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五目《西汉》总第七十九回马邑之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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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五目《西汉》总第七十九回马邑之围
《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五目《西汉》 总第七十九回 马邑之围
第七十九回
马邑之围
尽管张骞最后的回归，让汉帝国完成了对匈奴的致命一击。
但长达13年的等待也未免太长了。
汉武帝也不可能把反击匈奴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大月氏人身上。
如果在遥远的西方，能够有这样一个战略盟友当然是最好；如果没有，汉帝国反击匈奴的主战场，仍然是在北方。
在张骞出使大月氏五年之后，已经不对此抱有希望的汉武帝，终于决定在中央之国所熟悉的正面战场，拉开反击匈奴的序幕了。
而我们接下来的视线，也将从黄土高原之西，转回到黄土高原之北。
去看看在张骞出人意料的回来之前，汉匈之间对抗关系呈现出了怎样一种变化。
在汉匈乃至整个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博弈中，山西高原北部的大同盆地，以及鄂尔多斯高原之北的河套地区，始终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大多数情况下，游牧民族会在河套地区更具优势，而大同盆地则是中原政权不容有失的前方基地了。
如果有一天，中原政权能够完全控制河套地区，那么我们基本可以认为，这一时期的形势将对中原政权更为有利；反之，要是游牧民族入主大同盆地的话，这片黄土之地所蕴含的农业潜力，势必成为其进一步南下，甚至入主中原的本钱（比如鲜卑）。
以上述标准来看，汉武帝继位时所面临的形势，还算不错了。
一方面整个大同盆地还处在汉朝之中；另一方面，河套平原的东部，帝国还顽强的控制着一个突出部—云中郡。
然而这种看起起来还说的过去的局面，却是60多年来，用十几个宗室之女加上无数的财帛，屈辱的和匈奴人换来的。
从匈奴的角度来看，作为游牧帝国的开创者，此时的部落首领们还完全没有入主中原的想法。
既然那些财富的拥有者，愿意周期性的为之补给，那又何必一定要去自己经营那些土地呢。
更何况，匈奴人也并没有把获取额外收入的希望，建立在汉帝国委曲求全的态度上。
只要他们愿意，汉帝国视为抗匈前线的那些边郡，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匈奴人渔猎的猎场。
匈奴对汉帝国的优势，始自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
这场战役，不仅让汉帝国陷入了长达一甲子的蛰伏期，同时也让大同盆地成为了帝国的伤心地。
如果汉帝国想要扭转局面的话，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真正控制大同盆地，让匈奴不敢再视之如无人之境。
汉武帝预备拉开反击序幕的第一场战役，战场并非预设在高祖刘邦的伤心地：
今天山西大同东北的白登山（今名马铺山，而是大同盆地的另一个地缘中心，位于盆地西南角的马邑。
与大同一带相比，今名朔州的马邑有一个明显的地理优势，那就是它几乎处在一个向西开口的矩形盆地腹地（朔州盆地）。
从战术上看，一旦匈奴人进入了这个盆地，那么汉军形成战略包围的机会就很大了。
当然，试图在这个边长约
30公里左右的盆地，打造一个包围圈，所动用的兵力肯定是少不了的，尤其是东面的盆地开口处，将有一道南北长约20公里的防线，没有山地可依。
至于其它三面，所使用的兵力相对就要少的多了。
能够通行的谷地数量毕竟有限，对于防守方来说，据险以自守总是更容易些的。
据史料记载，为了准备这次反击，汉武帝调动了超过三十万的兵力，埋伏于朔州盆地周边的山谷之中。
以战役的规模来看，帝国并不认为这场战役，能够在很短时间内结束。
不过逼迫对手在一个可控范围内，进行阵地战、拉锯战，正是农耕民族的优势。
纵然在包围圈形成之后，这三十万的兵力不够，汉军也有雄厚的资本，将兵力、物资源源不断的输往前线。
相反，游牧民族则更善长于在开阔的草原上打运动战，即便一时不能取胜也可凭借机动优势从容的撤退（所以中原政权，很少有全歼对手的案例）。
现在看起来，将匈奴人引入朔州盆地，并围而歼之是一个不错的设想。
以马邑之围，雪耻白登之围的也有足够的象征意义。
然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匈奴人会不会进来，为什么要进来？
对于汉武帝来说，这其实倒也不是个问题。
毕竟在之前六十多年的岁月里，汉朝都扮演着一些委曲求全的角色。
仅仅是在马邑之围的前一年，帝国还送了一位宗室之女，前往匈奴和亲。
这一切，都使得匈奴人断然想象不到，他们的对手能够动用数十万的兵力，为自己精心打造一个包围圈。
纵然汉帝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匈奴人会对他们即将发起的反击掉以轻心，但具体到战术层面，还是需要一点点小计谋来请君入瓮的。
对于能够总结出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的华夏族来说，马邑之围当中所使用的谋术并不算惊艳。
简单来说，就是让一个马邑城中的富豪，以汉奸（这可真是货真价实的“汉奸”了）的身份去告知匈奴人，自己可以里迎外合，让匈奴人顺利进城劫掠。
为了把戏做足，汉朝方面甚至故意杀死了一名死囚，并悬其首于城门之上（同时告知匈奴人，“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以让前来刺探虚实的匈奴使者，相信马邑城已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了。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劫掠永远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渔猎方式，作为曾经被韩王信看中，试图以之为都的马邑城，也有足够的人口和财富吸引匈奴人入侵。
因此在汉朝方面的精心策划之下，匈奴人开始集结兵力，准备突破长城防线，快速杀向马邑城。
为了完成这次看起来毫无难度的劫掠，匈奴人集结了超过十万的骑兵。
更为重要的是，这支游牧大军的统帅，正是匈奴当时的最高领袖——军臣单于。
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已经根据匈奴左、中、右三大板块的结构，为他们在汉朝的边郡划定的势力范围。
根据这个划分，大同盆地正是处于匈奴单于的猎场（事实上，也正是匈奴单于亲自带队）。
也就是说，如果马邑之围的计划能够成功的话，汉帝国不仅能够围歼掉数以万计的匈奴骑兵，更有可能直接斩首匈奴单于。
以汉军的计划来说，他们并不打算等匈奴人完全进入包围圈后，再进行合围。
而是在匈奴主力骑兵进入朔州盆地之后，即断其后路。
至于那些被分割在包围圈之外的匈奴辎重部队，则另外部署了一支从代郡方向出击的，总数三万人的部队解决（飞将军李广也在其中）。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汉军并不准备正面和匈奴人拼个你死我活，而是准备在断绝匈奴给养的情况下，将这些不可一世的游牧骑兵困死（可以想见的是，此时的马邑城，以及整个朔州盆地都已经坚壁清野了）。
从计划来看，一切细节都显得十分完美。
这很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围歼匈奴主力的机会，因为无论胜负与否，再想把匈奴人引入汉军在汉地预设的包围圈，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就计划的前半部分来说，可以说进行的非常成功。
顺利突破阴山南麓一线的长城，并没有让亲率十万骑兵南下的匈奴单于感到困惑。
基于匈奴一直以来的强势地位，汉帝国暂时并没有机会修复最初由赵国，后来由秦帝国所整合的，阴山一线的长城防线。
真正为马邑地区提供直接保护的，是构筑于大同盆地之北，今山西左云县境内的一条防线——武州塞。
武州塞之名在解读“白登之围”时已经出现过了。
“武州”这个标签如果代指的是行政区的话，那它所对应的就是今天隶属山西省大同市的“左云县”（武州县）；如果它指的是一条军事防线的话，那就是一条位于今天左云县城之北，东起管涔山，西至洪涛山的防线了。
上述地名，最早在战国部分，解读赵北三郡时应该有已经出现过了。
不过离开这个板块的时间太久了，我们有必要再简单回顾一下它们的地缘价值。
管涔山和洪涛山，可以被看作是吕梁山脉的北部延伸，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片山地，称之为“吕北山地”。
由于地势的原因，两山之间并没有汇集成一条纵贯南北的大河，以及由此而形成一片宽阔的河谷平原。
山地腹地所收集的雨水，大部分都向东、南方向外流入大同盆地，去支援桑干河了。
对于吕北山地来说，没有形成大片适宜耕种的冲积平原，固然一种遗憾，但这种相对于农业生产而言的边缘性，对于游牧经济来说，却又是极好的。
一方面机动性极强的游牧民族，并不会觉得两山之间，那些丘陵起伏是障碍（对于灌溉农业来说，问题就很大了）；另一方面，这一区域的降水，又足以形成连片适宜放牧的草场。
事实上，在赵武灵王代表中央之国向北扩张之前，这一地区就是游牧民族的乐土。
而即便是在赵、秦、汉等政权将口北山地纳入中央之国范畴，并与大同盆地捆绑在一起，设立“雁门郡”之后，畜牧经济依然是本地区的主要生产方式。
为了移民实边，也为了在华夏文化的肌体中，补充进“胡服骑射”基因（以对抗游牧民族），那些模仿游牧民族的放牧行为，甚至会得到鼓励。
既然吕北山区是那么适合游牧民族生存，又有多条河谷穿透东侧的洪涛山，连接大同盆地，那么在不能将匈奴人彻底阻挡在阴山一带之时，就很有必要在两山之间的丘陵地带，打造一条可以依托的防线了，这条防线就是武州塞（这条防线，最初也是由秦将蒙恬所打造）。
为武州塞提供依托的，是一条源自洪涛山，向西延伸的山地——武州山（武周山）；以及位于武州山南麓的一条，源自管涔山，向东穿越洪涛山，在今大同市南，汇入大同市的母亲河“御水河”的河流——武州川（今名“十里河”）。
不过武周山并没有象武州川那样，向东延伸到管涔山。
为了弥补这个地形上的缺口，汉帝国在武州川上游之北，匈奴南下当道之处构筑了武州城，并以此为基础建制了“武州县”。
从地缘位置上看，这样一条山水防线，首先能够防护的，就是大同盆地的重镇，也就是诱发了白登之围的“平城”（大同）了。
有了武州塞的保护，最起码由北南下的匈奴骑兵，就无法借助武州川水而下，攻掠平城了。
当然，匈奴人也可以从吕北山地最北部的丰镇盆地（今丰镇县所在板块），沿御水河直接南下，攻击平城，不过这就不是武州塞的防御方向了。
真正被武州塞正面保护起来的重要板块，是马邑所在的朔州盆地。
如果匈奴人想穿透吕北山地，直接攻入马邑的话，就必须穿越这道连接管涔——洪涛两山的防线。
虽然从河套平原，经管涔山中的杀虎口，经善无城（今右玉县城）；或者在攻取平城之后，沿桑干河南下，可以绕过武州塞。
但这两条路线，需要先攻取云中、善无、平城这三个军事重镇，对于急于去马邑捡便宜的匈奴人来说，显然不会去考虑。
尽管在汉帝国的版图上，武州塞以北直至阴山长城一线，都应该属于雁门郡的行政区。
但实际情况是，帝国此并没有实际控制武州塞北（也谈不上恢复秦赵打造的阴山长城防线了）。
而掌握军事优势的匈奴人，也并没有视武州塞为不可逾越的天堑。
事实上，静止的城防工事，从来都不能将入侵者堵在外面。
如果没有强大的反击能力，那些来自草原的游牧骑兵，并不会受制于中央之国所打造的长城防线（参考明朝的“土木堡之变”）。
在汉匈战争形势出现逆转之前，整个汉匈相接之处的防线，都像一个筛子一样，经常性的被匈奴人穿透，入境劫掠。
为了诱敌深入，汉朝方面应该也有意识的让武州塞防线出现了漏洞。
或者说，让驻军在面对十万匈奴大军时表现出畏敌情绪，龟缩于城堡要塞不敢出战（在自视强大的匈奴人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
然而在这个完美计划背后，有一点却让志在必得的汉武帝始料未及。
那就是生活于武州塞南的百姓，却并不想当炮灰（人口本身，也是游牧民族的重要战利品），他们在匈奴人穿越武州塞之前就闻风而逃了。
武州塞距离马邑，约有一百公里左右的路程。
除了一小段十里河上游河谷之外，这段行程中的大部分时间，匈奴人可以沿着一叫做“源子河”的桑干河支流南下，进入朔州盆地。
以匈奴骑兵的机动性和他们迫切的心情来看，这点路程完全可能在一日之内完成。
而当匈奴主力进入朔州盆地之后，他们的辎重部队应该还在武州塞北（这些后勤人员的作用，主要是去拉战利品了，主要交通工具为牛车或马车。
而车的移动速度，比骑兵要慢）。
在汉军的计划中，一旦匈奴人进入朔州盆地，那些埋伏于周边山谷的汉军中的一支，就将立即封堵住源子河谷的谷口，切断匈奴人的归路。
配合其它方向的伏兵，十万匈奴骑兵和他们的单于，所将要面对的，就是一个被重重包围，坚壁清野的朔州盆地了。
至于那些被封堵在武州塞北的辎重人员，则会有从代郡方向，出高柳城（当时代郡所控的最北部，今山西省阳高县）的三万大军来解决。
在这个计划中，武州塞以南直至源子河谷口的地区，并不会在坚壁清野的范畴中（为免打草惊蛇，他们应该象往常一样，不知所措的面对突然来袭击的匈奴人）。
然而一场动用数十万兵力的战役，要想一点消息都不让当地百姓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
帝国在部署在武州塞一带的驻军，可以有办法有计划实施之前，禁止人员出关，以免走漏消息，但却无法阻止为了保命的百姓自行躲藏起来。
我们并无法推断，武州百姓是在什么时间点，得到大战将临的消息的。
能够确定的是，快速通过武州塞，并已向南移动百里的匈奴大军，除了沿途看见野放的牲畜之外，竟然没有捕获一名居民。
这种不同寻常的景象，很自然的引发了匈奴人的疑虑。
为此，他们并没有继续向南，完成那剩下的百里路程，而是迅速回头，攻击了武州塞中汉军所驻守的要塞。
即便有有充足的防备，武州塞中所屯之汉军也很难面对十万匈奴骑兵攻击，更何况此时他们的防御重心，应该是还在武州塞北，紧随主力骑兵南下的匈奴辎重部队。
一旦匈奴主力在马邑被合围的消息传来，这些辎重就将成为守军和三万汉军的合围对象了。
在这种情况下，快速回击的匈奴人攻取一个城防要塞，完全没有任何压力。
而匈奴单于迫切想知道的真相，也很快随着俘虏的招供而大白于天下了。
在惊诧之余，匈奴人自然不会再上套了。
在得知匈奴兵退的消息之后，汉武帝迅速调整作战方案，将伏击战变成了一场追击战。
问题是，即使汉军的先头部队（骑兵），与匈奴人拥有同样的移动速度，追上匈奴人的机会也是很小的。
因此在追至武州塞防线，自忖没有可能接战的汉军，停住了脚步。
汉武帝所精心部署开锣大戏也就此终止。
当然，汉军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一试锋芒。
最起码从高柳（阳高——天镇盆地）向西出击，准备攻击匈奴辎重的三万汉军，有机会与返程的匈奴主力接战。
如果他们真的那样做并拖住匈奴人的话，已追至（包括正准备向北运动的）武州塞的汉军主力势必会跟进。
这样的话，一场原本应该发生在朔州盆地的汉匈之战，就会变成武州塞北的一场混战了。
虽然即使汉军获胜，也只会是一场击溃战，但也足以振奋汉军乃至整个帝国的士气了。
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临机应变的胆略和勇气的，更何况这三万汉军的对手。
转瞬之间变成了十万匈奴主力，最终在犹豫之间，这些本来可以改变历史的汉军，还是放弃了与匈奴接战的打算。
而日后无数次与重大战功擦肩而过的李广，也正是这统率这三万汉军的将领之一。
对于匈奴人来说，马邑之围就是汉军所实施的一个阴谋。
如果汉军从此之后一蹶不振，再无建树。
相信一定会有研究者，将汉匈之战失败的原因，归结于那个向匈奴单于告密的“汉奸”。
在现实环境中，一些热衷于讨论国际时事的朋友，也同样会不由自主陷入阴谋论的怪圈。
而那些在历史上经常出现的谋术，也成为了阴谋论的论据。
实际上，这两者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人类的博弈当中，各种谋术的动用总是在微观历史中不断出现。
然而当我们把视角拉高就会发现，推动历史前进的并非是某个人物或者一次阴谋的成功实施（或者失败）。
战术层面的谋术，并无可能直接改变战略上的大势。
就象汉匈战争一样，如果马邑之围取得了预期的成果，那么自然可以算是为这次“帝国反击战”开了一个好头；但即使无功而返，我们也很快可以看到，蓄积国力长达一甲之数的汉帝国，是如何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间，将匈奴人逼入死角的。
附：
马邑之围示意图总第七十九回马邑之围"title="《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五目《西汉》总第七十九回马邑之围">有一句我们从小就熟知的成语叫做“打草惊蛇”。
就这句成语的本意来说，其实是说故意去惊动对手，以迫使对方暴露出自己的行踪（为三十六计中之谋略）。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这句本来颇为正面的成语，往往被反用做无意中惊扰了对手，使得自己原本谋划好的计划无法实施。
以打草惊蛇今日常用之意，来形容马邑之围的后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当然，这次未能完成的战役，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效果。
最起码匈奴人会受到很大的震慑，在对手的地盘上不会那么嚣张了。
然而汉匈之间的矛盾，并非简单的两个国家之间利益争夺，而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生存方式上的结构性矛盾。
换句话说，即使马邑之围汉军大获成功，全歼了匈奴十万骑兵以及单于本人，也无法阻止那些游牧部落在农业区打草谷的欲望。
匈奴人很快就会推选（争斗）出一个新的单于，来率领他们继续南下侵扰帝国治下的农业区。
关于游牧民族，是否能够完全独立成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
而这也牵扯到他们为什么总是对农业区那么感兴趣的问题。
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牲畜能够为游牧民族，提供生活所需的一切基本条件。
比如肉、奶可以信用；毛皮可以做衣服、帐篷；粪便可以做燃料。
也就是说，即使不依靠与其它异类属性的民族交换，他们也能够生存下来。
然而游牧民族与周边民族，尤其是农业民族的争斗，数千年来就不曾停息过。
他们对农业区物资、人口的渴望，似乎又在证明，游牧体系必须依靠外部补给，才能维持正常的运转。
实际上，游牧民族能够成为独立的经济体，与他们不断的通过正常、非正常手段，从外部接受补给之间并不矛盾。
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草原和游牧经济，人类也不会灭亡，只不过比起农耕来，游牧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要差的多。
一方面，游牧经济本身的生产效率，或者说对土地的利用率非常低；另一方面，牲畜作为游牧民族的基本经济来源，同时承担着供给食物，与储存食物的功能。
一旦遇到极端自然灾害的话，所受到的打击，要比那些有条件、能力储存更多食物的农耕民族要大的多。
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民族如果想要在面临灾害打击时，迅速恢复元气的话，劫掠相邻的农业区，几乎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当然，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比起可以算出收益（一个畜群正常情况下，一年能扩大多少规模是固定的）的游牧经济，劫掠所产生的收益，总是存在不确定性。
而当发现这种渔猎行为能够帮助自己提升生活品质时，游牧民族就不会总是在受灾时，才想到向他们的邻居家伸手了。
游牧经济为了更好的保持自己的运行，需要从农业区进行补给，并不能解释一个现象。
那就是纵观中国历史，强大的游牧帝国，似乎总是伴生于强大的中原王朝而生。
比如匈奴与之秦汉；突厥与之隋唐之间的关系就是典型案例。
这其中并非没有关联，因为以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言，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联合起来，抱团取暖的需求。
一般几户有血缘关系的牧民，就可以组成一个基本的游牧团体，经营一片草场，共同决定迁移的路线（而在日常生活中，大家相互之间还可以非常独立的完成放牧牲畜的工作）。
这也使得游牧部落内部与彼此之间，呈现一种非常“原始”的民主气氛。
即使是被单于、可汗统一为一个“游牧帝国”之后。
那些首领们也不能单纯通过行政命令，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每一个部落和每一户牧民身上。
除非大家面临共同的敌人，或者有需要合力去争取的利益。
当与草原接壤的那些农业区本身，并没有置于一个强大政权的保护之下时，一个单独的游牧部落，或者区域性的部落联盟，就有可能完成他们的补给任务了；而当这些游牧部落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并且用长城保护起来的中原政权时，总是会有人挺身而出，用武力或者语言，说服大家团结起来。
因为只有这样，草原上才能集结足够的兵力，突破中原政权的防线，从农业区获得他们所渴望的物资和人口。
之所以要分析这些，是因为虽然我们只会重点分析几场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汉匈之战，但整个汉匈战争持续时间长达三百年。
如果不从更高层面来理解这场博弈的本质所在，这些即将呈现的战争，就只是会让大家的热血再沸腾一下罢了。
回到后马邑之围时代的解读上来。
为西汉时期的汉匈战争来划分阶段的话，白登之围——马邑之围可以划分为第一阶段。
这一时候汉帝国完全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而自马邑之围后，汉匈之战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帝国反击”阶段了。
由于受到的惊吓，匈奴人在马邑之围后三年多的时间中，并没有大规模的入侵情况发生。
然而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即使匈奴人不再认为，汉帝国是可以随时鱼肉的对象，他们在经受灾害时，也有强烈渴望从农业区补血止损。
对于匈奴人的大多数入侵行为，我们大致可以按季节分为两类情况。
一种是在秋季的主动进攻；另一种则是发生在春季的被动进攻。
所谓主动进攻，是指匈奴人并非出于生存的需要，对农业区所发起的入侵行为。
之所以选择在秋季，是因为这一时期是草原上最有生机的时期。
由于夏季集中了一年当中的大部分降水，即使是那些荒漠化的土地，在秋季也有机票呈现出绿意；特别是在河流、湖泊周边，那些经由夏季洪水浸润过的土地，牧草的生长会格外茂盛。
所谓“秋高马肥”之说，既缘于此。
对于这种情况，即使生活中农业获得的朋友其实也有机会体验到。
比如最近几年，刚刚进入枯水期的鄱阳湖区，总是会被媒体调侃为“鄱阳湖草原”。
秋季不仅为草原带来的生机，也为游牧部落的聚集提供了物资基础。
这意味着在一个面积较小的区域，能够提供足够数万，乃至数十万人口聚集的牧草。
今天蒙古草原上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就是这种秋季聚集传统的延续。
只不过，现实的游牧大会，已经纯粹成为比赛、娱乐的庆典了。
对于喜欢在游牧之余，以渔猎补给肉食的游牧民族来说（畜肉并不是主要食物来源，它们主要是通过奶制品来向牧民提供热量的），一年一度的秋季集会，也是他们合力南下，劫掠农业区的最佳时机。
而此时的农业区，也正好进入的收获的季节。
那些本来被农耕民族储存过冬的物资，也同样可以成为游牧部落渡过寒冬、提升生活品质的储备。
正因为如此，秋高马肥之时，也是汉帝国以及后世其他中原政权最为担心的时间段。
当匈奴人在马邑差点落入汉军圈套后，匈奴人也同时意识到了，一年一度的秋季，不再只是匈奴人的盛宴了。
然而问题是，即使匈奴人忌惮汉军突然显露出来的实力，一时不敢在秋高马肥时南下，但他们在经历过残酷的冬季之后，仍然有可能出于生存的需要，在自己最为羸弱时，向汉帝国发起进攻。
如果说秋季是游牧民族最为喜欢的季节，那么冬季就是他们最不愿意面对的时节了。
只是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此之后，他们就不得不面对，长达五个月之久的冬季（十一月至次年的三月）。
在秋季为尽量让增膘，以及在向阳的山谷（或者高山上的闻逆温层）寻找可供牲畜食用的牧草，成为了他们熬过寒冬的主要方法。
假使牲畜的死亡率，处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那么在进入春季之后，畜群将随着牧草的生长而迅速恢复；假使遇到极端自然灾害，那么“被动进攻”农业区的情况就有可能发生了。
之所以说是“被动进攻”，是因为冬春交际之季，也游牧民族体力、畜力最弱的时期。
不是遇到了生存问题，他们也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攻击农业区（这一时期，他们本应集中人力，快速将畜群移动至那些刚刚长出牧草的草场的）。
公元129年2月（农历），也就是在马邑之围三年半后，汉帝国的边郡上谷郡，就遭遇了这样一场“计划”外的进攻。
而三年多来一直为马邑之围未能成功耿耿于怀的汉武帝，也反应迅速。
一场针对匈奴的主动攻击战，就此拉开了大幕。
与匈奴经常在秋季对汉帝国边郡发起攻击有所不同，汉帝国反击匈奴之战，往往选择在春季。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我们上节也说了，此时匈奴的人力、畜力都处于最弱的时期，这个时候前去攻击匈奴，可以算得上是乘虚而入了。
当然，气候对双方都是公平的，汉军所倚仗的马匹，也同样不可能在冬季吃到优良的牧草，以保持体力。
也就是说，如果只是象游牧民族那样，靠天吃饭的话，汉军此时也并没有比较优势，主动出击匈奴。
然而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却并非完全靠天吃饭。
与匈奴逐水草而居的方式不同，汉地的战马来说，可以依靠由粮食作物所调配而成的“精饲料”，来常年保持体力。
当然，这样做的花费也是巨大的，仅从饲料成本来看，一匹战马所耗费的粮食，就会是单兵的四——五倍。
而在长途奔袭中，为了保证机动性，往往一名骑兵需要配备不止一匹战马。
这样算下来，如果没有强大的农业基础与储备，中央之国是很难有足够的本钱，对游牧民族展开反击的。
也正因为如此，汉帝国才在六十多年后，才有足够的力量对匈奴展开战略反击（汉帝国甚至会专门种植供战马食用的大麦）。
事实上，发生在公元前129年的春季的这场反击战，并非是汉军第一次对匈奴发起春季攻势。
尽管在之前的60多年中，汉帝国整体处于战略防御状态，但也并非在军事上，一味处于防御状态。
只不过，那时的进攻，更应该被视为防守的手段，或者说以攻守，战略上并没有指望把匈奴人赶回老家去。
偶尔发起的反击，一般是在匈奴发起秋季攻势之后，次年的春季主动出击一下，以显示自己在汉匈对抗中，也有一定的主动权。
真正以匈奴发起攻击之后，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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