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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关系到国家的兴亡
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关系到国家的兴亡
——从苏联解体看“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意义
潘光
2011-3-2621:
49:
45 来源：
《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共产党人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供?
永存的反面教材。
它告诉我们：
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存亡取决于执政党的核心领导及由其确定的党的指导思想，决定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正确的根本问题在于能否将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及当代实际结合起来，而“三个代表”则是衡量执政党指导思想正确与否的一把标尺。
它也告诉我们：
虽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却并非能天然地、自始至终地坚持和实施“三个代表”。
因此，进一步学习、理解、坚持“三个代表”的思想，对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确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执政党，指导思想，“三个代表”，生产力，先进文化，人民利益
[作者简介]潘光，1947年生，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上海200020）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
这个问题已经谈了10年。
今年是苏联解体lo周年，又正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在这个时候结合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再来深入考察这个问题，特别是从“三个代表”的视角寻找答案，具有格外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从斯大林模式到戈尔巴乔夫主义：
苏共指导思想的演变轨迹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瓦列里·博尔金曾指出：
“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
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
”1这段话点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党和国家核心领导的错误，也即作为惟一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错误。
本来，要治理像苏联这样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尚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在具体政策和方针上出现一些失误和错误也并不可怕，只要总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纠正失误和错误并非难事。
然而，如果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错了，则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方针政策都会错，而且很难纠正和补救，其后果就是灾难性的了。
苏联74年历史长卷中的每一页都证明了这一点。
列宁时期只有7年，党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明确的：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列宁有一个重要思想：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2就是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列宁善于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作出判断和决策，以实践来检验党的理论和政策，适时调整党的方针政策。
他及时改变“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僵硬教条，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到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使苏联经济迅速恢复，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得以站稳脚跟的英明之举。
在那7年里，虽然国家还很困难，人民还很贫穷，但全党和全国人民目标明确，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生气勃勃、探索前进，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斯大林执政后，继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发展经济，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领域达到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的水平，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综合的社会主义体制，也即我们常说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模式。
应该说，在短短20多年里将一个落后的俄国建成一个重工业如此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斯大林是功不可没的。
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部高度集中，在军事工业方面十分强大的国家机器，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才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国，并在二战后崛起而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
然而，也就在斯大林模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斯大林本人的思想及由此而形成的苏共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偏差和失误，到斯大林执政的晚期，在某些方面更发展为比较严重的错误。
那个时期斯大林和苏共指导思想中的根本失误或错误在于超越发展阶段，急于进入完美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
1936年年底，斯大林就认为：
“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完全胜利，现在已经是事实了。
”3在1939年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他又宣布：
“在苏联社会已没有对抗的敌对阶级了，剥削阶级全消灭了。
”4这种认为苏联社会已没有矛盾，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的观点实际上是不符合实际的。
正是由于指导思想中这一错误的发展和作用，苏联在政治体制，经济政策，所有制问题，分配机制等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上都出现了偏差，失误，乃至错误，使党和国家遭受了种种挫折和损失。
这后来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现在常常提到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病，主要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赫鲁晓夫执政10年左右，其治党治国思想的摇摆性表现十分突出，因而也使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失误和错误。
一方面，赫鲁晓夫试图医治斯大林模式中的许多病症，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全面否定斯大林，又在思想领域引起了混乱。
另一方面，他在许多问题上仍维持了斯大林的观点，而且还有所发展。
如赫鲁晓夫宣称：
“资本主义已经不存在了”，“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
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不仅取得完全胜利，而且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5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中没有矛盾，没有阶级的观点，到赫鲁晓夫那里就发展成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系统理论。
这一时期苏共党的指导思想的摇摆和失误，使许多具体的政策反复无常，这显然对苏联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不利的。
勃列日涅夫打着纠正赫鲁晓夫错误的旗号上台，执政之初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但只是昙花一现。
以他为核心的苏共领导逐步恢复了斯大林时期经济和政治高度集中的体制，继续鼓吹超越阶段理论，经济改革徘徊不前，政治改革束之高阁，保守僵化倾向更为突出。
由于不能适应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新形势，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这一时期苏联对外实行扩张，在国际上谋求霸权，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因而仍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实行国民经济准军事化，结果极大地消耗了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也制约了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
到勃氏执政后期，苏联社会停滞不前，已出现了危机全面深化的征兆。
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各执政一年左右，前者想要搞改革，但力不从心，后者是个典型的官僚，以守摊子为己任。
由于时间太短，他们的影响有限，因此这一时期只能被看作是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向戈尔巴乔夫时代转变的过渡期。
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推动改革，使许多人对他充满希望。
但当时很少有人会想到，他执政的时期将成为苏联历史的最后阶段。
本来，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传统模式是大势所趋，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的头两年顺应这一潮流，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使苏联社会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然而，随着改革逐步向纵深发展，面临的阻力和困难越来越大，戈尔巴乔夫性格中机会主义的一面开始暴露出来，他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摇摆、偏差、失误，这自然马上就在党的指导思想中反映出来了。
他先是将重点转向政治改革，以“民主化”和“公开性”两个杀手锏对苏共动大手术，结果大大削弱了苏共的执政能力。
这一时期政策多变，社会动荡，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上升，使改革难以深入。
为了摆脱困境，戈尔巴乔夫又来了个急转弯，决定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方针，使党的指导思想转向了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自身的领导作用的错误方向。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西方式的多党制被引进苏联，形形色色的反对党，反共组织，民族主义团体纷纷登台；苏共党内斗争愈演愈烈，使党组织陷于瘫痪；民族分离主义日趋活跃，许多加盟共和国要求独立；人民丧失了精神支柱和思想凝聚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思想乘虚而入，社会风气日下；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差距拉大。
到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社会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陷入全面危机，最后苏共被解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终于解体。
从上述简单的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与国家的兴亡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
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正确，党和国家就欣欣向荣，兴旺发达；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偏差和失误，党和国家的发展就会出现曲折和遭受损失；一旦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出现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党和国家就会面临一朝覆亡的危险。
二根本的问题在于能否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和当代实际相结合
为什么苏共的指导思想会出现摇摆、偏差、失误，一直难以纠正，逐步发展为比较严重的错误，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更形成全局性的方向路线错误?
从苏共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演变来看，根本的问题在于能否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普遍真理与苏联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能否与不同于马恩所处时代的当代实际结合起来。
列宁的伟大就在于他不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他有许多工人朋友、军人朋友、农民朋友和知识分子朋友，常常与他们促膝长谈，特别注意听取不同意见和批评意见，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
国内战争一结束，他立刻敏锐地察觉战时共产主义这种高度集中的绝对平均主义体制虽然符合共产主义的理想，却不适应俄国的实际，因此果断地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
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和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并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全面支持地方的首创精神，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
”6当时党内不少同志反对新经济政策，认为它是“普遍的资本主义复辟”，“抛弃了社会主义”。
然而列宁坚定不移地实施这一政策，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到列宁生命的最后一二年，他又在利用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商业，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方面形成了许多新的思路。
可惜列宁去世太早，否则他可能会提出建设具有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就像邓小平后来为中国所做的那样。
斯大林指导思想中有符合国内实际，应对国际挑战的一面。
他建立的体制能确保集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解决最为紧迫的问题，在最短的时间里高速进行经济建设，迅速增强国力，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常说斯大林是功大于过。
后来各个时期的实践也同样证明，凡是将经典理论与实际结合得比较好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
如赫鲁晓夫执政初期批判个人迷信，实施新的农业政策并改组工业，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纠正赫鲁晓夫的冒进政策，1965年柯西金主持的扩大企业权力的改革及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的经济改革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相反，凡是脱离俄国实际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无不把事情办糟。
斯大林指导思想出现偏差和失误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只从书本出发，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点，而不同本国实际相结合。
本来，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设想是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作出的，这些国家与俄国有很大差异，而斯大林却原封不动地将这些设想移植到苏联。
如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斯大林就不顾苏联当时的经济水平，把全部工商业都实行国有化，尔后又强行实施农业集体化，从肉体上消灭富农。
全盘农业集体化造成农业生产水平大幅下降，1933年马、牛、羊、猪总数比1929年分别下降50％、43．2％、65．5％和41．6％7，结果到40年代末，苏联的粮食产量还不及沙俄时代的1913年。
脱离实际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不顾国情制定赶超指标，自上而下层层搞强迫命令，而下面也以弄虚作假来呼应。
如60年代初，赫鲁晓夫没作认真调查研究，就心血来潮地决定大规模垦荒和种植玉米，称增产玉米可在短期内解决增加粮食总产量的任务，又能增加肉类和牛奶的产量。
他下令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种植玉米，使之发展为一场运动，结果在那些不适合种植玉米的地方造成农业大面积减产，最终导致全国农业产量大幅度滑坡8。
这件事至今仍传为笑谈，但在这个笑话中却蕴含着极其惨痛的教训。
除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外，与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相适应也是非常重要的。
斯大林模式在30年代和40年代前半期基本上能与当时革命与战争时代的实际相结合，适应了日趋紧张的国际环境及后来世界大战爆发这样一种特定的形势发展，因而能使苏联克服艰难险阻稳步向前发展。
但到了二战后，当世界经济向纵深发展，新技术革命浪潮迭起之时，这种高度集中的僵化体制便不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了。
当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始发展之时，斯大林却提出统一的世界市场已分化，形成两个对立的平行的市场的观点，这也是不符合当代实际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交往，不利于它们的对外经贸合作。
到了70～80年代，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两大时代主题，但勃列日涅夫仍大肆对外扩张，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争夺全球霸权，这又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结果使苏联的国力受到极大损耗，是导致苏联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
“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9这里主要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二是根据本国的实际和当代的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综观苏联兴亡史，如果说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做到结合本国实际“发展”，那么戈尔巴乔夫则是干脆放弃了“坚持”，同样是不顾苏联74年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要把西方那一套全盘照搬过来，最终必然导致党和国家解体。
三“三个代表”：
衡量执政党指导思想正确与否的一把标尺
江泽民同志指出：
“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0。
这里的“三个代表”，实质上就是我党指导思想的主要内涵。
中国与苏联（俄罗斯）的国情虽然不同，但从苏联兴衰的全过程看，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同样存在着一个能否在指导思想中坚持“三个代表”的问题。
凡是坚持“三个代表”的时候，苏联的事情就办得好些，而凡是违背了“三个代表”，就必然要出乱子。
看来，能否坚持“三个代表”与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正确与否有着直接的联系。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三个代表”是衡量执政党指导思想正确与否的一把标尺，下面试从苏联的实践作一分析。
1.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正确，要看其能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发展生产力这点上，列宁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
他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明确提出：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谈起。
”11他认为：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12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他制定的新经济政策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使千疮百孔的俄罗斯能迅速恢复元气，走上新的发展道路，这在前面已经提及。
斯大林倾全力抓国家的工业化，用了10多年时间就将苏联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那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7％以上。
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空前的经济危机之中，而苏联却一枝独秀，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
然而，由于斯大林模式忽视市场作用，没有竞争机制，一切生产活动均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运作，分配上基本是平均主义，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因而缺乏活力和发展的动力。
到了二战后世界经济调整发展并日益趋向一体化之时，这一体制不利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一面便日益突出。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都试图改变这一状况。
前两人对斯大林模式小修小补，没能从根本上摒弃这一体制内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而戈尔巴乔夫则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干脆否定和摧毁整个体制，试图使苏联全盘西化，结果反而破坏了70年社会主义建设奠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导致了经济崩溃和政治动乱。
由此可见，能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关系到执政的共产党能否领导人民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问题。
2．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正确，要看其能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主要包含3个方面的内容：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学习和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
在这点上，苏联走过的道路同样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苏联的主要教训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列宁逝世后，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取胜，对他的个人崇拜便日益上升。
他的每句话都成了“真理”，他的许多文章被捧为“马列主义顶峰”，对他的看法不允许有任何反对意见。
1938年11月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更是一本将马列主义教条化的代表作。
在那种氛围中，人们都热衷于引用马恩列斯的语录，而不去研究革命导师讲这些话时的历史条件，不去研究苏联的实际及如何将这些观点应用于苏联。
到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批判了个人崇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条主义盛行的状况。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思想僵化趋势更为突出。
教条主义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僵化，萎缩，逐步丧失战斗力，最后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失去思想理论阵地，无法再指引人民前进。
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最终抛弃马克思主义与苏共长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
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中包含着许多值得弘扬的精华，如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公有意识，平等互助，爱国、卫国精神，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热情等等，但同样也有着腐朽落后的糟粕，如封建专制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对外扩张思想，家长制和皇权主义等等。
苏联在对待民族文化问题上最大的失误在于只注意弘扬其精华，而不重视去除其糟粕。
如苏联宣传机器长期不加区别地颂扬俄国历史上一些统治者的“功绩”，特别是他们对外扩张战争的“胜利”，实际上是在鼓吹俄国传统文化中一些腐朽、落后，封建的因素，其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和专制体制的历史文化根源就在于此，而从斯大林开始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登峰造极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对外扩张主义，也同样与此密切相关。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导致对外国优秀文化采取排斥态度，这也是苏联的一个教训。
本来，列宁曾把能否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视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的必要条件。
但列宁逝世后，由于个人迷信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发展，也由于国际环境的恶化，在苏联出现了将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的倾向，并逐步发展为不加分析地批判、排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思潮、新理论、新学说。
当时苏联的理论权威日丹诺夫甚至断言：
“资产阶级文化腐朽和瓦解的时代”已经到来13。
这样的指导思想严重阻碍了苏联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不利于苏联文化艺术的发展。
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又大搞全盘西化，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许多腐朽的东西都吸收进来，这又是走到另一个极端，是对长期以来排斥西方文化的一个反动。
从上述种种深刻的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执政党来说，能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样是一个事关国家、民族兴亡的重大问题。
3．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正确，要看其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使饱受战乱之苦的苏联人民获得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受到了大多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又如斯大林在短期内全力加强国力、军力的决策，使苏联能应对险恶多变的外部环境，在二战中打垮德意日法西斯，捍卫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也是符合广大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然而，教训也是十分沉痛的，值得我们总结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超越发展阶段的种种强制做法损害了群众利益。
如斯大林的全部工商业国有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赫鲁晓夫提出的20年建成共产主义，15年赶上美国以及“以玉米为纲”的错误方针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广大群众的利益，甚至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下滑和非正常死亡。
二是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伤害了许多好人。
如1936～1938年的所谓“大清洗”，40年代末的“列宁格勒案件”，50年代初的“医生案件”等等，都错杀了许多人，酿成了大量冤假错案，破坏了民主与法制，毁坏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极大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三是特权、腐败和官僚主义使党逐渐脱离人民群众。
苏联长期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各级干部普遍实行委任制，高级干部实际是终身制，又缺乏应有的监督机制，结果导致特权阶层产生，腐败现象丛生，官僚主义盛行。
当着人民群众生活并不富裕之时，特权阶层却享有特供商品，专门医院，别墅，专门学校，豪华轿车，严重脱离群众。
一些高级干部大肆贪污，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务部副部长）就是一个大贪污犯，但直到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处理。
在那种体制下，干部都对上负责，根本不问下面的疾苦，已丧失了社会公仆的地位，最终必然成为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四是对外扩张，搞霸权主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苏联自诞生后就长期处在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为了国家安全而发展国防本无可非议。
但到了二战后，却逐渐发展到在“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旗号下对外扩张，搞霸权主义，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结果国民经济逐渐准军事化，农轻重比例长期失调，军费过高制约国民经济发展，也使人民的负担日趋加重，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五是抛弃社会主义原则，违背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处理好改革、稳定与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损害了一部分群众的切身利益，导致社会动乱。
到了局势失控之时，戈氏又干脆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结果导致苏共和苏联的瓦解，这就违背了最大多数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上述教训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14，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党就必然会失去执政地位。
在苏联解体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中蕴含着许许多多的道理和教训，为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共产党人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供了永存的反面教材。
它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道理，也是本文力图要说明的是：
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存亡取决于执政党的核心领导及由其确定的党的指导思想，决定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正确的根本问题在于能否将科学社会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及当代实际结合起来，而“三个代表”则是衡量执政党指导思想正确与否的一把标尺。
它也告诉我们：
虽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却并非能天然地、自始至终地坚持和实施“三个代表”。
无论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三个代表”做得不好，甚至很不好的时候，如中国的10年“文革”就是一例。
因此，进一步学习、理解、坚持“三个代表”的思想，对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确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责任编辑向祖文）
注释：
1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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