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工业技术研究院管理模式与运营机制研究 - 武汉市科技局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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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企业、市场、社会、国家为之调整。

这种方式缺点是具有自发性和盲动性，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甚至不断造成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但积淀了科技产业结合以及校企合作的良好社会基础和文化氛围。

我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自上而下地、突击式地建立了科技和产业体系。

这种方式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很短的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路程，但也形成了各成一体、相对封闭、缺乏交流的局面。

在这种体制下，靠产学研自然而然的融合，必然是个漫长的过程。

由政府牵头，联合高校、院所、企业共建工业技术研究院，打造集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制度创新试点、文化融合特区于一体的硬抓手，从顶层打碎壁垒，形成技术引领与需求拉动相结合的联动力。

产业升级转型是全面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政产学研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单靠一方力量无法完成。

在传统模式下，政产学研合作属于松散、分布型合作，成本高、效率低，往往一阵风过后一切照旧。

产业研究院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有固定空间的实体性平台，能够持续推动项目走完最后一里路。

在高校里教师及研究人员接触产业要素的频次少，成本高，在产业研究院里可以充分调用丰富的产业资源。

对于企业来说，信息不对称是校企合作最大的障碍。

产业研究院如同一个高效筛选平台，将高校中最擅长社会服务和成果转化的技术力量网罗门下，减小了企业对接的时间和风险。

对于政府来说，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搭建的各类产学研

合作联盟、论坛本质上属于“软平台”，弹性小，见效慢；

产业研究院则是“硬平台”，对于政府的政策扶持引导能够做出迅速、刚性的反应，有利于政府工作的优化改进。

只有这个三方都能够使上力的平台建立起来后，政产学研合作才能持续深入开展。

在传统体制下，政府、高校、院所、企业被条块分割，互不隶属，职责孤立。

虽然各方都有良好的合作意愿，但现实规章制度或者存在空白地带，或者互相对立，使得成果转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

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出现，为体制创新乃至重建提供了抓手。

在政产学研合作的大势所趋下，片面、单纯的部门思维已经不能满足产业升级转型的需求，要以更加广阔的视角、高度集成化的合作体制去构建无缝对接的成果转化体系，产业研究院则是这一体系的聚焦点和示范区。

产学研合作除了要解决“能不能合作”的问题，还要解决“想不想合作”的问题。

要实现政产学研真正结合，需要文化融合。

当前我国政产学研合作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外力推动，尚未完全形成产业升级转型的内在动力。

在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技术市场的打拼，已经形成了企业重创新、高校重转化的文化氛围。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

我国由于起步较晚，政产学研合作中仍然面临“culture

shock”。

在高校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重学轻商”这样的传统文化仍

不同程度地影响教师队伍。

在企业里，行会式的闭塞、狭隘依然存在，不愿开展技术创新，不敢参与质量竞争，和西方那些经历几百年产业革命搏杀出来的工业巨头相比，除了硬件的缺乏，软件层面的不足更需要弥补。

产业研究院的出现，使政府、高校院所和企业三种文化实现从碰撞到融合的转变，最终催生更加积极进取的新文化。

政府文化具有坚定的意志和执行力，高校院所文化崇尚学术自由，企业文化拥有强烈的生存发展欲望。

产业研究院集三方之大成，那么造就的文化软实力是不可估量的。

（三）围绕复兴大武汉的目标，建设工业技术研究院是将武

汉科教优势转变为发展盛势的崭新渠道

产学研结合不紧、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创新对社会实际贡献偏低在我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在湖北武汉则显得尤为突出。

武汉科技资源非常丰富，在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数量、科技活动经费投入、科技活动成果总量等方面，武汉科技结合实力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居国内城市第三位。

近几年来，武汉市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先进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武汉科技优势尚未很好地转化区域经济优势和市场优势。

武汉缺乏一批在国内外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名牌产品，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武汉由于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数量太过庞大，和那些院校较少、产业领域较为集中的地区比，容易“各自为阵”，很难形成集中式的“共性技术需求”和“中央研发平台”。

海量、混沌、模糊，

是武汉产学研对接中经常遇到的现象。

因此构建支点性、专业细分的工业技术研究院是一种崭新的渠道。

工业技术研究院使武汉市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努力有了崭新的渠道和明确的着力点。

和其他的机构相比，武汉市建立的工研院有几个特点：

首先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和依托单位；

二是有明确的专业领域，对现有资源进行了有效重组；

三是围绕武汉市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打造平台。

这些举措使得工业技术研究院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结合的事业中成为了排头兵、试验田。

2013年武汉市出台了促进成果转化的“黄金十条”，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出台对接“黄金十条”的实施意见，率先在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试行，形成了良好互动。

（四）纵观国内外工业技术研究院发展历史，本地工研院还

处在初创阶段，研究规律，把握趋势，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保证

工业技术研究院是我国创新体系中出现的新事物，对于完善科技和产业链、促进科技成果对经济发展实际贡献率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力。

国外工业技术研究院已经有几十年的建设运行历史，比如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德国弗朗霍夫应用研究促进会、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等，这些研究院为工业共性技术研究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他们相比，国内的研究院成立时间短，运行不是很成熟稳定；

体量小，边界较为模糊，功能定位有待进一步明晰；

自我持续发展能力尚在培育中。

我国目前一些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体制机制建设尚处探索阶段，原有的行政体制虽然也具

有一些重要优势，如知名大学的学科背景和强大的品牌效应、理事会的高势能特点、地方政府和大学科研院所之间的桥梁作用和重要合作平台地位等，但同时也存在不少劣势，如具有行政单位性质，在经营运作上缺少灵活性；

缺乏激励机制等软环境，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

缺少对企业足够的提升力和对资本强大的引导力。

如何将科教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是由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关键。

武汉市通过与在汉高校合作共建一批工业技术研究院，努力探索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

“十二五”期间武汉市有10个工业技术研究院启动建设，目前已有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等正式投入运营。

这些研究院建设模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各异。

同时作为新生事物，并没有太多经验可供借鉴，很多处在摸石头过河的阶段。

研究这些研究院的建设、运行规律，总结成功经验，探索发展趋势，形成具有实用价值的研究报告，为这些研究院未来发展提前布局，同时也供政府、高校、企业乃至社会各界参考，推动将工业院建设成为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排头兵，意义重大。

二、研究内容

（一）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技术研究院功能定位关系研究

建立高效的工业技术研究院，加强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是发达国家（或地区）科技和经济快

速发展的重要成功经验。

国内许多地区都在尝试通过建立工研院的方式，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和产业发展，但基于不同区域、不同产业领域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工研院在实践中也衍生出不同的发展路径，目前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根据产业界的需求，从事共性技术、关键性技术和前瞻性技术研究开发，并采取多种方式向产业界推广研究成果和技术，支撑产业升级；

第二种定位于集聚创新资源，开展行业重大课题联合开发、专业技术服务和成果转化服务，推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近年来，武汉市为大力发展光电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了一批工业技术研究院，我们有必要结合武汉发展实际，找准我市工研院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路径，有效发挥工研院在建设创新型社会过程中的作用。

（二）工业技术研究院基本业务权重研究

工业技术研究院一般有应用技术研究开发、公共技术服务和成果转化服务等多种职能。

在不同地域，不同产业领域，不同发展时期，工研院需要根据区域发展实际，动态调整自身几类职能的权重，抓住核心，分清主次，适应产业发展需要。

（三）工业技术研究院投入模式和产权归属研究

目前，国内工业技术研究院大多是由地方政府和高校、科研院所共同投入设立的，企业和社会资本的参与不够充分。

如何优

化股权结构和产权比例，建立起科学、高效、市场化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实现资源整合最优化和收益最大化，是工研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四）工业技术研究院法人治理结构研究

事业单位企业化运行，是国内工研院在实践中摸索出的较为成熟的管理运行方式。

但工研院在承担着大量政府性、公益性事务的同时，如何将企业化运行落到实处，工研院谁来办谁来管、与上级主管部门如何分工、工研院内部如何议事决策、人事财务制度参照何种标准等，都是困扰大多数工研院快速发展的实际问题。

（五）工业技术研究院的研发单元组建模式

国内工研院多为政府与高校、院所共建，研发力量大都属于

“入驻式”。

国内科学系统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影响，科研系统的人才普遍有较深的“单位人”痕迹。

如何通过“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指导思想去建立工研院的人才队伍体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六）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运营研究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一般是政府通过工研院组织协调产业界相关技术服务、科技攻关、人才资金和服务性企业等创新资源联合共建的。

如何创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运行机制，借助这个半公益性平台开展技术联合攻关、成果产品化和产业化，将是工研院发挥作

用的重点支点。

（七）共性技术研发和共性需求征集模式研究

产业共性关键技术是指能在一个或多个行业中广泛应用，共享后能对多个细分产业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起到显著推动作用、具有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技术。

工业技术研究院应当建立起一套共性关键技术需求征集体系，以便高效、动态掌握产业界的共性重大技术需求，并针对性地开展技术攻关。

（八）产业技术人才联合培养机制研究

随着产业发展层次的提升，国内对复合型产业技术人才的需要也日益迫切，工业技术研究院依托其本身的科技、产业连接点的特性，应当在传统科技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产业技术人才培养方面的补充机制，进一步完善国家人才培养体系。

三、研究结论

（一）作为推动所在地区向创新型城市转变的加速器，工研院要将自身功能定位与所在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阶段紧密结合：

在新兴产业发展初期，工研院重点开展创新资源整合，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创新企业；

在产业相对集中，规模化效应显现后，工研院要重点进行共性技术、关键性技术和前瞻性技术研究开发，并采取多种方式向产业界推广研究成果和技术，支撑产业升级

按照西方经济学界的观点，比如迈克尔·

波特（MiehaelE.Porter）和刘易斯所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过程可以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

国家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于各个产业中的企业活力即创新力。

产业的发展只有从自然禀赋推动和资本推动阶段跃升到创新推动阶段，才能使价值链从低层次的连续跃升为高层次的连续。

在创新驱动阶段，由于生产要素的稀缺性进一步提高，如何有效地提高资源生产效率的知识和方法变得更重要，通过创新使人均产量水平提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方式。

国外工业技术研究院大都是在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迈向创新驱动的过程中出现的。

因此国外工业技术研究院功能定位很明确——服务产业技术创新。

这种服务是被动的、适应式的，换言之，即先有产业，后有工研院。

但国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我国是工业化、信息化一体跨越的过程。

在传统工业制造领域，大都处在粗放发展的要素和投资驱动阶段；

一些新型产业已经出现创新驱动的萌芽；

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在某些领域也开始融合。

总而言之，各地区、各类产业领域其发展阶段不一，彼此之间边界模糊，甚至同时并存。

这使得工业技术研究院功能非常复杂，目前来看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定位于集聚创新资源，开展行业重大课题联合开发、专业技术服务和成果转化服务，推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另一类根据产业界的需求，从事共性技术、关键性技术和前瞻性技术研究开发，并

采取多种方式向产业界推广研究成果和技术，支撑产业升级。

这两种定位不是相互割裂的，它们往往并存于一个工研院的

功能定位中，但是又在工研院发展的不同阶段此消彼长、转化升级。

在一个区域的新兴产业起步阶段，工研院通常以成果转化和企业培育为主，拉动产业聚集，同时辅以共性、关键性技术的开发工作；

在区域的产业聚集度实现质的提升后，工研院的功能定位相应发生调整，重点开展共性、关键性技术联合开发，并向产业界推广，以支撑产业升级。

产业发展能力



政策支持，产学研结合核心竞争力提升

迫近国际产业前端形成国际同台竞技

二次孕育成长

技术突破或商业

形成龙头企业产业能力升级

高端演进

模式创新产业迁升

价值链提

技术链升

产业链整

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企业能力持续提升

产业发展阶段

图1.工研院在产业发展阶段的功能

以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为例，该研究院在1996年创立之初，就定位为清华大学推进深圳高科技产业集聚发展的桥头堡，也是清华大学和深圳市相互连接的纽带和桥梁，通过推进清华大学科

技成果落地转化，在电子信息、高技术服务、生物医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等领域为深圳培育和引进了一大批高科技创业企业和高层次创业人才。

通过多年的积累和相互促进，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已成为全国知名工研院，深圳也正在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最重要的基地和国家创新型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目前已成为该市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支柱产业。

目前，结合深圳所处的的发展阶段、产业聚集度和产业链位置，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工作重心更加偏向于为共性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引领提供统筹、支撑和服务，把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引领和支撑服务作为价值取向，通过开展产业共性技术研发，解决产业链缺失环节、关键环节上的技术需求，助力产业提档升级。

现阶段，武汉正在大力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而将科教优势迅速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引导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现阶段推动武汉探索城市转型和创新发展的关键。

武汉市在光电子、生物、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了一批工业技术研究院，将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成熟科研成果进一步工程化，挖掘用户市场，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开展小试、中试研究、形成产品，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这是武汉市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也是工业技术研究院现阶段快速发展的有力保证。

在此基础上，通过机制创新，可以进一步发挥工研院在整合资源开展共性技术、关键性技术和前瞻性技术研究开发，为武汉经济的提档升级不断挖掘新的增长点，这也将是武汉

各工研院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伴随着武汉打造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决心而诞生，研究院成立之初，坚持将人才引进、企业培育、成果转化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5年来，研究院累计引进两院院士、外籍院士、国家千人计划、省百人计划、高新区3551计划等各类创业人才达到118人，培育了生物类创业企业102家（占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企业总数的近五分之一），其中，2家企业登陆“新三板”，2家企业登陆“四板”，8家企业挂牌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的“科技板”；

2015年，研究院入驻企业总收入突破20000

万元，毛利润突破6000万元，纳税突破3400万元。

随着前期基础工作搭建完成，企业、人才充分集聚，优势领域初步显现，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的发展也步入新阶段，为支撑武汉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努力，研究院启动了代谢科学、纳米药物、植物生物反应器三大国家创新中心的建设工作，重点在这三个武汉地区有基础研发优势、研究院有重点布局的领域，进行共性技术、关键性技术和前瞻性技术研究开发，向产业界推广研究成果和技术，推动武汉生物产业的快速发展，助力国家创新城市的建设。

（二）企业技术服务、成果转化、共性技术开发作为工业技术研究院三大基本业务，其权重比例应当伴随着相关产业的整体发展，按照“引进—消化再吸收—再创新”的路径不断演进，前期偏重企业技术服务和成果转化，后期重点开展共性技术开发，从

集聚产业要素走向引领产业发展

国外产业发展经过几百年的积累，较为集中，需求明确，方向清晰。

而国内许多行业发展仍处在遍地开花的阶段，较为分散，尤其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发展态势和规律不容易把握，这些给工研院的选题带来困难。

究竟做高精尖，还是短平快？

究竟是点对点院企服务，还是网络状产业辐射？

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工研院的建院宗旨能否实现，政府投入能否带来收益。

企业技术服务是工业院服务产业的直接手段。

大企业由于其市场占有上的优势常常使其在技术创新和使用方面没有太大的积极性。

而其本身的体量和层级式的组织结构又在一定程度上使技术创新受阻重重；

而中小企业一般是市场的弱者具有强烈的创新冲动，但是苦于缺乏资金和技术来源，往往有很多好的思路和想法难以落到实处。

工研院提供技术服务，对于研发资金匮乏技术竞争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他们自身创新活力不足的缺陷。

这样不仅刺激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同时也给大企业造成压力，为了保持其技术上的领先者地位，迫于压力的大企业也必须拿出部分资金用于研发，这样可激活整个产业的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活动。

成果转化职能是工研院连接高校和市场的纽带。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在推进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据统计，美国高技术企业中有10%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直接来自于大学的研究成果。

我国的工研院普遍同高校有渊源。

大学

也越来越重视面向产业的成果辐射。

目前我国正加快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但是中国的企业研发实力较弱整体缺乏创新能力，技术主要以引进为主。

多数企业在一些核心技术上没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正是困扰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一大瓶颈。

而高校聚集了大批优秀的科技创新人才和大批科研成果，完全可以在技术创新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所以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既要强调企业的主体地位，也要明确大学作为企业的战略合作者或战略盟友的地位，把推进大学的技术创新扩散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在产业振兴技术支撑等各类计划和研发政策中减少对大学的限制，加强大学主导的份额，并通过更加灵活的机制把大学与企业的研发力量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必然能够产生更加持久的创新活力，实现政府企业大学的多方共赢。

利用工研院的特殊地位，更多发挥其连接高校和企业的纽带作用，为成果转化打通一条桥梁。

共性技术研究开发是工研院的首要任务。

以产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为研究对象,以推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是共性技术研发机构的一种有效形态。

而成功地建设共性技术研发机构,加强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科技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如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院、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等,对推动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创新,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基于以共性技术为

目标,以产业链技术为核心,以集成技术为手段,构建技术研发、技术转移、知识资本化运作平台的目标定位,采用“刚性体制+弹性机制+柔性机制”,形成一个产业技术的创新创造、发生发展、转移转化、集成集群的区域创新体系。

面对不同的产业领域和不同的学科支撑来源，武汉的10家工研院需要结合所在产业的发展阶段，来调整三项功能权重，抓住核心，分析主次，适应产业发展需要。

图2.工业技术研究院创新路线

（三）工研院在筹建期的投入模式应当是政府负责资金投入、高校负责人才和应用性成果输入，双方共享产权；

在工研院发展成熟，能够自我输血后，政府的投入可以逐渐缩减，并将所持部分产权过渡给工研院管理层及相应社会资本，形成政府、高校院所、投资机构、管理层共同持股的局面

转变经济结构、推进产业升级，是政府从国家或地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考虑，对未来发展的一种提前布局和谋划。

建设工

研院，实际上是这种政府意志的抓手和落脚点，工研院天然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和“社会性”。

正因如此，日本产业综合技术研究院是由日本政府直接支持发展起来的，台湾工研院的成功更是台湾地方政府集全岛之力发展的结果。

在我国内地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政府投入的强度直接决定了工研院能否在筹建的初期迅速站稳脚跟，发挥作用。

政府财政投入是必不可少的。

工研院建设项目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公共平台类项目、产业化类项目和研发类项目。

根据项目的不同特点，政府公共投入在整体结构性投入中所占的比例略有不同。

政府公共投入不仅与项目的风险相关，而且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息息相关。

对于研发类项目，政府公共投入承担创新风险，对新技术的研发给予充分支持，因此，项目当期的经济收益虽不明显，但长期看来，政府投入对技术创新具备一定的拉动效应，项目潜在的社会收益较大，此类项目需要政府资金扶持力度最大;

公共平台类项目具备一次投入重复使用的特点，对后续的技术升级和技术服务有较大的溢出效应，潜在的社会收益大，此类项目需要政府与社会资金共同承担;

产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