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何以可能论析三大哲学资源在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中作用精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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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何以可能论析三大哲学资源在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中作用精选

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何以可能——论析三大哲学资源在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中的作用

（作者：

王春梅　刘冠军　　发表时间：

2014年11月）

　　当代中国新哲学；现实根源；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

　　时代呼唤新哲学的产生，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

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社会实践的探索。

还是哲学理论的探讨，都在呼唤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当代中国新哲学的产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提供了可能，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诞生提供了契机和条件。

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其哲学创新的现实根源，当代中国并存的三大哲学体系是其哲学创新的理论资源。

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指导，现代西方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补充，中国传统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基础。

可以预言，上述三者的有机统一和优势互补将建构起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

时代呼唤新哲学的产生，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

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社会实践的探索，还是哲学理论的探讨，都在呼唤哲学的创新和当代中国新哲学的产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提供了可能，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诞生提供了契机和条件。

那么，我们如何认识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这三大哲学资源在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中的作用等问题，已经成为哲学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其哲学创新的现实根源

哲学是对人和世界关系的总体性认识和把握，这种认识和把握不是从哲学家的头脑中凭空产生的。

任何时代的哲学，不管其理论形态多么抽象，在不同程度上都要受到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从归根到底的意义说，哲学领域中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往往可以从社会关系的变化中找到它们的根源。

尽管这种根源性不是说某种哲学流派或思潮的产生、消亡同某一社会现实一一对应，但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离不开一定的时代背景的。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现在的中国是开放的中国。

从外部环境来讲，最明显的特征是经济生活中的全球一体化，政治生活中的世界多极化，在文化生活中，人们正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理念。

从内部环境来讲，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得到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

也随之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技术工业的膨胀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人与自然环境的对立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金钱祟拜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日益紧张，道德面貌和社会风气状况令人担忧等等。

时代呼唤新的哲学理论的产生，这是中国人在深刻变化的世界面前，不得不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遇，寻找自己未来发展道路;不得不去面对在全球化社会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如何发展和振兴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

在反思和批判中提出并建构适应中国现实的哲学理念，是当代中国哲学表征自身存在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方式。

哲学虽不能直接改变社会。

但哲学可以直接影响精神和思想本身。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不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依靠它的独立精神和思想而生存。

而现实是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极大削弱了中国人几千年固有的文化信念。

越来越多的人失掉了价值判断，失落了精神家园，沦为金钱和物欲的奴隶，在飞速变化的现实面前失去了自我。

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和哲学精神对于现时代改革的中国社会，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华民族有着无可估量的革命意义。

哲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显得迫切，因为我们的精神和思想领地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巫待重建。

从时代的呼唤，从哲学昭示自己存在的价值意义两方面讲，中国新哲学的产生势在必行。

而这正是中国哲学得以发展和创新的契机。

发展中的中国正翘首企盼具有中国气派的新哲学形态的诞生。

当今的中国哲学界何以能够回应时代的这种呼声，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哲学话语，创造出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哲学思想”，也就是“当代中国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由中国哲学家探索，创造的反映我们自身境遇和问题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人类性’内在统一的哲学样式”。

二、当代中国并存的三大哲学体系是哲学创新的理论资源

勿庸置疑，当代哲学的创新，将是一个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

但是，从现实来看，今天我们不只有对哲学新形态的强烈需要，同时也具有了创造新哲学的理论基础。

从理论创新的资源上说，许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我们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已经达到想当的深度，可以说理论准备工作已做得相当充分。

从实践的角度看，中国已经走出了为世界公认的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发展路子，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中国哲学创新和发展的最有利的实践基础和重要的路径参考。

在学术界，许多学者达成了中国哲学创新时机已经成熟的共识，但在如何把握这一时机实现中国哲学的创新上，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观点。

只是对中国哲学创新的一个前提没有异议:

要实现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必须立足于当今中国哲学的三大哲学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

而且要自觉打破多年存在的学科壁垒，实现三者之间的“圆融会通”，“良性互动”。

正如列宁所说: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三大哲学体系对中国新哲学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在中国哲学创新过程中，这三者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有所侧重。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哲学创新的指导思想，西方哲学是中国哲学创新的必要补充，中国传统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指导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过去我们是一本教科书，一个体系，一种理解，而且形成了“独尊马哲”的局面。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些人士曾经以国家意识形态的解释者与代表者的身份，对中哲、西哲持排斥的态度，从而导致当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漠。

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当今的中国仍然具有巨大意义，其指导地位不能动摇。

马克思曾说: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该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

中国人民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背景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变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思想武器”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其特殊本性和基本品格而确立了其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和哲学界的特殊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拥有如此的生命力，是由它本身的本质特征决定的。

它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在于它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一切经院哲学、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格格不人的。

实践性使其保持同现实的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批判性使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外在的对象，而且指向自身，使其能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开放性使其能容纳百川而成大海。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性，这是它在今天的中国仍然不可替代的最根本原因。

事实一再证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总结过去，反思历史的思想武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支撑和实践指引，它的革命性和批判精神是我们永不停息的创新活动的强大的思想动力。

因此，中国哲学的创新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让其承担起主导和引领作用。

虽然，这种主导和引领作用，不是像以往一样占据着话语霸权的地位，或者说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经如何说来限制中国哲学的创新。

而是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创立的哲学原则、哲学精神和哲学思维方法，遵循它所开拓的关注社会生活、关注人类命运、关注实践的哲学研究之路。

我们认为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

王春梅　刘冠军　　发表时间：

2014年11月）

许多人热衷于阐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要“返本”，也就是要“回到马克思”，或“重读马克思”。

在“返本”的基础上“开新”。

认为“开新”就是要联系当代的具体历史境域，用现代的哲学话语，去阐释马克思哲学中所包含的当代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合法性提供依据。

如果用现代话语重新阐释文本就能使其具有当代性，那么任何一种哲学都具有当代性。

因为一旦它们被纳人现代人的研究视野，就必然被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去思考和阐释，打上时代的烙印。

因此，如果“返本”“开新”只是为了重新解释经典文本仍然不能揭示其当代性。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一去不返，而我们所面临的是日新月异的二十一世纪。

我们坚持马克思哲学的主导和引领地位注重的应是它的哲学原则、精神及其哲学思维方法，而不是它的文本及其解释。

（二）现代西方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补充

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是西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西方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在当今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且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正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

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是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自然科学成就和理论思维的反映，它虽然总体上倾向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但它对许多新领域的探讨，也有值得注意和重视的地方。

20世纪西方哲学对传统西方哲学在主题和方法上都进行了深人的反思，即揭示了传统哲学的缺陷，也提供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哲学方法。

在这些方法中，语言和逻辑分析是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它体现出的对理论语言深刻的自觉，对理性批判的深人的继承以及对语言的清晰性原则的执着追求，对语境化方法的着力强调，都为促进人类的心智健康，清除语言迷雾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探讨科学研究的规律时，现代西方哲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发展模式:

逻辑实证主义的“逐渐累进”模式，批判理性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模式，库恩的“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交替的”模式等等，对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新领域新问题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这种理性批判精神及其方法对于以“德性之思”为中心内容的中国传统哲学来说是全新的东西，值得现代的中国人吸收和借签。

所以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哲、西哲之间是“功能互补”的关系。

无论是西哲的理性精神还是其提供的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于中国哲学的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

长期以来，人们处理中西哲学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如下三种基本框架。

第一，两极对立，即“全盘西化”，“西方哲学霸权”。

第二，“体用”关系的解释框架，即“西体中用”（这带来中国哲学有无合法性的纷争）。

第三，“综合创新”即所谓“相互结合”，“相互诊释”，“中西对话”。

第一种框架事实已证明是行不通的。

第二种框架也遇到了挑战，人们已逐步认识到世界哲学不只有西方哲学一种模式。

第三种模式将是世界哲学发展的大趋势，但对于中国新哲学来讲，重要的是“洋为中用”，把西方哲学看作自身传统哲学缺陷和不足的补充。

因为，我们研究学习西方先进的哲学理论，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

西方哲学是以西方人特有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经验为基础的，它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旨趣基本上生成于西方所特有的生命历程之中，它的审视和追问方向也主要是西方人所特有的生命体验，我们不可能期望让他们代替中国人去理解、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仰仗他们的理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创建中国的新哲学，不能以西方哲学为主。

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有我们自身的特点，我们的苦难、伤痛和迫求，我们的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体会的。

反映中国的现实，提炼当代中国的时代的精神，重建中国的心灵世界.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用我们自己的理论去做，正如毛泽东，邓小平所做的那样。

（三）中国传统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基础

当代中国的新哲学，它最首要的特征应是“民族性”，即它在生活基础、思想主题、问题意识、致思思路、表述风格等方面，表现出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

要体现这种民族性，就必须充分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文化资源。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进行“返本”“开新”也许更有意义。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经过历史的长期积淀形成了有着自己鲜明特色的丰富的哲学和文化传统。

这一传统将政治、经济以及各种社会风俗习惯等全部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融合在一起，成为维系中华民族长期生活在相对稳定的统一国家中的一种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力量。

以儒学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哲学作为标志我们民族两千年主导思想的符号，极易获得我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和感情共鸣。

这些文化传统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

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精华的浓缩与总结，它的意义决不是哲学家们冥想出来放在书桌案头的白纸黑字，也不是纯粹学术上的推演与纷争。

它必须在把握和反思时代的基础上对现实具有指引作用，能够被社会大众普遍认同。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新哲学必须肩负起这样的责任。

对此，中国的新哲学首先要弄清中国社会未来的基本结构和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来说，最根本、最具决定性的要素是什么;其次要能前瞻出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依赖的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是什么;再次要结合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重新确立整个中华民族对最高理想的信念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基于中国现实和中国人的心灵特征。

因此。

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不容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有着不容忽视的缺陷和不足，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哲学在近现代的败落，根本原因在于其社会基础的丧失。

但其本身理论资质较差，缺乏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理性之思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现代中国所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而传统哲学中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与其并不一致。

古代中国思想家也许因为缺少希腊哲学家的闲暇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他们把思想的目光聚集在人生的修养和天下的治理上，把东方思想引向不同于西方哲学理性的方向。

对比西方哲学，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德性之思的视域遮蔽了纯粹理性态度的思想维度，从而使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受到减损。

而这些思维领域正是支持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制度的思想前提。

传统哲学从存在基础上已失去了社会基础，其思维方式也有局限性，因此单纯的复兴儒学是不可能的。

我们坚持它的基础地位应着眼于它对中国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民族心理的历史影响和制约，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通过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取长补短”，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开创出中国的新哲学。

它只能是新哲学的基础而不是根本。

不是“老树新枝”，而是在它的基础上长出一棵新树，形象一些它就是形成这颗新树的土壤。

有一点也要强调，现代哲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是哲学创新的必要准备，作为对现有哲学资源的现代阐释和领悟，这本身就有创新的成分。

早在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哲学前辈就曾表达过它们对中国新哲学诞生的展望。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言部分中写道:

“西洋哲学及其方法已传人中国，人们虽一时不免为西洋哲学所震炫而低伏，但需要新哲学的呼声已可以听到，我们期待着一个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学灿烂的情形之到来。

”面对着时代的呼唤，面对着哲学前辈们的不懈探索，当代中国的哲学工作者们应肩负起这个历史责任，让这种期待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