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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原来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从此，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肩负着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不满足于既得利益，为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扩大侵华权益，制造借口，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
这是鸦片战争的继续，故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中外民族矛盾，反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太平天国运动由此爆发。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完成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盘剥百姓。
不堪忍受煎熬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
因此，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国内的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度激化了的中外民族矛盾，暂时缓和下来，退居于从属的地位。
所以，太平天国运动主要打击的目标是清政府。
由此可知，近代前期的第一阶段，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社会两大矛盾互相转化，更迭地起主导作用。
先是民族矛盾，主要是英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居主导地位；
后是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占主导地位。
在第二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打击，清政府调整了统治政策，奉行“中外和好”，以共同镇压人民革命。
实行两项举措：
一、设立总理衙门，管理外交；
二、推行洋务运动，以求“自强”。
但好景不长，“中外和好”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早在60年代，西方列强通过总理衙门的设置，逐步控制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们加紧了对中国邻邦和边疆地区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的边疆危机。
80年代，法国占有越南，签订《中法新约》。
90年代，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完成，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列强强占以重要港口为中心的“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
在瓜分狂潮中迟来一步的美国，为自己的长远利益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
就是由于列强侵略的步步加剧，并不断地提出新的特权要求，中外“和好”合作的局面被打破了，先后出现了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
顽固派支持、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
列强组成八国联军侵华。
此时的清政府已丧失抵抗能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
在这一阶段，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经历了“和好”到再对抗，最后完全投降的过程。
面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社会各阶级、各种政治力量都作出了反应。
广大爱国官兵为捍卫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前赴后继，奋起抵抗。
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涌现出不少的民族英雄。
为维护清朝的统治，地主阶级的洋务派，试图“师夷长技以自强”，推行洋务运动。
19世纪末，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学习西方文化和抵抗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结合起来，推动维新思潮发展为爱国救亡运动。
此时，光绪帝出于夺取最高权力和不作“亡国之君”的意图，启用维新派实行变法。
“百日维新”刚结束，作为民族矛盾总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揭开了序幕。
“扶清灭洋”的口号，既集中体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及阶级局限性，又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
帝国主义组成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采取先“抚”后“剿”，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以上事实从不同角度说明，在第二阶段，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确立，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侵华政策的制定，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侵略，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清政府的对策和人民的探索、抗争，诸种因素合力的结局。
在第三阶段，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化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统治集团和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上。
《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为依靠帝国主义、维护封建统治的“洋人朝廷”；
而帝国主义也调整了侵略政策，“以华治华”，利用清政府作侵略工具，由军事侵略转变为较“温和”、隐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侵略。
与此同时，清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都成了赔款的担保，国家财政日益困难，于是更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
因此，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这就使得人民大众与清朝统治者的矛盾又上升，居于主导地位。
这种高涨的反清情绪，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推上了政治舞台。
20世纪初，在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各地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纷纷建立，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
随之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
它提出了完整的革命纲领，以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为己任。
同盟会一方面开展与保皇派的论战，一方面组织、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清政府，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
为应付严重的国内危机，遏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
但结果适得其反，它削弱了清政府自身的统治基础，引发了革命大风暴的来临。
此时，立宪派在四川组织保路运动。
革命派利用保路运动创造的有利时期，发动了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的成功，成为向清朝封建统治总攻击的突破口。
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土崩瓦解。
以上事实告诉我们：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政府的对立和抗争上。
辛亥革命只是赶走了清朝皇帝，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的官僚统治，代替了清政府的皇帝贵族的专制统治。
从此，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
北洋军阀的统治暗无天日，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专制独裁，人民怨声载道。
帝国主义又先后以袁世凯、段祺瑞作为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
这时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其斗争的焦点是共和与反共和、真共和与假共和的斗争。
这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继续较量。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先后掀起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
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则是稍后的新文化运动。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80年，不论是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制，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三民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都先后破产。
于是反帝反封建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经过30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朝阳。
在近代后期，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致可分为4个或5个阶段。
现就4个阶段，谈谈社会两大主要矛盾的演变，以及如何更迭地起主导作用。
在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和国民大革命时期，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时期，这一矛盾集中反映在五四运动和中共“二大”制定的纲领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引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慑于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的声威和压力，北洋军阀政府被迫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列强争夺的重要目标。
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沿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中国的盟的。
这样，中国又回到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引发多次大规模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国政局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
严酷的现实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认真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中共“二大”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的革命。
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简言之，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可见，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洋军阀统治集团身上，而帝国主义则是它的总后台，是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北伐战争时期，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表现为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有所发展的民族工业，重新受到列强的压制。
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军阀混战继续扩大，战火弥漫全国大多数省份。
“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
在这种形势下，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勃然兴起。
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针对社会问题明确提出：
对内要打倒军阀，召开国民会议；
对外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
作为国民大革命高潮的北伐战争，同样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统一中国为目的。
五卅运动，掀起了反帝斗争的新高潮。
“三·
一八”惨案，表明段祺瑞执政府与帝国主义公开勾结，镇压人民。
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三个军阀。
它的胜利进军，打击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
帝国主义公开干涉中国革命，先后制造“万县惨案”、“一·
三惨案”和“南京惨案”。
中国人民给予坚决回击，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
可见，在北伐战争时期，尽管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但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也是社会主要矛盾之一。
当时在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特别是争夺军队领导权的斗争异常尖锐；
在中共党内正确路线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亦十分激烈。
但它们受制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次要矛盾。
在第二阶段，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
但从1931年至1937年，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大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国共政权对峙的局面。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标志着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的建立，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的统治。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继续北伐。
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南北统一，北洋军阀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内残酷压迫、剥削人民，对外依附于美、英帝国主义。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旗帜，进入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时期。
“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错误，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则是这一时期的开始，为创建人民军队、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揭开了序幕。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革命找到胜利之路。
到1930年夏，全国先后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
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颁布《宪法大纲》维护工农利益。
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力量不断壮大。
在这个时期，尽管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矛盾重重，混战连年；
共产党内部路线斗争激烈，特别是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但这些都是局部范围内的矛盾和斗争，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占主导地位的次要矛盾。
为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日本帝国主义趁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之机，加快侵华步伐。
1931年，制造“九·
一八”事变；
1932年，发动“一·
二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
中日民族矛盾由此上升、激化。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时集中反映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九·
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
不久，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抗日宣言，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
华北事变之后，民族危机加重，中共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
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领导“一二·
九”运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促进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在全国范围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西安事变，是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逐渐成熟的条件下爆发的。
它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揭开了国共两党从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这些事实表明，当时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居主导地位，制约和影响着国内的阶级矛盾、国共两党的关系。
在第三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如何动员、组织全民族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内容和中心任务。
在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在中共的倡导和努力下，工农红军得以改编，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被承认，国共两党再次实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
为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发动人民战争，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共召开洛川会议，制定全面抗战路线，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向全国人民指出抗日战争的正确道路。
为巩固根据地和争取抗战胜利，中共制定了各项政策，顺利渡过难关。
如实行“三三制”，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加强各阶层人民的团结；
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既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中共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坚持团结、进步和抗日的方针，既予以回击，又维护统一战线。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进攻，直接威胁着南京政权的生死存亡，国民政府才发表自卫宣言，表示抗战，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先后组织了四次大会战。
也由于受日本帝国主义诱降政策的影响，在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集团虽然继续抗战，却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其反共的倾向日益增长。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方针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和发展，这就决定了蒋介石集团政治态度的两面性：
既想投降，又不放弃抗日；
既要反共，又不敢与之关系彻底破裂。
总之，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制约和影响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矛盾。
在第四阶段，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积极推行全球战略，妄图统治世界。
为控制中国，实行扶蒋反共的基本政策，全力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因此，随着抗战的胜利，国内的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一矛盾一直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
这一时期的基本内容和阶段特征是：
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坚持独裁、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发动了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并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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