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国外种地去.docx
《走到国外种地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走到国外种地去.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走到国外种地去
超过50万浙江人在全球40多个国家种地，日本在国外拥有的农田面积是其国内耕地的3倍，韩国把马达加斯加一半的耕地都租了下来，海湾国家纷纷在全球各地圈地种粮……
走，到国外种地去！
策划：
林婷婷执行：
本刊采编部统筹：
王奕
2000万公顷——这是全球每年消失的耕地面积。
25.3%——这是到国外种地最积极的国家之一韩国的粮食自给率。
1/4——这是非洲耕地的实际利用率。
耕地不够？
从海外进口！
城市化进程、工业发展、人口增长、气候异常等多种原因叠加，让全球耕地急剧减少，加上欧美等国大力发展生物能源，占用了大量耕地，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危机的逼近。
2008年起，全球粮价进入快速上涨期，英国《泰晤士报》甚至称“世界粮食危机将大米变成了黄金”。
尽管2011年2月以来，全球粮价略有下降，但大米、玉米和小麦等大宗商品价格仍不稳定。
世界银行警告称，全球粮食库存已经处于极低水平，任何粮食产量的小幅下降，都会给全球粮价带来很大的上行压力。
这让一些地少人多或粮食自给率低的国家忧心忡忡，日本和韩国就是典型的例子。
日本农林水产省称，2010年日本的粮食自给率约为39%，连续两年下滑；而韩国包括饲料在内的谷物自给率仅为25.3%。
国内耕地有限，使日韩两国不得不另辟蹊径，以积极甚至疯狂的方式从外部寻求粮食安全保障。
与日韩等国相反，对于一些地广人稀的国家来说，土地则是一种富余资源。
例如，巴西可耕土地面积为5.27亿公顷（即79.05亿亩），相当于全世界现有水稻、玉米、小麦和大豆种植面积的总和，换句话说，仅仅一个巴西，就能再养活一个地球。
非洲可开发的耕地面积达8亿多公顷（即120亿多亩），实际利用率只有四分之一，仅苏丹一国，耕地面积就有16亿亩，但人口只有6千万。
对比一下中国的数据：
13亿人，全国可耕地面积仅18亿亩左右，而且还在不断减少。
这些巨大反差的数据对比告诉人们，全球可耕土地蕴含着极大的资源优化配置空间。
从国际农业资源分布来看，非洲、巴西、阿根廷、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气候条件较好，大多水源充沛，土地使用和获取的成本低。
例如，在澳大利亚，几百元人民币就能买一亩地，获得的是土地所有权或永久使用权。
而且，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外资大多是欢迎的。
于是，日本、韩国和海湾国家因本国水土资源短缺，纷纷到这些国家种地，相当于把国外的土地和阳光进口到本国。
这股海外垦荒的浪潮中当然也不乏中国人的身影。
中国农业“走出去”最活跃的群体之一就是浙江人。
截至2010年6月，已有50万浙商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农、林、牧、渔等产业，承包土地面积超过300万亩。
出国务农的诱惑
朱张金是浙江海宁市斜桥镇华丰村党支部书记，他在巴西南大河洲拥有一个占地20万亩的农场。
朱张金表示，他在巴西生产粮食主要是运往国内，中国缺什么他就种什么，而生产的牛肉及皮革则进入国际市场。
乘飞机到巴西需要40个小时，而到中国东北只要3个小时，从巴西运大豆回国是否成本过高，划不来？
朱张金算了这样一笔账：
巴西每年适合大豆播种的时间有70天，而东北只有7到10天；巴西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比东北好，东北1公顷土地的大豆产量只有巴西的2/3；巴西有很多成片的土地，能大规模使用机器设备，生产效率较高，东北则没剩多少耕地适合连片承包经营的了；运费方面，巴西大豆运到中国要50美元/吨，与东北大豆南下浙江的费用基本持平；再加上中国对国内企业出国建立海外大豆及粮食基地有优惠政策，总体算下来，到巴西种大豆的成本比东北还低。
朱张金不仅自己外出种地，还于2009年2月在华丰村设立粮油种植合作社，全村1008户中有728户出资554万元入股，通过合作社参与巴西农庄的运营。
如今，村民们已能拿回本金，并开始按年度分红。
朱张金的远期计划还包括：
转移100户村民到巴西，输出技术、理念和管理模式；在国内投资加工企业，建起一条农产品产业链。
除了农民个体及合作社以外，中国农业“走出去”的主体更多是企业。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在境外投资、合作、上市的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40多家，投资金额153亿元，投资地区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主要的投资目的地包括俄罗斯、南美洲、东南亚和非洲。
新疆新天集团是在农业领域较早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之一。
早在1996年，该公司就在古巴投资5万美元种水稻。
由于采用了良种和先进的栽培技术，每公顷水稻单产比古巴国内经营最好的农场平均单产还高出2吨多，创下古巴历史单产最高纪录。
两年后，该公司又投资300万美元在墨西哥购置1050公顷土地，同样取得丰收。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规模越来越大。
继浙江福地农业有限公司投资2亿多元在巴西购买1.68万公顷土地种大豆，天津聚龙集团投资约2亿美元在东南亚购买2万公顷棕榈园后，2011年4月，重庆粮食集团也宣布发行5亿元中期票据，并确认将投资25.03亿元在巴西购买土地，建大豆生产基地，这也是中国粮油业最大规模的一笔海外投资。
据重粮集团的规划，在巴西建大豆种植基地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项目还包括巴西大豆基地二期工程、加拿大油菜籽基地、澳大利亚油菜籽基地、柬埔寨优质稻谷基地以及马来西亚棕榈油基地等，目前正处于前期调研推动阶段。
这一系列规划项目总投资概算为33.78亿美元，其中重粮集团拟自筹10.13亿美元，外部筹资23.65亿美元。
与日、韩的低自给率不同，中国的粮食自给率长期稳定在95%以上，而且连续7年增产，为何也要到国外种地“凑热闹”呢？
定价权争夺战
中国的粮食自给率虽高，但农产品存在着结构性短缺，大豆和油料作物就是其中的软肋，70%以上的大豆需要进口。
作为全球最大的食用油消费市场，中国却没有食用油的国际定价权。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企业没有上游原料的掌控权，其中就包括对大豆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掌控权。
2000年以来，以美国为主的跨国粮商凭借自己的资金和规模优势，迅速渗透南美大豆生产国，在南美等地区大力兴建仓储、物流、港口等基础设施。
世界大豆主产区——南美洲80%以上的大豆都是通过美国粮商出售的。
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但大豆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定价权都掌握在国际粮商手里，中国大豆行业在贸易中十分被动。
目前，Ａ（ＡＤＭ）、Ｂ（邦基）、Ｃ（嘉吉）、Ｄ（路易达孚）四大跨国粮商已经垄断了中国80％的进口大豆货源，且中国国内约70%的油脂加工厂都是外资或合资企业。
在控制了中国大豆和植物油市场之后，2008年起，国际粮商又开始向中国粮食流通和加工领域进军，意在夺取这个全球最大粮食市场的流通控制权和粮食定价权。
在这场争夺中，中国大型粮商沦为了配角，没有能力和条件发挥中国作为最大消费国和最大进口国应有的地位和权利。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2008年递交给最高决策层的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大豆可贸易量为7500万吨，而2007年中国进口大豆（含进口植物油折算大豆）就高达4600万吨。
如果要实现大豆自给，就要增加2亿亩耕地，相当于增加5个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土地来种植大豆。
这对于耕地面积逐年下降，苦苦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中国来说，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思然认为，面对中国粮油存在供给缺口及不平衡的问题，中国企业选择“走出去”是个合理的方法，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对进口大豆过度依赖的局面，保证了原料供应的稳定。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宋廷明也表示，“从战略上来看，中国发展海外农业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农业通过“走出去”才能更好地参与全球农业附加值的利益博弈，有利于中国摆脱在世界粮食市场上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
海外农业项目建设和生产大多周期较长，受自然条件、技术适应性、农产品价格波动、汇率变化和关税等因素影响大，还受到投资国的政局变动、政策变化等特殊风险的影响。
这些对小规模企业或个体户来讲，往往是致命威胁，大企业也难免遭受重创。
超越想象的风险
在肯尼亚种地的中国农民平时出门都会带上几十美元，不是用来花的，而是用来防强盗的，如果被抢时没钱将会十分危险。
在俄罗斯种地的黑龙江农民张洪宇抱怨，与俄方集体农庄或地方政府签协议后出现反复甚至毁约，或有一些其他势力的俄罗斯人到农场找麻烦，例如找当地警察刻意盘查，或干脆雇人抢粮。
在缅甸，辽宁农民曹立发不幸“卷入”了缅甸联邦政府军与地方武装的冲突，2009年末，果敢地区爆发战争，曹立发等农业开发者，只能任由农产品腐烂在亚热带雨林里。
找中国农民“麻烦”的不仅有人和子弹，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不速之客。
湖北省农垦局副局长周国英介绍了中国农民在非洲莫桑比克种地的烦恼：
他们败给了一群鸟。
在莫桑比克有中国不曾遇到过的难题——鸟兽成群，会吃光所有稻谷。
曾有一名中国人在该国开发农田种水稻，到了收获季节，成群的麻雀、白鹭、野兔、田鼠把稻谷吃了个精光。
当地法律又不允许打动物，那位中国人只好无奈地选择回国。
为尽量规避这些风险，到海外种地需要专业的中介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商业策划和融资策略等专业操作，但目前中国缺乏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构和高级专业人才，企业难以有效地判断投资风险。
中国在海外农业投资保险方面有一些政策，但实践中保险覆盖范围过窄，企业和个体户在种植、生产和加工环节所受的损失都不在赔偿范围之内。
国家层面帮助投资者规避风险，国外有不少成熟的例子。
美国自1971年以来，就为本国农业企业赴海外投资提供了政治风险的投资保险服务，可对国有化、战争和投资收益汇出三类政治风险进行保险。
而中国在这方面还是空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张云华表示：
由于海外农业投资的重要性及存在的不确定性，国家财政可以考虑建立海外农业投资风险基金，为到海外投资农业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特别鼓励的产业投资提供风险规避渠道。
风险基金可以直接补贴海外投资企业，也可以补贴从事海外业务的保险公司。
随着中国农业对外投资活动的增多，构建国家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保险体系，通过补贴支持的方式鼓励保险公司设立专门针对农业对外投资的保险险种，对企业防范投资境外农业可能发生的风险具有重大意义。
建立海外农业投资风险基金，不仅要依靠国家的力量，还可借助大企业自身的力量。
据《日本经济新闻》2011年11月21日报道，日本三井物产公司拟与中国大型农业和畜牧业公司新希望集团及美国粮食加工､贮运和全球贸易大型国际集团ADM公司等在中国设立风险基金，规模约为105亿日元（约8.5亿元人民币）。
基金支持对象为中国的农业风险企业和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日本､澳大利亚新兴企业，以促进开发抗病虫害的农作物和可增加产量的新栽培技术。
“（各种阻力）最终导致中国的海外种粮行为破灭。
”这是一位业内人士的分析。
中国农业“走出去”会遇到什么阻力？
又为何遭遇如此沉重的阻力？
错失最佳时机的苦果
中国有50多年的农业对外援助史和20多年的农业对外投资合作史，但海外农业投资至今仍未形成规模和体系，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
2006年底，粮价上涨使最高决策层开始重视农业“走出去”的问题；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农业走出去”上升到中央层面的决策；2010年底，国家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在国内农业自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农业企业应该寻求海外扩张；2011年5月，财政部联合商务部下发《关于做好2011年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重点支持企业在“境外农、林、渔和矿业的合作”。
目前，农业部部署了中国五大国有农垦集团，对应中亚、俄罗斯、非洲、东南亚、南美洲五个投资地区。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宋廷明表示，“（这）很有必要，但最佳时机已过，操作难度较大……我国如果能在十年前动手，会容易得多。
”很多国家都已经意识到水土资源的稀缺和宝贵，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热门农业投资地早已是群雄逐鹿，中国此时想大张旗鼓地插一脚进去分一杯羹，受到各种阻力在所难免。
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梁铭宣分析称，“中国的海外种粮计划会导致土地供给国担忧本国的粮食安全，考虑到土地稀缺性问题，土地供给国很可能会抵制中国海外种粮。
”重庆粮食集团就因在巴西的投资过分高调，导致巴西国土资源局在2010年召集律师起草法案，向议会提案，要求形成限制外资购买巴西农田的法律。
巴西目前正大力发展乙醇燃料和生物柴油战略，世界粮价大涨后，为了让本国利用国际农业产品价格上涨获得更多利益，一改往年的欢迎态度，出台了新法令，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和外国控股的巴西企业购买或租赁250至5000公顷以上的土地，也禁止购买或并购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巴西企业。
大豆的另一个主产区阿根廷也开始限制外国人在本国买地。
阿根廷农业部部长公开表示，阿根廷政府正推动议会通过相关法案，限制外国人在阿根廷购买土地。
中国目前最大的农业投资地——俄罗斯也不例外。
黑龙江农垦系统官员透露，由于俄罗斯担心移民及垄断等问题，中国若以政府或国企名义开发耕地，在俄罗斯将遇到困难。
黑龙江社会科学院院长曲伟也介绍称，俄罗斯不希望中国一方独大，通过让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国竞争，抬高土地租赁价格。
除了来自土地供应国的阻力外，还有来自竞争者的压力。
“所有人都在看着你，准备好了在道义上批判你，在市场上排挤你，让你寸步难行。
”一位不愿具名的农业专家说。
国际舆论曾一度指责中国的非洲政策是“新殖民主义”。
几大国际粮商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很难逾越的大山。
跨国粮商们虽然并不买地和种地，但他们以订单农业的模式控制了巴西等诸多土地供应国的粮油作物购销环节，中国的介入会影响他们的供应来源。
“国际跨国粮食公司很可能会游说当地政府禁止海外资金收购农业土地，或者直接通过资本优势，抢夺土地资源，最终导致我国的海外种粮行为破灭。
”梁铭宣说。
中粮集团曾打算在巴西发展大豆基地，就是由于跨国粮商联合游说巴西政府，导致中粮在巴西的大豆基地计划最终搁浅。
资金对农业“走出去”如此重要，而中国农企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却恰恰是融资难。
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565.3亿美元，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为3.4亿美元，仅占0.6％。
投资盛宴遭遇资金短板
8年前，重庆市曾在老挝注册了5家企业，在当地租了45公顷土地发展农业，租期为10年。
但目前这5家企业中，就已有4家撤回。
理由很简单：
缺钱。
这也是很多“走出去”的中国农企同样面临的难题。
除了各种风险和阻碍，资金是中国农业“走出去”自身最大的短板之一。
农业的投入时间长，风险大，效益较低。
农业要“走出去”，对农产品生产、加工、物流的直接投资，以及对农产品企业、行业、市场的间接投资，都需要大量的前期和后续资本投入。
在全球化背景下，资金在国际农业中扮演的角色甚至超越了农业生产本身。
通过参股、控制农业上市公司、龙头企业、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业合作社等方式，可以快速实现对某一个农产品企业的参与或控制，实现对国际农产品生产、加工和贸易等某一个行业的进入，从而获取该企业或行业的利润。
跨国粮商对巴西大豆产业的控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上世纪90年代，巴西政府的农业信贷收紧，造成巴西农民缺乏足够的生产资金，农资投入主要靠融资来解决。
美国和法国的跨国粮商就乘虚而入，他们并不买地、种地，而是向农户和合作社提供优惠贷款，并提供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作为部分贷款，条件是以订单农业的模式向巴西农民采购大豆。
从种植环节入手，跨国粮商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逐步控制了巴西大豆的整个购销环节。
另一方面，在国际农产品现货和期货市场上，跨国粮商通过投资买卖、投机炒作等方式，还可以操纵或控制某种农产品、某个领域的市场供应和价格。
中国农企对外投资的融资渠道较为单一，规模普遍较小、缺乏资金、竞争力低，虽然在东南亚、俄罗斯、非洲和南美洲都有农业资源开发合作，但投资规模大都较小。
例如，广西农企在境外最大一笔投资只有2000多万元。
天津聚龙集团新闻发言人孙卫军2011年3月也表示，海外购买1万公顷的棕榈种植园约需资金1亿美元，单个企业难堪重负，希望政府部门给予优惠利率的贷款或补贴。
在俄罗斯的中国农场，负责耕种的大多是中国农民，他们每年有8个月到俄务工，像候鸟般迁徙，通常只有在农忙时期，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农场才雇当地人。
劳动力瓶颈是个大难题
“当地人的‘时间观念’太强了，只要8小时工作时间一到，哪怕犁田100米的计划只剩下最后两米，或者用起重机吊木头，木头正在空中，他们也会停下来，关机走人，你给加班费都叫不回来人。
”在俄罗斯务农的张洪宇如此描述当地农民。
长期在俄罗斯做生意的姜宏星认为：
中国民工优势很明显，能吃苦，方便管理。
这也是很多在国外进行农业开发的中国企业都喜欢雇佣中国农民的原因之一。
然而，中国企业要顺利雇用中国农民并非易事。
很多国家在劳务卡发放、投资比例和签证期限方面都有严格规定，签证时间只有3个月，审批手续繁杂，而且限制一定期限内签证发放的数量。
例如，根据巴西的劳工法，外资公司可雇用外籍人员，但本国劳工在人数和工资收入上不得低于企业全部劳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的2/3，外籍劳工要有特殊技术专长，劳务签证办理过程相当缓慢。
而且巴西工会势力强大，劳工权利得到最大程度的伸张、劳工福利保障完备，各项法律也向劳工倾斜，因此高昂的用工成本成为中国企业投资巴西的最大难题之一。
中国驻巴西大使李国新举例说，“工人拿到手的工资是100元，加上各项福利，雇主要掏出200元。
每天的工作时间、加班工资都有严格规定，工人稍有不满就可以免费打官司，十有八九会获胜。
”中国农业海外投资重要目的地之一的非洲也对劳动力的使用有严格的政策限制。
例如，莫桑比克实行劳动力配比制：
建筑业是1:
35，农业是1:
9，其他贸易则根据投资规模来确定。
也就是说，农业种植雇用1个中国人，就得雇用9个当地人。
虽然当地劳动力成本不高，但当地农民生性悠闲，劳动效率很低。
招工难的另一方面，是部分国内劳工在国外有些不文明行为，如公共场合喧哗、行为粗鲁，甚至有小偷小摸行为，引起当地居民反感。
曲伟认为，有必要对中国赴外劳工进行一定的法律、礼仪培训，“这是在保护中国劳工自身的利益”。
除了农民招工难，目前国内还严重缺乏拥有农业生产管理经营经验、会外语，了解投资国风土人情、产业政策、劳动力、税收和市场情况的高级人才。
曾积极赴非洲投资的湖北未来集团放缓了掘金非洲的脚步，就是因为能够开拓非洲市场的专业人才不足，不得不回到武汉创建后方基地，大力培养适合在非洲发展的专业人才。
中国企业和农民在阻力重重的国际农业市场摸爬滚打，但很多宏观层面的问题，却是靠他们的力量无法解决的。
农业“走出去”的国家角色
有一家中国企业原本打算在国外种植杂交水稻，但因为知识产权问题，国内不肯提供，海关也禁止出口，在反复磋商了很久之后，只好放弃了该项目。
中国农业出口政策中有关化肥、种子的出口配额，给不少到海外发展农业的国内企业带来了很大困难。
优惠性税收政策是促进企业跨国投资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也实施了农产品出口退税，并与多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但返销产品进口环节的税收优惠程度不够，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仅81个，很多潜在的投资国与地区都没有囊括其中。
曲伟认为，目前中国的对外农业合作通常由省一级主导，尚未上升到中央层面，而融资、保险、税收和专项补贴等增强中国农业企业海外竞争力的要素，都必须通过国家层面来解决。
新天集团纪委书记张洗尘也认为：
农业“走出去”应实行国家主导、企业运作的方式，项目应与国家政治、外交、外援等政策相结合，为了更好地“走出去”，必须加大国家政策扶持力度，特别是财政方面的支持。
比如，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入由国家政策贴息等方式。
有专家建议，政府应从粮食安全战略高度支持农业企业“走出去”项目，通过提供优惠贷款或买方信贷等方式支持企业；有关部门应制定农业合作具体规划，指导企业到海外投资农业，减少盲目性和投资风险。
对已经在从事海外农业的企业，政府应积极为企业服务，协调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
商务部在2009年也曾提出，农业“走出去”是一个大战略：
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政府着重在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完善信息服务和引导，以及提供政策支持等方面，为企业保驾护航。
把境外农业资源开发项目、与农业发达国家的技术合作项目作为重点支持的对象，从资金、税收、信贷、保险等方面增加扶持，着力提高农业“走出去”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鼓励国有大中型农产品贸易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开发境外农业资源和学习利用境外先进生产管理技术中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对他们给予重点支持，争取在获取境外重大农业资源开发项目、农业技术合作项目上有更大的突破，并在参与国际竞争中不断增强实力。
2011年，农业部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规划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编制全国农业发展规划、支持农业“走出去”、建设现代农业、构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机制、农业合作试点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农业部、财政部、商务部等多个相关部委目前也正在研究制定推进中国农业“走出去”的战略策略，并开始逐步推出包括财政、金融、税收和保险在内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同一企业当年最多可获得政府补助3000万元。
农业“走出去”遇到的种种阻力和困难并非只是中国的问题，很多国家都曾遇到过，它们曾摔倒的地方和跨过的坎，值得中国反思和借鉴。
日本如何扩张农业版图？
日本是海外种田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如今，已经和巴西、阿根廷、俄罗斯、乌克兰、中国、印尼、新西兰、美国等地的农场签订了玉米等作物的种植协议，在世界各地拥有1200万公顷农田，相当于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
日本人对国产大米有种近乎偏执的喜爱，政府也对大米生产采取了“溺爱”政策，高价收购，用财政进行补贴，然后再卖出，导致日本大米供过于求，而其他农产品则长期供应不足，小麦、大豆和家畜饲料的进口依存度一直很高，因此，到外部种粮的需求也极为旺盛。
日本早在一百年前就开始海外屯田，可谓占尽先机，但也走过不少弯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置地种粮，但由于当时东南亚社会不稳定，政权更迭频繁，日本企业的投资几乎损失殆尽。
吸取教训后，日本政府和企业不断探索新的海外农业投资方式。
70年代，确立了通过促进全球农业发展来实现日本食品保障的理念，就是在世界上适宜农业开发的地方，首先确认国际社会、日本和土地供应国的利益交汇点，然后向当地提供农业发展援助，接着再引入商贸企业参与。
为分散政治和经济风险，日本不再大规模直接买地种粮，而是采取与多方合作的方式。
首先是和土地供应国合作。
日本几乎没有完全独资的农场，大部分以共同出资的方式与当地人合作经营。
外国提供土地，日本企业或农民提供资本和技术。
在投资比例上，外国政府以提供土地等方式出资51%，日本以提供农业机械、基础设施的方式出资49%。
日本也不直接在海外农场种植玉米、大豆等大宗作物，而是通过与当地农户签订购买合同的方式来确保供应。
日本不仅与土地供应国合作，也和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第三方合作。
在美国、法国的跨国粮商控制了巴西大豆生产和流通之后，日本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与之合作。
2006年，日本三井物产与美国的CHS、巴西的PMG贸易公司，联合成立了合资公司，借此逐步渗透至控制巴西大豆生产的各个环节，最终确保本国的大豆供应。
一方面，很多中国企业和农民磨拳檫掌，欲到国外大干一场；另一方面，一些业内人士和专家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海外种地：
去，还是不去？
海外种粮返销国内成为国内市场的有益补充，是海外种田的重要目的之一，但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谷迎春则认为：
“粮食产品自有其市场销售半径，并不必然会返销国内。
能否有利于增加国内粮食储备是一个未知数。
”中国农业大学柯炳生校长担心：
“粮价一旦高了，很多国家就会限制出口。
比如阿根廷对出口大豆征收44%的高关税，另一些国家甚至根本就禁止出口。
”曲伟也介绍称，俄罗斯远东地区对中国人开放土地租种，初衷是借中国人之手，解决其国内粮食蔬菜供应问题，在粮食出口配额方面也有限制，在一些特殊时期，例如2010年的莫斯科大火，又逢俄罗斯农业遇灾减产，俄政府就紧急下令暂停粮食出口。
在俄罗斯开发耕地的黑龙江企业华信集团企划部经理刘洪宇更是直接评价说：
“（海外种地）只是一门纯粹的生意，暂时与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无关。
”
国内粮油企业的一位高层表示，跨国粮商在国际市场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