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倩访谈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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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倩访谈录
余倩访谈录
受访人:
余倩 采访人:
启之 采访地点:
北京,余倩宅 采访时间:
2008年10月10―11日
摄像:
许遥滨
文字整理:
罗丹
审定:
启之
余倩简历:
1927年11月生于四川万县,教授,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名誉会长。
1954年毕业于中央电影学校电影编剧班。
先后在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处工作。
1957年调入北京电影学院任教。
讲授的课程:
《中国文学（古典,现代,当代小说）作品分析》《西厢记》《元人杂剧选讲》《电影艺术理论》《电影文学的语言》《电影评论》等。
在报刊上发表过有关文学、电影和电视剧方面的理论及评论文章。
启:
请您讲一讲在电影学院编剧班的情况。
余:
编剧班的工作人员全是北京剧本创作所去的。
1950年陈波儿领头建立了电影表演研究所,到1951年就改成电影学校了,名称是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
这时扩编了,成立了表演系,又增加了编剧系。
以后又改称编剧编辑实习班。
我们学员的来源,主要是公开招考的大学毕业或肄业的有写作水平的学生。
另外有保送的发表过文学作品的工人作者和高中生,还有从部队文工团和其他文艺单位调来的调干生,我就是属于这类的。
调干生有工资,其他学员是供给制。
工资改革后,编剧班归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领导,为了让所有学员都有工资,便改称编剧编辑实习班――学员成了实习工作人员。
编剧班的班主任,最早是林艺,王震之是创作所所长。
林艺到编剧班不久,就带着全班学生,包括我老伴,还没学习就下湖北土改。
当时电影学校的校长白大方也是个老革命,是马列主义专家,抗日战争时坐过新疆盛世才的监狱。
他来电影学校之前,是在中央高级党校任教授,是个很好的人,“文革”中被害死了。
电影学校的教务长是吴天,剧作家兼导演,给我们上过课,后来去珠江电影厂。
我是1952年进的编剧班,1954年毕业,那时候班主任是耿西。
其他教学人员有:
思想辅导员徐庄,助教鲁军,教务人员王大禄,这都是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的专业人员,耿西是创作所的编剧,以后又来了一位教学辅导人员戴江。
我去编剧班的时候,因为还没有请到老师,我们就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去跟那里的学员一块听课。
研究所的学员有马拉沁夫、陈登科、徐光耀等都是成名的作家。
研究所就在鼓楼旁边,现在中央戏剧学院宿舍附近,那地方是个园林式的房子。
来讲课的有孙伏园,鲁迅的学生,他就讲鲁迅,讲鲁迅的家事、鲁迅在北京的生活。
胡风也来讲过课,当时听得挺亲切,这些人都没架子。
还听过艾青、李何林、王亚平、秦兆阳的课。
秦兆阳当时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后因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被打成右派。
我们去研究所的时候,所长是丁玲。
我们听课没有见到过她。
1953年,我们编剧班有了一位专业老师,是从上海剧专调过来的许之乔。
许先生来后,又外请了许多文艺界名人和学术权威人士来讲课。
当时领导意图,是要利用各种专家学者集中在北京的条件,多请些知名行家来开阔我们的视野,充实我们的文艺知识。
编剧班当时在西四北石老娘胡同4号院,一个古旧的四合院,没有像样的教学设备,一切因陋就简,但这里却有较浓厚的文化学术气氛。
外请来讲课的有冯雪峰、聂绀弩、马少波、端木蕻良及中央戏剧学院的孙家?
L、北京大学的吴达元、北京师范大学彭慧哥教授,还有吴晓铃、金人、钟敬文、陈荒煤、马彦祥、宋之的等学者名人。
这些老师的讲课内容有关中国古典文学、戏曲、民间文学、语言文学的,有前苏联、俄罗斯19世纪文学和英、法等西欧文学的,有关于文艺理论、创作方法的……这些老师讲课各有特点,各有独到见解。
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
冯雪峰和聂绀弩是好朋友,都是“左联”的,可他们两个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就有分歧。
聂是杂文大家,写古体诗也别具一格。
他写的小说也很好,
启之采访余倩
我在少年时候就读过,觉得作品里的小城镇的生活,就像我经历的一样。
抗战时期秦似编的《野草》杂志,我是期期必看,上面有聂绀弩和夏衍的杂文我很喜欢,他们也参加编过这形似现在《随笔》大小的杂文刊物。
然而聂先生来编剧班讲《水浒传》的时候,他大概说得有些偏激,他说水浒英雄分几类,一类是被逼上梁山的,像林冲;一类是主动革命的,他当时列举晁盖我就有点不同意。
当时《北京日报》有个诗人叫晏明,大概是主持文艺部的。
他请了一些年轻人去参加一个文艺座谈会。
可能孟黎野跟这报纸有点关系,他进编剧班之前不是北京市的工人作者,我就由孟带去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不料聂绀弩在座,原来就是来和他交谈。
聂绀弩是我仰慕的大作家,可我就是不同意他对《水浒传》人物的观点,于是又听到他发言谈这个问题。
聂绀弩同志说的那个分成主动革命和被动革命我就想不通,凡是参加革命的总有个原因,他自己受压迫了才去,如果是过得很好,他怎么会主动呢?
当时我也是幼稚点,我说,我不赞成这个。
后来聂绀弩反驳我说,不主动革命就会被挤出去,就容易叛党。
我说,那不一定呀。
他说,怎么没有?
你看贝利亚不就是被挤出去了?
反正当时我没服气,我就不说了。
以后冯雪峰来讲课,又提出这个问题来,冯雪峰不同意聂绀弩的意见。
他说,还是逼上了才革命的嘛,哪个革命不是被逼的,都是对当时社会不满才去的,这就是逼嘛!
这个对我们很有启发。
来讲课的人各说各的观点,即便没有交锋,却都是自己的不同一般的真实的见解。
我们觉得很好,思想没有遭到限制。
启:
这是您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余:
是啊,我们学习的时候,得到很多知识,包括我老伴儿（陈瑞琴,原北影文学部编辑――编者注）也觉得是这样,她也在编剧班得到好多知识。
现在我想起来最舒服的是当学生那一段。
我们除了听课以外,在课外是自由自在,随时可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那地方又安静,借书没现在那么麻烦,想看什么书就拿什么书。
借了书,就到北海公园走走、划划船,三五成群的,男女同学都去,特有学术空气。
有时候开座谈会,会上也是自由自在各抒己见,有时候还互相争论。
1953年到1954年毕业之前那段时间最好。
那时候文艺界主导思想,还是强调马列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但是我们编剧班讲专业的多,来讲课的人对这些主导的思想连提都没提,班里也未强调这些。
当时俞平伯先生也来讲过课,讲的《红楼梦》,讲“钗黛合一”。
端木蕻良来讲的也涉及《红楼梦》,他就不同意俞平伯的观点。
但那时不同观点都允许存在。
于敏本是讲电影专业的,他也来讲《红楼梦》了。
他同意俞平伯的观点,他说,要是我是贾宝玉就找薛宝钗,林黛玉不行,林黛玉脾气太怪……所以我们那时都是自由的思想。
启:
跟现在比……
余:
差远了,可是在编剧班快毕业时,气氛就紧张了。
毕业后,我和老伴一起到上海。
她回美术片厂做编剧工作,我到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处看外稿。
创作所所长夏衍是兼职,实际领导是副所长柯灵。
这个创作所在上海梵王渡路跟武丁路交叉路口过去不远的一个地方,一个别墅,法国风格,一进去是个大花园。
里面有个操场,漂亮、豪华。
这个创作所的编剧,多是国统区的。
杨村彬、王元美夫妇,在国统区就很著名。
杨的话剧《清宫外史》,抗战时期我在重庆看过,舒绣文演的慈禧太后,从语言到人物,到思想内涵,水平都不低。
应该说在话剧史上是站得住脚的。
我那时的工作主要是在编辑部看外稿,直接领导是秘书长王世祯同志（他兼管编辑部工作）和李洪辛同志。
影片《天云山传奇》编剧鲁彦周,当时还未成名。
我去创作所时,他被编辑部请来,正在改他的剧稿《凤凰之歌》。
我也参加过这部稿子的讨论。
我在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感到这里很有人情味。
领导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没有架子,对我们新来的年轻人都关心爱护。
余倩近影
那时我和李天济接近得更多,他对我更温和,就像“忘年交”,时常和我打乒乓球,打得认真,有时还有所争执。
他有脾气,个性突出,很讲哥们义气。
他对年轻人,对我们特别热情。
到过旧历年的时候――除夕夜,他家里就两口子,就把我和老伴专门请去吃年夜饭。
他的爱人是医生,年轻、善良,还经常为我老伴看病。
过年的时候,王世祯也都请我们去聚餐。
编辑部的其他老同志对我们新到的年轻人也很关心。
我看外稿得到他们热情的帮助,其中包时同志更是忠厚善良。
王世祯经常主持编辑部的审稿讨论会,他们对作品的分析具体仔细,对我很有启发。
然而我在上海创作所得到许多老同志的关怀、帮助,却由于自己的思想简单、幼稚,竟做了一件蠢事。
在一次业务讨论会上,王戎发言,说“要写东西啊,我还是反对教条的,还是要注意性格,不注意人物性格不行。
”我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劲了,不知受了啥影响,我竟说“光说性格是抽象的,那可以是唯心的,也可以是唯物的,你这个是唯心论的。
”就给他扣大帽子,我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当时王戎一听就拍桌子,“你说我是唯心论?
”起身就离开会场了。
他一走,大家就同情我了,就一致说他不好,说他不尊重年轻人,结果是非不分了,当时我还没觉醒。
但是一下会场,我的一个同学,我们一块由编剧班去的,叫梁延晋,挺好个同志,在编剧班我们没怎么交往,他是山东大学的,当时就跟我说:
“余倩,你说的我不同意,人家的意见是对的。
”我没什么话可说。
启:
那是受时代的影响。
余:
是受一些思潮的影响,那时候批判了俞平伯,又开始批胡风了,但是也有些人坚持住了,没有跟风浪走。
我那时想证明自己是革命的,做出来这样可耻的行径,我现在还抱愧,对不起王戎先生。
以后我离开了上海。
不久胡风事件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王戎因和胡风有关系,也被捕了。
以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他什么时候放出来也不知道。
他能活下来就不简单,但和路翎一样,才能被扼杀了。
他要是搞评论,是个很好的评论家……
启:
其实跟您也没什么关系。
余:
就是那个年代嘛。
我离开上海回北京,主要是因为老伴那时怀孩子了,生活有困难,在上海没什么亲朋好友,而老伴的父母在北京,于是便找王世祯同志,要求回北京,同时写信给老师耿西同志,请他帮助。
这两位同志都和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的所长袁文殊说了调我们的事。
结果我们就调回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在编辑部工作。
这是1955年5月份,回来就住在岳父家里。
岳父家在北锣鼓巷,西四北五条。
我们还有一处创作所分给的房子。
启:
那您给说说北京创作所的事。
余:
北京创作所,我回来的时候是袁文殊当所长,王震之是编剧。
这里和上海创作所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上海市解放区的同志较少;北京创作所是解放区延安的老同志较多。
国统区来的名作家,我记得有骆宾基,他是我年轻时、少年时喜欢的作家,我读过他写的《边陲线上》及一些短篇小说。
岳野是国统区抗敌演剧队的,是编剧,也任编辑部主任。
我在编辑部工作时,他还将别的同志写的审查意见给我看,帮助我们新来的人提高审稿水平。
我在编剧班学习时,他也为我们讲过课。
国统区来的还有邵荃麟夫人葛琴及黄若海（黄在重庆时是著名演员,还演过贾宝玉）等。
延安、解放区来的我记得的有于敏、孙谦、海默、贾霖、周子芹、陈戈（《抓壮丁》的编剧）、林兰（影片《祖国的花朵》编剧）、写《新儿女英雄传》的孔厥、袁静夫妇,卢梦、耿西、井岩盾卢后来在北京电影学院任党委书记和副院长,耿到电影编剧班学习任主任;井岩盾在我调到北京入编剧班学习前,曾和我谈话,考察是否具有入学的水平,以后他去东北主编一个文学刊物《处女地》。
解放区来的老同志中,还有著名电影剧作家林杉以及胡苏、柳溪、纪叶等。
我到这个创作所时,卢梦、耿西、井岩盾都已离开。
我和这里的编剧人员,没有任何接触,显得隔膜。
还记得这里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在30年代参加过“左联”的女作家关露。
过去的一部赵丹主演的影片《十字街头》中的插曲“春天里来的百花香”词作者即是关露。
她在抗日战争时,曾在日寇、汪伪统治地区做过地下革命工作。
我到这个创作所后还见到过她。
后因潘汉年事件涉及她,被捕入狱。
抓她那天我不在,听一些人说,她被抓时精神镇静,一点也没见恐慌,还显得凛不可犯。
我在这个创作所编辑部,并未做多少处理剧稿的工作。
因为我来这里没几天,就开始搞运动了。
先是反“胡风分子”,几乎天天开会,大会小会进行批判斗争。
挨批判斗争的有骆宾基、黄若海等。
骆宾基确实和胡风没有什么关系,他在批判大会上一直说:
“我不是胡风分子……”我在这个批判会场,听到有人说他赞扬了路翎的反映抗美援朝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但赞扬了一篇小说怎么就成了“胡风分子”?
这篇小说无论有什么缺点也构不成政治上的反动。
说骆是“胡风分子”还有什么根据,当时我也未听说。
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黄若海被打成“胡风分子”后,得了重病,以后用煤炭炉吸气自杀了。
受审查的编剧还有柳溪,她青少年时就在北平地区做过地下革命工作,却怀疑她是打入革命阵营的反革命分子。
她的这段经历,可以看她的前些年在湖北出版的《往事如烟》,即可得到较详细的了解。
当时审查她的是:
王震之、孙谦、海默三人小组。
孙谦、海默对她的态度温和,还很同情,这是两个善良的人。
柳溪在“肃反”中受审查,除了历史问题（已经查清楚没问题）,还扯进了“丁陈反党集团”,又遭到灾难,以致家庭破裂。
以后她调到天津作协,现在还在天津。
新时期之初,我老伴去天津时,还拜访过她。
其实她还是个淳厚的人,也是位有才华的作家。
这里顺便说一下海默这个延安来的善良的作家。
“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北影被造反派批斗,被电影学院的一些学生抓到小西天学院的摄影棚中,有人看到他被北影一个老演员和电影学院的一个学生毒打,竟被活活打死。
当时我是一个“黑帮分子”在摄影棚附近劳动。
和我一起劳动的原是学院实习处的一位负责人,他到棚外楼梯上去打扫卫生,不料从那里一扇门缝向下望去,看到了海默挨打的场面。
他下来和我悄悄地说了。
而海默就这样被活活打死了!
“文革”后这件事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
但听说出手打人者似乎还平安无事。
黄钢也是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当时以写评论文章著名,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当时他是不是在这个创作所当编剧不清楚,只见过他在一些批判大会上经常发言,很严厉。
创作所编辑部有一个文质彬彬的编辑组组长蔡田,四川人,和我是老乡,而且是川东地区的小老乡,他是云阳人,我是万县人。
他对我友好,我和他谈得来。
当时他写了一篇文章,题做《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
》,引起了相当大的社会反响。
这篇文章本来是有利于文艺事业发展繁荣的,然而由于点名批评了有关领导,作者被打成“胡风分子”批判。
在“肃反”运动中受审查。
蔡田在少年时即参加了中共,在家乡做地下工作。
他作为党员的政治信仰是坚定的。
是不会有反动行为的。
他后来出了创作所,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他现在在哈尔滨,是省作协的名誉委员。
我在这个创作所一来就被卷入政治运动,由于不久自己也成了审查对象（我这个小人物受审查,在创作所是不起眼的无关紧要的小事,我不想说什么了。
）到运动终了收场时,创作所面临解散了,因此我对这个所搞运动的整个情况,对它的其他方面都缺乏更多的了解。
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1956年秋天结束的。
创作所一部分编剧,有些到了上海,有些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有些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
到北影的有:
岳野、海默、林艺等。
创作所的编辑部人员,也分了几拨,有到长影的。
我和老伴等少数几个到了北影编辑处,还有像罗艺军等,或去电影局,或去《中国电影》（就是《电影艺术》前身）编辑部。
启:
我插一句,您说1956年把剧本创作所解散了,是什么原因?
余:
不清楚。
当时我没听到领导的说法。
现在了解剧本创作所的人,年纪最大的是于敏同志,他现在90多了,头脑还清楚。
创作所解散后他到了长影。
他也许知道创作所解散的原因。
罗艺军和徐虹两位是否清楚解散的原因,也可询问一下。
启:
据您个人观察呢?
余:
我个人观察,创作所成立后,在创作方面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创作所的专业编剧,在创作所没有写出什么东西来。
创作所集中起来,没有出多少创作成绩,自然没有这种创作机构存在的必要了。
启:
下一步您该说说电影学院了吧。
余:
剧本创作所解散后,我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处工作。
大约在1957年4月底或5月初,我被分到北京电影学院。
我是不愿意去教书的,之所以到学校,是因为经过剧本所运动的折腾,人处于边缘,就把我弄到那儿去教书了。
我到电影学院是有自卑感的,是被人瞧不起的。
幸好我在编剧班的老师许之乔先生在那里任文学教研组的组长,我就到了这个承担全院文学公共课的教研组。
许先生对我很好。
那时学院的院长是章泯,副院长是吴印咸、钟敬之、卢梦。
卢梦还兼党委书记。
这几位领导不仅都是老革命,而且还都是很有文化和文艺素养的,学有专长的老前辈。
章泯20年代在北平念大学时即参加戏剧运动,并在陈毅领导下从事过共青团的工作;30年代初在上海又参加主持过左翼剧联的工作。
他那时就是知名的剧作家、导演艺术家。
钟敬之30年代初加入“左联”,参与“左翼”戏剧运动,后去延安鲁艺戏剧系担任舞台美术教学。
吴印咸是摄影艺术家。
卢梦在抗日战争时的山西从事过文艺创作,写了一些诗歌。
这样的革命文艺内行专家,又有文艺工作的领导经验,一起来开创电影艺术教育,自然是恰当的,很是胜任的。
但这都不是我当时知道的。
当时面对这些领导,除感到陌生,还不禁有些诚惶诚恐。
我那时能亲近的只有许之乔老师。
我到文学教研组后,许先生给全院各系学生讲元人杂剧《西厢记》。
那时候讲课要有教学提纲,这提纲要审查通过才能开课教学。
我把提纲写出来了,许先生就领我到院长办公室,章泯、钟敬之、卢梦三位院领导在座,便让许先生介绍情况,由我宣读教学提纲,请他们审查。
我是诚惶诚恐,他们不光是校领导而且都是部长级的老革命啊!
我想通不过怎么办,心里很虚。
结果一念完了,头一个表态的是章泯,他说:
“很好,就照他这个办,还是多做艺术分析,少说教条。
”幸好我那里没什么教条。
他一表态,其他人就没什么事了。
许先生也放心了。
这个提纲通过后,还得加紧备课,还得充实内容。
那个时候我就在教研组办公室备课。
教研组办公室就挨着院长办公室。
学院领导和许先生就让我在这里埋头备课,别的事不管。
后来“反右”运动开始也没叫我参加,等于把我保护起来了,就是开大会的时候叫我去参加一下。
让我埋头备课,不参加其他活动还有个好处:
我趁这个机会到图书馆查找资料,读了以前没有读到的各种各样的书。
遗憾的是我不懂外语,过去学过的那点英语也早忘了。
但翻译过来的文学、社科书籍,我能看到的就尽量翻阅。
在许先生这个教研组内,可以随便说话,教研组开会,谈什么都没有禁忌,可以说开的是自由自在的神仙会,开会都是在他的宿舍。
他的宿舍和章泯、卢梦的宿舍紧挨在一起,章、卢两位领导都常到许先生家坐坐,章是分管文学教研组的。
我们开“神仙会”,他们都知道,但从不干预。
章泯到许先生家都是随便聊聊,从不过问具体的文学教学事。
像我初到学院领导开会审查教学提纲的事,再也没有过。
启:
您的大领导,小领导都好。
许之乔老师比您大多少?
余:
大十几岁,他是1914年出生的,要是健在差不多九十多了。
他去世时是73岁。
许先生学识丰富,很有才华。
我在电影学院,只和他亲近,也只能和他亲近。
可是,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和他亲近的,他爱憎分明,而且他不喜欢的人去他那里,他就让人家坐冷板凳,懒得搭理。
但他也不是恃才傲物。
我和他亲近,他是没有老师架子的,是很平易近人的。
我常常到他那里聊天。
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家里就一个儿子,老伴到北大荒去了。
把儿子送幼儿园后,在家没事,上课完毕往往就找许先生聊天。
我们在一起,都说心里话。
谈学术、谈生活。
谈高兴和不愉快的事。
无所不谈,无所顾忌。
许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念书的时候,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参加过“左翼”剧联。
那时他听说过江青（当时的蓝苹）的一些事。
和我聊天时骂过江青,还骂过康生……
启:
你们俩幸亏不是隔墙有耳,要让人家听见,你们俩全完了。
余:
许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左翼”剧人组织的救亡演出队,协助田汉编过《戏剧春秋》杂志,写过话剧剧本和电影剧本多部。
但是50年代初由上海剧专调来北京后,除教书读书外,就像是处于封闭状态。
也未见过他参加过什么学术活动。
基本上是闭门不出。
无论社会政治风浪怎样起伏变化,他都是操守自若。
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时候,他应刊物邀请,写了一篇正面论述的短文《红楼梦是属于人民的》,却未参与批判俞平伯。
他后来和我聊天时,还说俞的“红楼”研究并非一无是处,做些改正还是必要的。
这以后,他参加过关于《琵琶记》的学术讨论。
从当时的报纸报道看,许先生在讨论中简直是舌战群儒,轰动一时。
他参加讨论的成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琵琶记论辩》和《蔡伯喈论辩》两篇文章。
在文化界兴起一种所谓厚今薄古的风浪的时候,许先生写了一篇《再论关汉卿――与杨晦同志商榷》,认为关汉卿不是像杨的文章中所说的是厚今薄古的,认为关汉卿的“今”不可厚,关所处的社会不能厚。
他总是不愿意跟风的。
可能是1962年后,林默涵奉周扬之命找许先生写了一篇谈《红旗谱》中劳动人民的人情和人性美的文章。
当时周扬他们也觉得搞阶级斗争好像是太简单了,可能是广州会议之后,周扬他们觉得文艺不要搞得太“左”了,要注意人性和人情。
于是由林默涵出面请许先生到新侨饭店吃了一顿饭,交代任务。
许先生觉得谈点人性和人情还可以,他回来还和我谈过。
除此之外,再没见他写什么文章了。
可惜他的才干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等于被扼杀了。
启:
被扼杀的人多了。
余:
许先生那一辈人,到解放过后不但才能没发挥出来,有不少人还被歪曲了,违背良心说话,或者思想变得简单,人给异化了。
许先生倒是保持本色多一些,尽管也还是受了一些影响。
无论发言还是写文章,他总是尽量说自己的话,哪怕是一些认识有些片面,这也是他文章写得少,也未参加什么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环境的残酷,只好埋头书斋。
许先生晚年,有一个《红楼梦》研究的愿望,收集了各种各样的资料,准备写一部对《红楼梦》做深入艺术分析的专著。
可惜这个愿望未能完成。
“文革”摧毁了电影学院,造反的“革命群众”抄家抄走了他所珍藏的书籍和这些研究《红楼梦》的资料。
“文革”后,他的书籍和书画珍品以及这些研究资料,并未得到全部完整的退还。
这以后我去看望他,常常是相对无言。
他也日渐衰弱了,不久便默默地离开了人间。
1969年后,电影学院全体被下放到38军,去走“五七道路”,即到“五七干校”,地址在白洋淀。
这实际上就是由军队管制。
一边劳动,一边继续搞“斗、批、改”。
启:
什么时候结束的?
余:
林彪事件之后。
启:
就是1971年9月13号之后?
余:
对,是那以后。
那时干校已由白洋淀迁到保定城区一个原来是监狱的地方。
江青一伙把各艺术院校摧垮了,之后又要把这些院校集中起来搞一个“五七”艺术大学,于是电影学院和音乐学院、戏剧学院、戏曲学校的教学人员陆续调回北京,集中入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工作。
艺大校址在昌平区朱辛庄,原是农业学院的地方,是由谢富治按江青意愿选定的。
我就是这时候调回的,大概是1973年底吧。
各院校在艺大先是称系:
电影系、音乐系什么的,后来又称学校了（我调到艺大就是到电影系,后改称电影学校;其他院校是否都如此,只是凭现在的记忆而言）。
所谓电影系或电影学校,当时的教学人员主要是摄影系的,电影学院原导演、表演系的老师都被合并到戏剧学院表、导两系了。
我去电影系是去讲文学课。
我原是边缘人物,因为学院原文学教研组的人员,多被调到于会泳的文化组的秘书班子去了,许先生年老多病,于是才把我弄去了。
启:
招生了吗?
学生是几年制毕业的?
余:
都是一些工农兵学员,8341部队的。
是进修班性质的,不正规。
艺大是军队管制的,每个系有军代表,一切由军代表说了算。
这些来进修的学员给我的印象是善良淳朴的,学习也认真,对老师也尊敬的。
启:
您那时候讲的是什么啊?
余:
那时候讲课不涉及政治,讲文学,就讲些文艺常识。
启:
那课不好讲啊。
余:
是不好讲。
这些学员,人很好,但文化基础差。
讲课是相当困难的。
过了不久,这个艺大解散了,各艺术院校又各归原位。
启:
原来把一个院校变成一个系,现在又要回来了?
余:
电影学院正式恢复的时候,我回去参加了筹建文学系的工作。
学院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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