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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8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
第九章8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
第一节80年代以来的文学文化语境
一、从惯性写作到自觉写作：
文学“本体”确立的艰难
1、社会结构表层的变革与精神、思维的惯性延续
粉碎“四人帮”，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巨大转折。
但这种转折首先表现在社会结构的表层形态中，而从精神意识和心理思维层次来说，“转折”的到来显然要艰难得多。
具体到广大知识分子和作家来说，那种主体解放的热情可以说完全是自发的、感性的，而不是自觉的、理性的。
时期之初的文学写作，思想的惯性、思维的惯性、语言的惯性共同铸造了一种“时代共名”，其具体标志就是与政治惯性的高度汇合、过去语言惯性的自然延伸、个人声音被集体言说惯性的淹没、现实主义大潮的惯性式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与文学主体性的不平衡状态以及经济领域的“洋跃进”与文学领域的“洋跃进”的契合等。
2、、“时代共名”笼罩下的“伤痕”、“反思”与“改革”
伤痕文学：
新时期之初整个民族虽然告别了一个“旧时代”，但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仍在过去那个时代的“惯性”轨道上向前滑行。
虽然，批判对象变了，但批判的方式、批判的思维甚至话语方式都跟“四人帮”时代毫无二致。
文学此时沉浸在被解放的狂热中，它与激情的政治时代保持了高度的合拍，以“伤痕文学”响应着时代揭批“四人帮”的主潮。
作家的话语冲动和情绪冲动本质上并不是为“文学”而发，他们只是为了在时代的洪流中汇入自己的声音。
“四人帮”长期剥夺了他们写作的权利，他们需要一个艺术的恢复时间，但他们又不愿意再次被时代遗忘，于是他们只能迫不及待地操持着过去时代的“语言”，以过去时代的“思维方式”对过去时代进行着激烈的批判，这既是一种文学惯性使然，又是作家们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伤痕文学存在的意义。
在许多时期特别是“文革”中实际上已异化成了“瞒和骗”的怪胎，“伤痕文学”用它的“血和泪”唤回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本性，重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传统，并据此标示了与那个“旧时代”的真正的文学决裂。
反思文学：
“伤痕文学”之后的“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也是惯性写作的继续，但其中也已经孕育了自觉写作的某些因素。
思想解放、“反左”的呼声开始高涨，全民族开始从激情政治时代转向理性反思时代。
理由：
其一，“反思文学”与政治思潮仍保持着高度同步性，它在文学领域完成的是和意识形态领域共同的政治主题。
如果说“反思文学”已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历史惯性的话，那么，对它来说现实的惯性仍然未能摆脱。
其二，“反思文学”仍然没有进行必要的语言更迭。
从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来看“反思文学”仍然在用过去时代的“武器”进行着对过去时代的批判和反思，因此，这也决定了其意识形态特征的无法避免。
从这里可以看出，语言更换不仅是一个语言问题，更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是“权力”问题。
其三，“反思文学”较“伤痕文学”而言，显示了文学由激情状态向理性状态的升华。
理性精神和思想的深度的获得无疑提高了新时期文学的品格，但必须指出，就“反思文学”而言，文学的本体地位和艺术的中心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或确立。
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其作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和经济建设中心的呼应既表现了对于巨大时代惯性的认同，同时也表现出了某种“自觉”写作因素的萌芽。
这表现在，新时期文学从“改革文学”开始已经完成了对于“沉重历史”的摆脱，而尝试着建立文学与当下现实的关系。
从历史的控诉到现实的书写，文学“为什么”的性质和模式虽然未有改变，但文学面对一个正在发生的、未知的世界时必然需要作家拥有更多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事实上，“改革文学”对于改革者形象的塑造，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文化困境甚至情感和伦理困境的揭示，对于新时期文学来说都是开拓性的。
“改革文学”的意义：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改革文学”在确立“人”的主体性方面、在修复文学与现实的真实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依然是不可抹杀的。
“改革文学”惯性的写作表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二元对立的改革模式。
这既是一种简单的极端化文学思维的体现，也是作家对现实认识概念化、观念化和简单化的结果。
从深层次讲，这也是陈思和先生所谓“战争文化心理”的直接流露。
其二，寻找清官的主题误区。
前面说过，改革文学在对现实困境和人的困境的揭示方面有其可取之处，但是恰恰在对所发现问题的“解决”方式上“改革文学”显示了其“非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一面。
“改革文学”往往把摆脱现实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乔光朴这样的“英雄”改革者身上，而这些改革者身上往往都积淀着封建性的文化和思想重负，甚至其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有违现代民主精神，作者们却对之普遍持一种赞赏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改革文学”从主题指向上说都存在一个寻找清官的深度模式，《新星》等小说可为代表。
“清官”情结不仅弱化了“改革文学”的批判性，而且从“反思文学”对中国文化和体制层面的反思上后退了一步，显示了作家精神品格上的守旧与缺乏现代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文学与真正的自觉写作还相距甚远。
3、寻根文学：
由惯性写作向自觉写作转化
寻根文学已经本质上结束了单一的写实主义时代，扬弃了小说创作上的所谓主题性、情节性、典型性之类的规范，在小说的叙事方式和语言形式上取得了可贵的突破。
这种突破概括地说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写意化的语言和叙述方式。
由写实转向写意可以看做是寻根文学最基本的写作策略。
无论是王安忆的《小鲍庄》，还是韩少功的《爸爸爸》和阿城的《棋王》，这些小说或飘逸或反讽或凝重或幽默的语言风格都给中国读者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效应。
其二，隐匿和虚化的文本结构方式。
寻根小说已经摒弃了经典的整一结构方式，小说中无一例外地充满了空缺和空白。
艺术线索也呈现出多重和混乱的状态，传统小说的明晰和直白开始为模糊、歧义甚至晦涩所替代。
寻根文学已经自觉地开始了对于现实和政治惯性的偏离，当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现代化焦虑中徘徊时，文学以“向后转”的方式完成了与现实、政治主潮的背离，并真正开始了对文学主体现代化的思索以及对独立文学品格的建树，在这里寻根文学既显示了其文化的自觉，又更显示了其艺术的自觉。
而后者对新时期中国文学来说，显得尤其重要。
4、中国新时期文学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自觉写作：
1985年新潮小说的崛起
所谓自觉写作，是指作家在拥有了对于文学本体性和独立性的自觉认识，以及对于文学审美本性的建构冲动和主体能力之后的创造性写作活动。
虽然，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中文学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纠缠，但文学至少必须表现出挣脱这种种纠缠的充分自觉。
正是在这个意义，我们才说新潮小说之后中国新时期文学进入自觉写作阶段。
新潮小说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小说。
“形式主义”在新时期中国文坛得以提倡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是对于中国文学传统和意识形态传统的双重反抗。
正是在形式主义的大旗下中国文学开始轻松自在地脱离现实和政治惯性的裹挟，回归其本体写作之路的。
也正是在“形式主义”大旗下，中国文学的许多经典命题，比如内容与形式的二分关系、小说“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写实与虚构”的问题、“真实与想像”的问题，等等，全都在不同层次上遭受到了被解构和颠覆的命运。
其后，80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和90年代初的新生代小说都可视为是对于新潮小说的自觉超越和艺术修补，均是自觉写作的代表。
就前者而言，它既没有回到文学的意识形态写作的老路，又很好地修复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就后者而言，它既克服了新潮小说的现实失语症，又开始挣脱西方话语的束缚，尝试建立真正的个人话语。
这些都无疑代表了中国文学回归本体的革命历程。
二、从一元到多元：
文化的多元性与意识形态的开放性
1、三次思想解放与“奇理斯玛”中心的解体
新时期之初中国社会仍处于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规范之中，一元化特征非常明显。
但随着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的实施，我国社会进入了“第二个‘五四’时期”。
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的学术讨论会，周扬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
他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是第二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三次。
“总要有一批为了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先驱者们，敢冒风险，冲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坚持科学的新思想，才能划破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
”“要允许自由讨论”、“科学无禁区”、“科学思想不能听命于‘长官意志’，不能少数服从多数”。
“一切理论学说，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要不断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丰富和发展”中国社会的“奇理斯玛”中心也再次开始解体。
如果说“五四”时的“奇理斯玛”中心是“王权”和“皇帝”的话，那么80年代的“奇理斯玛”中心则是“毛泽东”崇拜和专制的意识形态。
中国当代社会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形态、市民民间意识形态三元分离的局面。
中国社会实际上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
表面上中心价值体系的崩溃导致的是文化脱序、道德混乱，但这种脱序和混乱正为文学艺术的创新、蜕变、实验创造了一种较为宽松自由的文化心理空间。
各种名目的艺术观念、小说样式、文学潮流都获得了名正言顺的登台亮相的机会，中国当代新潮小说正是这样诞生的。
2、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结构和价值规范的巨变
在新时期，对西方经济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引进是同步的。
从政治、经济层面上说，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都市化和民主化进程；从文化层面上说，改革开放直接带来了多元性的文化结构，都市文化、乡村文化、地域文化等都有了特殊的多重的景观与内涵，而市民文化的崛起则更是对中国文学审美心理和阅读习惯带来了冲击。
而对中国作家来说，改革开放更是意义非凡：
其一，真正拓展了他们的文学眼界。
意识流、荒诞小说等在中国登陆可以说多是直接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刺激。
其二，真正使他们意识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先进文学之间的差距。
长时间的文化隔绝，使中国文学远离了世界先进文学的发展轨道当西方几百年间的文学成果共时性地呈现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空间中时，那种巨大的反差无疑会使中国作家变得清醒和理性。
其三，西方文学的大量涌入不仅在意识和思维方式上影响和培育了新时期的中国作家，而且在实践层次上也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机遇。
这种“拿来主义”确实大大加快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并至少在表层形态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中国文学的语言换血和技术换血。
三、从中心到边缘：
文学回到了其本源的位置
1、意识形态关注中心的转移：
政治到经济
当新时期之初文学成为意识形态“和弦”的时候，文学的地位被无限地抬升了，它成了形象化的意识形态当意识形态把关注中心转向经济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文学受意识形态宠幸的历史就不复存在了。
2、商业社会对文学的挤压
随着“政治地位”的丧失，更是日益受到来自“经济”的压迫，这真是雪上加霜。
文学只好无奈地退居边缘了。
政治对文学的制约也由强制的指令变成了放任自流或利益诱惑。
与此同时，现代传媒的日益发达也使文学的地位迅速下降，影视音响对于文字的挤压使文学对于读者的吸引力降到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最低点，文学的生存空间显得日益窄小了。
3、文学边缘化的正面意义
80年代初及其之前的中国文学，其虽然居于社会意识的“中心”，但是，那种“中心”地位更多是由文学之外的非文学因素促成的，也就是文学并不是因为文学本身，而恰恰是因为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和现时民族心理的契合而身价倍增的。
文学实际上成了一种异己的存在，它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获得中心地位的。
与此相适应，文学从话语方式、思维方式、内在主题与外在形态上都处处受制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发出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声音几乎成了居于“中心”的文学惟一可能的选择。
正因为如此，文学地位由中心到边缘、由上升到下降的过程其实正是中国文学向其本源位置回归的过程，是文学逐步摆脱“不堪承受之重”的松绑过程，其正面意义远超过其负面价值。
文学边缘化的意义：
其一，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文学开始从被动地位上升到了主动地位，文学无需去被动、急迫地追赶时代、迎合时代了，它有了自己独立的话语权。
其二，文学的表现空间真正拓展了，文学开始享受其盼望已久的“自由”。
其三，作家心态真正放松了。
由于退居边缘，文学不再在社会聚光灯下战战兢兢地“表现自己”，头顶上的“达摩克斯剑”也被撤除了，紧张、禁忌、恐惧的心态让位于放松、自在的精神状态，中国文学由此获得了从集体话语或集体性写作过渡到个人性写作的真正机会。
第二节现实主义思潮
新时期文学经过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文艺思潮并存的发展格局，出现过林林总总的文学创作潮流，但是，在这多元化的格局中，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写实思潮占据了最重要地位。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中国文坛在理论界关于现实主义作品的讨论以及现实主义问题的理论争鸣持续不断，在创作界上以现实主义为特征的写实思潮不断涌现。
从理论到创作，现实主义在新时期都得到了有力地发展与创新，展现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旺盛的生命力。
一、“真实性”与“写真实”问题的论争
1、缘起
新时期文学一开始就提出恢复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是有许多原因的，最主要的是下列几方面：
首先是因为十年浩劫中，中国当代文学中泛滥着“瞒和骗”、“假、大、空”的文学作品，而这样一些作品是缺乏生命力的，所以当文学迎来一个新生的机会时，人们便不能不深切地注重文学的“真实性”，而要实现文学“写真实”的要求，就必然要求恢复现实主义的写作传统；第二，“文革”结束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社会在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使我们的作家开始从长期禁锢他们的思想枷锁中挣脱出来，敢于面对眼前真实的现实生活，并逐步开始凭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认识来正视一切，敢于说真话了；其三，我国的多数作家在“文革”时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一些作家甚至在50年代就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被打落到社会的最低层，长期艰难曲折的生活经历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对生活苦难的亲身感受也使他们在情感上有了要急于表达的愿望。
所以，当社会发展到了一个相对清明的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人道主义在中国新时期逐渐复苏，我们的文艺政策一步步地走向了正常，这一切都为现实主义在新时期的恢复与发展带来了契机与动力。
2、周扬的文章与“写真实”问题探讨的深入
新时期文学开始阶段，文艺界的许多有识之士就发出了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呐喊。
周扬《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要求文艺家“遵从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从现实生活出发，观察、研究现实，既要忠实于现实，又不局限于片面的、琐碎的现象，而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把革命理想溶于现实主义的描写之中”，提出“要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发展这种创作方法”。
这个要求顺应了文学发展的潮流，切合了当时作家和读者对文学的渴望。
经过讨论认为，艺术真实虽然来自生活真实，但它又不等同于生活真实，而是通过审美形象反映生活的一定本质；那种认为凡是客观生活中存在的事物与现象，无论有无审美意义和能否展示一定的本质，都应当进入艺术的描写的观点，并非现实主义，反倒接近于自然主义，理应加以反对。
3、文学界进一步对“现实主义”、“写真实”问题的讨论
从1979年起陆续出现了一批探讨现实主义理论问题的文章，诸如文艺的真实性问题，真实性同倾向性的关系，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等问题，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等理论问题，它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现实主义的新的理解。
经过讨论，文学界对关于现实主义问题达成共识：
“一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口号是有特定历史内容的，不能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但文艺的批判性则是现实主义的重要内容和客观存在，是不能否定和取消的。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二是我们的文艺要歌颂光明，也要暴露黑暗。
现实生活中光明面占优势，创作的总面貌应与之相适应，不等于要求每部具体作品的内容也如此。
过去只讲歌颂，不许揭露自己的阴暗面，不许批评自己的缺点，这是十分片面的。
”
二、关于典型问题
这些探讨，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恩格斯关于典型的经典理论的质疑所引起的关于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问题的讨论。
其二是关于典型的个性与共性问题。
1、恩格斯关于”艺术典型“的经典论述
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写道：
“椐我看来，现实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对于这两种环境里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您平素的精确的个性描写手法给刻画出来了，而每个人都是典型。
即把人物变成同一特殊类型的整个一大群人物的代表。
在他身上凝聚着大多数人的普遍性特征”。
恩格斯的艺术典型观包括两个统一,一是要求人物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对"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二是要求人物与环境的统一,"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这两方面之间又构成更高一级的辩证统一,即对典型环境中"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
2、理论界关于典型问题达成的三个共识
首先，“典型环境应该看作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任务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既不能只讲社会历史环境，也不能只看到具体的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
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思想，不能认为是一个人为的强制的因而是‘必须破除的公式’，恩格斯关于这个现实主义的见解之所以正确，就因为它符合事实，经得起历史上许多伟大和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艺术实践的检验”。
其次，典型环境既然是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体人物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的统一，其具体的艺术形象便必然是多样的，并非“一个时代一种典型环境”。
第三，典型人物既然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其具体的艺术形象也必然是多样的，“一个阶级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典型，任何阶级都可以有不同的艺术典型”，而并非“一个阶级一种典型人物”，也不是只有英雄人物才是“典型人物”。
有关现实主义理论问题的探讨，对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来说，新时期写实思潮的出现与创作的发展几乎与相关理论的探讨是同时进行的。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新时期写实思潮出现与发展是对五四以来传统现实主义的回归，在创作上它恢复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些美学原则，继承了它一贯的创作手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时期的写实思潮与50——70年代的现实主义又有了发展与深化。
三、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1、白桦的《曙光》与现实主义话剧对题材禁区的突破
早在1977年，人们刚刚从文革的噩梦中解脱出来，惊魂未定之际，戏剧就开始了复苏和再生。
在这一年，金振家、王景愚创作的《枫叶红了的时候》和白桦创作的《曙光》问世，它们代表了80年代刚刚开始时戏剧创作的成就，也开拓了80年代初戏剧创作的两个重要题材，一个是对“四人帮”反动政治思想的揭露与批判，一个是对于老一辈革命领袖人物的缅怀和歌颂。
这两部作品的问世，对于80年代戏剧文学彻底走出文革文化的阴影，走向新生与发展，起到了示范性作用，对于政治思想的拨乱反正，也具有显著的社会意义。
2、”伤痕“、”反思“与”改革“小说潮流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是它在表现题材和主题的突破上，其题材和主题大都指向社会政治层面，对现实的社会政治具有强烈的干预作用，从而逐步恢复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发挥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
这个时期在创作潮流上先后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写实文学思潮，也奠定了现实主义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坛的主导地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之路开始由70年代末的恢复、80年代初的深化走向了调整或者说“创化”时期。
主要原因大致有两个：
一是8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思潮崛起并且取得很大的成就，新时期文学进入了一个从文学观念到文学方法都在进行探索创新的阶段，现实主义已经不能像以往那样处在一个“定于一尊，攘斥百家”的文学地位。
在这种文坛语境之下，现实主义必须相应地调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各种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
二是作家的社会位置的再度边缘化。
新时期之初中国作家处于社会价值结构的中心位置，而社会市场经济的启动使他们退出中心，走向边缘，使他们不愿也不能以社会、人民的代言人身份出现，这一切迫使他们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和立场，调整他们对现实的关注与表述的方法与策略。
8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出现了新写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两种写实文学思潮。
第三节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引起最为激烈、最为持久的论争的文学现象无疑就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现代主义”一词是如此流行，然而又是如此含混，故有必要先作一些大致的说明和简略的界定。
一、关于现代主义及其在新时期产生的背景
1、西方理论界使用”现代主义“概念的两个层面
“现代主义”一词源于西方。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在根本意义上来说是西方社会经历了“二战”后的精神产物，所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现代哲学有着十分紧密、有机的内在联系。
虽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萌芽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爱伦·坡和波德莱尔，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得以确立，如出现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行其道，如出现荒诞文学、新小说、黑色幽默等。
所以它事实上是“二战”后新出现的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各种反传统的文学流派的一个总称。
正因为它只是一个总称，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本来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概念。
大致说来，西方文艺理论界在两个层面上使用这个概念：
一是把它界定为一种文艺思潮，一是把它看作为一种手法。
如“存在主义文学”更多地是一种思潮，而“意识流”则是广泛运用于各种流派之中的一种手法。
其实文艺思潮与艺术手法之间并非截然可分，何况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十分强调“形式即内容”。
2、中国新时期出现的现代主义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异同
我国新时期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虽然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一样，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形式方面，归根结底是在文学观念上呈现出反中国文学传统的特点，但它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相比较，其实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不同的。
以“非理性”这一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想核心之一为例，表现在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非理性”远不像西方文学那样以现代主义哲学为根基、具有一种“格”的意义。
而且虽然我们所指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也是各种反传统思想、反传统手法的一个总称，但它们也远不像西方那样形形色色，且也远不如西方那样成形、成熟、成流成派。
中国的意识流并未“流”得那么远、那么彻底；中国的存在主义也并未那么明显、触目地“存在”。
3、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必然性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有其必然性。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文革也像两次世界大战的炮弹把“理性”轰塌了一样，文革的劫难也粉碎了人们的这种的幻想。
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这一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当时大量引进西方现代派理论、新潮科学理论、大量译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名著有十分重要的关系，但社会上不同程度存在的某种困惑乃至迷茫的心理可以说是这种思潮的“内因”。
从时代坐标观察，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打破了长达几十年的自我封闭与文化禁锢，文学上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当代文学进入国际文化环境，一方面它要以其民族性特色为世界文学增添新色彩，另一方面它也要接受世界流行的一些文学准则和文学观念。
这样，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现代化就成为一个时代性的大课题，其自身的变革也就成为一个时代的新时尚。
其自身既要变革，必须更富于创造性，又必须借鉴、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在这双重的巨大作用力之下，出现了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此外，西方现代主义也源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意识，表现的是人在现代文明中出现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这四者关系上的乖戾、畸变。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文明建设的加快，这种所谓的“文明病”也会在当代中国有某种程度的表现。
从文学演变规律分析，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现象由来已久。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那也是一个大变革、大开放的时代，陈独秀、茅盾、朱光潜等就译介过各类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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