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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小块土地
贫困根源
农民政策
农业资本制度
土地国家所有基础上的私人经营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就三农问题分别在1982、1983、1984、1985、1986、2003、2004和2005年陆续发了7个一号文件。
这足以看出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显现出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一个重中之重的难题。
对于三农问题，近年来理论界同仁们积极地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纵观所有研究三农问题的文献，我们会惊奇的发现一个普遍现象：
那就是似乎研究中国三农问题与马克思《资本论》没有什么关联度，马克思的《资本论》果然真的被当作历史的垃圾被人们遗忘了吗？
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三农问题有大量精辟的论述，这些似乎已被人们搁浅和尘封的理论对于我们解读当前三农问题应该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
本文试图有针对性的正面阐述马克思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也许能为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理论空间。
一、农村和农民
如何看待和评价农民？
我们的制度体系能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什么帮助？
农民贫困的制度根源在哪儿里？
如何让农民变得不再贫穷，如何改变农民的社会边缘地位，让农民真正能够享受不再倍受歧视的久违的国民待遇？
经济学如何为作为穷人大多数的农民提供基本的理论帮助和政策支持？
（一）农村
马克思认为农村有三个经济特征：
第一、农村运行逻辑：
结构牢固、恪守传统、力求稳定、按照社会威望确定等级、按照世代交替节奏缓慢进化。
马克思这样描述农村经济要素结构的牢固及其超强的再生产能力，“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
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的风暴所触动。
”（《资本论》第1卷第396－397页）在这个结构非常牢固的农村中，所有农村成员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是为了这个整体的稳定，变化只能曲折迂回的通过否定自身缓慢导入。
人们从不怀疑传统，恪守传统，关心传统，维护传统，按照这个传统的秩序日复一日的生产和生活，不愿意也不可能对这个社会的运行结构和形式进行任何改变，在他们看来任何有可能改变这个社会传统的举动都是不可饶恕的离经叛道的冒险行为，而且一旦尝试去做这种危险的举动就马上会招引来家人和周围群体的公愤、嘲笑、排斥和敌意，村落的各种社会约束的武器也会马上令其遵守传统的规范。
第二、农村是一个同质化了的互识的自治整体。
以血缘、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农村是一个同质化了的互识的自治整体。
农民在土壤肥力、气候条件、生产工具和技术等方面具有同质性的生产条件下，使用同样的生产工具，用同样的技术按着常规和传统，生产出差异性不是很大的农业产品。
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产品之间的差异性很小，这样就造成整个农村人们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同质化，进而造成农村社会关系的人格化、非功能性化和可分割化。
（见《资本论》第3卷第1017页）第三、农村日益被孤立化和边缘化。
马克思认为由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工商业和农业以及资本和土地的分离导致人们接受社会分工的强制安排，成为城市的或乡村的局部动物，而且伴随着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向城市的集中，而农村就被相对地孤立起来。
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开始的，它贯穿于全部的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全部的经济史都可概括为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运动，这二者之间的利益对立构成一个国家内部的两种力量、势力和人群。
当城市成为发达的生产中心和国家权力运行基础的时候，乡村的孤立、分散及边缘化就逐渐变得日益突出，这时，城市凌驾于农村之上并以一种不可逆的方向来剥削农村的趋势就越来越明显。
城市剥削农村的开始形式是：
垄断价格、赋税制度、行会、商业欺诈以及高利贷。
由于资源配置高度向城市转移和集中，使得城市以及它的不依赖于土地的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其变化日新月异但农村变化却极为缓慢，它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相反农村的滞后而缓慢的发展却给城市以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
所有的人都似乎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应具备的正常的经济秩序，那些必须遵守社会秩序、道德和信仰的听话的农民应当毫无怨言的以他们的劳动贡献和成果无代价地来养活城市，并象供给兵营那样供给城市和工业所需的一切原料和资料。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
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
孤立和分散。
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
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
对立。
――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6－57页）“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25页）“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
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资本论》第1卷第390页）“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而农村反而相对孤立化。
”（《资本论》第3卷第733页）“分工已经比较发达。
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国家之间的对立也相继出现。
这些国家当中有一些代表城市利益，另一些则代表乡村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页）面对这个历史已经形成的城市和农村的长期对立以及农村日益变得孤立化和边缘化，马克思的态度很坚决，那就是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对立。
但是要消灭这种对立不是靠单个人的意志就能做到的，城乡的对立最终要靠许多物质条件来解决。
这个物质条件主要是能支持共同劳动得以生成的工业大生产和大地产的规模和力量的历史积累。
“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实现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6－57页）“在过去任何时代，消灭个体经济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
组织共同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例如自来水、煤气照明、暖气装置等，以及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
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经济本身是不会成为新生产力的，它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它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上面，就是说，将纯粹是一种怪想，只能导致寺院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注1）这就是说，消灭城乡的割据以及他们之间利益的对立需要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积累，当客观的物质条件不具备而只凭主观意向那是堂吉坷德式的愚蠢行为，如果客观物质条件已经初步具备而失于主观决策的错位，相反还变本加厉的去贪婪的人为的扩大城市和农村的对立甚至对抗，比如建立在牺牲和盘剥农村而孤立而优先发展工业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工农业剪刀差为切口的强制让农业为工业输血的产业政策，以及对农村进行强制隔离的系列歧视制度安排等都严重违背了马克思设计的制度目标。
（二）农民
1、农民的社会人格特征：
象是麻袋中的一个个的马铃薯。
马克思把农民比喻马铃薯，比较形象地刻画出农民社会人格的主要特征：
封闭、孤立、独立、松散、同质、社会交往缺乏，没有集合力。
也就是说，他们都处在与主流社会隔离而封闭的生活环境，人的生产能力在狭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和丰富的社会关系以及多种多样的发展机会。
他们之间无差异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得他们的生存之道只有单纯靠与自然的交往，而不是社会交往。
谋求和维持生存的压力及活动足以占据他们的全部精力，需求简单而满足需求的手段也贫乏。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
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
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
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
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
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
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
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
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
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了一个省。
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目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
2、小块土地既是农民生产繁荣的条件，也是造成农民经济贫困和政治上被压迫的制度根源。
（1）小块土地是农民生产繁荣的条件。
农民酷爱自己的土地，并把它赋予崇高的价值，在农民心里土地已经与自己及其家人、职业视为一体，这就使土地染上了个人情感的浓厚色彩。
农民之所以这样把土地视为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的价值，是因为他们把所有生存的希望都全都寄托在这小块土地上。
而“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8页）就是说，小块土地恰恰满足了农民谋生对生产条件的物质需要，换句话说，选择为生存而生产，是农民根据他所拥有的全部资源的最合理的资源配置方法。
对于这一小块土地来说，农民选择超过生存之外的其他经济目标似乎都是浪费的，无效率的。
“小农维持生计的农业（在后一场合，土地的占有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条件之一，而他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他的生产方式的最有利的条件，即他的生产方式得以繁荣的条件）”（《资本论》第3卷第694页）
（2）小块土地是造成农民经济贫困的制度根源。
农民拥有的生产资源有限，当这块有限的土地使拒绝使用社会化的技术、科学和劳动资料成为必要的时候，就使得这个生产方式难以摆脱劳动生产率很低的艰难处境，整个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都被束缚在这些小块土地的农业劳动中，它不能为社会游离出更多的劳动力和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结果以工业为标志的其他产业也就得不到长足的发展，继而导致包括农民自身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经济贫穷。
对于农民及其家庭来讲，当人口、自然风险的压力以及其他各种不确定因素一旦干扰了生产过程，农民生产就缺乏应对的有效的弹性，很快陷入难以自拔的贫困状态。
“可是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
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
只经过两代就足以产生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
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9－220页）（3）小块土地使农民只有生产组织而没有保护自己的政治组织。
由于农民的生产组织都有着各自的分布过于分散的像是一盘散沙的小块土地的约束，使得他们虽然处于同一地域但彼此来往甚少，基本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
由于农民的生产组织缺乏能够联合起来的物质条件即大地产，这样就难以形成任何共同的联系与关系，更不可能形成可以代表自己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地域性和全国性的有力量的政治组织。
“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
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4）小块土地是造成农民在政治上被压迫的制度条件。
导致农民贫穷的主要原因在于小块土地所带来的那些政治和社会因素对农民的压迫和盘剥。
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一方面是历史的经济条件使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集权制度的政治需要。
只有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小块土地上，整体农民才会成为一盘散沙状态，农民的社会存在就不会也不可能对政权造成任何威胁，这样集权统治就可以无约束的任意对农民进行各种剥夺和剥削。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
它造成全国范国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
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
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
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到处入侵。
最后，它造成没有职业的过剩的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21页）农民“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个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給他们雨水和阳光。
所以，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218页）表现为集权的行政权力对农民的残酷剥夺和剥削主要是通过繁重的赋税、各种不公平的摊派以及垄断价格等形式贪得无厌的盘吸着农民的血脂，加剧了农民的贫困状况。
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有效地巩固自己的集权统治都会极力使农民的小块土地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固定下来，为的是让他们专制的大麻袋里的马铃薯永远成为他们政治统治和经济上盘剥的源泉而不至于在历史长河中断流。
“俄国的农民愈勤劳，国家对他们的剥削就愈重。
”（《资本论书信集》第286页）可见，小块土地的制度安排对农民而言，在历史上起着双重作用，曾支撑过小农经济的繁荣，但也不断再生产出农民的经济贫困。
对农民而言，要想摆脱经济贫穷就一定要摆脱小块土地的制度约束。
因此，我们不能侥幸地对小块土地的制度设计抱有任何幻想。
3、农民的私有制只是名义上的。
如果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可以获得法律上的所有权证书，在行政权力的范围内当这个证书已经变得多余或成为威胁因素时，国家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寻找各种理由轻易地把这个证书废除。
“小农――仅仅是名义上的私有者，然而也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直到现在还以为自己是实际上的私有者。
在英国，凭议会的一道法令，在两个星期里就可能使土地变为公共财产。
在法国，这却要通过土地所有者负债累累和担负重税才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49页）如果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什么所谓集体所有制，这个所有制可能是一个十足的冒牌货。
因为这个所谓的集体所有制是虚幻出来的概念，农民仅仅拥有的是土地的单纯占有权，集体所有只是一个空壳，国家始终掌握着任意动用土地变更和土地买卖的垄断权力，这样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在国家手里而不是在那个所谓的什么被愚弄的集体那里。
“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
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
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金和残废抚恤金。
其次是对待还拥有土地的农民的政策要求：
第一，由政府统一置备农业机器，按成本租给农民使用。
第二，建立合作社以购买肥料、排水管、种子等等并销售给农民。
第三，建立调停委员会以控制和防止农民租地的租金过高和补偿由于租金过高给退佃或分成制佃农带来的损失。
第四，不允许农民耕作必需的农具和生产资料作押金用途。
第五，由市镇政府修订地籍册。
第六，实行免费地农业专门教育和建立农业试验站。
“只要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对小农应有的态度，我们便有了确定我们对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的态度的一切立足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8页）“我们不会违背他们的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
其次，我们可以促使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反对小农的斗争，现在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进行，并且尽可能阻挠现在常常发生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谁也搞不清到何处为止算是诚实，从何处起就算是欺诈。
然而政权是站在欺骗者方面还是站在被欺骗者方面，这始终是有很大差别的。
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
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
――被我们挽救而没有真正转变为无产者，还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变革的实现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
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
我们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2－583页）“这个纲领为无地的农业工人（即短工和家奴）提出的要求是：
实行由工会和市镇委员会规定的工资最低限额；
建立其成员半数由工人组成的农村工商业仲裁法庭；
禁止出卖市镇土地并把国有土地租给市镇，市镇应当将这一切土地――无论是自己的或租来的――在禁止使用雇工并受市镇监督的条件下交给无地的农业工人家庭组合共同耕种；
规定养老金和残废抚恤金，其款项用对大地产征收的特别税支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9－570页）“这个纲领对小农（佃农也在内）提出的要求是：
由市镇置备农业机器，按成本租给农民使用；
建立农民合作社以购买肥料、排水管、种子等等并销售产品；
对于价值不超过5000法郎的土地，废除在土地转手时征的税；
建立爱尔兰式的调停委员会，以减低过高的租价，并为退佃的佃农和分成制佃农补偿他们所提高的土地价值；
废除规定土地所有者有权夺走收成抵债的C0decivil［民法典］第2102条，并剥夺债权人将青苗抵作押金的权利；
规定一定数量的农具、收成、种子、肥料、耕畜――总之，凡农民耕作所必需的东西――不得抵作押金；
修订早已过时了的总的地籍册，暂时则在每个市镇中进行地方性的修订；
最后，实行免费的农业专门教育和建立农业试验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70页）根据恩格斯设计的对待农民的政策取向，鉴于我国情况，我们认为当务之急应该着手以下五个方面的政策修订和制度完善工作。
第一，继续坚持中央已经制订的对待农民要少取多予政策。
在这个基础还要进一步地演变成为不取只予、不取多予的慷慨农业政策，彻底摒弃只取不予和多取不予的政策。
第二，尽快制订和出台国家圈地法，把各种资本的圈地活动纳入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范围。
规范圈地的秩序，防止圈地的无政府状态的肆意蔓延，严厉打击圈地的欺诈和强制掠夺农民土地的各种不法的行为，避免在圈地过程中农民的利益被不公平的甚至被不合法的侵犯，当农民和资本由于圈地所引发的矛盾时，政府应该坚决地站在农民一边，有效地维护农民正当的利益。
第三，坚持让农民走合作社的道路，要通过示范和帮助的方法积极促进农民生产的合作化过程。
不再用任何强制的手段，更不能在提供对农民的技术帮助时采取市场原则，要能真正地无偿地为农民服务，实行免费的专门教育和农业技术推广实验站。
第四，规范和完善农业市场的价格体系，尽快降低农民耕作成本，减少农业经营风险，让农民能够安心种植。
第五，下定决心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要对失地农民要给予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提供有效而稳定的就业出路。
我们更应该结束那个不合时宜的对农民进行各种歧视性的一国两策制度，还给农民一个基本的国民待遇。
二、
农业
（一）、农业的特点和地位
1、特点。
马克思这样概括农业特点：
第一，“农业的再生产同地球的公转有关，就是说，收获大部分是一年一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46页）第二，农业的生产时间大于劳动时间，农业由固定的自然规律决定，自然界中各种不可确定因素对农业的生产过程和前景的影响使农业无法不像工业那样，可以预先准确地确定和控制。
“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在农业上特别明显。
在我们温带气候条件下，土地每年长一次谷物。
生产期间（冬季作物平均九个月）的缩短和延长，还要看年景好坏变化而定，因此不像真正的工业那样，可以预先准确地确定和控制。
”（《资本论》第2卷第268页）第三，农业的经济过程和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
这里包括以下三个含义：
（1）农业的经济过程与农作物生命周期的更新过程同步。
所谓同步既包括农作物的生长过程也包括农作物作为消费品被消费后的排泄物和废物回归到提供它的那个大自然的怀抱里的过程。
生生灭灭，共生共养，吐故纳新，循环往复，它表现为一个物质的自我循环的自然生态的保持系统。
（2）由于农业的经济过程和自然的再生产过程同步，因此农业最先得益于自然力的大规模利用，大大早于工业。
“这个生产率，这个作为出发前提的生产率阶段，必定首先存在于农业劳动中，因而表现为自然的赐予，自然的生产力。
在这里，在农业中，自然力的协助――通过运用和开发自动发生作用的自然力来提高人的劳动力，从一开始就具有广大的规模。
在工业中，自然力的这种大规模的利用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出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2－23页）既然农业具有比工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我们就应该充分地利用自然力的协助，以较小的社会成本来提高人的劳动力。
到目前为止，在大规模利用自然力的方面，农业开发空间还很大。
（3）既然农业的生产周期受自然的固有规律支配，这就告诉我们，农业生产一定要尊重自然，顺从自然，要按着自规律来科学地进行农业上的各种耕作，不能以蔑视自然，违背自然，甚至以破坏自然的手段来发展农业。
以违背和破坏自然的手段发展农业的方法有两个：
一个是用非科学的和有害的方法来缩短农作物的自然成长期间，使农业食品的安全系数降低。
另一个是用破坏农业耕作的基本环境和条件的代价来发展农业。
“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
”（《资本论》第2卷398－399页）
2、地位。
马克思在谈到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时说，农业劳动不仅是农业领域本身剩余劳动的自然基础，而且还是其他一切劳动部门形成和独立经营的自然基础。
农业劳动不仅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而且还是资本发展的基础。
“因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所以在这种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即经济学上最广义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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