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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行政研究的想象
论后现代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想像”
——读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从公共行政学产生之日起，它就是一门务实的科学，工具理性是这一学科的精髓。
然而，在法默尔看来，公共行政的理性是它的现代性标志，在后现代的视野中，公共行政所需要的是想像，这一见解是有价值的。
20世纪后期以来，几乎所有的学科门类都给予想像以很大的重视，公共行政学这一关于社会治理的科学也需要得到想像的支持。
进入21世纪，危机事件的频发，特别是2008年开始出现的全球性经济危机，都表明人类进入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工具理性对于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建构起来的公共行政是充分的，但是，对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治理则是不充分的，从而突出的想像的价值。
关键词：
后现代；公共行政；想像
20世纪末，当“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始受到了人们普遍质疑的时候，来自于两股理论思潮的批评是值得提起的：
其一，是来自于“新公共行政运动”代表人物们的批评，他们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混淆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别，使公共行政丧失了公共精神，沿着这一路线的批评后来以“新公共服务”理论而命名；其二，是来自于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它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各种社会改革方案归入到旧的思维范式之中去，希望把新公共管理运动与官僚制一道加以抛弃。
来自于新公共行政运动的批评主要以弗雷德里克森的《公共行政的精神》、登哈特等人的《新公共服务：
服务，而不是掌舵》为代表，而来自于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主要以麦克斯怀特的《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福克斯和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法默尔的《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等为代表。
就他们所作的批评而言，归结起来主要还是集中在思维方法的问题上。
我们知道，新公共行政运动和新公共管理运动都要否定官僚制，新公共管理运动似乎表现出了更为激烈的“摒弃官僚制”的要求，但是，新公共行政在否定官僚制的时候，是要对工具理性加以矫正，而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出否定官僚制的时候，恰恰是漫画式地发展和运用了工具理性。
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研究是要求把官僚制与工具理性等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全面解构的，而且自觉地运用系统论等新的思维方法来对公共行政进行考察。
其中，作为对一种新的方法的推荐，集中反映在法默尔的“想像”之中，尽管它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是相悖离的，但是，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却是一个值得了解的见解。
一、作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想像”
我们知道，“后现代”不是一个历史概念，而是一种研究视角。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以往的一切理论都属于一种阐释的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广义的“解释学”（不是指作为一个哲学流派的“解释学”），在阐释的理论视野中，现实形态是有历史的，比如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
后现代在理论特征上表现为一种反思性的阐释，它并不去观察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而是去反思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学说，去确定它们属于前现代的、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
反思性阐释不去管一种理论出现的时间和地点，而是看它属于什么样的范式，即使一种理论是刚刚被提出的，它也可能是属于前现代的。
显然，阐释的理论是以现实世界为对象的，需要了解和把握现实世界的状况，由于对现实世界的把握是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的，由于认识现实世界的角度有所不同，由于对现实世界赖以存在、发生和发展以及运行的原因的解释不同，因而有着不同的理论和学说。
但是，所有这些理论和学说都受到现实世界的限制，因而不能够给想像留下空间。
反思性阐释不同，它是在对现有的理论和学说的反思和解构中去开展理论活动的，因而，它在理论指向上需要求助于想像。
当然，如果说后现代完全放弃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的话，那也是不合乎其理论所表现出的实际情况的，因为，它在对现有理论和学说进行反思性阐释和解构的时候，也要求对由各种理论和学说所结构化了的世界进行反思和解构。
不过，他们认为，在这个层面上的反思和解构，也同样需要想像的支持。
在广义解释学的意义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主题，每一种学说都会有着自己的主题，而每一个主题下也都可以生成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而范式则与主题不同，同一个范式中必然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主题。
在公共行政研究中，因研究的部门、部分不同，会有不同的主题，这种主题上的差异，不仅不能被理解成范式上的不同，反而恰恰是对它们共同拥有的范式的增强。
这种平面上的主题分立，往往不会被学者们误解为范式上的不同，而历史维度上的主题差异却经常性地被学者解读成范式的转换。
比如，20世纪的美国公共行政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表现为公共行政独立化的运动，即要求政治与行政分开；第二阶段是公共事务运动，即公共行政的研究突出公共事务的主题；第三阶段是公共政策运动；第四阶段是新公共管理的政府再造运动。
这四个阶段实际上所突出的是四个方面的主题，虽然每一阶段由于主题发掘的深入也在系统化的层面上推进了理论的发展，甚至在每一阶段中也都不乏标新立异的提法和声明，但是，在范式的意义上，并没有发生转换，它们都属于管理主义的范式，是控制导向的，受到工具性思维的支配，反映的是工具理性的原则。
所以，把它们看作是不同的理论范式显然是一种误解。
当然，工具主义的“现代主义的路线似乎导向的是矛盾或悖论。
”法默尔评价说：
“现代主义的公共行政理论有着其自身的价值，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
公共行政学的文献在日益增多，但作为解决官僚制难题的一种说明性的和激发的力量，它是有局限的。
”最为重要的是，“公共行政理论面临着与每一重要的发展路线……相伴随的诸多悖论。
”这一点即使是在现代主义的学者那里也得到了相似的表述：
近代以来，由于政治领域逐渐地被工具理性所征服，使政治完全成了利益冲突的舞台和利益实现的工具，结果，“政治领域是这样一种情况，在这一领域，愚蠢的和不名誉的说法经常起很大作用甚至优势，尤其是在其背后存在金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可能是由于这种矛盾，学者们才会把20世纪公共行政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误解成为属于不同的理论范式。
其实，整个20世纪的公共行政发展都从属于完善官僚制的要求，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表现出激进的摒弃官僚制的要求，但是它的各种各样的做法依然是在官僚制的框架下展开的，它关于社会治理的各种各样的改进方案，都还需要依据官僚制组织去加以实现。
就此而言，包括新公共服务理论也没有走出20世纪公共行政的理论范式。
后现代主义的公共行政研究则不同，它是可以被看作为是一种超越了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范式的研究活动，其主要表现就在于它对工具主义的不妥协的态度以及对“想像”在公共行政研究方法上的功能的刻意强调。
通过对工具主义的各种各样的缺陷的反思，法默尔要求人们去关注后现代话语中的“想像、解构、非地域化和他在性……中的每一个都对公共行政研究有所助益”的范畴。
法默尔认为：
“在后现代性中，理论本身也走向了终结，因为后现代性超越了历史与理论。
不过话语继续存在，令人兴奋的思考还是可能发生。
例如，话语的混合可能会使得隐喻和美学去为我们的自我创造和创造提供另外的可能性。
”后现代主义为自己的定位是：
“不同于现代性，后现代不会把人引向公共行政的谋划，任何阐释都应当尊重这两者间的差异。
”如果说现代性意义上的公共行政重在描绘、阐释和谋划的话，那么后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则要求发挥想像在公共行政研究以及实践中的功能。
法默尔说：
“想像意味着对韦伯所认识的现代性的首要特征的背离，即是对理性化的背离。
这一偏离并不意味着对理性的废除，也不含有古典的公共行政理论家所讲的幻想的意思。
它所意指的是，随着现代性的自足领域的爆炸，随着美学、科学和规范丧失了其排他的内部逻辑，想像将成为新的思维和行动动力的主导方面。
在现代性中，想像只是在某一个领域即美学领域居于主导地位；而在后现代性中，它将不会受到这样的阻隔和限制。
”
关于想像的意义，法默尔将其与现代性中的理性加以比照，他说：
“想像在后现代性中对社会的影响类似于理性化在现代中的影响，是普遍的和激发性的。
现代性的理性化日益扩展以至于遍及整个社会，使越来越多的东西归属于理性的主宰之下。
理性成为科学、技术和现代主义阐释的基础。
其他的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它们是附属的，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从属于理性的判断和计算。
类似地，后现代性的想像也扩展到整个社会。
社会中的个体和社会的各要素都力图将想像置于其相互关系和其生活的核心地位，如同现代主义者以前对理性所做的那样。
”实际上，法默尔赋予了想像以公共行政模式转型之标志的意义，至少也是把想像看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新的理论范式的标志性概念。
他说：
“想像这个词在此意指后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是对韦伯的官僚结构的理性主义模式的核心特征的一种偏离。
”
法默尔也指出，想像并不是后现代性所独有的，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存在着想像，而且在实践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在工业社会这一“西方传统中，想像被认为是附属的。
想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且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保险统计员和会计人员都在附属的意义上运用他们的想像。
但想像更为戏剧性的产品主要地被限定在艺术方面，而我们又总是将这一领域边缘化；另一方面，理性化则创造了重要的经济和科学奇迹。
如果把发现的语境与论证的语境区分开来，就更容易看到这一点；在科学信息的发现（或艺术作品的生产）中所运用的东西不同于在证明科学信息（或评价艺术作品）的过程中所运用的东西。
不可避免地，我们总会受到经济和科学领域的事实——尤其是在论证的语境中——的不良影响。
”正是在此意义上，法默尔把工业社会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归入到解释学之列，认为它们都不过是出于论证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发现的需要，更不用说是出于创造的需要了。
总之，在工业社会的理性语境中，想像受到了排斥，因为，想像与理性总是处于矛盾的状态中，“想像总会令合理性感到不舒服。
”所以，对于追求合理性的现代性而言，是排斥想像的，而后现代主义恰恰要在张扬现代性所排斥的想像中去重建公共行政的研究范式和重塑公共行政模式。
二、“想像”与“视像”的区别与联系
如果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为后现代主义定位的话，我们倾向于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为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清理地基的思想流派，正如人类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需要由文艺复兴运动去否定神学，去为工业社会清理地基一样。
而且，就后现代主义是一场为后工业社会清理地基的思想运动来看，它不把自己的着力点放在建构的方面也是正确的历史定位。
所以，它是“看”的艺术，是观察和审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场思想运动可以满足于观察、审视和解构，而对于历史的前进而言，“看”并不是目的，“看”了之后还是要进行行为选择的，要提出行动方案，要对公共行政作出新的建构。
当然，这样的要求显然是超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追求，对它而言，“看”就是目标，而“解构”则是“看”的过程，是它的理论活动。
有了看，就有了“视像”。
其实，广义解释学本身也是一种“看”，后现代主义与它的不同在于，后现代的“看”是一种艺术，是“看”的艺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关于“看”的艺术，而广义解释学的看就仅仅是看了。
从法默尔对视像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视像更多地属于现象界的范畴，是事实表象的主观形态。
法默尔说，“视像的创造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思考和创造方式。
形象化的力量随着历史中文化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有时它完全受到压制。
一直以来人们还认为，视像具有影响受众和视像创造者自己的力量。
日常语言能反映视像的这些方方面面，当我们说某人的自我形象很差时，我们的意见不是说这个人应改变他自己，而是说他应当改变他的形象、图像或对于他自己的可能性的理解。
”但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解释学传统经历了一个较长期的历程之后，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现象与表象之间的障碍物已经爆裂。
视像和想像常常被用来考察和交流对于是什么、可能是什么、应当是什么以及将不是什么的观念。
……公共行政学家和所有希望拥有社会影响力的人都应认识到无指涉的想像的力量。
”
法默尔在对视像的描绘中说：
“后现代的第一性和运用视像的超现实进行创造的可能性，是后现代视角之于那些对于公共行政和类似的事情感兴趣的人来说的第一要义。
在一定意义上说，视像先于任何指涉。
”这样一来，后现代的视像又是不同于现代性解释学的视像的，解释学的视像是一种映像，是对实有物的反映，所以是有指涉物的，而后现代的视像则是先于指涉物的。
如果可以在指涉物与想像之间搭建起一个桥梁的话，我们似乎是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一个逻辑关系的：
在现代性的意义上，指涉物是在成为指涉物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视像只不过是它的反映，当有了视像的时候，它才成为视像的指涉物，视像与指涉物处于同一性的状态下，就是科学范畴中的知识或真理，如果视像与指涉物出现了偏差，视像就开始发生了性质的改变，从而转化为想像了；在后现代的意义上，视像是先于指涉物而出现的，在它还未实现与指涉物耦合的时候，是作为想像而存在的，一旦与指涉物耦合，可能就意味着一个实践方案的出现，即视像开始转化为所要建构的事物了。
也就是说，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可能有一个从客观存在的事物转化为想像的逻辑进程，而在后现代的意义上，则是这个逻辑进程的反向运动。
法默尔指出想像与视像是相关联的，但想像不能被归结为视像，他说：
“想像是与视像相联系在一起的，不过这视像仅仅是在广义上来阐释的。
例如，想像与视觉化不是一回事，不要把想像局限在视觉形象。
想像也关系着其他的感官；例如，我们可以想像气味和声音。
不应把想像局限于经验的东西；例如，我们也可以想像非存在者。
不应把想像局限于感官，也不应把它局限于物。
”显然，视像更多地受到了经验事实的限制，而想像则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经验事实的限制。
这样一来，想像之于人的创造，就有着更大的思维价值。
最为重要的是，想像赋予视像以更高的价值，所以，“后现代的视角强调视像和视像化的重要性，强调没有指涉物的视像的地位和意义。
”法默尔说：
“视像一直以来都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但其意义从未像在后现代情境中那样受到重视。
”而且，法默尔认为，“随着想像的发展，想像有望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仅在发现的语境中，而且在所谓的论证的语境中。
”
法默尔关于视像与想像的关系，在一种因果图式中也是可以想见的，显然，视像可以引起想像，这是合乎认识论原理的，在人造的世界中，那些属于创造性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视像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联想，是以想像的方式再现视像的。
但是，相反的情况也是经常会出现的，那就是想像可以引发视像，比如，宗教修炼中，修炼人可能会长期处于一种想像之中，这种想像的结果也提供给了他某种视像。
这时，视像对他来说具有确切的真实性，但别人则往往斥其为幻觉。
还有一种情况是真实的视像，却并不是由想像所引起的，那就是海市蜃楼，它之于见者，是真实的视像，无论它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视像，都不是由想像引起的，却可以成为见者共有的视像。
但是，这还是就个体的人的想与视的关系而言的，后现代显然不是在此意义上来谈论想像与视像的关系的，它把视像归于传统的解释学，而把想像占为己有。
但是，后现代同时也突出强调那种被解构了的、与想像相联系的视像，至于这种视像，就已经不再属于解释学了，而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无指涉，却在创造论上有价值，是能够作为一种先于现实的安排而存在的。
虽然视像具有先于现实的价值，但是，那毕竟是有限的，与视像相比，法默尔对公共行政中的想像寄予更大的期望，他说：
“难以想像，想像在后现代社会究竟能走多远，但有一点似乎是可能的，这就是它肯定要比我们现在所能想像的走得更远。
”从当前公共行政变革的意义上来看，想像取决于对官僚制的扬弃。
法默尔说：
“想像是一种行政精神，它依赖的不仅仅是理性——当然也完全不同于非理性的依赖，因为非理性和无理性不是一回事。
现代性的理性化运用的是工具理性，即意在产生最佳结果的手段—目的的一般化。
这一依赖已经产生了效益，但我们应提醒自己还有不少缺陷。
这些缺陷不仅包括在政府官僚制中运用理性的困难，而且包括处理要符合个人利益的困难。
在官僚制那里，主要依赖理性化的机构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个部门想获得比理性化的资源优化更多的东西。
”关于想像在实践中的表现，法默尔的设想是：
“在现代主义的情境中，理性化对于管理者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
管理者在官僚制内部并借助官僚制来扩展理性。
当然，也有许多特例……但一般的规则都是依据他们的理性来对行动加以判断，理性地采取行动，并把下属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引向理性的行动。
在新的情境中，领导者和管理者极力想运用想像进行管理，把想像放在首要位置；他们把激发下属和其他人的想像作为自己的责任。
思考者甚至可以对想像做更深入的思考。
”
法默尔也认为，想像并不是对理性的排除，他说：
“想像界的主导并不意味着理性的无用，正如现代主义的理性主导并不排除科学发现也需要想像一样。
”但是，在法默尔看来，对于后现代公共行政而言，想像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具有主导性的价值：
“在对公共行政及其他事情做理论的反思和思考的过程中，想像的基本作用就是使这一反思和思考转向了诗性的方式，这一转变……在后现代情境中的审美领域与非审美领域之间的隔阂的爆炸中有所体现。
”法默尔认为，在后现代性公共行政模式中，想像与理性的关系图式是官僚制的颠倒：
“想像在后现代性中所起的催化作用有如韦伯描述的理性化在现代性中的作用。
随着各个自足的领域的爆炸，想像的主导不再局限于美学的领域，想像有望在科学的和规范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仅在科学发现的语境，而且在论证的语境，想像都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现代性中，想像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在后现代性中，理性化仍然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但向诗意的方面的转变已经发生。
单一阐释视角将被破除。
”
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对想像的重视是有价值的，我们曾经指出，人类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是一个觉识的时代，而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则属于一个摹仿的时代，即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将是一个创造的时代，作为一个创造的时代，是以想像为特征的，正如以往的世代一样，想像都是创造的源泉，想像本身就是创造的起点和创造的过程。
但是，当我们把想像的问题突出出来之后，首先就会对语言提出要求，后工业社会的想像需要得到一种能够充分张扬人的想像力的语言与之相伴，或者说，需要拥有一种支持想像的语言。
我们在工业社会中所形成的或者说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所筛选出来的语言，是不支持想像的，如果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系统中还存在着支持想像的某些语言要素的话，那么在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语言已经被理性规则完全结构化为一种反想像的语言系统了。
所以，如果说人类现在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话，为了迎接这个社会的到来，我们是肩负着创造和发现能够支持想像的语言之任务的。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在个人这里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想像都不是脱离开现实生活的遐想，而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展开的，现实的世界，特别是它的新的变动趋势，是“一个持久的有效性的基础，一个不言而喻的一劳永逸的源泉”。
我们在思考后工业社会及其行政的建构问题时，当我们用想像去规划和安排这个社会中的一切的时候，都需要植根于生活世界，并为了这个世界而去发挥我们的想像力。
如果法默尔要批评我们这里所讲的还是一种视像的话，我们也会立即告诉他，这个视像其实就是他所主张的那种与想像相联系的视像。
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默尔自己对自己提出的一个解决起来十分困难的问题，那就是，“一个政府实体该如何以非基于规则的方式来运作？
当然，这看起来极其困难”。
三、公共行政研究需要得到“想像”的支持
近代以来，科学思维对我们提出的最为基本的要求就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对这一原理的挑战。
的确，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决不是要求理论去迎合实践，而是要求实践趋近于理论。
就理论的本性而言，是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理论只有与实践有距离才有价值。
理论为实践设定目标、设计行动方案，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差异所在。
而且，正是有了这种差异，实践者才会因为对理论的接受和掌握程度不同而表现不同，较好地掌握了理论的实践者，往往在行动中拥有更多的行为自主性，而那些没有掌握理论的实践者，往往更多地让自己的行动表现为一种机械适应性的活动。
对于公共行政这个领域中的实践来说，关于理论高于实践的要求显得尤其重要，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频繁出现的危机事件以及2008年出现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所证明的都是由于没有一种先行于实践的理论，才使实践陷入了被动局面。
显然，长期以来，公共行政的研究过多地重视去为现状辩护，“为现状辩护会剥夺公共行政理论的独立性，而后者需要想像一个更加自由的工作和治理状态。
我们应该密切关注新出现的潮流，从中提取更加真实的人类交往关系。
”根据福克斯和米勒的看法：
“新事物本身就能作为正面评价论证的标准。
即使得到了所有这些待遇，宪法最终也不能成为公共行政部门的充足根据，因为公共行政部门并非与之并行不悖。
”当我们对公共行政作出评价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在现实中的表现，至于它的法理依据以及程度上的合理性，都在其次。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公共行政应当服务于哪个时代，也就是说，是应当服务于它赖以建立的那个宪法或其他基本法产生的时代，还是服务于已在发展中呈现出诸多变化的时代。
福克斯和米勒对现代社会的诊断是：
“我们现在作为消费者不再像以前作为思考者或生产者那样是受内心引导的了。
那些早期从事创造性活动的人本身不像后来现代的人那样易受符号的操纵和影响。
他们更以自我为中心。
思考者和生产者有个人经验作自足的基础，不易受影响，不易被符号制造所操纵；他们紧握着自己的创造物。
”受符号的操纵显然是人的悲剧，但是，世界的符号化本身又具有积极的意义，那就是符号可以叩开想像之门，让人们去更加方便、更加积极地去想像，并把这种想像转化为实践活动中的创造。
福克斯和米勒认为：
“在后现代条件下，任何特殊的辩护对有效性都有同等的诉求权。
而且，由于过去在主导的元叙事——现在则认为其主导地位是非法的——的影响下受到压抑，那些不同的存在方式和不同的看问题的方式如今也值得额外关注。
”其中，想像就是一种过去长期被科学思维方式所压抑了的“看问题方式”，在近代私人领域的利益谋划中，它受到排斥；同样，在公共领域的理性安排中，它受到了更为激烈的排斥，特别是官僚制组织及其行动所宗奉的工具理性简直是丝毫也不容忍想像的存在，也许只有那些与世格格不入的、被人称作为所谓“艺术家”的人才有权拥有它。
但是，在今天，在对公共领域的观察和思考中，在对社会治理方案的构想和设计中，想像却有着无比重要的价值。
霍克海默说：
“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而这种独立性正是它的必然性的组成部分：
观察者本身不能在客体中造成变化。
可是，有意识地进行批判的态度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
对历史进程的解释是经济结构的必然产物，它同时既包括由这种秩序产生出来的对这种秩序的抗议，也包括人类自决的观念，即关于人的行动不再由外在机制决定而由他自己来决定那样一种状态的观念”。
其实，科学研究需要去把握原本孤立的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这种联系如果不是借助于想像的话，是根本不可能得以把握的。
比如，在相对论产生之前，时间和空间是作为物质存在的两个不同的向度而被人用来对物加以定位的框架，而相对论的出现，则把它们联系了起来，被作为一个统一的体系框架来加以认识了。
当超弦理论改写了时空范畴，在十维时空中去观察世界的时候，新的孤立的事物又会重新出现，相信超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会在十维时空中发现建立统一框架的方案。
所以，复杂性并不是人们把握世界的局限，它只是对人把握世界的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人们在更高和更深入的层面上去确立新的把握世界的框架。
想像是人本来就应当拥有的特性，而且可能是最为重要的特性之一。
在雅斯贝斯的表述中，所主张的是，人“作为精神性的存在，他同样紧紧地被束缚在他的生活现实中，但他以思想的翱翔超越了生活。
他摆脱了现实的束缚，通过心灵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找到了回归存在的道路。
”即使是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人作为精神性的存在却不会改变，人需要在他的生活中去体现和实现他作为精神性存在的品格，如果一个领域不能提供人的精神性存在实现的条件，那么这个领域肯定是一个相对于人的异化空间。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世界’作为一个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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