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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珍生平事迹考证

■禹明先

一、尹珍的生卒年代与职官

尹珍是牂柯郡毋敛县（今正安新州）人，东汉时期的西南巨儒。

河南漯河许慎文化园尊称其为“南中国孔夫子”。

对于这样一位历史文化名人，可惜史书对于他的生死年代和外出求学、做官时间等都没有文字记载，为此，笔者特作“尹珍生平事迹考证”一文，以便为正安县打造尹珍文化提供参考。

关于尹珍的生卒年月，史书虽没有明确记载，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历史事件和政令来对它进行研究和了解。

据《华阳国志》一书记载：

“（东汉）明、章之世，毋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渐（见）庠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

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才，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私人办）学焉。

珍以经术选用，历尚书丞郎，荆州刺史。

”

汉代的科举制度，根据班固的《汉书》记载，汉武帝时兴办太学，培养五经博士生，学有所成后，经过对策考试，成绩优异的可以步入士途，官至郎中。

而郡县一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称为“诸生”，大多只能先做郡县的属吏，官秩品位都不太高。

到东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向汉顺帝建议：

“诸生试家法”（传自经师名家学业的学生），经过考核优秀的，均应该给他们授以较高的官职。

同时汉顺帝还采纳左雄的建议：

“年四十以上才能察举孝廉步入仕途。

”汉顺帝时的这两项科举制度改革，是我们研究尹珍外出求学、做官和生卒年代的重要依据。

从《华阳国志》的记载获知，尹珍是许慎私人授业培养出来的学生，这种学生在汉顺帝以前是没有条件和机会步入仕途的，是汉顺帝改革科举制度后，才给尹珍这样的郡县一级学校培养的诸生创造了向私人名家传学深造和步入仕途的机会。

而汉顺帝的这两项科举制度改革的时间，据《后汉书·左雄传》记载是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进行的。

据此推断：

尹珍获得汉顺帝的科举制度改革信息应是在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左右）。

而假设尹珍当时的年龄在35岁左右，随许慎深造几年满40岁后便可步入仕途，由此上推35年便是汉和帝永元十年（即：

公元98年），这便是尹珍出生之年，也由此而推知尹珍从许慎研习五经是阳嘉末年（公元135年左右）开始的。

从这个考定来看，尹珍的年龄应该与应奉相等（可能比应奉还大一些），由此推导出尹珍从师学习图纬的人不是应奉，而是其父应郴。

因为年龄与尹珍相等或小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尹珍的老师的。

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以前，应奉还未满40岁，正是求学深造的壮年学生，怎么能成为老师去教尹珍呢？

由此再展开来讨论，尹珍师从应郴学习图纬应是在他从许慎处结业后，未入仕途之前，这时正是他在中原地区大开学术风气眼界、求知欲兴旺之时。

因为汉代许多人都是到五、六十岁，饱学经纶时才步入仕途的。

左雄向汉顺帝的科举改革建议中说：

（验）其虚实，“练以观异能……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龄”选拔使用。

两汉时期官员的任职时间也没有期限，如身体健康，要满70岁才准许退修。

从尹珍去向许慎学习五经一事来看，尹珍在政治上是有抱负的，因此在他未步入官场以前是不会“还以教授”的，尹珍回乡办学的时间应该是70岁从荆州刺史官场退休之后的事。

尹珍在荆州刺史的职位上至少有25年的时间，其退休的时间应是在汉灵帝建宁时期（即：

公元170年左右）。

象尹珍这样具有多年政绩的大行政州刺史和文化名人，书法家，回乡后步不出门学生就会争相上门来求学，不可能闲着没事做，到外地去办学，推销自己。

何况到目前为止，其它地方没有发现唐、宋以前尹珍的行迹和遗址。

因此，莫与俦说尹珍“到处去办学”一事是不能成立的。

据《后汉书·应奉传》记载：

应奉出生于官宦世家，其曾祖父应顺，东汉和帝时为河南尹。

应奉的父亲应郴曾任武陵郡太守。

汉代规定郡太守以上官员任职满三年的，可以保举其子弟一人做官，因此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应奉年满40岁时，便由其父应郴保举出任武陵郡太守。

而尹珍却没有这个保障性的优越条件，因此尹珍步入仕途的年龄必定比应奉大，应在45至50岁之间，时间应是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前后。

由于常璩《华阳国志》对尹珍生活的年代记述超前，范晔著《后汉书》时发现了这一失误，于是把尹珍改定为“桓帝时人”。

这个结论应该是以尹珍任荆州刺史的开始时间为依据的，相对来讲，比常璩《华阳国志》的认定要可靠些。

因为尹珍出任荆州刺史后，随着政绩和名声的扩大，史料对他的记述明确而广泛，因此范晔采取了这个结论。

常璩著《华阳国志》时，收集史料的范围重点在西南地区，而忽略了中南地区关于尹珍生平的记载，因此出现失误。

据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

汉代以尚书品级加封的郎官很多，其中的羽林中郎将分为令、丞诸官。

常璩《华阳国志》说尹珍“以经术（五经学术）选用，历尚书丞郎”，说的是尹珍被封为“尚书部的羽林中丞郎”。

另据《汉旧仪》一书记载，品秩“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

也就是说：

二千石粮食奉禄的尚书与二千石粮食奉禄的刺史属于同一级别，因此二千石的尚书中丞郎常兼领二千石刺史的职务。

由此可见：

《华阳国志》说尹珍“以经术选用，历尚书丞郎，荆州刺史”是一职两衔，即同一时期兼领尚书中丞郎和荆州刺史两个职务，并非不同时期出任两个官职。

此外，按汉制规定，二千石以上的官员所配发的印件为银印青绶。

尹珍“以经术选用”的“经”，并非是五门经课全部合格才能做官，按汉代规定，只要精通一门经术的就可成为博士而做官，称为“明经”。

从尹珍后来跟随应郴学习图纬的发展方向来看，尹珍是以《易经》（周易）的好成绩步入仕途的。

《易经》这门知识的掌握，为他后来学习《图纬》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关于尹珍的卒年。

假设尹珍活到85岁时死，那他的卒年就应在东汉灵帝光和到中平时期（即：

公元181——186年之间）。

二、关于尹珍学习图纬，通三才的事

关于《华阳国志》说尹珍“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才”的事。

图纬学是东汉时期的一门热学，但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对这一学科深入展开讨论。

因此本节用较大的篇幅对图纬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填补目前理论研究之不足。

图纬学是汉代人解释阴阳五行经义的学问。

“图纬”是《河图》（周易）和《雒书》（洪范）两本书名的合称。

常璩《华阳国志》说的尹珍“学图纬，通三才”，“三才”指阴阳五行中，天、地、人三者之间相生相克的相互依存关系。

“才”字在这里通“裁”，是裁决和裁定的意思。

“通三才”指“懂得天、地、人三者关系的裁定”。

关于“图纬”即是《河图》和《雒书》两本书名的合称一事，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是这样说的：

“《易》曰：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相）之；河出图（河图），雒出书（雒书），圣人则（测）之。

’刘歆以为：

虙义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测）而画之，八卦是也。

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武王问《雒书》于箕子，箕子对（曰）：

‘禹得《雒书》之意也：

一曰‘五行’；次，二曰‘修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时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享用五福，威用六极’。

’凡此六十五字，皆《雒书》本文，所谓‘天迺锡（赐）禹大法九章（畴）常事’。

所次者也，以为《河图》、《雒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畴）相为表、里。

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则乾坤（《周易》）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地之道粲然著矣！

”

从上面摘录班固《汉书·五行志》这段论述中，《河图》为《周易》、《雒书》为《洪范》的表述是很明确的，“图纬”名称是取《河图》书名中的“图”字和《雒书》（纬书）书名中的“纬”字拼合而成的。

另从班固的这段叙述中，还获知图纬学即是“经纬学”，是“纵横交错论述世态万象”的学问。

班固明确指出：

图纬学的形成是采纳“《周易》之阴阳效（应）和《洪范》之咎征”两部份合併而成的，于是“天、地之道粲然著（解释天、地、人三者关系的图纬学产生）矣”！

《河图》一书中的“河”是古代对“黄河”的专用名称；“图”指“阴阳八卦图”。

《周易》的“河出图，雒出书”，讲的是在黄河一带发现的《周易》“八卦图”，洛水之滨发现的“洪范”一书。

由此可见：

《周易》的“河出图，雒出书”一语，已经把《河图》和《雒书》起源与出处的信息指向了“黄河”和“洛水”交汇处的今河南省北部安阳一带。

根据那一带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来看，《易经》的“八卦图”和“卦辞”是受安阳一带出土甲骨文上面的符号和卜辞的启示而编造出来的。

而由甲骨文的卜图和卜辞演变成《易经》的“八卦图”和“卦辞”，则是《老子》道家思想的产物。

老子《道德经·论道》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在老子的道德论中，“三”是一个“无穷大”的宇宙数字，它包含着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

结合老子所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理论，便把《老子》《易经》的伪造者们，思想中代表世间万物的“三”字，将其中的“一”画和“二”画分别断裂开来错位排列，便成为“负阴抱阳”的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代表天、地、人等世间万物的“八卦图形”，并杜撰历史说：

是“虙义氏画八卦图”，“（周）文王演（解释）《周易》（八卦）”。

从古人将《周易》（易经）和《洪范》两书的传承过程相提并论一事上看，载有甲骨文原始“卜图”和“卜辞”以及“洪范”一文的两块龟甲是相隔不远的时间内发现的（也可能是同时发现的）。

“河出图”一语只能证明当时已经发现了作为后来《易经》“八卦图形”原始依据的甲骨文字和符号，其最早发现的时间应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但把它变换成《易经》的八卦图形并加以文字解释则是西汉人所为。

当时发现的“洪范”一书的内容也决不会象今天这样的完美。

因为今天传承下来的《洪范》一书，其措词并非甲骨文体，而是汉代人的行文用语。

由于汉武帝时论贤用人，“举贤良文学之士”，大兴学术之风，并赐以高官厚禄。

在禄利的趋使下，许多人不择手段地搅尽脑汁造假，于是就伪造出了《周易》和《洪范》两书，由于是假托“圣人”所为，因此受到人们的重视，形成了一股“经学热”，于是出现了许多不同内容和注释的两书版本，并由此带来一场关于“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大争论。

所谓“古文经学”，即是汉代一部份人用生僻古奥的文词来伪造经书的事；而所谓的“今文经学”，则是汉代部份人用汉代语体来伪造经书的事。

今、古文经学两派斗争的实质，并非是出于良知和道义去辩驳和批判谁是谁非，纯属是为了压倒一方，从而获得社会地位、功名利禄和学生生员。

关于西汉人大量杜撰历史，伪造史书一事，班固在《汉书·刘歆传》中就曾记载说：

文、景之时，“天下众书往往频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馆，为置博士”。

另据班固《汉书·儒林传》：

“汉兴，言《易》（周易）自淄川田生，言《书》（书经）自济南伏生，言《诗》（诗经）於鲁则申培公、於齐则辕固生、（於）燕则韩太傅，言《礼》（礼记）则鲁高堂生，言《春秋》於齐则胡毋生、於赵则董仲舒。

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承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向）风矣！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使然（皆由禄利之路引出的事情）也！

”由此可见，西汉时出现的许多经书，如春秋、论语、左传和兵书等，世间并无传本，全部是根据“诸子传说”（街头巷尾关于孔子、老子、孙子等的一些历史传说）的一小点依据加以推演拓展编造出来的。

秦始皇焚书之后，书籍大多无存，西汉时一下子冒出那么多书，这本来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由此可见，所谓的《周易》、《洪范》两书，全都是汉代人编造演绎的“恶作剧”！

《易经》的得名亦是受老子道德论的影响。

老子《道德经·修身》说：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由此可以明显看出：

《易经》名称就是根据《老子》“天下难事必作于易”一语命名的。

“《易经》”的含义是：

“解释天下难事的书。

”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汉代人为了谋取禄利而伪造出来的怪书，《易经》在汉代昌兴文学之风的情况下享受到崇高的待慰，被推尊为“五经之首”。

但是稍为有点科学头脑和知道其来历的人是不会迷信《易经》的。

当时就有人假借荀子的话说：

“善为《易》者不占（卦）。

”意思是说：

“真正懂得《易经》来历的人是不会相信八卦的。

”只有那些了解得肤浅和无知的人才会相信《易经》！

关于《雒书》的来历和名称。

宋朝人蔡沈在《洪范》一文的注释中说：

“按孔氏（唐·孔颖达）曰：

‘天与禹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九（九畴），禹遂因而第之（排序），以为九类。

’《易》（周易）言：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盖（禹）治水成功，洛龟呈瑞，如箫韶奏而凤仪（仲尼）《春秋》作。

而麟至亦其理也。

世传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即《洛书》之数也。

”

按照蔡沈此说，《雒书》最早发现于河南洛水（今洛河）安阳周朝时的甲骨文中，故名《雒书》（古汉语雒、洛通用），此事的经过被后人收入《易经》之中。

由于古人不知道其来历，于是用迷信的方法解释为“神龟负文，而（排）列于背（实是龟甲背面上刻字）”。

并说《雒书》是夏朝时黄帝赐给大禹的，后经大禹重新编排（“禹遂因而第之”），才成为今天的《洪范》一书。

蔡沈的这一论点纯属牵强附会之说。

其实早在汉代成文的《洪范》一书中，就谈到“稽疑”时用“龟筮”来解答疑难的事。

所谓的“龟筮”是指秦汉之际人们对已发现的甲骨文字和图形进行迷信解释的事。

西汉中期儒家学者编造《洪范》一书时，仍沿用此说，说是遇到疑难时可用筮占来进行解答，把原本朴素的龟甲文字罩上一层迷信色彩，使人很难理清历史的真实面目。

据班固《汉书·五行志》讲，《雒书》原本只有“六十五字”，这也符合甲骨文中龟甲刻字的标准和数目，因此说《雒书》和《周易》的“八卦”和“卦辞”的原始文图最早见载于甲骨文是可以肯定的！

本人这个结论把我国甲骨文的发现历史向前推了将近三千年。

这可算是尹珍文化研究的一大发现和贡献！

关于图纬学的具体产生时间。

据班固《汉书·五行志》记载：

“孝武（汉武帝）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以传族子。

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

”“董仲舒…始推阴阳（易经）为儒者宗…后刘向…传以《洪范》，与仲舒错（不同）。

”由此可见，汉武帝时夏候氏就已“善推五行”，刘向也曾研究解释过《洪范》，与董仲舒的版本和结论不同，只不过他们都是单独研究，没有和《易经》结合在一起。

而把《易经》推崇为五经之首，则是董仲舒所为。

到西汉末年的成帝、哀帝和平帝三代，图纬学才开始流行。

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多处引用《京房易传》一书，书中明确提出和解释“天、地、人三者之间阴阳变故”的问题，可见西汉末年的京房是图纬学的一大开创者。

而图纬学的兴盛和完善则是东汉时期的事。

范晔《后汉书·张衡传》说：

“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

自中兴（东汉建立）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復附以妖言。

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于是上疏要求禁绝图纬之学。

由于图纬学迷信色彩浓厚，科学成份较少，因此遭到张衡和桓谭等人的极力反对。

但是由于统治者的迷信和示范，“儒者争学图纬”的社会局面得不到扼制，以至于东汉时期封建迷信之术盛行，于是便产生了应奉父子等一批图纬学大师。

根据班固的《汉书·五行志》所述内容和特点，班固《汉书》中的“五行志”显然是一篇关于图纬学起源和核心构架的专列文章。

由于该文中因果报应等奇谈怪论占据着主要篇幅，因此现代人评价班固的《汉书·五行志》：

“无可取之处”，与张衡批判图纬学的观点一致。

《周易》用“阴阳八卦”来诠释天地间万物的生死轮回；《洪范》则用其九畴“五行相生相克”和“稽疑卜筮”来诠释人类生活的自然规律，两者中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当西汉中期《易经》和《洪范》两书受到人们质疑，很难立身传世的情况下，人们便采取两书之长合而用之，于是就产生了“用阴阳五行学说纵横交错的思维方式来解释人与天、地间自然现象的专门学问”，称为“图纬学”。

这一学科比用单一的《周易》或《洪范》来阐释自然现象，在思维方式上要宽广和圆满得多，因此当它一出现就受到人们的热捧。

图纬学的产生意义是极为深远的，它为后来的“阴阳地理学”和“命相学”等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

唐、宋时人们又把《图纬》学的知识反刍到《易经》中，于是形成了今天传承下来《易经》板本的复杂内容。

综上所述，尹珍学习图纬是东汉时期社会风气与禄利之路趋使的结果。

尹珍学习图纬后，成为西南地区传授阴阳五行学说的第一人。

三、尹珍的书法艺术与外出求学路线

尹珍曾是书法家，但他的书法作品南北朝以后便失传了，后人对此事已经淡忘了。

晚唐时期著名书画家张彦远著《法书要录》时，转录南朝宋人王愔著述的《文字志》一书中记载东汉书法家有尹珍。

关于尹珍的书法字体，从流传至今和见于史书记载的西汉《礼器碑》、《张迁碑》以及东汉桓帝时期的陕西褒城《石门颂》和与正安毗邻的川黔地区乐山、南川、习水三岔河、桐梓松坎等地东汉石刻文字均为隶书，从而推知尹珍的书法艺术字体为“隶书”（汉隶）。

其中陕西褒城东汉桓帝时的《石门颂》与南川太平场东汉顺帝时的《阳嘉石刻》书法字体如出一辙，而南川东汉《阳嘉石刻》又与习水蜀汉《章武三年石刻》文字书体在汉隶书法发展史上又有非常密切的传承关系。

《石门颂》、《阳嘉石刻》和《章武三年石刻》隶书体的一个特点就是带有“悬针篆”的用笔风格，这些都可作为研究尹珍书法艺术的重要依据。

关于尹珍的书写用纸材料，从史料记载推论应为丝绵，非纸本。

庄葳在《中国书的历史》一书中说，东汉时期有个叫崔瑗的学者，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现在派人送上《许子》十卷，因为贫穷，无法用帛（绵）写，只能用纸了。

”由此可见，东汉时期虽然已经发明了纸，但质量上还不很过关，因此上层社会的人和文人学者，大多讲究用丝绵来书写文章。

由此推断，尹珍生前的书法作品，大多数为绵书。

关于尹珍书法作品的传存问题。

尹珍的书法作品不传存于西南地区而出现于南北朝时南朝宋人王愔的著述中，在今天看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其实这是历史发展和朝代分割造成的。

南朝的刘宋王朝是两晋王朝分裂后刘裕建立于江南地区的第一个独立政权，史称“南朝”，今遵义地区位于刘宋王朝的西部疆域中心地带。

从史料记载获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书法从篆、隶、章、草向真、行、今草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并且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远多于绘画，可见社会风气对书法艺术的重视。

南朝政权建立后，上至皇帝，下到臣僚，奏章对答间常以品评书画为议题，“书学”作为一科专门的学问由此便在南朝地区产生，于是收藏鉴赏历代名人书画便成为当时的一件大事。

而作为南朝刘宋王朝辖境的牂柯郡境域，尹珍的名气和书法作品当然成为首选目标，因此被收入南朝刘宋王朝的首都建康（今南京），并被收入王愔《文字志》一书。

关于尹珍北上的求学路线。

近年来，随着对尹珍生平事迹研究力度和广度的加大，尹珍外出求学路线的研究也由此展开来讨论。

早在1987年笔者在《贵州文史丛刋》第3期发表“夜郎新议”一文中，就曾提出一条由贵州东北部通往湖北和中原的古代交通路线，当时认定为“庄蹻西征入滇路线”。

其依据是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

楚将庄蹻西征入滇的路线是：

“循长江而上，略巴属黔中以西”，穿过黔北地区然后才到达滇池的。

这个认定被后来的出土文物所证实。

正安境内出土的汉代乐器特钟和务川大坪出土的汉代蒜头壶都属于“楚文化遗物”，而正安出土的汉代錞于则是鄂西南清江流域“巴人文化”的典型器物。

这三件文物把楚地与黔北古代的交通连成了一线。

由此可见，黔东北地区与楚地在两汉时期的经济文化交往是很密切的。

当时的经济文化传播通道是顺着芙蓉江或洪渡河两条通道朝东北方向走，经过彭水、恩施，然后顺着清江、长阳进入楚地，再由宜昌北上进入中原。

清江古称“夷水”。

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夷水》说：

“古时自巴入楚，避三峡之险，皆由此路。

”王先谦还引《史记》等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楚战争多由这条路线西进和东出。

因此可以肯定尹珍是由这条路线北上求学的。

另外一条路线是由正安北出，由涪陵乘船沿长江东下，然后再由宜昌北上中原，但这条路线夏季洪水期间或战争时夔门封堵后是不能通航的，并且回来时上行逆水行舟也不方便，因此尹珍由清江这条陆路东出楚地然后北上中原的可能性大些。

2011年10月10日于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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