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揭露看了共产党人案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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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揭露看了共产党人案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揭露看了共产党人案件

1850年印成传单,1885年由恩格斯收在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霍廷根-苏黎世版)中作为附录发表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299页◎第375页◎

上一页目录下一页

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之一)

*(注:

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一组连载文章,是1850年1月至11月专为《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杂志(见注(《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1849年12月至1850年11月出版。

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见注164)的续刊。

该杂志从1850年3月至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

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

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

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

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

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

1850年11月,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刊。

))写的。

文章对法国的整个一段历史时期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原则。

这组文章最初在《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上是以《从1848到1849年》这一总标题发表的,原计划包括四篇文章:

《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6月13日在大陆上产生的后果》和《英国的现状》。

但是在杂志的第1、2、3三期上只发表了前三篇文章。

关于1849年六月事件对大陆的影响以及英国的状况,则在杂志的其他文章中,尤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时评中得到了阐述。

)(注:

马克思这组文章当时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

1850年4月2日《自由射手》(汉堡)第40期发表了《〈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的启示》和马克思这一著作的摘录。

当年4月15日《大胡蜂周报》(加塞尔)第3期对该文发表了一篇评论。

1850年4月5、12和19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62-264号转载了马克思的引言和第一篇文章。

1852年1月在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流亡者创办的《体操报》上,刊登了约·魏德迈在马克思影响下写的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1895年恩格斯将这组文章编成单行本在柏林出版,并将总标题改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恩格斯不仅写了导言,还增添了第四章,这一章就是《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发表的《时评(三)》中有关法国事件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1-514和520-531页)。

恩格斯给这一章标的题目是:

《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1895年2月13日他给理·费舍的信上说,这第四章“才真正使得这本著作完整了,没有它,这本小册子就带有片断的性质”。

当时前三章的标题也有改动:

1.《从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2.《从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3.《从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

在本卷中,前三章仍用《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发表时的标题,第四章则用1895年版的标题。

——376。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

革命的失败!

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即革命党在二月革命(注:

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

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

——248、254、263、317、331、376、389、500、514、582。

)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

证明这一点就是下面几篇论文的任务。

◎第376页◎

一 1848年的六月失败

七月革命(注:

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它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1830年7月27日至29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

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

——295、377。

)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陪同他的教父(注:

“教父”的原文是“compère”,也有“同谋者”的意思。

——编者注)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注:

巴黎市政厅是1789-1794年法国革命以来革命政府所在地,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临时政府的所在地。

——377、384。

)胜利行进时,脱口说出了一句话:

“从今以后,银行家要掌握统治权了。

”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

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

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

他们坐上王位,他们在议会中任意制定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到烟草专卖局的各种公职。

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是官方反对派中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它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

金融贵族的专制发展得越纯粹,工业资产阶级本身越以为在1832年、1834年和1839年各次起义(注:

1832年6月5-6日的巴黎起义,是由共和党左翼和包括人民之友社在内的秘密革命团体组织的。

反对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

这次起义中第一次举起了红旗。

当政府派出军队时,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许多街垒,异常英勇顽强地进行了自卫战,最后还是被军队镇压下去了。

1834年4月9-13日里昂的工人起义,是在共和党的秘密组织人权公民权协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是法国无产阶级最早的群众性的行动之一。

这次起义得到其他城市的,特别是巴黎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但是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1839年5月12日的巴黎起义是在奥·布朗基和阿·巴尔贝斯的领导下、由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四季社发动的,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工人也起了主要作用;结果遭到了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镇压。

起义失败后布朗基、巴尔贝斯及其他一些起义者遭到流放。

——377。

)被血腥镇压以后,它对工人阶级的控制已经巩固,则它的反对派态度也就越坚决。

鲁昂的工厂主格朗丹在制宪国民议会和立法国民议会中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最狂热的喉舌,在众议院中却是基佐的最激烈的反对者。

后来曾以妄图充当法国反革命派的基佐角色而出名的莱昂·福适,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年,为了工业的利益进行过反对投机事业及其走狗——政府的笔战。

巴师夏曾以波尔多和所有法国酿酒厂主的名义煽动反对现存的统治制度。

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第377页◎之外。

最后,置身于官方反对派的行列或者完全处于选举权享有者的范围之外的有上述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和发言人,即它们的学者、律师、医生等等,——简言之,就是它们的那些所谓“专门人才”。

财政困难使七月王朝一开始就依赖资产阶级上层,而它对资产阶级上层的依赖又不断造成日益加剧的财政困难。

没有达到预算平衡,没有达到国家收支平衡,是不能使国家行政服从于国民生产利益的。

然而,如果不缩减国家开支,即不损害那些恰好构成现存统治制度的全部支柱的利益,如果不重新调整捐税的分担,即不把很大一部分税负加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肩上,又怎能达到这种平衡呢?

国家负债倒是符合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的那个集团的直接利益的。

国家赤字,这正是他们投机的真正对象和他们致富的主要源泉。

每一年度结束都有新的赤字。

每过四至五年就有新的公债。

而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机会去盘剥被人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

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他们获得新的机会通过交易所活动来掠夺投资于公债券的大众,而政府和议会多数派议员是了解交易所活动的秘密的。

一般说来,银行家和他们在议会中和王位上的同谋者由于利用国家信用的不稳定状态和掌握国家的机密,有可能制造公债券行价的突然急剧的波动,这种波动每次都要使许多较小的资本家破产,使大投机者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

正因为国家赤字符合掌握统治权的那个资产阶级集团的直接利益,所以路易-菲力浦统治最后几年的国家非常开支超过了拿破仑统治时的国家非常开支一倍以上;这笔开支每年几乎达到4亿法郎,而法国年输出总额平均很少达到75000万法郎。

此外,◎第378页◎这样由国家经手花出的巨款,又使各式各样骗人的供货合同、贿赂、贪污以及舞弊勾当有机可乘。

在发行公债时大批地骗取国家财物,而在承包国家工程时则零星地骗取。

议会与政府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各个官厅与各个企业家之间反复重演着。

正如统治阶级在整个国家支出和公债方面进行掠夺一样,它在铁路建筑方面也进行掠夺。

议会把主要开支转嫁于国家而保证投机的金融贵族得到黄金果。

大家都记得众议院中的那些丑闻,当时偶然暴露出:

多数派的全体议员,包括一部分内阁大臣在内,都曾以股东身分参与他们后来以立法者身分迫令国家出资兴办的那些铁路建筑工程。

相反,任何细小的财政改革,都因银行家施加影响而遭到失败。

邮政改革就是一例。

路特希尔德起来抗议了。

难道国家能缩减它赖以支付日益增加的国债利息的财源吗?

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银行家、24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

路易-菲力浦是这个公司的经理——坐在王位上的罗伯尔·马凯尔。

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运业,即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个资产阶级在七月事变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的是gouvernementàbonmarché——廉价政府。

既然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权力机关,而且借助于这些现实状况和报刊来操纵舆论,所以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身投靠,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现有的财产来发财致富;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时时都和资产阶级法律本身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第379页◎成放荡,金钱、污秽和鲜血汇为一流。

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还是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当1847年,在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舞台上公开演出那些通常使流氓无产阶级进入妓院、贫民院和疯人院,走向被告席、苦役所和断头台的同样场景时,法国资产阶级中没有掌握统治权的集团高叫“腐败!

”人民大声疾呼:

“打倒大盗!

打倒杀人凶手!

”工业资产阶级看到了对自己利益的威胁,小资产阶级充满了道义的愤慨,人民的想象力被激发起来了。

诸如《路特希尔德王朝》、《犹太人是现代的国王》等等的讽刺作品,充斥巴黎全城,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巧妙地揭露和诅咒了金融贵族的统治。

不为荣誉做任何事情!

荣誉不能带来任何好处!

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和平!

战争将使三分息和四分息公债券行价降低!

——这就是交易所犹太人的法国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字样。

因此,它的对外政策就是让法国人的民族感情遭到一系列的凌辱。

当奥地利吞并克拉科夫(注:

波兰人民为了民族解放曾准备在1846年2月举行起义。

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

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行为和普鲁士警察逮捕了起义的领袖,总起义没有成功。

只有在1815年起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在2月22日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

克拉科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

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

——306、380。

)而完成了对波兰的掠夺的时候,当基佐在瑞士宗得崩德(注:

宗得崩德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的特权而于1843年缔结的单独联盟。

其首领是天主教僧侣和城市的上层贵族。

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40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代表会议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

1847年7月,瑞士代表会议决定解散宗得崩德,于是宗得崩德在11月初向其他各州采取军事行动。

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

在宗得崩德进行战争期间,以前加入神圣同盟的西欧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企图干涉瑞士内政,维护宗得崩德。

基佐保护了宗得崩德,这实际上就是采取了支持这些强国的立场。

——380。

)战争中积极地站到了神圣同盟(注: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同盟。

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

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

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

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分别召开过几次会议:

1818年亚琛会议,1820-1821年特罗保会议,1821年5月莱巴赫会议和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

根据会议的决议,曾于1820-1821年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1823年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并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

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

——366、380、407。

)方面的时候,法国民族感情更加激昂起来了。

瑞士自由党人在这次虚张声势的战争中的胜利增强了法国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自尊心,而巴勒莫人民的流血起义(注:

巴勒莫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1848年1月12日,当地人民举行起义。

经过两周激战,波旁王朝的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被迫退出这座城市。

巴勒莫建立了临时政府和议会。

1848年意大利革命失败时,巴勒莫起义也被镇压。

——380。

)则像电击一样激活了麻痹的人民群众,唤起了他们的伟大革命回忆和热情(注:

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

“奥地利在俄国和普鲁士同意下吞并克拉科夫,是在1846年11月11日;瑞士宗得崩德战争,是在1847年11月4日至28日;巴勒莫的起义,是在1848年1月12日;1月底,那不勒斯军队对该城进行了一连9天的炮击”。

——编者注)。

◎第380页◎

最后,两起世界性的经济事件的发生,加速了普遍不满的爆发,使愤怒发展成了起义。

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更使得到处民怨沸腾。

1847年的物价腾贵,在法国也像在欧洲大陆其他各国一样,引起了流血的冲突。

金融贵族过着糜烂生活,人民却在为起码的生计而挣扎!

在比藏赛,饥荒暴动的参加者被处死刑(注:

1847年春,法国安德尔省比藏赛的居民,由住在附近农村的饥饿的工人带头,袭击了投机商的粮仓;居民和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

政府对比藏赛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1847年3月底4月初对参加暴动的人进行审讯,结果三人被判处死刑,很多人被罚做苦役。

——381。

),在巴黎,大腹便便的骗子却被王室从法庭中抢救出来!

加速革命爆发的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就是英国的普遍的工商业危机。

1845年秋季铁路股票投机者整批失败的事实已经预示了这次危机的来临,在1846年有一系列偶然情况如谷物税即将废除等等使它延缓了一下,到1847年秋天危机终于爆发了。

最初是伦敦经营殖民地货物贸易的大商人破产,接着便是土地银行破产和英国工业区工厂倒闭。

还没有等到这次危机的全部后果在大陆上彻底表现出来,二月革命就爆发了。

这场由经济瘟疫造成的工商业的毁灭,使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不堪忍受了。

反对派的资产阶级,在法国各处发起了支持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他们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推翻交易所内阁。

在巴黎,工业危机还引起一个特别的后果:

一批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无法再在国外市场做生意的工厂主和大商人只得涌向国内市场。

他们开设大公司,使大批小杂货商和小店主被他们大公司的竞争弄得倾家荡产。

因此巴黎资产阶级中间这一部分人破产的很多,他们也因此而在二月事变中采取了革命行动。

大家都知道,基佐和议会以露骨的挑战回答了选举改革的提议,路易-菲力浦决定要任命巴罗组阁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事情竟闹到人民与军队发生冲突,军队因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态度而被解除了武装,七月王朝不得不让位给临时政府。

◎第381页◎

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反映出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的党派。

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妥协的产物,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

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代表共和派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派资产阶级的是《国民报》(注:

《国民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国民报》派又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是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

《国民报》是它的机关报。

1848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其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大屠杀。

——382、396、402、414、423、440、461、595。

)方面的人物,代表王朝反对派(注:

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以奥迪隆·巴罗为首的议员集团。

这个集团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观点,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样就能避免革命并维持奥尔良王朝的统治。

——382、399、414。

)的是克雷米约、杜邦·德勒尔等。

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

路易·勃朗和阿尔伯。

至于临时政府中的拉马丁,他当时并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特定阶级;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带有自己的幻想、诗意、虚构的内容和辞藻的总起义。

不过,这个二月革命的代言人,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么工人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统治着巴黎。

临时政府诞生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企图由陶醉的巴黎向清醒的法国呼吁,从而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

拉马丁不承认街垒战士有权宣告成立共和国。

据他说,只有法国人的大多数才有权这样做,必须等待他们投票表决,巴黎的无产阶级不应该因篡夺权力玷污自己的胜利。

资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斗争权的篡夺。

直到2月25日中午时分,共和国还没有宣告成立,然而内阁的一切职位都已被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国民报》派的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们瓜分了。

但是工人这一次已决心不再像1830年7月那样任人欺骗。

他们准备重新开始斗争,以武力强迫成立共和国。

拉斯拜尔前往市政厅去声明这一点。

他以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如果人民的这个命令在两小时之内不付诸执行,他就要带领20万人回来。

阵亡战士尸骨未寒,街垒尚未拆除,工人也还没有解除武装,而唯一可以用来◎第382页◎与工人相对抗的力量不过是国民自卫军。

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的政略上的考虑和按法律行事的拘谨精神立即消失不见了。

两小时的期限未满,巴黎的各处墙壁上就已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夺目的大字: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共和国一宣告成立,那些驱使资产阶级投入二月革命的有限目的和动机就无人记起了。

不是资产阶级中的少数几个集团,而是法国社会中所有阶级,都突然被抛到政权的圈子里来,被迫离开包厢、正厅和楼座而登上革命舞台亲身去跟着一道表演!

随着立宪君主制被推翻,国家政权不受资产阶级社会支配的这种假象就消失了,因而由这种虚假的政权挑起的一切派生的冲突也一并消失了!

无产阶级既然把共和国强加给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强加给全法国,它就立刻作为一个独立的党登上了前台,但是同时它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

它所获得的只是为自身革命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决不是这种解放本身。

其实,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完善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这个共和国使一切有产阶级同金融贵族一起进入了政权的圈子。

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即正统派(注:

正统派指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的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

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就组成政党。

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派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叫作封建的社会主义。

这里的“第一代法兰西正统派”是指那些极端仇视法国革命的保皇派著作家和政客。

——296、383、396、422、622。

)从七月王朝迫使他们所处的那种政治地位低微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无怪乎《法兰西报》(注:

《法兰西报》是1631年起在巴黎出版的日报,19世纪40年代是拥护波旁王朝复辟的正统派的机关报。

——383。

)同反对派的报纸一起进行过鼓动,无怪乎拉罗什雅克兰在2月24日的众议院会议上表示过赞同革命。

普选权已把那些在法国人中占绝大多数的名义上的所有者即农民指定为法国命运的裁定人。

最后,二月共和国打落了后面隐藏着资本的王冠,因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已经赤裸裸地显露出来。

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第383页◎事变中他们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正如七月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二月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

巴黎的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也争到手了。

工人马尔歇迫使刚成立的临时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其中规定临时政府保证工人能以劳动维持生存,使全体公民都有工可做等等。

当临时政府几天以后忘却了自己的诺言,并且好像心目中已经没有了无产阶级的时候,有两万工人群众向市政厅(注:

巴黎市政厅是1789-1794年法国革命以来革命政府所在地,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临时政府的所在地。

——377、384。

)进发,大声高呼:

组织劳动!

成立专门的劳动部!

临时政府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勉强设立了一个专门常设委员会,负责探求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办法!

这个委员会由巴黎各手工业行会的代表组成,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两人任主席。

把卢森堡宫拨给它作会址。

这样,工人阶级的代表就被逐出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把实际的国家政权和行政枢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旁边,在银行和交易所旁边,修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最高祭司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承担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让巴黎无产阶级有工作可做。

与任何世俗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他们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行政权。

他们得用自己的头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

卢森堡宫在寻找点金石,市政厅里却在铸造着通用的钱币。

可是,巴黎无产阶级的要求既然越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那也只能在卢森堡宫的朦胧状态中得到表现。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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