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世界观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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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說，科學的“公理世界觀”改造、置換和取代傳統的“天理世界觀”的過程構成了現代思想轉變的一個基本方面。
這一新世界觀為現代社會的知識的和體制的分工和專業化過程提供了根據。
從科學及其社會運作與國家建設的關係來看，科學問題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問題，科學的公理觀取代天理世界觀的過程體現了社會主權形式的巨大轉變。
現代國家的主權是一種世界政治體系和經濟關係的產物。
伴隨現代國家在貿易、軍事和外交等方面的主權地位的確立，社會內部的經濟、政治和道德關係也隨之變化，其標誌為：
一，以民族—國家的形式主權體系改造原有的帝國體系，在單一主權的概念之下建立人民與國家的統一關係，一方面瓦解原有的多元權力中心的帝國體系，另一方面以單一主權的形式確立民族—國家與其他政治實體的國際關係；
二，帝國權力或皇權代表著一種多樣文化關係中的群體關係，而民族—國家則將這一多元文化關係的群體關係構想為一個整體的人民主體，從而將主權與一個具有單一意志的人民納入民族的框架之內。
這就是“民族之人民”的概念的起源。
這一人民主權概念的形成與民族—國家體系的主權關係的形成是相互促進的。
現代國家對人民的構想並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工程，而且更是以國家主權為依託進行的社會再造工程。
三，人民的形成需要以法的形式將個人從族群的、地域的和宗法的關係中抽象或分離出來，並建構成為形式平等的國家公民，後者以個人的或集體的形式參與到國家主權的活動之中。
這一政治過程同時伴隨著工業的發展、都市的擴張、貨幣權力的增長、行業性社會組織的形成，以及市場體制的建立等等，所有這些方面極大地擴張了對自由勞動力的需求。
現代國家的法權體系最終以個人財產權為核心來建立形式平等的個人權利即是這一雙重過程的產物。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法權體系的非身份性的個人原則體現了社會體制變遷的內在要求：
民族—國家的主權形式與帝國時代的法律多元主義不能匹配；
以士紳和村社為中心的地方性的社會網路也無法適應國家的和工業的社會組織形式。
這兩個方面都要求著在自然權利觀念主導下的一種個人的自主性。
在這一背景之下，實證主義和原子論的科學觀從自然觀的方面提供了一種新的社會構成原理，即將個人視為社會的形式平等的原子，並通過自我或主體性的概念將個人從各種血緣、地緣和其他社會網路中抽象出來，從而一方面瓦解了天理世界觀與宗法、血緣及地緣共同體之間的內在聯繫，另一方面改變了政治主權的構成原理。
科學思想在反對宗法、實行共和等道德/政治方面所獲得的道德優越性是以上述社會主權關係的轉化為根據的，而科學話語共同體有關科學與共和的關係的討論也是以此為背景的。
因此，我們可以從原子論的科學觀與社會構成的關係上清楚地觀察到科學世界觀與社會體制的合法性的內在聯繫：
公民的非身份性是在原子論基礎上的一種法律抽象，它從自然觀和社會本體論方面確認了新的道德/政治權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現代主權的建構是以將個人從區域和家族等社會網路中解放出來為前提的，自由和解放的核心在於將一種非身份性的、形式平等的權利主體作為建構國家和社會體系的基礎範疇。
在現代主權關係中，個人與國家構成了最為活躍的兩極：
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佔有形式，還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或國家所有形式，這兩種對立的社會體制均將公民在法理上視為非身份性的個體。
這一公民權利體系構成了按照一定的社區及其身份系統所確立的契約關係和道德譜系的深刻挑戰，而科學世界觀為這一新的主權關係提供了合法性：
在晚清民初，以原子論為核心的科學實證主義風行一時，瓦解了作為王朝政治和宗法、地緣關係的合法性理論的理學世界觀；
在“五四”時代，科學世界觀反對家族制度及其倫理關係，為原子論式的個人主義及其在婚姻和社會事務方面的合理性提供了論證。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
科學世界觀不僅是一種文化運動的旗幟，而且也是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基礎——它的權利理論和法律基礎是以原子論的抽象個人為前提的。
抽象個人與原子論的這一歷史聯繫說明原子論並非建立在實證原則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種抽象的假定之上。
原子論自然觀與理學世界觀的衝突產生于道德譜系與制度背景的轉化之中：
道德論述的背景條件正在從地緣、血緣共同體轉向現代國家的抽象的法律主體。
現代國家的主權形式及其法理基礎的變化與新的知識和意識形態的生產過程密不可分，從而重構教育體制和知識譜系成為現代主權建構的重要方面。
1906年，維持了1300年的科舉制及其知識譜系瓦解，新式教育制度及其科學知識譜系的合法性得以建立。
民國建立以後，1912年、1915年和1923年分別頒佈了以日本、歐洲和美國為典範的學制，從此之後的每一次國家變革都伴隨著教育體制及其知識譜系的變化。
儘管存在著各種變異的條件，歐洲普遍主義不可避免地通過這一體制化過程而成為這一教育和知識體制的主宰性因素。
晚清民初學制的制定與晚清以來的留學生政策以及官員、士大夫的出國考察有著密切的關係。
1915年學制得到了歐洲人的直接指點。
正如現代國家的建立是民族—國家體系擴張的有機部分一樣，現代中國的教育制度包含了雙重的面向，即通過專業性的分工和知識分類譜系將民族教育體制與全球教育體制綜合在一個過程之中，從而為新的勞動分工和社會運轉方式提供了知識體制的保障。
在這個體制內部，知識的生產逐漸地轉變為專業行為，即使以啟蒙者自任的知識份子也必須是以大學或研究機構為基地的專業化的學者。
學制改革和科學共同體的建立為一種新的知識權力提供了前提，它在知識權威的保障下重新審定“常識”，剔除不合規範的知識，決定知識的分類標準。
在新的知識譜系中，傳統世界觀及其知識譜系只能作為新學教育的某些組成部分和因素（如道德課程、傳統教育等等），從而不再具有“世界觀”的特性。
從“東西文化論戰”到“科玄論戰”，對文化的自主性、獨特性和內在價值的肯定最終被納入到一種合理分化的知識譜系之中。
對倫理、審美、情感和文化等領域的自主性的辯護的最終結果是確立了它們在合理化的知識體制或科學帝國內部的一席之地。
國民教育和以新的社會分工為根據形成的專業教育構成了教育體制的基本框架。
科學世界觀的危機與科學制度的形成
與教育制度的改革相配合，在國家的支持下，專業性的科學研究體制逐漸形成。
在晚清和民初，這個體制以英國皇家學會及其宗旨為楷模；
在20世紀中期以後，這個體制以蘇聯科學院及其宗旨為榜樣；
在20世紀末年，這個體制轉而以西方（主要是美國）體制為變革的方向。
每一次體制性的變革都預設了普遍主義的模式。
科學共同體的組織原則與民族—國家的組織原則大體相似，它的行為方式為國家及其公民提供了榜樣。
這是現代知識體制和權力關係與現代主權形式之間的同構關係的前提。
科學研究制度促進著科學、工業與國家的結合，這種結合一方面為工業生產力的成倍增長提供了條件，另一方面則為國家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提供了前提。
正由於此，一方面，國家把大學和科學研究體制當做知識（生產力）的生產基地，從而也在一定範圍內給予這些體制以某種自由特權，例如允許遵循國際的通用標準，並在專業主義的前提下為知識生產提供一定的自主空間；
另一方面，科學共同體也以真理與民族利益之間的關係為根據，為科學探索尋求自主空間。
在穩定的體制條件下，國家對教育和科研的直接干預限制在那些與敏感的政治和社會問題直接相關的領域內，從而大學和科學研究制度——尤其是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研究——的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得到保護。
但國家與教育體制和科研制度的關係是不穩定的，在若干歷史時期，國家及其主導意識形態完全主導了教育和科研的方向，從而暴露了民族—國家的法律體制所保障的文化自主性的脆弱地位。
大學知識份子與國家的關係不同於通過科舉獲得地位的士大夫與朝廷的關係，他們以專業化的形式介入社會活動，但通常並不直接介入官僚政治活動。
通過科學共同體和大學的活動，“科學文化”成為社會生活中的特殊部分，從而現代社會以“兩種文化”及其分界作為自己的特徵之一。
傳統與科學的二元性對立構成了近代國家推動的社會改造運動的標誌性的特徵，從而國家建設過程也可以視為一個傳統的改造過程。
在上述意義上，科學世界觀及其體制的霸權與國家理性的霸權的確立是同步的。
在二十世紀的初期，伴隨著中國科學社（1914）這樣的科學研究團體以及隨後的更為專門化的學會的出現，科學的方法論的和專門化的特徵變得日益鮮明，但這一方法論的和專門化的研究形式（一種與日常社會生活形式相互區別的形式）並不意味著一種非社會的或非國家的形式的出現，恰恰相反，科學研究的體制本身與國家理性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繫。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歐洲國家捲入兩次世界大戰的時刻，科學世界觀在中國社會確立其至高無上的霸權地位。
主權國家之間的毀滅性的戰爭、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而發生的新的暴力形式，以及人們對於科學與道德、科學與文明之關係的反思，均沒有動搖科學世界觀的霸權，相反，這一競爭式的世界圖景強化了主權國家對於科學和技術的需求，從而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職業化的研究方式、國家對於科學和技術的控制，以及科學世界觀的支配地位。
事實上，儘管兩次世界大戰及其災難激發了人們對科學技術及其現代運用的反思，但戰後科學技術在工業和軍事方面的運用卻有增無減。
因此，下述悖論式的歷史現象並不令人驚訝：
當第一次歐洲世界大戰激發起歐洲知識份子對於科學和科學主義的批判性反思時，中國正在經歷它在20世紀的第一場以確立科學世界觀的霸權地位的啟蒙運動；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有組織的或民族—國家的高技術暴力震驚世界之時，中國知識份子正在為民族解放而奮鬥，那些針對科學霸權及其技術運用的反思性的思想和概念沒有引起人們的絲毫興趣。
民族—國家及其競爭模式為科學技術霸權的擴張提供了政治的依據，而資本主義市場的利益最大化原則又從另一層面為技術的更新提供了經濟的動力。
在這一條件下，即使全球化促使了民族—國家地位的改變，科學技術的霸權地位也不會動搖，因為由市場原則為軸心所構築的社會模式仍然依賴著非身份性的個人權利體系和效益最大化原則。
國家和市場的動力均與科學的世界觀及其技術性的延伸有著密切的關係。
19世紀和20世紀的思想史始終籠罩在事實與價值、認知與實踐、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的二元論的影響之下，以致無數的著作貢獻給了在這兩個領域之間建立明確分界的努力，其動力即在通過這一區分限制“物”的世界的霸權。
但是，科學及其知識譜系並沒有因此從一種普遍主義的宣稱和知識譜系的位置上向後退卻，恰恰相反，通過將實證性的科學的領域退入自然科學的範疇，科學的邊界反而極大的擴張了。
實證主義的、原子論的科學觀受到了來自兩個方面的嚴重挑戰：
一方面，科學的領域不再是古典物理學所代表的領域，另一方面，科學知識的領域合理地分化為自然的知識、社會的知識、道德的知識、審美的知識。
然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劃分不但複製了分類性的科學譜系的原則，而且以一種形式化的分工模式規定了這些領域的專業原則。
在這個意義上，對原子論的和實證主義的科學概念的挑戰最終不是限制而是擴展了科學原則的霸權。
例如，民國成立後，科學家共同體以他們特殊的方式廣泛地討論科學與道德、科學與社會政治、科學與人生觀、科學思想中的進化論問題，在嚴格的方法論基礎上描繪出分類的知識譜系——這個知識譜系囊括了舊有世界觀涉及的各範疇，如道德、政治、信仰等等，但與這些範疇在舊有世界觀中的含義不同，它們現在是作為一種科學分類譜系中的、按照實證性程度的高低進行排序的特定領域出現的。
在“五四”時代，這一實證主義的知識譜系遭到了嚴峻的挑戰，以致梁漱溟、張君勱和《學衡》派對普遍主義的科學概念的攻擊導致了知識譜系和知識體制的重新結構，但其結果卻是道德、審美和情感等範疇被作為一種合理化的知識領域鑲嵌入知識的譜系和體制之中。
知識譜系的內部關係發生了變動，但合理化的分類原則及其體制化過程並沒有改變。
在這個意義上，對自然科學領域的限制和對一元論科學主義世界觀的批判恰恰成為科學領域和科學理性無限擴張的前奏。
我們不妨從內在危機的角度觀察“科學世界觀”的自我解構如何促成了科學理性及其霸權的進一步擴張。
“科學世界觀”的第一個危機是它的“世界觀”特性與它對科學方法的宣稱之間的悖論關係。
“科學世界觀”用於摧毀舊有價值觀的主要工具是現代科學的實證方法，按照這種方法論原則，一切不能通過實驗加以驗證的知識都是“偽知識”，是形而上學的迷信。
然而，“科學世界觀”無法擺脫它自身的形而上學特性和整體論的方式。
一方面，“科學世界觀”對變革力量和新制度的合法性論證需要整體論的論述方式，另一方面，“科學世界觀”用以摧毀舊制度和舊觀念的實證方法也構成了對自身的整體論觀念的挑戰；
前者需要宇宙論、本體論、信仰的支持，而後者卻否定任何終極基礎和統一原則的存在。
在嚴複的世界裏，社會學構成了囊括宇宙自然和人類社會的知識體系的靈魂，因為社會學能夠提供知識體系以一種目的論的指向（“群”、“公”的價值）。
但是，社會學作為科學的權威性建立在它對實證方法的貫徹之上，而這一方法並不能保證“群”和“公”的道德取向，從而社會學作為科學的特性與作為“世界觀”的特性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裂痕。
如果知識與道德目標之間缺乏內在的聯繫，那麼，普遍的知識譜系、實證性的方法、學問的專門化，及其工業化的運用，與嚴複和梁啟超所確立的以“群”為中心的那個目的論的知識譜系就成為兩重截然不同的東西。
我們無法將嚴複的易學宇宙論及其運轉模式與科學技術的生產和運用過程內在地聯繫起來，我們也無法把梁啟超的能夠產生出道德含義的實踐方法與科學發明和運用的認知、發明和運用過程聯繫起來。
科學方法的霸權是通過否定科學與價值的直接聯繫（這是科學作為一種世界觀得以成立的前提）才獲得的。
科學世界觀與國家的制度性實踐的悖論關係是科學世界觀遭遇的第二個危機。
在實證方法的有效性動搖了早期科學世界觀所依賴的“終極基礎”和“統一原則”之時，現代國家的知識制度加速了這種“終極基礎”和“統一原則”的瓦解。
現代國家依靠的是分科的、專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化的（科學）知識實踐——無論這種知識是關於自然的知識，還是關於社會的知識，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始終是內在於這一制度運作的首要尺度。
在這一制度語境中，早期科學世界觀的道德目的論與以效能及其對國家的貢獻為唯一原則的科學體制構成了深刻的衝突。
辛亥革命以前的科學刊物——如《亞泉雜誌》（1900）、《科學世界》（1903）和《科學一斑》（1907）——展示了一種功能主義的科學觀，科學的意義被置於科學/政治、科學/文明、科學/時代的論述模式之中，從而科學自然地被賦予了道德/功能的必然性。
然而，分科的知識譜系及其制度化實踐致力於該學科的發展，其分科原則與特定的道德目的沒有任何關係，從而功能與價值之間缺乏內在的聯繫。
儘管國家試圖賦予這種新的知識和從業方式以道德的含義，但這種道德含義無非是在國家理性規劃下的功能關係。
道德與制度的分化不僅是現代社會制度、包括教育制度的主要特點，而且也是這一體制的主要目標。
正是在這一條件下，梁啟超追問：
那些憑藉高分考入學校或者出國留學的人，那些在專門領域獲得了地位和能力的人，究竟是不是道德的人呢？
學校究竟應該是知識的販賣所，還是應該象三代的大學那樣成為人的全面成長的途徑呢？
這種追問與程頤等理學家對科舉與道德的關係的質疑邀相呼應。
科學研究團體的建立同樣如此。
科學共同體（如中國科學社）保持著對社會、政治、道德、倫理的強烈興趣，並在自然一元論的基礎上把他們的科學知識的運用擴張到社會領域，但其宗旨是通過實驗的手段進行科學研究，促進科學的技術化運用及其與工業的聯繫。
科學共同體一方面信仰自然一元論的科學譜系，另一方面又以制度的方式把自然與人類、物質與精神、物理世界與社會精神世界的二元論固定化，從而保障科學共同體在現代社會中的特殊地位。
在現代條件下，科學研究已經轉化為一種有組織的研究體系，從而國家理性能夠迅速地將科學領域的成果和方法轉化到其他社會領域之中。
例如，1915年，也是《青年雜誌》創刊的那一年，中國科學社主辦的《科學》月刊創刊，科學家共同體以此為陣地，開始了擬定科學專名的工作，並在《新青年》之前，嘗試使用橫排和西式標點（1916）和白話漢語。
這些實驗得到了國家和社會的承認，轉化為國家的制度性實踐（教育和媒體等）。
中國的現代人文語言和日常語言的某些規範（如標點、橫排）是在科學語言的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以致在初始階段，我們很難將這種語言截然地區分為科學語言和人文語言。
這一制度性實踐隱含了有關科學發展與文明進化的關係的理解，即科學的發展模式應該是文明進步的模式，科學研究的理性化也是社會發展的目標。
當各種科學專名通過媒體、課本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時，試圖依託傳統資源闡釋科學和世界的努力便黯然失色了。
在討論科學共同體的知識實踐的社會/文化意義時，不能不提及科學共同體的邊界的不斷擴展，以致在描述現代文化活動的主體時，“科學話語共同體”的概念是一個較之科學共同體的概念更為有效的概念。
科學共同體是科學話語共同體的一個雖然重要但卻有限的部分。
科學話語共同體是指那些運用科學的或准科學的語言、利用科學的公理化的權威從事社會文化活動——其中也包括科學和技術活動——的知識群體。
《新青年》、《新潮》等知識份子群體可以視為科學話語共同體的重要部分，儘管他們並不直接從事自然科學的研究和運用。
這些文化知識份子不僅賦予自己的文化活動以科學的意義，而且在話語形式上也開始模仿科學的語言，以致他們討論問題的方式、建立文化團體的形式都包含了對科學共同體及其規則的模仿。
科學話語共同體利用大學、報刊、課本廣泛地表達他們的思想傾向、價值判斷，並不斷地試圖影響社會和國家的實踐。
科學家共同體把自己看作是一種區別於一般社會主體的主體，即一批在分科的和專門的知識體制中活動的人物，他們擁有客觀的認識物件、使用客觀的方法、獲取特殊的訓練和從事專門的研究。
與此同時，這一特殊的社會主體的組織和行為方式又能夠成為一般社會群體的楷模，因為按照自然一元論的科學知識譜系，道德、信仰、情感、本能等領域是科學知識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而科學活動本身蘊含著道德的必然性。
換言之，科學共同體的活動包含了普遍的和分化的雙重原則。
那些主張限制科學的運用範圍的知識份子和人文學者的基本立場即以其分化的原則攻擊其普遍的原則，主張將道德、信仰、審美等社會生活領域從（自然的或科學的）普遍的知識領域中分化出來，以形成自身的自主性。
如果把這一“主體性轉向”理解為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誕生的話，那麼，所謂人文學科不是產生於對“人”的理解或者對“人”作為一種複雜的社會關係的理解，而是產生於對於那些無法在經濟規律、政治權利和科學實踐的範疇中加以解釋和規定的領域的界定和區分。
在這個意義上，人文學科與其說是對人的發現，毋寧說是對那些（個人的或集體的）道德、審美以及無意識、潛意識領域的發現。
現代人文學科是對“人”的瓦解，而不是對人的完整性的重構，因為伴隨人文學科從科學中分化出來，人的概念也從自然的客觀性和社會經濟的客觀性中分離出來。
人現在是道德的主體，是和自然相區別的主體，亦即倫理學、心理學、文學、歷史學等學科研究的物件。
這種對於“人”的分化的理解是和知識的分化和制度化相關的：
在這個知識和制度的譜系之中，“人”的現實關係需要按照分化的原則來進行理解。
文化論戰與知識分類
因此，人文學科的自主性是對科學共同體得以建立的那個分化原則的普遍性的重新確證。
有關知識類別的討論與現代社會分工、特別是教育和科學研究體制的重組關係密切。
知識譜系的合理分化首先是一種對於現代社會的合理化設計，其次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現代化的行動綱領。
在1923年“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中，張君勱對科學譜系的攻擊，以及他的以“分化”為特徵的知識譜系的重構活動絕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智力活動。
張君勱通過“人生觀”問題重建知識譜系的努力與“五四”以後教育改革、特別是二十年代初期的學制改革具有內在的呼應關係。
他對“心性之學”的重構被後人廣泛地看作是現代新儒學的濫觴，但這一“心性之學”明顯地脫離了理學的語境，致力於在知識和社會的體制中為道德、審美和情感等領域的自主性和知識譜系的重組提供理論的根據。
在張君勱那裏，“心性之學”的功能和德國唯心主義的功能沒有什麼差別。
在這個意義上，玄學知識份子對現代性危機的診斷是現代性的文化設計和行動綱領的有機部分。
科學及其制度的普遍化為不同文化提供了普遍適用的衡量標準，從而為不平等的、等級化的全球關係和國內關係創造了文化前提。
從上述分析來看，為此作出貢獻的不僅是科學思想的傳播者及其科學制度的實踐者，而且也包括科學及其制度的批判者和挑戰者。
在現代中國的語境中，以文明論為話語方式的民族主義思潮構成了對科學知識譜系的第一個嚴重挑戰和批判。
如果說1923年爆發的“科玄論戰”以“人生觀”問題為契機，為現代知識譜系的重構——特別是科學、道德和情感作為不同領域的分化——提供了理論的準備，那麼，這種分化並不是在“知識論”的構架中產生的，而是在晚清以降的東西文化論戰有關文化差異的論戰中孕育成熟的。
“五四”東西文化論戰的各方都用中國/西方、靜的文明/動的文明、中學/西學、精神文明/物質文明等二元論作為建立自己論據的基本前提，並在這一框架內把科學、知識、理智、功利與西方、動的文明、物質文明聯繫起來，把道德、精神、直覺、審美與東方、中國、靜的文明、精神文明聯繫起來，從而原先的文明論的二元論蛻變為科學/道德、知識/情感、理智/直覺等新的知識論的二元論。
換言之，知識的分類與文明論的分類法密切相關，但卻採用了更為客觀的、中立化的形式。
在現代中國歷史中，知識領域的分化的直接動因是文化的衝突。
與之相應，“科玄論戰”的知識衝突也不能掩蓋它的文化衝突的內涵。
對科學與現代性的反省，在中國的語境中，同時也是對晚清以降中國面對的文化衝突的反思，尤其是對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關係的反省。
杜亞泉、梁漱溟、《學衡》群體、張君勱等人在20世紀20年代開創了現代中國的一套新的道德論述，並以此對抗主流的現代意識形態。
但是，他們的中心論題是以現代性的綱領及其中心思想範疇為前提的。
因此，他們的反科學主義的道德中心論或文化論仍然是現代性的思想綱領和命題的內在的、固有的內容。
由他們推動的思想潮流促進了中國思想的主體性轉向，但其結果卻是普遍主義知識霸權的擴張。
歐洲思想中的所謂主體性轉向直接表現為對黑格爾的形而上學體系和啟蒙運動的“主體—客體”的認識論模式的批判和拒絕，並轉而從個人、個人的情感、情緒、體驗中探索人的主觀性，而在中國現代思想中，所謂“主體性轉向”首先是一種文化的轉向，即以反思西方現代性為契機，重新發現中國文化的價值與意義，從而中國/西方作為一種文化的和知識的二元論構成了這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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