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综述.docx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综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综述.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综述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综述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诞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并在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形成二次研究的高潮期，而中间五、六十年代则为研究的低潮期。
这二次高潮和一次低潮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与20世纪中国学术思潮的整体发展一脉相承。
一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起步最早、收获最多、成绩最大的一个领域。
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批评史着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诞生。
陈着篇幅不大，只有七万余字，但论述的范围却很广，从孔子到章太炎，大致勾勒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脉络。
全书共12章，各章叙述简约，其中第3章“总述”只有二百余字。
然而，作者“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在研究方法和编撰体例上均不乏新颖之处，同时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性质、对象、特点和分期的看法也颇具现代学术眼光。
故该书虽属首创，在许多方面都难免失之粗疏、简括，但对后出的批评史着作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真正奠基人郭绍虞就很推崇这本书，他承认自己所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完全是受陈先生的启发，并说：
“陈先生的学问很博，他在这方面开创了门径之后，又在其他方面建立了许多新的园地，似乎在这方面反而变得不大注意了。
”
然而朱自清则认为陈着并不怎么样，他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文中说：
“那似乎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
取材只是人所熟知的一些东西，说解也只是顺文敷衍，毫无新意，所以不为人所重。
”说实话，这样的评价不仅抹煞了陈着筚路蓝缕、发凡起例之功，而且还有点与事实不符。
陈着虽属首创，然并非“毫无新意”，如书中认为
后人率谓昌黎“文气”之说，本诸魏文。
然观魏文言“徐干有齐气”，“公干有逸气。
”又谓“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实指风格（Style）而言。
至后世所谓“气盛言宜，”所谓“鼓气壮势，”则并指语势（Fmphasis）言之。
自以语势为气，而后作者务曼衍其辞，壮盛其句，如飘风之旋，奔马之驰，长江大河之倾注，犷气乃流露于行间。
这里将曹丕的“文气”理解为风格之气，将韩愈的“文气”理解为语势之气。
应该说这种区分还是精当的。
而陈着1927年初版，1929年三版，至1940年已出六版，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几位批评史研究专家，也都认为陈着具有开创之功，并承认他们从事批评史研究或受其影响。
当然，若与郭绍虞的同名着作相比，那么陈着的不足又是显而易见的。
椎轮之始，不可苛求。
我们应该看到，“正是从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传统的诗文评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意义，而批评史也才从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
到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终于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人的批评史专着纷纷出版，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基础，使之成为一门众所公认的独立学科。
这当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着《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十三年。
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着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
“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
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
”郭着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
资料的搜集和积累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草创时期，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
而第一个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
早在二十年代，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
他搜集材料的一个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中剔抉爬梳，提要勾玄。
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他在这方面用力尤勤。
朱自清曾感叹地说：
“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
”这就使郭着在材料的掌握上大大超越了前人。
他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
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
郭着《自序》有言：
“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
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
”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
1928年，作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气的辨析》一文，对古代文论中纷繁复杂的“文气”说进行辨析。
通过逐一分析考订，作者认为各种文气说归纳起来不外两大端
一是所以致之之本，一是所以致之之法。
前者是因气以论文，所以所说的只是种种方面与文气的关系；后者是因文以论气，所以所说的又是文气在文章中间的作用。
我们再明晰些说：
前者以批评理论为主，是从作品中看出作者才学气习的问题；而后者则以创作方面的方法为主，是说明文章如何才能不“吃”而贯的问题。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这就是通过博考事实而得出的宏观裁断，其结论高层建瓴，发前修所未见。
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郭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自然显得治棼理丝，层层深入，得其大体，胜人一筹。
在方法上，郭着的一个显着特点是注重从思想背景方面分析文学理论问题。
他认为：
“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
具体而言，郭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联系在一起的。
体例方面，他在《自序》中说
此书编例，各时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分，更有的以问题分；这种凌乱的现象，并不是自乱其例，亦不过为论述的方便，取其比较地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派别、各种主张之异同而已。
这种体例上的“凌乱”现象是由于书中在内容分析上全以思想背景的不同为依据所造成的。
郭着的体例实际上主要是“以问题为纲”，因为这样编写容易旁及其他学科，并与思想史联系起来。
如周秦部分述及孔孟墨庄荀诸子，注重从各派思想学术的特色入手；北宋文论一章时刻不忘与道学之瓜葛，开篇即论“统的观念”，且为道学家单列一节；明代以理学与心学之并峙交替为贯穿线索，论宋濂则引《宋元学案》以述其与朱子学说之渊源，叙陈献章薛瑄之诗风诗论则先指明其学术上潜在的“师心”倾向；对清人袁枚的性灵说，又揭示其与颜、李塨学派之因缘，等等。
分期方面，郭着赖以划分批评史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是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演变都蕴涵着一定的思想背景。
作者说
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
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
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
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
这样的划分着眼于文学与学术的分合，强调了从文学的自觉到批评的自觉的发展历程，即文学观念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郭着在资料搜集上的优长和撰写方法上的革新奠定了它在批评史研究中的地位。
尽管如此，郭着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其中最明显的是郭着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将传统的诗文理论视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而把明清时期已经兴盛发达的小说、戏曲理论置于批评史研究的范围之外，这就使得郭着实际上成了中国古代诗文批评史，从而大大地限制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本应包括的范围。
就是在诗文理论方面，郭着也不是没有缺憾。
我国古代不少诗词选本，往往附有评语，其中的序言、例言常提出一些重要的诗学主张，也是批评史研究所当重视的。
如唐人选唐诗中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的《中兴闲气集》，清人沈德潜编选的《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多有序文或评语，足资钩稽。
又如一些词的选本也有明显的倾向性，清初、朱彝尊选辑《词综》，论词以“清空”为宗。
一时作家，相习成风；厉鹗继起，蔚为大国，世称浙派。
清中叶，常州张惠言兄弟选辑《词选》，以“意内言外”为主。
董毅选辑《续词选》，推衍这种理论，于是又开了常州一派。
与董毅同时的周济又辑《宋四家词选》，在《序论》中他发挥“意内言外”的说法，并进一步明确提出填词要有寄托，即“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主张。
这些人选诗论词，自成一派，似可列一专章论之，惜作者未予重视。
与郭着同年出版的批评史着作还有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方着1934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作者自谓本书的写作“大致是以史的线索为径，以横推各家的义蕴为纬”。
故本书虽不以“史”命名，却随处可见作者精彩的议论，这也就构成了本书史论并重的特点。
“比方对于老杜的文学批评，注重别裁伪体；对于元遗山的文学批评，注重悲歌慷慨；及唐诗分初盛中晚的争辩，宋诗的崇拜与攻击，都是能搔着痒处，发人深省。
”
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内容只限于周秦汉魏南北朝。
后来作者一面修改，一面续写，到1943年改由商务印书馆重排，分别题名：
《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和《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四本书。
1957年，经作者修订、合编，题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两册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册包括前两本，第二册包括后两本。
1961年，作者去世后，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第三册。
罗着之所以分册出版，是有作者独特的意图的。
他说：
“许多写书的同志大都计划着先由简略而后扩充到详赡，我最早却拟了一个相反的计划，打算‘由博返约’，先写逢说就录的资料较详的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然后再根据这些资料写一本简明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纲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遗憾的是，疾病过早地夺取了他的生命，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既没有写完出齐，简明本也就更谈不上了。
尽管这是一部没有全部完成的批评史着作，但它仍不失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
首先，这是一部充满史学意识的批评史着作。
作者在长篇“绪言”里，不仅对“文学”与“文学批评”分别进行界说，而且还对“文学与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总结出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不仅对文学批评与时代意识、文学批评家、文学体类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文学批评随时代、人物、文体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强调史家的责任就是求“事实的历史”之真；不仅关注“材料的搜求”、“选叙的标准”，而且重视“解释的方法”、“编着的体例”。
其次，强烈的史学意识使得罗着在材料的搜求与爬梳上见出优长。
罗着论述的时期较郭着为短，但内容却较郭着为详。
仅到两宋时期，就近六十万言，若明清部分完成，则不下八十万言。
在材料的搜求甄别方面，举凡群经子史、文集笔记、总集诗集，乃至品藻之言，作者无不一一抽绎，殚精考索。
所以，就连同样以材料的搜求整理见长的郭绍虞也称赞说：
“雨亭之书，以材料丰富着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
复次，强烈的史学意识还使得罗着在编撰体例上胜人一筹。
罗着分为六篇，篇各分章，章又分节，条例分明，叙述详尽。
这种效果与他自创的“综合体”分不开。
传统的史书体例，大别有三：
一、编年体——以年代为纲；二、纪传体——以人物为纲；三、纪事本末体——以事类为纲。
但就批评史而言，这三种体例各有不足。
所以不能拘于一种体例，而要兼揽众长，创立一种“综合体”。
即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
而遇有特殊的情形，这种综合体的体例，也不必拘泥。
罗着就是按照这种科学、严密而又变通的“综合体”来分篇立章设节的，这就无怪乎其书在体例上给人严密周至、耳目清新的感觉。
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是由作者三十年代初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稿修改而成，本来1937年秋即已排印，由于抗战的爆发而耽搁下来。
尽管如此，“这还是第一部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我们读来有滋味的”。
因为陈钟凡的批评史只有七万余字，严格地说来还算不上“史”，郭绍虞的批评史下册当时还没有出版，罗根泽的批评史则是一部没有全部完成的书，而方孝岳的着作又不以“史”名。
这样一来，朱东润的讲义稿虽不是“详密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却也自有其特殊的贡献和地位。
更重要的是，朱着之前虽然有好几部批评史着作出版问世，但朱着仍不失其独到之处，与其他批评史着作相比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书大部分以单个的批评家标目，所以“章目里只见到无数的个人，没有指出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或者这是怎样的一个宗派”。
作者认为：
“伟大的批评家不一定属于任何的时代和宗派。
他们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他们也超越时代。
”这是作者的独到之见，也是过人之见。
作者根据这种见解选出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有代表性的批评家，如南宋反对江西诗派的张戒、清代论诗重变创的叶燮、第一个有文学批评史的自觉的纪昀、创诗话新格的赵翼等。
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书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评家。
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五四以后的大学课堂里，文学史的讲授，是到唐宋为止；专书的研讨，看不到宋代以后的作品——并不是罕见的实例。
鉴于这种情况，作者根据“远略近详”的原则，对于近代的批评家加以详尽的叙述。
尤其是注意到明清以来小说戏曲理论在文学批评中应有的地位，如金圣叹和李渔在书中各占一章，而袁宏道一章也特别指出他推重小说戏曲的理论。
这些都是作者的远见卓识。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书带有比较浓厚的“批评”气息。
作者在《自序》中提到当时就有人说：
这本书虽然是“史”，但是还有些“文”的意味；也有人认为这本书是“文学批评之批评”。
批评就是阐释，是对材料意义的重新建构。
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或不仅仅是认识过去，而是以今日的眼光看过去。
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的，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却是一代比一代更深刻、更全面。
历史研究包括批评史研究之所以具有长远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将过去的历史事实赋予“新意义”、“新价值”，以供现代人参考。
当然，史家赋予过去的历史以“新意义”、“新价值”，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史家的思想观点可以寄寓在史作中，但不能以主观代客观，甚至歪曲历史事实。
朱自清认为：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
这时候人们对文学取了严肃的态度，因而对文学批评也取了郑重的态度，这就提高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诗文评——的地位。
”诗文评地位的提高，导致批评史着作的相继问世，由此形成了批评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而这个高潮的出现又是与时代的需要息息相关的。
“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些就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
”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从总体上看存在着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者大多能自觉地运用科学的逻辑的分析方法。
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本期批评史研究主要是借鉴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观念和方法，以分析性、逻辑性的语言来解读传统文学批评的术语、范畴，对其命题、理论内涵和结构体系作出新的解释，这就超越了传统的诗话、评点的研究模式，使本期批评史的研究具有了近代意识。
第二、研究者一般都能自觉地强调史学意识。
受传统史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会通”思想的影响，本期批评史研究一般都能从整体着眼，对中国古代批评史作“原始要终”的考察，即把研究的对象放到历史发展的总体中进行全面的分析，从中寻出众多材料背后所蕴涵的规律。
这不仅是一种治学方法，也体现了批评史研究者的视野、胸怀和理论深度。
第三、研究者的批评史着作中基本渗透了时代精神。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影响，研究者时常运用新的文学观念，以现代意识为参照对传统诗文评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
如陈钟凡运用现代意识对批评的意义和派别的解释，郭绍虞对真善美三分法以及纯文学和杂文学二分法的运用，罗根泽认为“文学作品在表达情感”而“哲学论文在表达思想”的观点，朱东润所谓盛唐以后诗论大都可分为“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二派的提法等等，都是有时代气息的新观念。
二
解放后，随着政权的更替，意识形态的转换，人们的认识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五十年代初，相继对电影《武训传》和萧也牧的创作倾向进行了批判。
两次批判之后，文艺界开始了整风学习。
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了整风学习动员大会。
胡乔木作了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
》的报告，周扬在讲话中也指出：
文艺工作者当前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思想改造。
批评史研究者与其它学科的研究者一样，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后，逐渐萌发出一种渴望、一种自觉，就是包括批评史在内的全部中国历史，都需要重新研究，重新审视。
过去写成的批评史，也要按新的指导思想，新的认识，去重新改写，以消除错误思想的影响，适应新的需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郭绍虞着手对其旧着进行改写。
1955年，郭绍虞完成对旧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订，将原来的两卷合为一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
这次修订形式上变化较大，如作者对编目作了较大的调整，除保留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外，不再分章节排列，全书列目也不再以问题为纲，而大部分改为批评家。
除此而外，书中内容的改动则不是很多。
作者在新版《后记》中对此作了解释：
“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够，旧观点不能廓清，对各家意见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均属意料中事。
更因在病中，工作起来，每有力不从心之感，虽然改写的态度自认是严肃的，但结果仍只能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
”尽管在有限的改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在书中有意运用政治标准来评判古代文论，并开始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
应该说，郭绍虞主观上对旧着改写的态度确实是严肃的、认真的。
第一次改写不满意，他又着手进行第二次改写。
1959年作者对旧版批评史上册的第二次修订完成，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为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次改写与旧版面貌完全不同，作者当时心中充满了喜悦之情，书前的《以诗代序》就是作者这种心情的流露。
自经批判认鹄的，能从阶级作分析。
如聋者聪瞽者明，如剜肠胃加漱涤。
又如觅路获明灯，红线条条逐历历。
心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白。
建国以后，我国的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是向苏联“一边倒”，对世界文学思潮只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
这就使得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较先前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以反映论为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强调阶级分析，注重文学的认识价值，以及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
郭绍虞的改写力求体现上述倾向。
他在《绪论》中说：
“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
”作者将“反现实主义”具体理解为“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认为“现实主义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的，它所创造的形象是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之再现，也就是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世界的。
形式主义则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把自己的幻想加在世界之上，所以常从空幻的观念来塑造形象。
”既然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作为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主线，所以书中随处可见什么“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萌芽”、“唯心论者的文艺思想”、“儒家文论唯心唯物的分歧”一类的标题。
而魏晋南北朝则是形式主义文论的萌芽与发展时期，隋唐五代则贯穿着对齐梁以来形式主义文论的斗争的历史。
与此相联系，作者对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也作了调整，放弃了早期依文学观念的发展，按正——反——合的逻辑，将批评史划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的做法。
而是“参酌文学史和哲学史的分期再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结合”，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八个时期：
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代、明清之际与清中叶以前。
这样的划分与古代社会政治的发展更加贴近了。
作者大概也意识到以上做法似乎有些简单化，所以强调在具体运用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简单化。
他也确实这样努力了。
如在分析司空图《诗品》时，他一方面承认“司空图《诗品》的本质，基本上也是属于反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另一方面又指出“他的诗论恰恰代表了盛唐另一派也拥有相当群众基础的诗人”，所以一向受到一般人的推崇，并且强调代表以王维为首的诗佛一派诗论的《诗品》，更值得重视。
在对司空图的诗论作了具体分析之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能因为他诗论有脱离人生的思想，就认为他的诗是反现实主义的作品，他的诗论也成为反现实主义的理论。
”作者在书中时常流露出简单生硬的“左”的倾向，这种局限完全是当时“左”的思潮使然，不能苛求郭先生。
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双方论战由暗而明。
在“反修”的旗帜下，文艺界也开始要求肃清苏联文艺学的影响，从理论上摆脱苏联模式。
与此相呼应，周扬倡议建设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强调要继承借鉴民族的文学遗产，以便在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去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
为此他还着手抓高校的教材建设，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论”教材的编写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样，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是1962年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黄着篇幅不大，只有十五万余字，但从先秦诸子一直到近代王国维的文论思想，都作了简单叙述，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简史”。
在编撰方法上，黄着按时代顺序以批评家列目，各个时期重要的批评家基本都包括在内。
至于黄着的指导思想、分析方法以及贯穿全书的主线，则明显也受时代风气的影响。
黄着认为：
“在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有些是含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因素，可以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有些是偏于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会把文学拉向后退的。
文学史上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的斗争，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同样的显现出来。
”对于这种“左”的倾向，现在的学者往往嗤之以鼻。
但我想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作者已经认识到批评家思想意识及其批评理论的复杂性，如“在过去号称为进步的向上的文学批评家中，他们自身也有许多矛盾，也有一些落后的反动的因素”。
相反，“在某些落后的文学批评家中，有些部分还是值得肯定的，也不要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
二是处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作者运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文学批评史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从1962年前后起，“‘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
在这样一种大的政治气候下，作者书中的上述言论也是很自然的，今天我们只能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评判。
受周扬的委托，复旦大学成立了以刘大杰为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编写组，并于1964年编写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
该册包括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三编，每编都有绪论，分别概述该编的主要内容，然后再分章节详加叙述。
该书的编写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过程和文学理论斗争的实际情况。
但在具体的编写过程中，作者却避免了简单化的倾向，尽量从批评史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出发，依据文献材料对批评家的文论思想作全面客观的分析，而不是强调唯物与唯心、进步与落后、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对立与斗争，即使对像庄子、沈约、司空图这样一般被看作落后保守，追求虚无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批评家，作者也凭事实说话，尽量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而该书较少当时同类着作中普遍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的倾向。
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情况大体如此。
从1955年到1964年的十年时间里，批评史着作实际上只有一部改写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