。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东欧各国传播以后，一时众说纷纭，思想极为波动，很多人表示要看看中国党如何表态。
在波兰各界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问题时，不少人表示：
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
人们在争论不休时往往说：
等着听毛泽东的见解吧！
波兰人还常以羡慕的口气对中国留学生说：
“你们中国革命是自己搞成功的，又是大国，斯大林不敢命令你们，你们是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决定政策的。
我们是小国，一切都要听从别人。
”匈党中央委员、驻苏大使波尔多茨基（Boldoczki）称：
中共八大提出了许多新的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匈党对此很有兴趣，十分重视。
匈党中央书记科瓦奇（I.Kovács）说，八大文件中很多东西值得匈牙利学习、研究，特别是中国党成功地把广泛的民主与坚强的集中领导相结合。
应当学习中国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又能广泛团结全国人民各阶层的经验。
如果说过去人们赞赏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现在也开始关心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了。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主张向中国学习的基本上都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派人士，他们往往拿中国与苏联对比。
与保加利亚各界对双百方针所持的保留态度不同，波兰人总是用赞佩的心情谈论这些问题，他们说，中国党和斯大林的作法完全不同。
中国党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斯大林的理论是“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越尖锐”。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在波兰非常流行，受到极大的赞赏，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间，简直是家喻户晓。
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则真诚地接受了这样的信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意图的真实反映。
这在匈牙利社会激起了广泛的亲华热情和同情心，以至在匈牙利发生危机时，大部分市民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人们在布达佩斯街头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和我们站在一起”。
据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Y.Andropov）报告，格罗在解释“部分匈牙利劳动人民，甚至党内人士对苏联表示冷淡的问题”时说，在许多党内反对派看来，“似乎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阻碍了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发展，而中国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就没有个人崇拜现象”，“所以现在就应该以他们为榜样，而不是以苏联为榜样”。
还有，纳吉被迫引退之后认真研究了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问题，他在阐述自己的纲领时也特别注意到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解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他认为，万隆会议的五项基本原则“不能仅局限于资本主义世界或者两大体系之间的斗争，必须扩大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关系中”。
这与中共后来在处理波兰危机时的主张不谋而合。
看起来，东欧各国，特别是那里的改革派是可以接受中国了，问题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指挥的苏联的态度。
中国与苏联
自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上半年。
尽管苏共二十大的做法令毛泽东有些担忧，但丝毫没有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恰恰相反，赫鲁晓夫勇敢地批判斯大林，搬掉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共和所有共产党头上的这块大石头（或曰“盖子”），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波匈事件发生一年后，毛泽东对苏联大使尤金（P.Iudin）说：
“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局面，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
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一个经常压抑我们和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许多问题的盖子。
是谁为我们揭去了这个盖子？
是谁使我们大家更容易正确地理解个人崇拜的问题？
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
”对于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在内心是赞同的，如果仔细品味毛泽东在1956年3-10月对内对外的讲话，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固然，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平过渡的提法以及批判斯大林的方式等问题上，中共确有不同看法，这些情况莫斯科通过外交渠道也已经有所了解。
过去人们把这些分歧看得很重，似乎这就是中苏分裂的起点。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中苏论战时期双方互相指责的过激言论的影响。
其实，任何盟国关系中都会有分歧和矛盾，而且时时都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联盟就要分裂。
况且，后来导致中苏反目的根本原因与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并没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强调的主要还是以前斯大林在中国问题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和现在中苏之间的团结合作。
4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A.Mikoyan）访华，毛泽东明确告诉他，“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
5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尤金时，虽然原则上肯定斯大林在多数重大问题上执行了正确路线，但谈的最多的还是斯大林的错误，甚至认为这些错误“可以写一本书”了，只是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对共同事业不利”。
毛泽东在谈话结束时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并感慨地说，二十大“结束了对他（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的问题了”。
最后，毛泽东又高兴地总结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从苏联方面来说，《人民日报》的编辑部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真理报》转载后引起普通读者极大兴趣，“一般的反应都很好。
最普遍的反应，是认为这篇文章有说服力，写得公平，分析得全面深刻，把问题说清楚了”。
而官方则“准备把全文重新翻译一次，与苏共的文件一起编入一个供全党学习的小册子”。
此后，中国的意见越来越受到苏共中央的重视。
同时，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的骚乱和党内讨论时表现出来的强烈反叛情绪，也使苏联领导人确实感到“捅了娄子”。
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其中的说法已经十分接近中共的观点——“非斯大林化”的进程开始慢慢刹车了。
到年底《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时，苏联广播电台选出最有名的播音员广播，并数次播放录音，以示重视。
不仅如此，苏联驻华使馆还在1956年度总结报告中建议苏共中央派党务工作人员去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理由是“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组织群众和对群众做政治工作）。
根据本国的历史和民族特点，中共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和方针。
中共党组织的许多方面值得认真研究，尤其是八大之后在党的建设和思想工作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于是，1957年6月，苏共中央决定派出一个由15-20人组成的代表团到中共访问学习。
苏共派人到兄弟国家学习党的建设的经验，这还是头一次，足见中共在莫斯科心目中的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机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
处理波兰危机：
苏联未遂的军事干涉
关于中国是否参与处理波兰10月危机的问题，过去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是中国阻止了苏联对波兰的武装干涉。
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当时“波兰人众口一词的说法”是：
“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
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
“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
后来也有波兰研究者认为，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按照事件的发展过程，这里涉及三个问题。
第一，苏波两党在华沙会谈期间（19-20日），赫鲁晓夫关于停止苏联部队向华沙进军的命令是如何做出的；第二，苏联代表团回到莫斯科以后（20-23日），关于放弃对波兰进行干涉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第三，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23-31日），为调解苏波关系、保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做了哪些工作。
波兹南的罢工和游行先是遭到镇压，随后又被苏联定性为由帝国主义代理人挑起的反人民事件，这在波兰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抵制和不满。
在紧张而惊慌的气氛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二届七中全会。
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派身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提出应为哥穆尔卡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甚至邀请他参加全会。
这一切很快就实现了，10月12日哥穆尔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哥穆尔卡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在讲话中除批评过去的经济政策、提出重新评价波兹南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外，还特别强调必须使波苏关系正常化，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同苏联关系恶化的危险性。
尽管如此，由于改革派在政治局里已占有明显优势，党内外推进改革和排斥苏联影响的情绪不断高涨。
在15-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做出决定，将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党的最高领导层，拟定推举哥穆尔卡出任中央第一书记，而在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排除所有保守派以及与苏联有密切联系的人，特别是包括仍保留苏联国籍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K.Rokossowski）元帅。
波党内部的保守派和亲苏势力一方面秘密通知苏联使馆，说波兰当局正在走上反苏道路，一方面准备发动政变，并草拟了约700人的拘捕名单。
但是，政变计划被科马尔（W.Komar）将军指挥的内卫部队和组织起来的华沙市民挫败，而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A.Ponomarenko）转达的赫鲁晓夫的坚决请求——要波兰党政治局全体成员与哥穆尔卡一起去莫斯科讨论局势，也遭到了波兰方面的拒绝，理由是八中全会即将开幕。
10月18日，波诺马连科又通知波兰人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计划于19日晨抵达华沙，并要求推迟八中全会的开幕日期，均遭到拒绝。
哥穆尔卡后来向周恩来讲述的情况与此相同，只是补充了一个情况：
在苏联的压力下，为避免局势恶化和复杂化，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最后同意苏联代表团来波，并决定前往机场迎接。
同一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做出两个决定：
（１）决定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２）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
俄国档案显示，通告的全部内容是：
“最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就评价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内的形势，以及在进一步采取与此有关的措施方面出现了尖锐分歧。
这些分歧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党的领导班子组成的根本问题。
由于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
考虑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苏共中央认为派遣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L.Kaganovich）同志、米高扬同志和莫洛托夫（B.Molotov）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去波兰是必要的。
”显然，与中国的一些回忆史料完全不同，苏共在通报中只提到代表团去波兰的必要性，而根本没提准备武装干涉的想法，尽管莫斯科已经决定如此行事。
就在主席团会议后，国防部长朱可夫（G.Zhukov）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在波兰及其边境附近的驻军做好军事准备。
俄国国防部的档案材料证明，10月19日，波罗的海军区和第7空降师108伞兵近卫团已经完成了战斗准备，54架里-2和45架伊尔-12飞机正待命出发。
10月19日早晨7时，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到达华沙，随行的还有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科涅夫（I.Konev）、参谋长安东诺夫（A.Antonov）和一大批高级军官。
哥穆尔卡与波兰领导人赶到机场迎接时，遭到了赫鲁晓夫气势汹汹的指责和呵斥。
经过短暂的争吵，波兰人拒绝了赫鲁晓夫关于延期召开中央全会的要求。
双方随后来到代表团下榻的贝凡德尔宫继续会谈。
在激烈的争论中，赫鲁晓夫明确说要对波兰进行“强制性干预”，哥穆尔卡则冷静地表示，如果苏方继续进行威胁就中止会谈。
因当时波党所有中央委员正在另一幢大楼的会议厅等待全会开始，苏联代表团被迫同意波兰领导人先去主持全会开幕式。
10点钟大会正式开幕，首先通过了政治局关于增选哥穆尔卡等四人为中央委员的决定，政治局还建议由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
然后，奥哈布简单通报了苏共代表团来波的消息，并建议为继续同苏联代表团进行会谈而休会。
大会仅进行了半个小时。
此后在贝凡德尔宫进行的波苏两党会谈，气氛稍许平和了一些。
米高扬阐述了苏联代表团的看法，强调指出苏联在民主德国领土拥有武装力量，因而对八中全会后可能在波兰发生的变化并造成苏联同这些部队联系困难甚至中断的局面表示担忧。
米高扬表示苏联方面绝对不能容忍出现这种情况，莫洛托夫则表现出更为强硬的立场。
波兰方面解释说，八中全会后所推行的政策和变革只会密切波兰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加强而不是削弱波兰与苏联的关系。
尽管如此，苏共代表团还是强烈要求除增补哥穆尔卡外，波党政治局不得作其他人事变动。
这一要求得到罗科索夫斯基等保守派的支持，但遭到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