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货币的配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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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货币的配合
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答：
双紧、双松、货币政策紧财政政策松和货币政策松财政政策紧。
这是两项宏观调控政策协调配合的四种为人熟知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双紧的搭配方式一般只能用于需求膨胀、经济过热、物价形势急剧恶化时的紧急调节。
因为这种调节方式几乎毫不例外地要
造成经济衰退。
因此，必须谨慎地加以利用。
双松的搭配方式一般用于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萧条时期及生产资源有较大富裕的经济条件。
这时，再生产过程中的闲置资源急需足够的货币力量去推动。
客观要求投资需求与现实及潜在的资本供给和生产能力相适应，消费需求与消费品及劳务的供给相协调。
如果单松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都可能出现需求刺激力不足或形成过程相对缓慢的问题。
而同时松动财政和货币政策，就可以使经济保持足够的上升冲力。
但双松政策在搭配运用时一般不能持续时间太长，因为很容易导致经济过热。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采取怎样的松紧搭配方案，取决于经济
失衡的累积特点及两项政策对经济趋于均衡的调节能力。
若是论述：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
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
2、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
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
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度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3、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
“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
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
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4、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
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
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
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
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
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
（5）
第二种观点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此种结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2.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信用膨胀并诱发通货膨胀。
3.“松”“紧”搭配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在经济调控中最常用的调节方式。
如何搭配二者的“松”“紧”则取决于客观经济状况。
例如，当经济中出现货币发行过多但还未演变为通货膨胀时，为了经济的稳定发展，不应急于收紧银根，回笼货币，而应采取增加财政收入、紧缩财政支出的对策，即选择“松”货币政策与“紧”财政政策的搭配；而当通货膨胀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时，就应采取紧缩银根、回笼货币的“紧”货币政策与扩大支出、减少收入的“松”财政政策，，以压缩需求，增加供给，使经济增长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又如，当经济发展中出现财政赤字但经济增长速度尚可观时，不应急于紧缩财政，而应减少货币供应、控制贷款，选择“松”财政与“紧”货币的搭配；而当经济发展中主要矛盾为财政赤字并伴随经济增长停滞时，财政应努力增加收入压缩支出，而银行则应放松银根、发行货币，即选择“紧”财政与“松”货币的搭配，借以启动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
（6）
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采取了不同的配合方式，大体为三个阶段：
1.1979-1988年，总体上实行的是“双松”配合，期间表现为多次模式转换和由“双松”到“双紧”，又由“双紧”到“双松”的螺旋式循环。
1979年、1980年为“双松”配合，财政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这两年财政支出连续大幅度增长，造成了高额财政赤字；货币政策上则是大幅度增加现金和贷款投放，使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大幅上涨。
1981年为紧财政松货币的配合，财政方面，压缩了当年财政基建投资，财政赤字有所降低；银行方面，实行紧中有松的政策。
1982年至1984年实行“双松”的配合，财政方面实行一系列的财税改革，使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
银行方面实行了“拨改贷”和企业流动资金由银行信贷供应的体制，增发货币增发贷款。
1985年又实行了“拨改贷”和企业流动资金由银行信贷供应的体制，增发货币增发贷款。
1985年又实行“双紧”配合，财政方面采取措施增加收入控制支出，当年实现盈余；银行方面“紧缩银根”，严格控制贷款规模和货币投放。
1986年至1988年又实行“双松”配合，财政方面扩大国债发行规模，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再次下降；银行方面提出“稳中求松”、“紧中有活”，银行信贷和货币投放再度失控，到1988年通货膨胀率已达18.5%.
2.1989-1997年，总体上是“双紧”的配合，期间同样表现为“双紧”与“双松”的螺旋式循环。
1989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针对1988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状况，1989年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和现金投放。
1990年至1993年实行的是“双紧”基调下的“双松”配合，增加了货币供给，并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
财政方面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支农支出，调整经济结构，但由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致使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通货膨胀率达21.7%.1994-1997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财政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并通过发行国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
货币政策方面，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要求银行定期收回乱拆借的资金，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
3.1998-1999年实行的是“双松”的配合。
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政府实施了以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为目的的“双松”政策。
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连续五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加快“费改税”进度，对某些产品提高出口退税率并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加大政府投资力度。
1998年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增加配套贷款，定向用于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
1999年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12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12月新增贷款仅485亿元,同比少增了1720亿元;12月末M2增速降至16.72%。
这些数据反映出从紧货币政策在总量控制上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央行仍需采取进一步措施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
当前,我们面对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下的复杂局面。
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
"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这表明了强化财政货币"组合拳",将成为未来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
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已经讨论多年,无论政府还是学界,都更关注两大政策"松""紧"的搭配。
然而,有一个非常重要但被忽视的问题,就是没有真正建立财政与货币政策自身的协调机制,这也使两大政策配合的效果经常大打折扣。
在实践中,为了改善两大政策协调的效果,很多国家都建立了政策部门间的交流和协商机制。
例如,在英国,作为主要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制定部门,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局和财政部之间的分工十分明确,并且建立了一种三方会谈机制,英格兰银行提供货币政策的走向,金融服务局提供金融市场的情况,财政部反馈财政政策运行,并且当各方意见无法统一时,由财政大臣进行裁决。
从我国情况来看,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两大部门的有效交流通道。
由于缺乏财政与货币部门的有效协调,我们看到,实际的宏观调控操作中会遇到种种问题。
例如,在当前以"从紧"货币政策来稳定物价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却成为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变量。
因为财政支出的变化,可能导致价格水平的变化,进而决定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
换句话说,既定的货币政策下,财政政策可以决定通货膨胀的时间路径。
这就使得央行为了有效实施反通胀政策,必须充分考虑财政政策。
在现实中,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冲击无处不在,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同一个财政年度内,财政收支不会平稳地流入和流出国库单一账户,往往在某段时期出现较大的收入或支出净额。
例如在大量发行国债或税收高峰期,国库就会有巨额的净收款,商业银行的存款和储备就会相应减少,从而引起货币供应量的乘数递减。
反之,在财政支出的高峰期,国库会有巨额净付款,商业银行存款和储备就会相应增加,从而引起货币供应量的乘数递增。
按照惯例,有关财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会在当年的11月份确定,12月份开始支付,这就造成了几乎每年的第4季度,财政支出都会大幅增加,增加短期物价上涨的压力。
反过来看,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冲击也常常出现。
例如,在财政部发行国债的过程中,如果短期内央行紧缩货币政策的力度迅速增加,就会强烈冲击债券市场,导致国债发行成本上升,甚至会流标。
这就需要有某种经常性的机制,在两大政策部门的目标之间,达成某种平衡。
长远来看,我国应该考虑建立持续性的两大政策磋商机制。
例如,设立专门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委员会,由财政部、央行、税务总局等部门组成,定期举行会议,交流对宏观经济形势、国债市场、国库存款状况的判断,以及对政策冲突情况进行处理等。
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_会计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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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来源：
发布时间：
2006-7-193:
59:
25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两大经济手段，二者都是从价值上来影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以实现宏观调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协调这两大经济手段，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些变化突出表现在：
（一）社会财力结构和社会积累职能日趋复杂化。
具体表现为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以企业资金为主体的预算外资金
的急剧增长；
（二）在社会财力的运用上，出现了控资来源的多渠化，投资决策的多极化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三）社会财力的日趋流动化和社会资金融
通关系的广泛化、市场化。
这些新变化，客观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
货币政策的协调要求。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特征，要求财政和银行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的
运行。
但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作用的发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相互补充的。
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具有更强的控制性和时滞性，而金融杠杆
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时效性，财政杠杆对调整产业结构更为有利，而金融杠杆对调节企业行为更为有效；财政杠杆偏重于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而金融杠
杆侧重于解决分配的效率问题。
两种经济杠杆不能单打一，要综合运用，扬长
避短，以发挥交叉效应。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由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 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
两者都要求达到货币币值
的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劳动者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现手段具有交叉性，财政
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效果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
也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需从以下几方面
入手：
１、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和均衡性的货币政策，做到财政分配总规模
的大体平衡。
２、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包括：
税收杠杆、补贴杠杆
、预算杠杆、公开市场业务和利率杠杆等。
３、加速包括金融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在内的市场建设，使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建立在市场行为之上。
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套模式 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套模式的最佳选择应是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
币政策，即紧中略有松的财政政策和松中略紧的货币政策的组合。
（一）实行紧缩财政政策的依据是财政面临困难。
当前财政所面临的困难主要
体现：
（１）财政收支不平衡。
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财政几乎年年出现赤字２５４０亿元。
据估计，这种收不抵支的财政状况今后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２）财力分散。
由于在国家与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上处理不当，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逐年下降，１９９４年约１１．８％，是历史上的最低点。
特
别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实行了分税制，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仍未理顺，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依然很低，１９９４年，这一比例仅为３３％
，而同期市场工业化国家这一比重多在７０％—９０％之间，相对而言，我国属于“弱中央”的国家行列。
（３）财政补贴过大。
１９９３年财政的价格补
贴、亏损补贴分别为３００亿元和４００亿元，如此巨额的财政补贴已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
（４）债务规模大，依存度高。
１９９５年，中央发行债务达
１３５０亿元，债务依存度为５３％，１９９６年，中央已发行１９５０亿国债，沉重的债务负担有可能导致中央财政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危机之中。
（５
）企业经济效益下降。
现在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国有企业亏损，这说明，财政收入的来源基础受到动摇。
上述五个方面均表明财政陷入困境，如果不实行较
紧的财政政策，巨额赤字和巨额债务将使人民丧失对将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从
而导致财政危机和信用危机，进而对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
总需求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供给方面，而供给方面则是由产业结构的不
合理造成的。
紧中有松的财政政策可以对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灵活调节，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的调查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搞活是
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两大工具实现的。
对于国家要优先发展的部门、行业或地区，一方面，国家可以采取低税率、税收减免等措施来提高这些部门、行业或
地区的盈利水平或经济效益，引导人力、物力和财力流向这些部门、行业或地区，从而增加相应产品的供给；反之，对于国家想要限制的部门、行业或不优
先发展的地区，可以采取高税率等措施来降低这些部门、行业或不优先发展的地区，可以采取高税率等措施来降低这些部门、行业或地区的盈利水平或经济
效益，从而减少相应产品的供给，最终实现总供需平衡。
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本身就是社会总需求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财政资金在各部门、行政或地区的
倾斜投资或优化支出结构本身就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
可见，财政支出在确保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需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上都具有
很强的调节作用。
（二）实行松中略紧的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包括如下几点：
一是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和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需要。
我国经济仍存在着资金
不足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即要靠社会内部积累，也要积极吸收利用外资。
据调查，当前企业资金短缺，产品积压情况严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在这种
情况下，必须适当放松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利率、增加再贷款等措施来增加整个社会的货币供给量，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
尽管财政政策
也是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有效手段，但由于财政政策调节的力度太大且直接，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也力不从心。
货币政策的应用则可以发挥较好作用，避
免经济出现急剧波动的运行情况。
二是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需要。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主导。
国有企业的状
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和改革的步伐。
因此，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货币政
策是搞活大中型企业外部配套措施的一个内容。
这些年来，资金紧张，周转困难，债务负担沉重，长期高负债经营一直是国有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实行紧的货币政策，企业占用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所需的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就得不到满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就难以维持，搞活国有企
业就无从谈起。
总之，搞活国有企业需要松的货币政策。
由于银行资金不同于财政资金，是有偿的，可以周转使用，那些管理不善、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将
因此而得不到贷款，并将被淘汰。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促进搞活国有企业上，
较松的货币政策是可取的。
三是发挥宏观调控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客观需要。
目前，我国正进入高速度发展
经济的新时期，银行只有实行较松而又略紧的货币政策，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以期达到既高速度，又宏观协调（即防止比例失调与通货膨胀）的
预期目标。
银行在实行松的货币政策，扩大货币发行与信贷规模时，必须同时实行略紧的货币政策，适当控制过大的货币发行与信贷投放规模，尽量优化贷
款结构，做到松中有紧，并与财政政策密切配合，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一、“九五”期间的宏观调控回顾
“九五”期间，我国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政策环境和决策主体发生了重大改变。
政府换届之后不久，为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宏观调控亦发生了重大的政策转换。
“九五”期间，外部环境方面最大的变化莫过于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
这场金融风暴，对于外贸依存度已经较高的我国经济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也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
供求状况从“短缺经济”走向“生产相对过剩”，物价走势从通货膨胀转向通货紧缩。
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新一届政府及时在宏观调控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转换：
（一）在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方面，从注重追求增长速度转变为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
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通货紧缩的双重压力之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年有所降低。
1998年底，政府在进行下年度经济工作安排时明确提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速度指标应当是预测性、指导性的，应当能够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进行调整，并且公开宣布放弃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做法。
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标志着我国的宏观调控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二）在宏观调控的战略重点方面，从“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变为积极“扩大内需”，立足国内市场。
最初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应立足于启动国内市场的主张时，主要是着眼于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后来政府将“立足于国内”不仅作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观调控取向，而且确立为今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从而使得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了可靠保障。
（三）在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方面，从“抑制通货膨胀”转变为“克服通货紧缩”。
在“九五”计划制定过程中，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上届政府决定继续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我国物价总水平开始出现持续下降局面。
随即，长期以来一直以防止和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转向了“逆向操作”----克服通货紧缩。
（四）在财政政策方面，从“适度从紧”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
“九五”初期．财政政策的某本方针依旧是
“适度从紧”。
财政赤字从1995年的667亿元压缩到1996年的555亿元，减少111多亿元。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从1998年起，财政政策开始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预算赤字，增加国债发行，加大政府开支，通过加大政府投资以带动社会投资，通过提高工资收入以刺激居民消费。
（五）在货币政策方面，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货币政策”。
自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连续7次下调利率，同时适度增加货币投放和信贷投放。
但由于防范金融风险力度逐步增强等原因，传导机制亦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而导致货币信贷投放从以往的“上紧下松”转变为‘上松下紧”。
（六）在收入政策方面，政府首次将收入政策用于启动经济。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启动国内市场，“九五”后期，政府除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以外，还采用了收入政策以促进居民消费。
在经济低谷时期提高职工工资，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尝试用增加收入政策来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这在我国宏观调控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七）在消费政策方面，变限制消费政策为鼓励消费政策。
“九五”期间，消费政策备受政府的高度重视。
由于生产相对过剩以及买方市场的出现，消费政策从限制消费转变为鼓励消费，政策目标也从抑制通货膨胀转变为控制通货紧缩。
银行连续降息是为了促进消费，征收利息税也是为了促进消费，发放消费信贷依然是为了促进消费。
（八）在价格政策方面，从抑制物价上涨转变为控制物价下调。
以往，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想方设法抑制物价上涨；“九五”后期，随着物价走势由升转降，有关部门开始出台一些政策措施（如
民航的“禁折令”），以控制价格的向下调整。
（九）在汇率政策方面，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鉴于东南亚等周边国家陷于困难境地，而当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又十分脆弱，存在着一触即溃的危险。
为稳定国际金融市场，防止亚洲金融危机蔓延，我国政府毅然做出抉择，努力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经过多方面艰苦努力，终于使人民币汇率在整个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始终保持稳定，与此同时，外汇储备也在不断增加。
二、“九五’潮间的宏观调控反思
（一）关于宏观调控与政府退出。
自从1992年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之后，市场机制逐步确立，政府本应逐步退出，以便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调节作用。
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经济于1992----1993年上半年一度出现了金融秩序混乱、经济过热迹象。
在此背景之下，从1993年下半年起，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了旨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历项强硬措施，整顿金融秩序，抑制经济过热，并使我国经济于1996年顺利实现了“软着陆”。
“软着陆”的实现，再一次为政府的退出提供了良好机遇。
但遗憾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再一次将政府推到了前台。
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扮演了“主要投资者”的角色，直接拉动经济增长。
伴随着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日益加强，在一些部门中也出现了过度干预的现象。
如不恰当地限制市场准入，控制市场价格，限制竞争，保护落后。
某些部门的政府行为实际上已经从1992年的“自由放任”转变为目前的“过度干预”。
（二）关于政府换届与五年计划。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政府换届往往发生在五年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因而历届政府往往执行的是上一届政府制定的五年计划，而本届政府制定的五年计划尚未来得及执行完就又要面临新的换届。
政府换届周期与五年计划周期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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