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论文.docx
《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论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论文.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论文
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论文
【内容提要】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人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20世纪国际史学中重要的一个史学派别。
在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间相互关系的总体框架下，从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学派发展的国际思潮背景着眼，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的大体脉络。
该学派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学术前提，在于西方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互动机制，而学派奠立及其学术创新的背景层级，则依赖于当时国内外的社会政治、社会心理思潮和学术文化机制等重要社会环境资源。
另外，英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英文摘要】BritishMarxisthistoriographicschoolisaveryimportantschoolofinternationalhistoriographyinthe20[th]coriginofBritishMarxisthistoriographicschoolrepresentedbyHobsbawmandThompsonfromtheoverallfngintobeingandthebackgroundofworldtrendofthought,thearticleexpoundstheinteractionorexcitationmechanismbetweenWesternnewhistoriographyandMarxisthistoriography,whichwastheimportantacademicpremisefortheoriographyexertedbythetheoryandapproachofBritishtraditionalhistoryhasalsobeenunderlinedinthisthesis.
【关键词】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西方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变革/学术流派/BritishMarxisthistoriographicschool/Westernnewhistoriography/Marxisthistoriography/socialchanges/academicschools
【正文】
[中图分类号]K091=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3）12-0005-10
就当代西方史学史的角度和史学派别分野的格局来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演变过程中影响深远的一股史学流派，也是后马克思时代形形色色西方新史学派别里独树一帜的史学劲旅，它俨然与法国年鉴史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史学派并列鼎立而曾经一度影响和支配着当代西方史学流向。
作为一个群体，它拥有十余位颇具成就的历史学家，诸如M.多布、R.希尔顿、Chr.希尔、霍布斯鲍姆、汤普森、R.威廉斯和R.萨缪尔等。
更重要的是，这些史学家逐渐改变英国传统史学界对思辨、概括和理论结构的怀疑态度，在历史反思和史学研究中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把理论与具体事实及其在过去或现在发展和未来前景结合起来。
该学派以卓著的学术成果、极具洞见的史学观念、丰富的史学理论和实践成就凸显于国际学术界。
国外学术界和史学理论界对该学派进行了多维度和多层面的研究，虽然其研究多限于学派建立与发展的大致脉络，也涉及学派的史学思想特质，但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问题却少有提及。
（注：
See,,TheBritishMarxistHistorians:
AnIntroductoryAnalysis,PolityPress（Cambridge）1984.）无论如何，域外相关的研究课题对我国史学界涉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起了奠基性作用，加深和丰富了我们对当代英国史学的认识。
国内史学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多半集中于学派基本情况的介绍，就某位史家的史学活动和个案研究着笔较多。
（注：
港台和大陆的代表作分别有，周ｌｉáｎｇ@①楷：
《史学思想与现实意识的辩证：
近代英国左派史家的研究》，台北合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崔剑：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述论》，《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姜ｐéｎｇ@②：
《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状和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梁民愫：
《试析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世界史观》，《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此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基础，也存在着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注：
参见梁民愫：
《中国史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
）
在笔者看来，揭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渊源问题，是深化研究和全面审视该学派的史学制度建设、史学思想体系和史学发展流变的基本前提。
卡尔认为，无论是研究一个史学流派，还是“研究一个历史学家之前，应该先研究他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
[1]（p44）此认识可用以指导分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源流这一主题，惟有悟解这个前提，才会更好地把握其史学流变的精神实质。
本文拟从学术流派与社会变革间相互关联问题着手，通过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与西方新学术思潮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结构性分析和具体阐述，着重探讨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渊源的丰富内涵，旨为进一步研究与深入认识其史学思想内涵、共同的史学问题意识和史学理论体系及其对国际历史研究的贡献奠定基础，这也有助于深刻领会其史学的基本特点和未来发展方向。
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社会思潮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同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酝酿与西欧社会发展变革形势息息相关。
首先，西方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背景，无疑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形成、史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及学术创新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20世纪上半期，西方世界社会结构与政治形势发生着巨大变化，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的社会心理造成极大冲击，引起人们对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
普遍的认识是，在二战之后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而史家对那些给人类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变迁进行思考的同时，必然重新思索人类社会及人类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
同期，对战争残酷性的深刻感受，促使每位颇具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家必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史学进行理性反观。
在一定程度上，既往各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与发展的外部环境。
20世纪中期后，西方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显露出新特征。
虽然历史证明基层群众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当时情况是，由于“白领阶层”的数量猛增及其社会地位在社会生活中迅速提高，导致工人运动波澜不惊而基本沉静。
这一切造成50、60和70年代激进主义社会运动掀起的新社会思潮不断地冲击史学界。
帕尔默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60和70年代产生影响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很多种。
从基本上说，这是一个历史动员和对抗运动的时期，是一个历史变迁的时期，而这些在历史学中得到反映。
历史学是通过社会史学家向马克思主义敞开了大门。
这些社会史学家研究普通人民和为了配合当前的社会动荡而强调研究历史上的斗争和反抗。
”[2]（p277）对崭新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情况更是如此。
社会现实要求，史学家应研究社会底层和长期被忽略的默默无闻的大众历史，加强关注“民众日常心理和文化”的呼声在史学界汇集成强大的“自下而上”的史学新思潮。
应该说，20世纪50、6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凭借关于整体社会史的撰写主张和“自下而上”社会史观及史学方法的史学思潮造势，一方面，使英国史学自身在西方史学界中求变趋新享有盛誉，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是同期英国社会文化生活中诸如“前卫艺术”和“下层音乐”等反传统文化或传统精英文化思潮后的普遍失落感的社会现实在史学领域的反映。
具体而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依赖于两个方面社会心理与思潮基础：
其一，20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资本主义进取精神和工业革命的后果的直接指引下取得进步的。
”[3]（p294）在英国资产阶级社会里，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加强与巩固，他们在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也随之变化，表现在历史学方面，传统的英国保守主义史学已不符合时代发展需要，一定程度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时代主张迎合了当时普遍的阶级心理和社会需求。
其二，当人类进入20世纪中期时候，在经历过两次灾难深重与令人伤感无限的战争之后，英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社会心理一样普遍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里令人震撼的观念冲击。
这既改变了英国也消解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盲目乐观情绪，现实的社会心理则促使诸如史学家那样肩负着社会责任和赋有现实使命感的学者去重新思考历史真实与社会现实问题。
比如二战期间，汤普森就直接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亲历意大利战场的硝烟，而战争的经历和体验使他意识到要把“民众斗争”和“政治斗争”有机结合起来，“永远不会在感情上把自己和欧洲人民及英国人民隔离开来”。
[4]（p10）其他有过类似不平凡的人生经历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日后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下层社会集团和群体的历史活动为着眼点，对历史与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审视，可以说战乱时期的情感体验和社会心理对其影响至深。
因此，如果说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想和社会思潮（包括史学思想与思潮）归根到底是同时代社会存在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和折射，那么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史学思想则无不从根本上来源于那个时代和社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所关注的英国乃至欧洲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某些重要方面。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诠释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过程，就是不断把自己的研究领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并使它不断容纳甚至融合于西方史学主流思潮的过程。
其次，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浸润和影响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出现，与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普遍出现的在思想反思基础上崇尚与研究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和热潮紧密相关。
而西方学术界，不管是政治、哲学界还是史学界，此期所以出现这股热潮，在西方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伦敦大学政治理论教授戴维·麦克莱伦看来，主要有三个缘由：
一是马克思早期著作大量被翻译成英语从而得到广泛传播；二是20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的著作出版都是以黑格尔当时的强烈影响及其在英语世界的复兴为前提；三是1956年苏联共产党内部对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的公开抨击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以及随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多元化趋势。
[5]此说极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从思潮方向认同上说，该学派的发展还得益于自身的内动力，即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自我反思与生命力的延伸。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随之产生。
不过，西方的整个19世纪虽然被称为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世纪，但马克思主义史学远未达到职业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与传播仅限于西欧和东欧少数政治家或政治活动家与理论家特定人群间，其研究历史和撰写历史著作的意图更直接地是服务于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宣传，是“把历史著作当作阶级斗争的战略工具”。
[6]（p137）总体而言，西欧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还远没有实现。
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3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步入正轨与职业化行列。
“在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用传统方法训练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进入大学，从事历史研究，那里的历史专业反映了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立场”。
[6]（p147-148）史学分析手段略显多样。
然而50、6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化和庸俗化，前苏联和东欧以及西欧部分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长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僵死主义态度，几乎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生命力枯竭。
尤其是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史学陷入空前信任和信仰危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产生了恶劣影响。
西方学者痛心疾首地写道：
“千篇一律的演说，原地踏步的研究（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小的考古学等部门除外），繁琐地、矫揉造作地玩弄概念……最糟糕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鹦鹉学舌的态度，因而走向反面，有意无意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
[7]（p25-26）史学思想已相当僵化，不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冷嘲热讽，而且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也遭受猛烈批判。
在如此政治层级和局面下，1956年前，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已经产生并有所发展，但战后这段时期里，也受到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越发尖锐的攻击。
1936年K.波普尔首先发难，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随后海耶克、阿什顿、钱伯斯、哈特维尔、H.珀金和P.拉斯莱斯等一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著文立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作家的历史观以及对以这种历史观为指导从事的历史研究进行了全盘否定。
[8]（p18-19）面对严峻的形势，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弊病进行了深度反思，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和跨学科的视界，在历史研究中尽量吸收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人种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理论或概念，批判地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
这样，既丰富了史学的分析手段，也丰富了自身的史学思想，激活与延伸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命力。
二西方新学术潮流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相互隔绝和排斥，那么60年代以后，当西方学术界经历了激进左派知识分子思想反思和政治运动之后，随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日益摆脱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和羁绊，马克思主义史学重新获得了生机，马克思主义史学职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步伐迅速加快，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也由对抗走向对话。
“两支巨流贯穿在当今的历史编纂学中。
一支是马克思主义史学。
另一支是那些为之感到自豪的人所说的‘新史学’。
”[7]（p25）西方新史学（包括其它形形色色的西方非主流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间日渐构成一种相互影响和促进的错综复杂的互动机制。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对战后世界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种史学力量，一种是现当代的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另一种是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两股力量的冲突与交汇及其所激起的回响，是当代国际史学颇为令人瞩目的文化景观。
”[9]（p310-311）在英国史学界，这种关系表现在西方新史学潮流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关联互动的层面上，后者在此互动机制中也逐渐成就了自身的国际史学地位。
西方新学术潮流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间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形成、史学思想产生与发展以及学术创新的难得而重要的学术环境资源。
首先，当代西方新史学思潮的研究取向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渊源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至深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史学思想或理论体系的产生与发展还具有深刻的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学术背景和人文社会科学渊源，这也是整个西方新史学诞生的前提条件。
正如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1955年前后西方出现的“新历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
[10]（p70）可以认为，没有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刺激，就不会产生西方新史学。
[11]对英国史学而言，“1920年代开始，并从此后，越来越多的英国史学家从社会科学那里借用研究主题、提问方式、概念观点、技术和方法以及理论。
社会史学家们也同样借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经济史学家们借鉴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历史人口统计学家们借鉴分析人口统计学，而历史地理学家们借鉴地理学东西。
……遵循社会科学战线的英国史学家们的思想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它科学发展的支配，而这些学科的发展又是对这些学科的需要、社会和前景的反应。
”[12]（p196-197）作为深受西方新学术趋势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其史学理念与史学观念也势必在渊源上呈现如此特征。
反之，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也促进了当代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的历史化趋势和发展。
西方新史学的出现或汇集成一股潮流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它建立在对自19世纪产生的以德国兰克及其弟子发其端的客观主义史学的批判与反思基础之上。
这种传统史学对历史的诠释是建立在史学认识的主客体关系二元对立与分离的基础上，正如学者所论，“他们的领域不是价值的领域，而是事实的领域，不是判断的领域，而是证明的领域。
他们只需要按照事物实际发生的样子来进行描述。
”[13]（p107）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史学界，普遍“都开始对19世纪晚期的历史科学提出质疑”。
[6]（p29）传统科学历史观面临全面危机。
P.伯克就说，“19世纪末，一些专业历史学家对新兰克学派越来越不满。
卡尔·兰普雷希特是其中声音最响亮的一个，他斥责德国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并呼唤一种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的‘集体历史。
’”[14]（p16）20世纪前半期，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过程就是对19世纪以来传统史学的反拨与矫正，其结果，西方史学由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向经济史、社会史发生着全面转变。
这首先表现在德国社会史思潮的兴起，法国社会史思潮的推波助澜，随后美国社会史思潮的方兴未艾。
传统史学的衰退，西方新史学的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价值取向，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外在催动力。
如此看来，在五色眩目和流动斑斓的西方学术流派中，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与不少流派有着多种多样的关联和叠交。
伊格尔斯认为，马克思作为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方法与史学理论实质上为新史学所提倡，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注重历史发展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又不忽视文化传统与社会价值和个人品格等社会心理文化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反馈作用与影响。
[6]（p139-146）20世纪以来西方新史学思潮的理论与方法，可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找到渊源。
勒高夫就认为，马克思在许多方面是新史学的大师。
[15]（p35）在某种程度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是西方新史学大潮中的别具生命力的史学流派，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新史学从长期对抗走向持久对话交流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别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
其次，西方新史学的年鉴学派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交叉互动
巴勒克拉夫指出：
“在英国，只要随便提到几个历史学家的名字，如鲁德、霍布斯鲍姆、拉斯勒特和汤普森，从他们的著作中可明显看到年鉴学派的影响。
”[10]（p62）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无不是社会史的著名实践家，他们从年鉴派和强有力地渗入西方许多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得到启示。
”[13]（p113）另一位英国著名史学家凯思·托玛斯博士也强调，英国当代史学主要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强烈影响，一是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传统，一是法国年鉴学派。
[16]（p51）这恰能说明，在政治史和军事史迈向经济史和社会史转变的过程中，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内涵的英国新社会史学实际上深受法国新社会史学或干脆说是年鉴派史学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内部是有区别的。
典型如，与汤普森自始至终基本上坚持人本主义的社会史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不尽相同，霍布斯鲍姆也推崇与接受年鉴派的社会史价值观念与价值体系，即年鉴派的结构主义社会史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
[17]（p91）
譬如，霍布斯鲍姆深受年鉴派史学思想的影响，坦然承认从中获益匪浅，尤其深受该学派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思想的启发和影响。
他对布罗代尔的推崇与认同程度，从1949年布罗代尔成名作《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两卷本）问世时他发表的一篇充满热情洋溢之辞的学术书评所流露的态度可见一斑。
就布罗代尔史学巨著及所体现的“总体史”思想和“长时段”理论方法来说，霍布斯鲍姆认为他据此开创了一个史学研究的新时代，“如果哪位历史学家读到这本书却没有被激发出新的观点和新的创造性研究，那么他就没有权利从事他的历史职业。
”[18]（p173-174）就此而言，他认为，布罗代尔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已然影响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英国历史学家的史学研究领域和史观价值取向。
1978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纽约州立大学成立了“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研究中心”，并组织了一次讨论布罗代尔和《年鉴：
经济、社会和文明》刊物的有国际影响的学术纪念会，霍布斯鲍姆为此专门著文补充说明年鉴学派史学传统在英国的接纳状况，评论法国史学特别是布罗代尔史学在英国的影响。
[19]（p178-185）2000年，在回答意大利记者“职业选择”问题时，他特别强调三种因素的熏陶：
其一是马克思的著作及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从马克思那里认识到历史是理解世界的工具，而历史研究可以依据结构与模式，从总体上观察与分析人类社会长期演变的过程；其二是战后10余年共产主义史家小组的史学研究训练；其三就是来自与其它国家史学家们的论争，特别是年鉴学派的影响。
[20]（p7-8）
在承认受惠于年鉴学派的同时，霍布斯鲍姆更强调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与年鉴学派之间的互动关系：
“始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至少直到知识分子朦胧地开始规划历史学前景的时候，作为研究过去的历史学科才开始汇集而不再相互隔绝。
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经常关注着同样的课题。
虽然学派性质不同，它们各自最杰出倡导者的政纲也远非一致，但每一派都理解对方从事着的类似的历史科研主题。
”[19]（px）比如，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新社会史学（主张从大众日常生活着眼的社会史学）与从属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英国新社会史学（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影响和互相交融的关系，这种关系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长与发展的内在张力。
由是观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就是在与西方新史学的直接交流与对话中，借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概念、方法与理论模式，找到自己发展的生长点与突破口，而非亦步亦趋地步新学术思潮后尘。
战后的西方史学界，无论是资产阶级新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其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交叉关系。
“马克思主义者把一种强有力的融会贯通的体系引入了历史学。
……无论我们采取何种历史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仍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21]（p393）诸如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新左派”和日本的“进步史学派”等等，在方法论上，不同程度地无不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
反观新史学的史学研究方法和观念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冲击，也必然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新获得合理成分，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完善。
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等人的史学理论与实践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与西方新史学发展大势紧密相联。
三英国社会政治变革和学术文化传统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当时英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和文化观念变化在史学领域的学术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多世纪后，英国部分历史学家对于以英国为基点的欧洲资本主义历史重构与现实思考的产物。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力图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反，国内社会政治变革与学术文化背景自然又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水平的提升。
首先，国内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影响
二战前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是以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和政治运动迅速的发展为基础的。
其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滋生于英国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社会环境之中，特别是人民阵线的政治立场与活动，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史学家的成长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二，英国拥有众多学术地位崇高并与非马克思主义专业史家相互辩论和相互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同英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党内学术组织——共产党史家小组的形成和活动关系极大。
在一战后国际形势的刺激与国际共运的影响下，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
麦克莱伦认为，与欧陆其它共产党不同，英国共产党的形成并不是多数派社会民主政党分裂的结果，其群体基础较薄弱，它不得不与劳工党联盟却遭到政治上的冷落，因此共产党对劳工党表现出一种矛盾心态——既俨然以劳工党中左派力量身份追随以莫斯科为核心的国际共运联合阵线以壮大自身的力量，又指责劳工党是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党，结果整个1930年代共产党在政治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22]（p338-339）后来，共产党颠覆第二国际后期灾难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