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谢山水田园诗研究报告.docx
《陶谢山水田园诗研究报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陶谢山水田园诗研究报告.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陶谢山水田园诗研究报告
精雕细琢话山水平淡淳美书田园——陶谢山水田园诗研究
内容摘要：
陶渊明和谢灵运身处的时代大致相同.都生活或在社会动荡的晋宋之交。
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卒于427年，享年63岁；谢灵运生于公元385年，卒于433年，活了49岁。
陶渊明、谢灵运作为山水田园诗派里程碑式的人物，对他们的研究历代不绝。
本文试着从二人的门第出生、仕途经历、以及诗歌的不同境界进行对比研究。
第一章、陶谢的门第差异
一、柴桑寒门
六朝时一个及其重视门第出生的时代。
“士大夫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成为了反常的历史现象。
西晋太康时期的诗人左思以及南朝X宋诗人鲍照，都是因为出身庶族而得不到重用。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出身于贫贱之家，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最终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XX郡公。
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司马政权风雨飘摇，大厦将倾。
幸赖王导、陶侃等实力派支持司马睿，稳住了半壁江山。
然而，即便这样，在士族大家的的眼里，陶侃这样的人物还是不入流的，陶侃成就不朽功业后，士族之人依然瞧不起他，公然称其为“溪狗”这一带有蔑视性的称谓。
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仕宦已历三世。
如果按照三代做官便可成为士族的话，陶家应该算是够格了，但是与王、谢这样的大家世族相比，陶氏依然显得资历尚浅。
“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乏。
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
直答语：
‘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
’”（《世说新语·方正》）
王修龄，琅琊王氏子弟：
陶胡奴，陶侃第十子；谢仁祖，陈郡谢氏子弟。
按说人家主动送米给你，你不要也就罢了，怎么还出语伤人呢？
正如上文所说六朝时候门第观念极重，士庶之间不通婚，不较好，甚至不同坐。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滑稽尴尬的场面。
而这篇文章出自《世说新语》里的方正篇，说明作者X义庆对王修龄这样的做法是持认同的态度。
陶渊明是庶出，在时人眼里，地位就更加低了一等。
这样，门第就不足以成为他傲世的资本，反倒郁结于胸，变成难以言说的隐痛。
正如逯钦立先生所说，“越是他的家族还未跻身于门阀士族之林，越是门阀士族不承认陶家的门第地位，陶渊明就越是对门阀士族表现出兀傲不逊，自负自己的门第的高贵，从而表现出强烈的门第观念。
”
二、乌衣之族
与陶渊明相比，谢灵运的家庭无疑是极其显赫的，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名门贵族。
谢灵运祖籍陈郡阳夏，陈郡谢氏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望族。
谢灵运的曾祖谢安是著名的风流宰相，祖父谢玄是“淝水之战“的前锋都督。
叔侄二人联手击败号称百万的前秦苻坚，保住了东晋的半壁江山。
谢灵运就出身于这样一个闪耀着光环的神圣家族。
这个家族的日常起居、审美情趣，以及祖辈的言传身教都给了谢灵运重要的影响。
并且谢小小年纪就袭封了康乐公的爵位。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达，谢灵运从小就濡染了一种华贵的气质。
第二章、陶谢的入世之路和思想嬗变
一、陶渊明的用世之心和人生转折
陶谢带着不同程度的门第观步入社会，享受着家族带来的荣誉和地位。
谢灵运自不必说，18岁就袭封了康乐公的爵位。
陶渊明虽然相形见绌，但也凭借着祖上的余荫，多次轻易地担任了镇军参军、江州祭酒、彭泽令等不大不小的官职。
权利和义务总是相互的，在享受着家族带来的名利时，也必须承担起振兴家族的使命。
下面我们来看看陶谢二人的用世之心。
个人是无法超越时代而存在的，评价历史人物时，只有把其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才能尽量做到客观准确。
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读书人最大的梦想，谁能一出生就看破红尘对名利不屑一顾呢？
渊明父祖三代为官，曾祖还官居东晋宰辅。
这样辉煌的经历即使他出仕的思想基础又是人际关系的积累。
陶渊明早期的作品多表现用世的志向。
《停运》“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陆成江”，喻示着诗人对于时事的忧心，以及功业难成的感慨。
《荣木》诗“先师遗训，余岂之坠？
四十不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更直接地传达出对儒家自强不息建功立业的向往，“千里虽遥”一句更可见其昂扬的进取精神。
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初仕到四十一岁归隐，在宦海中漂泊了十三年之后，终于上岸“止泊”,关于辞官的原因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说：
“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叶嘉莹先生说：
“如以渊明之志意而言，则用世乃其本心，归田才是不得已。
然而如果以渊明之质性而言，则归田才能保全其自然与真淳，而出仕则不免‘违己交病’之患。
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义，而只是为了在‘大伪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质性自然的‘真我’。
”诚哉斯言！
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陶渊明人生取舍的依据，简言之，就是为了保全自然质性。
二、谢灵运的心灵重荷和难脱执迷
能否善保家门是六朝子弟面临的严峻挑战，故而谢安早年虽然隐居东山，与王羲之、支道林等名士悠游山水，朝廷屡征不出，但当其兄弟谢万北伐失败，家族地位岌岌可危之际，谢安毅然出山。
谢安晚年非常重视家族子弟的教育，这些教育包括了道德、文学、人生诸方面。
《世说新语》记载了谢安与子弟们关于人生理想的一次讨论“谢太傅问诸子侄：
‘子弟亦何以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
’诸人莫有言者，车骑（谢玄）答曰：
‘譬如芝兰XX，欲使其生阶庭耳。
’”谢安点头称是。
“芝兰XX”在今天就成了有出息的子弟的代称。
继谢安之后，谢安之孙谢混担当起了家族文化领袖的角色。
他与谢灵运、谢弘微、谢瞻等以文义赏会，形成了一个谢氏家族的文人团体。
又因为他们住在建康秦淮河畔的乌衣巷，于是称之为“乌衣之游”。
据《宋书·谢弘微传》记载:
“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
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
”谢混不仅以文义赏会，还不失时机地指出他们的优缺点，督促他们的成长，从其《诫族子诗》中可见一斑：
“康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
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数了勉之哉，风流由尔振。
如不犯所知，此外无所慎”
谢灵运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濡染着浓重的家庭文化，被强化着以振兴家族为己任的意识。
晋宋之际，堪与谢灵运显赫门第比肩者寥寥；堪与其天才相媲美者几稀。
《宋书》记载谢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高贵的门第使他养成一种精英意识。
门第与才华两相作用，遂又养成他高傲、偏激的性格。
文帝即位之后，为了笼络士族，装点门面，招谢灵运入京，“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
文帝看清了谢灵运的弱点，他绝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只不过是装点太平的花瓶。
谢灵运却看不到这一点，还在皇帝面前放肆起来多次称病不朝，远游百里，从不向皇帝请假。
第二次东归始宁后，结识了气味相投的族弟谢惠连以及何长瑜等人，“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又作裸体之游，惊扰百姓，大伤风化，被人告发，改任为XX内史，但他依然有恃无恐，“在郡游牧不异永嘉”文帝大为光火，却隐忍不发。
只是暗示谢灵运上表乞归。
后为有司所纠，发配XX，又被告发谋反而遭弃市。
由于“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深入骨髓，古往今来进入这个误区的文人犹如飞蛾扑火、前仆后继。
前有曹植、后有李白，都以文采冠绝一时，且都以建功立业自命，却没都是政治上的困顿之士。
谢灵运的死，主要是其狂傲的性格致祸。
《南史·谢灵运传论》说：
“灵运之才，江左独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谢灵运的杀身之由，概括起来为：
猖獗、轻燥、纵气，一言以蔽之，是“狂”。
第三章、陶谢诗歌艺术境界比较
一：
陶谢对真与清的追求
1、豪华落尽见真淳
陶渊明诗文中多次使用了真这个字眼。
如《饮酒》其二十言：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汲汲鲁中叟，弥逢使其淳。
”这里真和淳对举，指朴实的社会风气或人格。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云“养真衡茅下”，此处之真，指不受玷污的淳朴人格。
《感士不遇赋》序云：
“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
”这里的“真风”也是指真实淳朴的风气或人格。
《诗品》评陶抓住一个“真”字，曰“笃意真古”。
这个真字，从创作主题的角度讲就是真性情、真感情。
那么，陶渊明诗文中的“真”，与后人推崇其性格的“真”，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庄子·渔父》曰：
“真者，所以受于天地，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可见，真是天地生命的本性，圣人法天地故能合于真的境界，这样就将天地与人联系在起来。
又曰：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着虽笑不和。
真悲者无声而哀，真怒者未发而威，真亲者未笑而和。
“这就从天地之真转移到人格、性情之真。
《庄子·齐物论》郭象注曰：
“仁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体中独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
”可见，真与自然是同义语，陶渊明所追求的与后人所钦羡的，就是一种自然的人格或自然地风格。
陶渊明之真可分为两个层面：
人格、性情之真与诗歌风格之真。
萧统《陶渊明集序》说陶渊明“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
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明显地，萧统揭示了陶渊明人格之真，并且将其定位为正统的儒家形象，大概是联想到了箪瓢屡空而矢志不渝的颜回。
今人黄坤也指出了陶渊明人格之真与诗歌之真的关系：
陶杜成为伟大的诗人，全在他们身上所共有的纯真。
在陶渊明诗中表现一个真字，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
前人推重陶渊明，也往往集中在一个“真”字上。
萧统说他“颖脱不群，任真自得”；王十朋赞美他“潇洒风姿太绝尘，与性欲内任天真”（《观陶渊明像》）。
陶渊明的诗景真、情真，无非天机流行，均有真气盘旋之上。
任真、任自然地个性是陶渊明人生态度的重要标志。
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
“渊明所有的，实在只是一个‘真’字。
‘质性自然’，这是陶渊明生而具有的一种可贵的禀赋。
”[]人格、性情之真又不能不影响到艺术风格。
清代钱谦益曾说：
“有真好色，真怨诽，而天下始有真诗。
”可谓肺腑之言，一语道尽性情与诗美的关系。
清代叶燮《原诗》也讲到：
“陶诗三昧也。
”也明确的指出了人格对诗格的影响。
清代温汝能也谈到了这种影响：
“渊明之诗何诗也？
渊明之为人何人也？
陶渊明出处俱在，盖始终不以荣辱得丧挠败其天真者也。
其心盖真且淡，故其诗亦真且淡也；惟其真且淡故其评之也难。
”陶渊明其人其诗晶莹透彻，诗如其人，人如其诗，可谓“情真景真，事真意真”。
2、山水清音康乐辞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从儒家名教观念挣脱出来以后，晋人一下子久投入了山水的怀抱，发现了山水清新怡人的属性。
左思《招隐诗》其一云：
“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王羲之《兰亭诗》其二云：
“虽无丝与竹，玄全有清音。
”他们对山水一往而情深，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山水“清”的特质。
谢灵运之遨游比前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的笔下山水也被赋予了“清”新的情调。
日本学者小西昇《谢灵运山水诗考》一文通过统计发现，谢诗中用清字41次。
这就令人信服的揭示了时代审美风尚。
《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诗云：
“中园屏氛杂，清旷招远风。
”《游岭门山》诗云：
“君子岂定所，清尘虑不嗣。
”《石门岩上宿》诗云：
“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
”《初往新安桐庐口》诗云：
“景夕群物清，对玩咸可憙。
”《过始宁墅》诗云：
“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云：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辉。
清辉能娱人，游子澹忘归。
”……此类用法，不胜枚举。
谢客山水诗呈现出迥异于前人的清新特点，也不同于陶渊明平淡自然地风格，体现了宋人对山水的衷情。
谢诗对清的追求超出常人，谢诗的清词丽句也使其山水诗少了一份人世间的烟火气息，而多了几许高处不胜寒的名士风流。
清，作为一个中古美学的重要审美X畴，对谢灵运的审美观起着重要作用。
老庄倡导清静无为的生活方式，《世说新语》中以“清”来评价人物。
对清的追求，本质上表现了谢灵运对自然地渴望。
仕途失意后，谢就将满腔的郁结，寄托在山水之上，他希望能够在山水之上体验到书本中得来的玄理，从而派遣心中的苦闷，获得心灵上的升华。
这个目的事实证明是没有达到，他一生都在仕与隐之间徘徊。
但在客观上则促进了山水诗的勃兴。
因此，陶渊明的真和谢灵运的清，各从一个角度实践了对自然的追求，殊途同归。
陶渊明侧重从平淡、朴素的角度把握田园真意，表现了合于自然的风格；谢灵运侧重从精雕细刻、人力修饰的角度表现山水的清新，呈现出经过人工修饰之后返于自然的特色。
二：
陶诗的化境
陶诗的极致是化境，谢诗则被认为是写境。
化境乃大巧运斤，似非出于人力；写镜则天才纵放，锤炼之极，不遗余力。
化境是艺术的极致，写境也是不可多得的上品。
1、无我之境
诗人的创作，一般都会形成相对固定的模式。
有的注重灵感的爆发，比如李白斗酒诗百篇；有的靠苦吟推敲，如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有的骋才恃智如谢灵运；有的感兴随缘如陶渊明……
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委运乘化的人生态度，以一种不忧不惧、听任自然的态度投身到大化中，绝不刻意追求什么，也不躲避什么，凡事都坦然受之。
沉潜到物象之中做到无我交融，近乎庄子的“物化”。
当诗人把这样一种哲学认知和人生态度运用到艺术创作中，就容易产生出一种境与意会的创作方式。
这种创作方式非常注重与外界事物的偶然兴感。
诗人平时在生活中感悟到人生与自然，一旦有默契于心的外物，审美感兴就随机产生了。
这类作品，正如朱熹所言“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近于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
陶诗的特质在于物我两忘。
如为后世推崇备至的《饮酒》起五，它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传达“飞鸟相与还”的诗意回归以及“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的人生情怀。
诗人“悠然见南山”的自适态度赢得了无数士大夫的激赏。
“悠然见南山”是人与物和谐共荣，完全消融于大自然中。
合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心斋”、“坐忘”、“物化”、“齐物”的理论。
苏东坡说：
“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
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
”
陶渊明此类创作俯拾即是，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曰“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物我交融，清新怡人，完全是诗人一时兴到之言，完全看不到预先设想。
因而清代沈德潜《古诗源》评曰：
“昔人问《诗经》何句最佳，或答曰:
‘杨柳依依’。
此一时兴到之言，然亦实是名句。
倘有人问陶公何句最佳，愚答曰：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亦一时兴到也。
”所谓“一时兴到之言”，即心与外物猝然遭遇，无意于诗而诗心自至。
此外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有风自南，翼彼新苗”、“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均娓娓道来，折射出诗人恬淡平和的心态。
2、信笔为诗合自然
陶渊明化境的风格是信笔而出、平淡自然，然平淡自然非平直平白，实乃远淡有深意。
前人论陶，均以平淡自然目之，可谓抓住了要害。
明代许学夷《诗源辨体》中说：
“靖节诗，初读之觉其平易，及其下笔，不得一语仿佛，乃是其才高趣远使然，初非琢磨所致也。
王元美云:
‘渊明托旨冲澹，其遭语有极工者，乃大人思来，琢之使无痕迹耳。
’此唐人淘洗造诣之工，非所以论汉魏晋人，尤非所以论靖节也。
朱子云‘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斯得之矣。
”
下面结合陶渊明的创作实际，尝试说明之。
陶渊明《答庞参军》四言其五：
“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
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岂忘宴安？
王事靡宁。
”其六：
“惨惨寒日，肃肃其风，翩彼方舟，容裔江中。
勖哉征人，在始思终；敬慈良辰，以保尔躬。
”“昔我”“今也”句，化用《诗经·采薇》句，渲染离别时惨淡的氛围，发于XX，自然天成。
《移居》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去，闲暇则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
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诗句由情入理，然而句句关情，源于陶渊明自己的心理写照，毫无芥蒂存于胸中。
3、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阅读过程中还存在着接受主体这一重要的因素。
少年读者，多半还处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段，相比人生感悟多，哲理韵味浓，语言平淡朴素的的陶诗，这些读者常更喜欢华丽的宋词、红楼之类，因为，那里寄托了他们青春的梦幻。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人格涵养的提升，才会多少品味出陶诗的胜境来。
黄庭坚《书陶诗后寄王吉老》说：
“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每观此篇，如渴而饮泉，如欲寐而啜茗，如饥啖汤饼。
”这就点出了读者对象的接受程度特点。
苏轼的认识更为深刻，他认为陶诗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就揭示出了艺术的辩证性，即看似相反的两种属性在同一事物上出现。
“质”、“癯”只是表面现象，“绮”“腴”才是陶诗的本质——陶诗枯淡、质实得外表下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诗性内涵。
陶渊明创作方式重感性随机，物我交融，并不等于在艺术构思、艺术传达时是草率的。
恰恰相反，在很多时候高品位的读者仍然读出淡远，浑融。
甚至在有的时候陶诗还讲求炼字琢句，只不过因其驾驭能力高超，读者并不觉得有修饰、雕刻的痕迹。
如《和郭主簿》其一“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用一“贮”字，将树荫的浓密茂盛，树冠的覆盖交织写得活灵活现；《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著一“洗”字，仿佛看到树叶愈发碧绿光亮之态。
X墉《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就用了一个“洗”字。
两相比照，更见陶渊明首创之功。
《杂诗》其二：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几处动词“挥”、“劝”、“掷”，极见炼字之妙，对后世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似乎有直接的影响另如《时运》“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古诗归》谭元春评曰“翼字奇古之极”，钟惺曰：
“翼字看得细极静极”，沈德潜《古诗源》“翼字写出性情”。
“翼”字本是名词，于此用作动词，颇显活泼的动感，禾苗在南风的护佑下茁壮成长，表现出自然界的和谐与生趣。
陶诗虽然也有语言的修饰，但它的好处实在是胸怀气魄在起作用。
若无人格力量的支撑，再华美的语言也是徒劳。
语言风格的平淡自然只是陶诗的皮相；悠然远怀的人生襟抱才是陶诗的骨象。
我们切不可徒赏与外部形式而忘记了陶诗的中脊和灵魂。
三、谢诗的写境与返于自然
清代沈德潜《说诗啐语》说：
“陶诗合于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追琢而返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陶诗高处在不排，谢诗胜处在排”。
受此启发，笔者概括陶谢诗的最高境界一为化境，一为写境；陶谢诗歌的风格，一个合于自然，一个返于自然。
1、精心营够返自然
谢诗的独特魅力在于他注重色彩的艳丽、辞藻的精工、对偶的整齐。
“康乐一字百炼乃出冶”谢诗以人工的修饰和雕刻，营够了自然的境界，刻画了自然的清新面目，一扫旧文坛“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局面”，从此“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丽而追新”的新诗风取代了“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词无闻”（《宋书·谢灵运传论》）的玄言诗风。
在对诗歌艺术风格的追求上，陶谢均力臻自然的境界，此为同；区别在于，陶是不期然而合于自然，谢是浓丽之极，雕琢之极而返于自然。
谢灵运以他天才的大手笔，精心营够了返于自然的艺术境界，开启了后代山水诗创作的法门。
谢灵运主要通过动词的锤炼、色彩的搭配、对仗的精工等方面，力图摹写自然的原貌，传达出自然界的无限活力。
下面各举数例说明。
首先看动词的锤炼。
与陶诗相比，谢诗运用动词的比例加大了，动感增强了。
《过始宁别墅》一诗有“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一“抱”、一“媚”将自然界的生命活力传达得惟妙惟肖，令人想见白云、绿筱的千娇百媚。
这样的写境虽见人工雕琢的痕迹，却如逼真传神的油画。
《游南亭》“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
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
”生命力之动感极强，特别是“密林含余情”与陶渊明之“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有异曲同工之妙该。
诗又写“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
”其中“被”“发”二字，写出了自然界生生不息的状态。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有“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将自然界拟人化。
《登上戍石鼓山》中有“日没涧增波，云生岭逾叠。
白芷竞新苕，绿苹齐初叶。
”写出了自然界瞬息间的动态变化。
在常人眼里不过是和谐、静谧的静态化景物，在谢灵运看来一切都在生长、变化，充满活力。
这可能与谢灵运性格中躁动不安的个性有关，他本身就是不安的，经常深入自然之中探幽访奇，因此他笔下的自然也被赋予了他的性格特点——动。
除注重动词的锤炼外，谢诗还以色彩的搭配著称诗坛。
《入彭蠡口》诗“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一绿一白，状物精工。
《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XX映碧涧，石蹬泻红泉。
”一碧一红形成鲜明对比，给人极其强烈的视觉刺激。
谢诗中多喜用红、绿、紫三种重色调,可见谢灵运秾丽的美学追求。
《读书斋》写道：
“残红被径隧，初绿杂浅深。
”《赠从弟惠连》：
“山桃发绿萼，野蕨渐紫苞。
”《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谢眺》：
“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
”《山居赋》中也有这样的色彩描写：
“播绿叶之叶茂，含红敷之缤翻。
”、“映红葩于绿蒂，茂素蕤于自枝。
”色彩浓重，搭配和谐。
谢灵运浓烈色彩的美学追求，与陶渊明对平淡之美的追求一样具有审美追求，与陶渊明对于平淡之美的追求一样具有审美价值，通过运用强烈的色彩对比，写出了大自然的千姿百态与无限生机，虽说是运用了人工的雕琢，然而也可以臻于自然的境界。
这就是艺术的辩证法。
不施粉黛而能倾国倾城，固然是佳致；浓妆艳抹而能光艳照人，也是不可多得的境界，套用苏东坡的话就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对待陶谢之诗亦应作如是观，否则诗歌的王国里将是多么的单调。
不同的是，陶渊明的平淡之美以把握，传达大自然的神韵胜；而谢灵运的华丽之美以刻画、描摹大自然的外在状貌胜。
谢诗还注重对偶的工整。
如《从游京口北固应诏》：
“远岩映兰薄，白日XX皋。
原隰荑绿柳，墟囿散红桃”四句属句精工，形式整齐。
再如《登江中孤屿》：
“乱流趋更艳，孤屿媚中川。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也给人以整齐的形式美。
此外如前文所举的“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不胜枚举。
诗歌是时间性艺术，山水诗空间性极强的事物，以时间性的艺术形式来表现空间性的山水，谢灵运为我们找到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其中一个是对偶的描写，另一个就是游观的方式。
在对偶中诗人利用各种搭配组合关系，把相同、相近、相反的大量事物容纳在两两相对的诗句中，可谓事半功倍。
运用对偶还可以用精简的笔墨对外物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精细刻画。
如《过始宁墅》：
“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
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
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
”写山行、水涉，写岩石、岭、洲、渚、云、石、筱、涟。
对偶句以最少的语言传达出最大容量的信息。
谢灵运的大量近似于格律诗的创作，无疑是后来沈、谢“永明体”革新的先导。
谢灵运的创作方式是“兴会标举”，这一界定已经内在的暗含了其创作必然是天才对自然的驾驭和统摄。
动词的锤炼、色彩的搭配、对偶的精工颇能说明这一点。
以合于自然和返于自然来概括陶谢诗歌的大体风格，这是相对的划分。
相对于陶诗的自然天成，谢诗当然显得雕琢。
但将谢诗与“元嘉诗坛之辅”颜延之相较，恐怕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南史·颜延之传》记载：
“延之尝问鲍照已与谢灵运优劣。
照曰：
‘谢公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
’延之终身病之。
”钟嵘《诗品》也说：
颜延之“其源出于陆机”，这是指他们都有语言艰深、讲究雕琢修饰、辞采华丽的特点。
可见在颜谢之间，谢诗显得自然天成。
与陶诗比谢诗属于雕琢一派；可与颜诗比，谢诗又见自然之美。
清X熙载《艺概·诗概》中说：
“康乐诗较颜为放手，较陶为刻意。
”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因而，对待谢诗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能简单的以雕琢、修饰论之。
在浓墨重彩的背后，隐藏着谢灵运孤独无依的心灵，流淌着他无处宣泄的生命激情。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