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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
2013年第5期（总第217期）
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辽宁省财政学会2013年3月25日
本期主题：
生态文明建设
[按]“生态文明”理念早在2007年就写入了党的十七大报告，当时曾引起各方的热议。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并使之成为关乎人民福祉、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
“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等概念再一次受到世人关注。
我们还应看到中国面临的资源挑战也是史无前例。
一方面，我国的油气资源和一些战略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能源环境安全日趋严峻。
另一方面，我国的环境污染形势不容乐观，生态系统退化压力有增无减。
仅2012年，我国就发生了多起因环境保护而起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影响广泛；进入2013年，我国遇到大面积严重雾霾天气，根据中科院和环境保护部的监测，本次强霾污染事件覆盖范围最大时达到国土面积的1/7。
这也引起了各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质疑，提高发展的质量被提上日程。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抽象的理念，而且是十分具体的发展任务。
生态文明建设从理想走向现实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未来的发展之路任重道远。
生态文明的内涵
从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到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章，生态文明建设已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内容更为具体，内涵也进一步深化。
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国策的提出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主张；
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这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提出和初步形成。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
二、生态文明的内涵
1.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
其核心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在文化价值观上，生态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是生态平等。
人与自然的平等、代内平等与代际平等。
在生产方式上，具体表现为绿色经济增长模式；生态化的技术支撑体系；生态产业的主导地位；生态经济的主要源泉。
在生活方式上，反对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倡导适度消费、绿色消费。
在社会结构上，它表现为将生态化渗入到社会结构之中，使社会呈现出更高程度的民主，强调在资源环境领域的共享和平等，维护更广泛的社会正义并保障多样性。
2.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
与后工业化国家的生态文明不同，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是要把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结合起来，任务是在生态文明原则上实现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现代化。
于是要划清两种思想认识的界限。
一方面，对于有人认为中国提出生态文明是否早了的观点，由于中国的工业文明是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文明，因此生态文明的提出不是过早了。
另一方面，衡量中国生态发展的指标和目标又不能太高，因为这样会犯超越发展阶段而降低发展节奏的错误。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困境
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是将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相结合的新型文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进行的，这与西方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本质的差别。
因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还面临以下一些特殊困难。
一、技术条件相对不足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风险
新技术发明和使用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经济转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尽管技术创新在中国资源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也大力鼓励技术创新，但在客观上，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整体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推进西方所言的生态现代化进程面临着很大的技术约束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
例如，有学者指出，电力、交通、建筑、钢铁、水泥和化工与石油化工等六大部门降低碳排放，需要有60多种关键的专门技术和通用技术的支撑，对于其中的42种关键技术，中国目前并不能掌握。
二、经济发展尚不充分条件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风险
中国经济规模、总量不断扩大，但人均水平还非常低，整体上仍属于发展中国家。
从国内情况看，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下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公众环境意识的普遍提升，不利于积累环境保护的社会动力，使得推进生态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不够扎实。
特别是，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中国通过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寻求推动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建设，降低资源能源消耗的长期效果。
最近20多年，中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在持续下降，这对于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依然在快速增长，1990年为98703万吨标准煤，2010年已达324939万吨标准煤。
类似地，中国经济对于其他一些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也还将呈持续扩大趋势。
三、经济发展不均衡条件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风险
1.经济发展不均衡刺激了竞争性的经济增长，妨碍环境保护共识的形成。
经济发展不均衡形成了东部发达地区更加追求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保护而主动降低发展速度，调整产业结构；中西部地区更看重速度和规模扩张，大量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的局面。
这两种过程同时发生可能会导致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出现某种减速以提升品质的表象，但似乎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出现了整体性的根本转变。
2.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另一后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本出现向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和弱势人群转移的现象。
从全国总量来看，一些环境污染数据呈现某种下降趋势，表明环境治理已取得效果，但数据结构则显示，可能是一种转移效应。
例如，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11）发布的数据，从2002年到2010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先增后降，在2006年达到2588.8万吨后呈稳定下降趋势。
从各地去看，北京2002年是19.2万吨，2010年降到22.5万吨；而同期内蒙古则从73.1万吨增加到139.4万吨。
特别是环境治理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重城市、轻农村倾向。
在中国城市环境状况呈现改善趋势的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居于弱势地位的农民遭受着更为严重的环境危害。
据2010年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等主要污染物已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4%、57%和67%。
但是，“由于农村环保投入历史欠账过多，全国约4万个乡镇、60多万个建制村中，绝大部分污染治理还处于空白。
”
四、政府主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及其风险
1.中国政府在发挥促进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职能，面临角色紧张。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发展主义政府”与“环境政府”两种角色可以而且应该统一，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技术、体制、政治和国际国内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客观约束，要同时统一两种角色很困难，通常的选择是此时此地优先经济，彼时彼地优先环保的权益策略。
而这对于推动实质性、全面性的环境治理工作比较有限。
2.中国政府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差异化的利益需求，容易形成“硬指标、软执行”结果。
中国环境保护体制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实际责任，而一些地方政府由于过度卷入经济领域而与企业存在结盟现象，造成在实际工作中央环境保护政策难以得到有效的落实和执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化倾向的现象较为普遍。
3.中国政府面临的行为约束相对有限。
虽然公众环境意识在增强，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公众对环保的参与，但公众直接参与环保的机会、能力有限，地方政府较强的自主性往往使其偏离环保的责任和工作目标。
我国生态文明的实践与形势判断
虽然生态文明的理念提出时间不长，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并非刚刚开始。
纵观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时间，我们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我国生态文明的实践
1.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法规和政策体系。
党和政府对环境问题的认识逐步上升到生态文明的高度，并将其作为党的纲领和国家战略。
为落实这些战略目标，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仅“十一五”期间，先后有100多部国家和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法律法规、环境标准出台或实施。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使生态文明建设能够落到具体的实践行动。
2.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工作。
节能减排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行动，“十一五”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作，在《规划纲要》中把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列为约束性指标。
国务院成立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采取了强化目标责任、调整产业结构、实施重点工程、推动技术进步、强化政策激励、加强监督管理、开展全民行动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
经过努力，节能减排取得显著成效。
“十一五”期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19.1%，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12.45%，以年均6.6%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幅下降，能源供需矛盾得到缓解，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十二五”规划出了万元GDP能耗、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以外，还将氨氮和氮氧化物也列入约束性指标，节能减排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3.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发展循环经济，200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目标、重点工作和重点环节。
“十一五”期间，我国主要资源综合产出率累积提高了8%，能源产出率提高23.6%，水资源产出率提高了34.5%，工业水资源产出率提高了58%。
2010年，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为15.2亿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从2005年55.8%上升到69%；钢铁工业废钢消耗总量达8670万吨，再生资源的回收率五年提高近30个百分点，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结构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
4.稳步推进生态保护。
“十一五”以来，我国先后发布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纲要》、《全国生态功能区划》等一系列生态保护的政策文件。
通过建设湿地保护网络体系、防沙治沙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措施，使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控制。
“十一五”期间，森林面积大幅增长，全国造林面积增长了9.6%；自然湿地保护率达到50.3%，增加了5个百分点。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流失治理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陆地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国体面积的14.7%、
5.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十一五”以来，我国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07年制定并事实上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确定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行动目标。
“十一五”期间，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增加碳汇等多种途径有效控制了问世气体排放，仅节能一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6亿吨。
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通过提高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减轻了气候变化对农业、水资源和公众健康等的不利影响。
“十二五”规划首次将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确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导向。
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形势判断
1.我国已经开展了30多年的环境保护工作，但客观上并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
究其原因，首先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将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尽管在环境保护工作的初始阶段就提出要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但终因发展与环保难以两全，造成了今天环境问题依然严峻的局面。
其次，我们对后发国家发展与环保相互关系的演变规律认识不足，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的环境治理赶不上污染排放增长的速度，所取得的一点点成绩都被迅速的环境破坏所淹没。
而且我们在一开始有的只有转变观念就能取得发展与环保双赢的想法是存在偏差的。
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我们面临着观念、技术、资金、管理的系统性障碍，要获得双赢是有条件的。
最后，随着中国卷入全球化进程，受国际分工的限制，我国经济整体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以资源、能源和污染密集产业及产品为主，这无疑加大了我国的资源环境压力和治理难度。
2.我国在常规污染治理、生态建设工程及节能减排等方面取得成效。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在工业点源和城市常规污染控制方面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做法，无论是治理技术、环保产业，还是环境管理体系都日趋完善。
特别是1997年金融风暴、2008年金融危机和城市公用事业改革，我国大幅增加生态环境建设投资，使我国环境基础设施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1998年以后开展的大规模生态建设工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03年之后及“十一五”期间，我国开展的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更是在全社会节能环保意识提高、绿色产业创新、综合治理模式等方面取得了综合效果。
3.我国的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升级都将给资源环境形成持续的压力。
预计我国的重化工业还将持续10-20年时间，未来城镇化也将以1%左右的速度快速发展，在粗放增长方式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将带动重化工业发展，并加大能源、水和土地资源的利用规模和强度，增加转变复合型的区域大气污染和流域水污染格局的难度。
我国刚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人均生活水平也将进入持续的转型升级阶段，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这就意味着人均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特别是人均能源消费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的不断攀升，从而进一步加剧我国的资源环境压力。
基于上述判断及综合分析，我国的主要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将在未来20-30年内先后达到峰值。
4.国际上，多边环境谈判面临困境，全球范围的绿色进程有所减缓。
2012年6月在巴西里约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结果表明，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多变环境谈判受到质疑。
由于各国在绿色经济方面难以达成统一，普遍采取观望态度和现实主义做法，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进程有可能进一步放缓。
实际上，在金融为及的影响下，欧美重启制造业发展的进程，许多国家开始放弃对清洁能源和技术的补贴，加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前景不明，绿色产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由于技术创新和页岩气开发，常规能源的价格大幅下降，也使得可再生能源的开发面临挑战。
于2012年年底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也表明未来通过谈判就长期碳减排目标达成共识将非常困难。
对此，中国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把握节奏，有序发展，防止因多方面原因造成产能过剩或重复建设。
增长方式的绿色转变：
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
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
“离开经济发展抓环保是‘缘木求鱼’，脱离环保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发展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绿色经济，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的关键是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变。
历史上，最早提出“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是前苏东国家，但直至他们的体制崩溃，也未能实现转变。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一直强调转变增长方式，但迄今为止，仍未见显著成效。
OECD主要国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种问题，却较顺利地实现了转变。
如何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OECD国家增长方式的转变进程
OECD国家在20世纪经历了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环保型经济增长的蜕变（见表1）。
通过对这一蜕变过程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经验：
一是科技革命先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主要原因；二是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产业结构的变迁得以实现；三是经济发展方式未发生转变的背景下，环境治理成效不显著；四是相对于限制性和保护性措施，考虑经济增长与环境相协调的长期政策对环境治理的作用更为明显。
表1OECD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
增长方式
粗放型增长
集约型增长
环保型增长
形成时间
20世纪初
20世纪50-60年代
20世纪80年代末
特征
以煤炭、冶金、化工等为基础，主要依赖于资本积累，以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为基本特征。
通过要素数量追加或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
制造业的重心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
依靠通过生产要素有机构成和使用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而实现增长与扩大再生产。
高科技产业和广义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
阶段
工业化阶段
重工业化阶段
后工业化阶段
转变基础
军事技术的民用化和第三次科技革命
科技进步及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经济结构
工业为主
服务业为主
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为主
污染治理时间
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后
政策措施
限制性措施或保护性法规。
制定经济增长、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长期政策。
成效
无效
20世纪80年代末，基本解决了常规污染问题，普遍较好解决了国内的环境问题。
二、OECD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经验
1.高效率的R&D及其成果运用的科研体制。
科技进步是OECD国家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根本基础，在R&D体制上，不同类型的国家各有特色。
最有代表性的是以美国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体制”和以日本为典型的“民间企业主导型”体制。
美国政府一直是R&D活动的主要推动者，政府投资鼓励科技创新并引导科技创新方向，同时创立风险投资市场为科学成果运用于生产过程转化为生产力提供融资平台。
与美国不同，日本是通过有效的直接引进技术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典型例证。
日本通过制定法律和法规，根据国内经济的实际消化能力，有计划地引进技术，使技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技术引进后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特殊的科研体制能使引进与消化、改良与创新相结合，迅速实现引进技术的“日本化”。
日本历来采取的是“民间企业主导型”的科技体制。
无论是在研究与开发的投资经费上，还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企业都是最重要的角色。
2.基于市场激励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产业结构的变迁得以实现的。
因此，许多国家十分注重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推动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经济的效率型稳定增长。
比较典型的有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模式”。
日本十分注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通过确定各种政策，支持主导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演化。
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中政府角色的转变。
20世纪60年代前，日本政府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起主导者作用，而后，政府干预模式通过对话、说服和信号，诱导私人工商业者去落实政策目标，政府从不正式介入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产业政策仅为市场力量的补充。
虽然干预范围大，但市场机制仍起主要作用，产业结构的优化，主要来自于私人公司自主判断的调整能力。
美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基本上是以市场方式自然实现的，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竞争性行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政策着重于营造有利于主导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投资等。
3.以法制为基础的有效的环境政策。
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较好地解决国内污染问题，除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之外，更重要的是，针对具体的环境问题，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或政策，强制性地改变人们的行为。
发达国家有关的政策法规非常细致，几乎涉及所有的污染源。
这些政策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以强制性的数量限制为基础的政策，即“调控政策”。
这类政策根据是“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对排污标准作出明确的硬性规定。
二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即“激励政策”，这类政策根据污染者所造成的破坏程度来对其征税或收费。
三、前苏东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失败的教训
苏联于1971年正式提出增长方式转变问题，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济增长类型与美国和日本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增长类型相似，但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急剧跌落到负水平，经济未能实现转变，同时，快速积累起来的资本是在几乎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形下应用于生产过程中的。
为在什么会这样？
也许有两点是关键性的：
第一，事先确定GDP增长率指标，而以GDP增长率为优先指标，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很难。
前苏联“突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带来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导致了资源浪费，资源供给无法满足加速增长时，使政府和企业为追求高速度而无法按照科学发展规律办事，不惜代价追求GDP见效快的项目，导致决策失败和巨大浪费。
第二，市场机制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方面的魅力。
前苏联在人力资本的投资、固定资产上的投资和科技水平都不弱于同期的美国，相比之下，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显示出其独特之处。
竞争性市场上的压力驱使企业将创新活动常规化，使它成为企业活动中一项常规的组成部分，从而将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最小化。
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
绩效考评是无形的指挥棒，是依靠制度引导广大干部施政导向的最有力手段。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
而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准确评价、定量考核和具体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依据和前提，因此，只有尽快建立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才能进入生态文明建设实际操作层面。
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建立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不仅为资源、环境和发展的协调程度提供了评价工具，而且起到了一种导向作用。
一、生态建设实践中主要参考的指标体系
1.实践中主要参考的指标体系。
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出台一个有关生态文明建设和考核的统一规范的指标体系。
在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实践上，主要参考3个领域的指标体系并在其基础上做细微的调整。
一是参考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的生态县（含县级市）、生态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指标体系；二是参考国家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三是参考新农村建设的指标体系。
这3项指标体系中第一种侧重于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第二种侧重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第三种侧重于解决三农问题。
从2008年以来全国有关省区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看，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更主要参考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生态省（市、县）建设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或生态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进步等相关指标。
目前个别省份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略作调整。
2.指标体系存在的不足。
当前，生态建设内容考核往往停留在考核生态保护的层面，而生态保护仅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初级阶段。
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下不能尽快实现生态系统在现有科学技术水平下的恢复和重建。
现有考核体系可以针对以下不足进一步完善：
一是指标体系单一，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
主要从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两个层次设计和考核。
二是指标体系对社会进步的指标设计太少，且基本为定性指标或参考性指标。
三是现有指标体系整体上参考性指标偏多，考核过程中缺乏较好的可操作性。
四是指标体系和考核方式均没有与考核所在行政区在国家、区域主体功能区中的生态、经济功能作用结合起来，这样就导致考核大而笼统，缺乏可比性、可操作性，脱离地方经济社会实际。
二、科学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我国环境保护部正在抓紧制定生态文明目标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
而根据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状况，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要注意以下问题。
1.指标体系要能系统把握生态系统的运行状况。
合理测量生态系统的抗变能力和恢复能力，正确认识生态系统的运行状况，是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立足点。
2.指标体系要能全面认识发展实践的总体效果。
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要着眼于生态文明发展全局，多维度认识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效果，并由此把握各级政府在优化区域开发格局、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加强资源节约管理、实施生态修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完善制度建设等工作为生态文明的贡献。
这是生态文明发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切入点。
3.指标体系要能深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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