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于文化建设中理解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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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于文化建设中理解文化
论于文化建设中理解文化
作者：
金德万
一、文化体现文明交往关系
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关系，既表现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交往方面，也表现在制度文明的交往方面。
社会历史在长时段的文明交往过程中，形成双向互动、异构互惠的发展逻辑。
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增益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一方面是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特别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活动，不断充实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社会历史发展在这样多元性的统一体中，前者制约后者，后者反作用于前者，互惠互利，往复演进，人类的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乃因此而形成丰富多彩的整体历史图景。
马克思恩格斯这样揭示生产力和交往的互动关系：
“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的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存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证。
”①人类活动的内容，一个方面是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人改造人。
这二方面的活动都体现在交往和生产力上。
已故世界史巨擘吴于廑先生最早提示历史研究者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和交往的论述，并提出基于这两个方面的“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②的观点。
我们可以理解文化就是交往的产物，又是生产力的表征。
时置当今，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文明发展和国家兴衰隆替的决定力量，而全球性的交往已经把世界经济推到一个由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多元互动、共同趋进的贸易、金融、生产的有机整体结构之中。
这样一个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共同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国家体系的社会历史结构状况，标志着人类不同文明之间交往日益扩大的全球化新阶段，也可以说是“世界历史”的新阶段。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制度文明在交往中表明为一个漫长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彼此竞争而又对话合作的历史过程，在交往关系上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之中。
在当代，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无不具有创造全球经济繁荣的活力，无不具有发展全球经济与世界和平的基本要求。
列宁在社会主义国家初创时曾经指出：
“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
”①邓小平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时指出：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②。
为此实行的改革开放，正是发展生产力和扩大交往的社会历史的重大进步。
邓小平在强调这种对外交往和对内交往之间的联系时说：
“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必须开放。
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③。
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在自身发展中为新的社会创造条件这个事实决定了资本主义是可以被看作为变革的发动机的，经过一系列的危机和动乱，最终走向可以预见的方向。
这个方向，也就是历史趋势，可以归结为：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
④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乃人类共同拥有的财富。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⑤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资源、实践运动，乃至国家政权，无一不是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经过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得以应用、创新，得以形成。
两种制度文明之间的交往，已然并将继续在共同的历史生存空间中长期存在。
两种制度文明都有着自身的优势和劣势，都拥有自己的历史辉煌和历史失误，都具有不完善并需改革的地方，因而也都在创造人类适宜生存的自然环境和国际安全格局以及经济合作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为全人类在现阶段及其今后的发展中所共享。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资本主义想消灭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正如同社会主义要完全取代资本主义是不现实的一样。
就公平与效率而言，自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出现以后，公平与效率就形成对立，高效率不一定会给社会带来高福利，甚至高效率要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
两者的这种对立关系持续过漫长的发展过程，直到当今才得以缓和，高效率可以并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对社会福利和民生保障水平的提高，这已在发达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证明，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倾注民生的各项制度安排也同样提供了证明，并终将在社会主义社会得到充分的、完善的、不断丰富的证明。
在更加宏观的方面就经济全球化而言，经济全球化同样是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产物。
从其发展过程来看，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奔走于全球各地”的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而从发展趋势和未来结果来看，经济全球化却是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科学技术、全球化文明而实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完整意义上的、普世性价值意义的全球化。
这一全球化，实质上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①世界历史发展过程。
这一全球化的根本特征是世界性交往的扩大，世界性社会生产生活的密切联系。
世界性贸易、世界性产品交换、世界性市场、世界性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生产力能量和普遍性全球化交往，主体力量的日益文明化，所有这些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资源。
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不断提升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讨的过程中，也会以更加开放的发展主动性、理论互补性、文化融摄性、经济合作性、政治协商性来促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同资本主义之间的全球性文明交往。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国家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在全球化交往的历史潮流中善于自立、善于自处，以自觉开展内外交往，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主动影响全球化进程和在发展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上表现出优越性，自觉正视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汲纳资本主导经济全球化体现出的善政优势中的合理的、普世性的元素，使社会主义更具有科学性、主体性和创造力量，使社会主义自身的优越性更具普遍性，普世性和现实性，进而导引和凝聚全世界的人民，最终赢得全人类对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选择。
二、文化的普遍性及特殊性
马克思说过：
“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①他还说：
“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②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基础是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
马克思对时间和空间在人类历史发展上的作用的论述为我们的文化研究，文化历史的研究、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思想的资源。
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反映着人生存发展的样态。
时间使人的发展呈现出丰富性，它表达了人的积极的存在，面向未来的存在。
历史积淀的文化又使人具有了生命的尺度。
地理环境或者说人所具有的自然的空间存在是人类最基本的在时间限度内的客观存在，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同一时代不同空间范围的人的发展程度也有着影响。
把握了这两点，我们的文化研究才可能具有经纬廓限、时间流淌的坐标。
历史不但是时间的前向位移和动态变化，更有赖于以存在的空间表现出静态差异。
千差万别的自然环境在人的生成和发展历史过程中造就了千姿百态的人种、语言文学、社会制度、生活形态。
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用空间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地域性，转换和增扩研究的视角，可使文化的历史研究由平面变立体，由形体变剖面，由计时编年到定位敷陈，由共性到个性。
通过空间与空间的区分、对比、联系，时空之间的比较分析，对历史会产生更新的认识。
这不仅会凸现历史的地域特征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多样性，而且能把握其细微脉胳，展现出的是一幅多维的历史画面。
比如唐宋古文运动，过去多注意其时间上的起伏变化，不注意地域范围的流变。
古文运动从北方发起，由北人（韩愈、柳宗元、柳开、穆修、尹洙）发端，古文与北方文化的质朴厚重相吻合。
向南方发展，又汲取了南方文风词藻富赡、神采飞扬的优点，弥补了古文艰涩单调的缺限，使古文运动在文学上获得胜利，而承其锋芒的正是如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为代表的南人。
因此完整的古文运动的结果正是一种北骨南肉、北人劲健而南人柔婉的产物。
自然环境及其所造成的空间差异是永恒的客观存在。
时代文化可代表空间文明但不能覆盖所有空间。
与多变的时代文明相比，逝者如斯夫，天何言哉，空间文明相对稳定，所谓桃花源中人。
在现代社会中，不同空间沉积着不同程度的历史文明，也就是说，历史的地域性研究是具有直接现实意义的。
历史问题从来不仅是属于过去的，而是属于现在，预示着将来。
我们生活在从过去带来的矛盾纠结、关系复杂所构成的现在，我们缠旋于当下的特定环境，因此，要不断地翻动历史，折腾、记忆，把历史的经历，变为行动的活力，重新经历，在反省中以求跨越。
文化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系统概念，包含多层涵义。
在广泛的意义上，文化可以理解为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的总和，文化凝结着人类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通常则将文化作为同经济、政治相对应的范畴，这是从狭义言之，以文化特指社会的精神财富，即所谓精神文化，包括教育、科学、语言、逻辑、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和伦理等等各种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制度和实体附属物。
更窄一点来说，文化专指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特别是价值观念，集中反映了创造文化的主体的需要和利益，这也可以说是文化的核心理念。
同所有事物一样，文化也是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一方面，文化具有共性和普遍性。
这是由于一切文化成果都是人所发明、创造和制造的，其中无不凝结着人的智慧和力量，表现了人的意志、愿望和理想，因此，文化的创造和享用是文化的主体──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地球上，都有人的共同的特性和本质，都有相同或相似的生产环境和生产、生活经验，人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循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规律，因而人们所创造的文化，无论是知识内容、价值观念，还是审美情趣，都必然会有许多一致和相通的地方。
这是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同一性，是不同文化之所以能够进行交流合作，能够引起共鸣，互相吸收、借鉴的根据，也是文化之所以能够世代传承的根据。
这样我们才能说，人类从古到今的全部文化都是人民共同创造的，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另一方面，文化又具有个性和特殊性或者说多样性。
现实的人都是具体的社会的历史中行动的人，他们分散居住在地球的各个地域，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差异，经过漫长的社会变迁，不同地域、国家、民族的人们在语言文字、社会制度、生产和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历史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心理状态等等各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别，因而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也无可避免地会有各自的特点。
整个人类文化就是由各地域、各民族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化所组成。
应该承认，各民族人民所创造的民族文化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都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
尤其是在当代，信息传播方便快捷，高科技革命，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知识化等趋势迅猛发展，国际文化的交流和合作日益广泛和深入，文化的共性、普遍性更加显著，就更加需要尊重各民族文化的个性和发扬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样化。
与文化的两重性相适应，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有两重性。
一方面，人类有共同的价值观，即人类在生存和发展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和需要。
相应地也会有共同的价值标准；如维护世界和平，改善生态环境，节制人口增长，合理使用自然资源，防止国际金融危机，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等。
另一方面，各国家和民族又都具有自己的特殊的利益和需要，有各自不同的价值标准。
因此，人们在价值观上应该互相尊重，求同存异，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
三、文化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目的与动力
人的自由和权利构成所谓人权，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
人的权利以及与其相对应的义务、责任，实质是对个人和社会以及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和关系的规定。
而人们的社会行为和关系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个人或群体的需要，实现利益。
在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是利益关系。
正是需要和利益这个共同的基础，决定了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同人权观念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那么，要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至一个群体和个人在人权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必须了解这个国家、民族、群体和个人的社会历史背景，了解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
以正确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来看待人权问题，就必然主张在人权问题上也应该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既要承认和遵守国际人权的基本原则和共同标准，又要承认和尊重世界各国由于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等的不同，在人权的具体实现方式和人权状况的评估上，必然存在着差异。
奉行单边主义，将一种文化、价值观和人权观夸大为全球唯一的文化、价值观和人权观并强加于人，是完全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文化建设总体上保持了发展势头，为新世纪文化建设的新发展奠定了的基础，具体表现在：
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加强，形成了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建成或维护了一批公益性和功能性文化设施，构建了城乡文化发展的硬件基础；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硕果累累、佳作纷陈，显示了蕴藏于中国城乡社会的文化创造力；文化活动日益丰富多彩，奇葩争艳，形成了一批文化品牌；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发展，推动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加速迈进；改善和优化文化发展和文化生态的环境，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漠视中国现存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建设实质上的发展不够。
中国人口众多，文化素质总体水平还不高；文化传统悠久，封建专制主义的根基很深，陈腐的观念和落后的意识远未荡滁净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相对匮乏；发展的速度效益取得了成绩，但社会、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城乡二元社会特征明显。
这些基本的国情，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艰难和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复杂。
经济发展的艰难和社会转型的复杂决定了文化建设的艰巨性。
这一艰巨性既在具体文化建设项目上表现出诸如优秀文化产品的原创力不够强、文化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的活力不够足等一些缺陷之处，在实质层面上则表现出：
一方面，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带来文化分层的多重性，文化不得不处于一个多元重构的矛盾境地，价值整合的难度很大。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形成了对民族文化自主性的威胁。
在这样一种难度的迫压下，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浮躁之风都是极易发生的，这就给建设新文化的合力造成冲击，阻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发展。
先进文化的先进性，体现在它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合理性，发展先进文化，自是远较发展经济更为复杂的社会工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能在其全面发展中套用任何现成的文化模式，发展先进文化的要义在于多元文化交融中的文化创新。
文化的发展进程包含着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一是纵向的继承、创新；一是横向的开拓、交融。
纵向的继承创新突显同一源流文化的民族传统性，横向的开拓交融则反映异源流文化的渗透汇通性。
异源流文化之间的这种汇通其实存在于任何历史时代，并随着各国、各民族相互交往范围的扩大而日益拓展、深化。
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着各国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密切，各国各民族文化交往的空间也日益弘阔、伸展，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这种更为广阔、更为宽容的文化发展空间正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历史条件。
历史同样表明，一种文化赖以延绵不巳持续长存的首要条件端在于其能在人类整体文化的发展中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而有益于其他文化。
每一种文化都植根于其自身生长发育的土壤，各有其自身文化的家园和故土，各有其文化的“风景”和“图像”，每一种文化的存在无不是为了把自身的特性表现在她的生命发展的每个细部、每个节目之中。
每种文化自有其体现自身生命的独特风格。
然而，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的生命延续惟有在异源流文化之间的开拓、交融、渗透和汇通过程中方才具有可能性。
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性所决定，亦是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之所在。
这一规律决定了文化发展不得不破除唯我独尊、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心态，更多地从全人类的衍续及发展着眼，确立融汇中西、贯通今古来思考文化建设的相关问题。
这种理念的自觉乃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理念的自觉成就广泛吸纳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的襟抱胸怀。
这种胸襟表现为：
继承传统而不固持保守，与时俱进而不猎奇求怪，视野恢宏而不崇洋媚外。
这种胸襟、这种视界乃能突破以地域、民族为特色的地域意识、区域文化心理而创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文化。
我们之所以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热爱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中华民族尊严；警惕奴化思想、崇洋媚外意识的回潮，警惕否定历史、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抬头，警惕否定社会主义方向、贬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族虚骄主义思想泛滥，砥柱中流挽狂澜于既倒，全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创新。
文化的创新需要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
文化创新表现为文化发展。
加快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乃在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乃在于让人民群众能够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全面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切实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利。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定位：
在现代文明的基点上，以恢宏的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兼容并蓄，全方位多角度地综合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以民主法治、科学理性的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推陈出新的再造；以人文精神塑造健全的公民人格，滋润养育民族生命力，丰富发展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精神。
文化乃是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方式提供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意义和发展动力。
文化的创新和制度的变革，乃是提升人的生存价值和文明程度、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基础。
这种文化精神的提升，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题旨，正是不断推进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动力。
四、意识形态与文化
（一）统治思想即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不但要争夺政治权力，还要争夺意识形态的统治权。
这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和恩格斯提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这个理论命题在观念表述上是统一的，具体针对性更为凸显。
在他看来，面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无产阶级革命肩负着除旧布新的双重任务。
也就是说，由于资产阶级在实施思想统治时使用意识形态工具的手段是让亡灵还魂为现实政治统治效劳，是利用人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和迷信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任务就是破除迷信，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乃须通过识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辨别政治口号背后的真实意图来实现，这是除旧的任务；又一个任务是建构无产阶级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使之掌握群众，乃须通过掌握思想转变为人民群众物质实践力量的指挥权以夺取意识形态的话语统治权来实现，这是布新的任务。
因此，马克思总结“六月起义”由于缺乏对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的认识而导致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感慨地说：
“无怪乎巴黎无产阶级力图在资产阶级利益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作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无怪乎它在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红旗”。
[2]“降下了红旗”的原因在于放弃了争夺意识形态统治权，没有承担起能够实在地体现“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的那个除旧布新双重任务。
但是革命的失败同时蕴含着革命的成功。
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不断的革命中经受了锻炼，惨痛的教训和流血的损失使工人头脑中的传统观念和幻想一个一个破灭，进而促使工人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冲破迷信和幻想造成的迷惑，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
马克思说：
“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即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够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马克思对胜利与失败关系的理论表达中体现出高超的辩证思维，是极富说服力的，他进而指出：
“总之，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
[3]这既是一个历史经验的陈述，也是思维抽象的理论预期。
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肩负的除旧布新双重任务，其“新”与“旧”，在夺取意识形态的统治权、掌握思想理论转变为人民群众物质实践力量的话语表达权的斗争中，不仅体现在形式上而且体现在内容上，不仅表现为意识形态统治权的更换而且表现为统治权实施方式的变革。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由于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变革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旧社会秩序才能获得解放，与以往的统治阶级从过去、从亡灵那里寻求精神力量不同，无产阶级不但不能借助亡灵，反而要埋葬亡灵；由于并不受狭隘的阶级利益的局限，也无须隐瞒自己的观点，无产阶级越是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就越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争取自身解放，与以往统治阶级惯于用动听的辞藻隐瞒特定阶级意识的内容不同，无产阶级能够认清自己阶级意识的本质并勇于将其公之于众，从未来“汲取诗情”，用人类解放的美好前景来引导人民群众。
马克思指出：
“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
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
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
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4]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获得双重的领导权，在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实现根本性变革乃成为必然。
那时革命的胜利，也必将以特定阶级意识的内容的胜利取代动听的辞藻。
“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以历史事实为根据，阐述人创造的历史“自己的内容”。
（二）用现实的普遍性来消解抽象的普遍性
任何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也不能出其外，都是对实践经验的抽象。
抽象乃赋予具体事物以理论价值，亦即普遍性意义。
在这里，抽象以物质性实践，现实的具体实际为基础，也就是说，根据现实社会生产生活状况理性地概括其特殊性。
抽象的方法在于用抽象的表现形式（特殊性）表达任何人对此产生认同（普遍性）的丰富的内容。
抽象的目的在于揭示现实社会生产生活中事物发展变动的规律。
这里的规律指的是体现在事物矛盾运动中各因素之间、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依循这个规律就可以解释观察所及事物运动的现象并以此预测运动可能形成的新状态和发展的新趋势。
各因素之间、各变量之间、因素与变量之间，其关系的合理建构以及合理有效处理有赖于严格的逻辑推理。
逻辑推理是理性思维的运思过程，也属于抽象的范畴。
通过逻辑建构关系来体现理论自身具有的科学理性，也就是说，理论的科学性乃以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理性来支撑。
逻辑的科学效力也称其为合理性。
合理性与感受性是一对对子，理性与感性也是一对对子。
感性是直观感应，乃是接触、感受事物运动状况以引导思维活动的结果。
这一感性思维活动过程称之为感受性。
感受性与合理性的差别在于感受性所缺乏的重要环节恰好是理性所具有的逻辑推理思维活动过程。
一般来说，感性只是科学活动的初始阶段。
从感受性过渡到合理性可以说是科学性的实现过程。
因此，人们往往将理论与那种有感而发、随会起兴的灵光乍现的观点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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