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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管理现状
公共行政管理现状
编者按：
本文主要从前传统模式；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结论；进行讲述。
其中包括：
创始者或领导者赋予社会以可能,然后是组织者或行政者使之永恒、早期的行政体制本质上是人格化的,或者说是建立在韦伯所说的“裙带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以效忠国王或大臣等某个特定的人为基础,而不是非人格化的、前现代官僚体制是“个人的、传统的、扩散的、同类的和特殊的”,而按照韦伯的论证,现代官僚体制应当是“非人格化的、理性的、具体的、成就取向的和普遍的”、传统的行政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通过对比早期的行政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韦伯体系的主要优点和不同点、通过对比早期的行政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韦伯体系的主要优点和不同点、传统模式是僵化的、官僚的,仅仅侧重于结构和过程、尽管新公共管理的名称众多,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发生的实际变化而言,人们还是有一种共识、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由各种不同于传统行政模式的理论所支持、尽管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适合于发达国家,但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得而知、人们就新公共管理展开的争论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在于,尽管最激烈的批评家也承认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充足大到可以构成一个范式变化却有待商榷除了强调结果并通过各种机制来实现结果外,关键的不同是其背后的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基础公共部门改革是否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人胡德也提出反对全球化范式的思想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家认为这场运动将会消失,有的甚至认为它从没有发生过。
林恩认为公共管理将逐渐消退政府管理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经历了三种模式在现实中,市场和官僚体制相互需要,相互补充等，具体材料详见：
公共部门的变革回应了几个相互联系的重大现实问题,包括：
职能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低效率;经济理论的变化;私营部门相关变化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力量的兴起;技术变化使得分权同时又能更好地控制全局成为可能。
行政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
前传统阶段、公共行政传统模式阶段和公共管理改革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
从上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并非轻而易举,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过渡至今尚未完成。
但这仅仅时间的问题。
因为新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非常强大。
这场变革运动以“新公共管理”着称,尽管这个名称引起了争论,不过它不但在蓬勃发展着,而且是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采取的管理模式的最佳表述。
传统的行政模式相对于它所处的时代是一项伟大的改革,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前传统模式
很显然,在19世纪末官僚体制理论尚未健全之前,已经存有着某种形式的行政管理。
公共行政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它与政府这一概念以及文明的兴起一样历史悠久。
正如格拉登（Gladden）指出的那样,行政的某种模式自从政府出现之后就一直存有着。
首先是创始者或领导者赋予社会以可能,然后是组织者或行政者使之永恒。
行政或事务管理是所有社会活动中的中间因素,虽然不是光彩夺目,但对社会的持续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
公认的行政体制在古埃及就已经存有了,其管辖范围从每年的尼罗河泛滥引起的灌溉事务到金字塔的建造。
中国在汉朝就采用了儒家规范,认为政府应当是民选的,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品德和能力,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谋取人民的福利。
在欧洲,各种帝国——希腊、罗马、神圣罗马、西班牙等首先是行政帝国,它们由中央通过各种规则和程序进行管理。
韦伯认为,中世纪“现代”国家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官僚治理结构的发展”。
尽管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可以称为前现代。
也就是说,早期的行政体制本质上是人格化的,或者说是建立在韦伯所说的“裙带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以效忠国王或大臣等某个特定的人为基础,而不是非人格化的;以效忠组织或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
尽管存有着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行政管理本身不为人赞许的特点仅仅来自于传统模式,但早期的做法常常导致谋求个人利益的贪污行为或滥用职权。
在早期行政体制下,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很奇怪的做法曾是当时执政政府职能的普遍行为。
那些一心走仕途的人往往依靠朋友或亲戚获取工作或买官,这就是说先以钱来收买海关官员或税收官员,然后再向客户伸手要钱,从而既回收了最初的买官投资成本,又可以大赚一笔。
美国19世纪的“政党分肥制度”意味着在执政党发生了变化的同时,政府中的所有行政职位也发生了变化。
前现代官僚体制是“个人的、传统的、扩散的、同类的和特殊的”,而按照韦伯的论证,现代官僚体制应当是“非人格化的、理性的、具体的、成就取向的和普遍的”。
个人化政府往往是低效率的：
裙带关系意味着无能的而不是能干的人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政党分肥制常常导致腐败,此外还存有着严重的低效率。
传统行政模式的巨大成功使得早期做法看起来很奇怪。
专业化、非政治化行政在我们看来是如此顺理成章,以至难以想像到会有别的制度存有。
西方的行政制度即使简单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想法,也是直到1854年英国的诺思科特—屈维廉报告出台后才开始建立,尽管这种制度在中国早已通行很久了。
二、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
在19世纪末期,另外一种模式开始在全世界流行,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行政模式。
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几个国家的学者,即,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人们把他们和官僚制模式相联系;弗雷德里克·泰勒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也来源于对美国私营部门的运用,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方法。
与其他理论家不同,泰勒没有着力关注公共部门,可是他的理论却在该领域具有广泛影响。
这三位理论家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主要影响者。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要加上诺思科特和屈维廉,他们对美国之外的国家的行政尤其是威尔逊的行政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19世纪中期,诺思科特和屈维廉最先提出了通过考试和品德来任命官员的主张,并提出了无偏见和行政中立的观点。
传统的行政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官僚制。
政府应当根据等级、官僚原则进行组织。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度有一个经典的、清晰的分析。
虽然这种官僚制思想在商业组织和其他组织中采用过,但它在公共部门得到了更好和更长久的执行。
2.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都在详尽全面的手册中加以规定,以供行政人员遵循。
严格地遵守这些原则将会为组织运行提供最好的方式。
3.官僚服务。
一旦政府涉足政策领域,它将成为通过官僚体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4.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
行政就是贯彻执行指令,而任何事关政策或战略事务的决定都应当由政治领导者做出,这可以确保民主责任制。
5.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惟一动机,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
6.职业化官僚制。
公共行政被看做是一种特殊活动,因而要求公务员保持中立、默默无闻、终身雇用以及平等地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
7.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
通过对比早期的行政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韦伯体系的主要优点和不同点。
韦伯制度和它以前的各种模式最重要的区别在于：
以规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取代了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制度。
一个组织及其规则要比组织中的任何个人都重要。
官僚制度就其运作以及如何对客户做出反应方面必须是非人格化的。
正如韦伯所论证的那样：
“将现代公职管理归并为各种规定深深地触及了它的本质。
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以法令形式来命令执行某些事务的权威已被合法地授予了公共机关。
这并没有授予某机构具体情况下通过指令实施某种事务的权力。
它只能是抽象地管制某种事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过个人特权和赋予特许权管制所有事务。
后者的情况完全是由世袭制支配的,至少就这些事务不是不可被侵犯的传统而言是这种情况。
”
这一点非常重要。
早期的行政管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个人要忠诚于亲戚、保护人、领导人或政党,而不是对体制负责。
有时,早期行政管理在政治上是比较敏感的,因为行政机关的人员是任命的,他们更是政客的臂膀或主流阶级。
但是,它也常常是专制的,专制的行政可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那些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投入个人政治游戏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一个以韦伯原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可以完全消除专制——至少在理想情况下是如此。
档案的存有、前例原则的参照和法律依据意味着在相同的环境中总是会做出相同的决策。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效率更高,而且公民和官僚等级制中的人员都知道自己所处的立场。
其他的差别均与此相联系。
在各种规定和非人格化的基础上,会很自然地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
等级制度及其规定在个人离开组织后保持不变。
虽然韦伯强调的是整个制度,但他也注意到了官僚制组织中的个人任期和条件。
传统行政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为全世界各国政府所广泛采用。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它都显示出了优势。
与以前腐败盛行的制度相比,它更具效率,而且职业化公务员的思想对个人以及业余服务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不过,该模式现在也暴露出了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该模式即使不能说已经过时了,也可以说即将过时。
传统官僚制度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间段发展起来的,它的制度和技术适用于更早的时期。
如果政府工作人员被看做机器人,只需对简单的刺激做出反应,难以承担起做出决策的责任,而且在操作手册中都有了事无巨细的规定,那么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可能是合适的。
不过在私营部门,正式的等级制度不再被认为是运行良好的了。
公共行政的理论支柱已经难以描述政府现实了。
政治控制理论已经问题重重。
行政意味着遵从他人的指令,因此要求有一个秩序井然的收发方法。
指令的发出者与实施者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划分。
但是这并不现实,并且随着公共服务规模和领域的扩大而愈加不可能。
传统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也不再被认为是组织的特别有效形式。
正式的官僚体制可能有它的优势,但人们也认为它往往培养墨守成规者而不是创新者;鼓励行政人员规避风险而不是勇于冒险,鼓励他们浪费稀缺资源而不是有效利用。
韦伯曾把官僚制看成是“理想类型”,但现在这种理想类型却培养了惰性、丧失进取心、导致平庸和低效率,这些被认为是公共部门的特有病。
它也由此遭受批评。
实际上,“官僚”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地被看成是低效率的同义词。
传统模式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受到了挑战,官僚制的确有威力,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
试图探求惟一的最佳方式是不切实际的,这会导致组织运作的僵化。
私营部门中率先采用的灵活管理体制正在被政府部门所采用。
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政府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惟一形式。
而且行使官僚权力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政府实际上可以通过补贴、法规或合同间接地在这一领域起作用。
政治和行政在现实中很长时间里都一直相互交错。
公众要求在原先政府独立于民众而运作的领域中建立更好的责任机制。
虽然公务员可能会受到公共利益的奖励,但现在看来政治游戏者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
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自身的进步或所在部门的发展而工作,而不再是原来想像的那样时刻都是出于纯洁和无私的动机。
现在公务员的不同寻常的雇用现象已经弱化多了,特别是考虑到私营部门在这方面的变化,私营部门雇用制已是非常少见了。
最后,公共部门的任务现在被认为具有了更多的管理性质,这要求行政人员对于他们的工作绩效负起责任来,而不仅仅是行政命令和执行指令。
关键之处在于,传统模式在大约一百年里没有多少变化,而现在却发生了全面变化。
诸多观点构成了一种范式——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而现在因为传统模式本身的问题,范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和转移。
传统模式是僵化的、官僚的,仅仅侧重于结构和过程。
不过它确实比以前存有的模式要好得多。
以功绩制为基础的任命制、正式的官僚制以及政治和行政能够并且应该分开的想法都足以构成一个行政体制的充分原则,尤其是对一个处于稳定阶段运行的制度。
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主导着公共服务理论和实践。
尽管传统模式做出了多年的贡献,但它现在面临的主要批评是,其理论和实践都不足以适应公共部门管理的发展。
传统模式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现在它的时代过去了。
传统的行政模式衰落的主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不再运作良好了。
当理论和经济研究都表明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具有内在低效率时,政治家们开始询问一些笨拙的问题就毫不奇怪了。
为什么公务员是终身雇用的而别人却不是?
为什么他们不是以合同形式雇用?
如果有人受雇从事一份工作,确保该雇员做好这份工作有何过错?
公务员制度至少在西方国家已经大失民心,政府进行相关改革时阻力极小。
而这些改革以前曾一度被认为会破坏公务员制度。
一旦变化开始发生,传统模式的各个方面也就随之分崩离析了。
三、新公共管理模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公共部门出现了一种针对传统行政模式的缺陷的新管理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传统模式的某些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公共部门运转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这种新的管理方法有很多名称：
“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
到90年代后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概念。
尽管新公共管理的名称众多,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发生的实际变化而言,人们还是有一种共识。
第一,无论这种模式叫什么,它都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的重大变化,它更为关注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的个人责任。
第二,它明确表示要摆脱古典官僚制,从而使组织、人事、任期和条件更加灵活。
第三,它明确规定了组织和人事目标,这就可以根据绩效指标测量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
同样,还可以对计划方案进行更为系统的评估,也可以比以前更为严格地确定政府计划是否实现了其预定目标。
第四,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更有可能带有政治色彩地致力于政府工作,而不是无党派或中立的。
第五,政府更有可能受到市场的检验,将公共服务的购买者与提供者区分开,即将“掌舵者与划桨者区分开”。
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总是指政府通过官僚手段行事。
第六,出现了通过民营化和市场检验、签订合同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
在某种情况下,这是根本性的。
一旦发生了从过程向结果转化的重要变革,所有与此相连的连续性步骤就都是必要的。
霍姆斯（Holmes）和尚德（Shand）对这次改革的特点作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概括。
他们把新公共管理视作范式,这种好的管理方法具有以下特点：
（1）这是一种更加富有战略性或结构导向型的决策方法（强调效率、结果和服务质量）。
（2）分权式管理环境取代了高度集中的等级组织结构。
这使资源分配和服务派送更加接近供应本身,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相关的信息和来自客户及其他利益团体的反馈。
（3）可以更为灵活地探索代替直接供应公共产品的方法,从而提供成本节约的政策结果。
（4）关注权威与责任的对应,以此作为提升绩效的关键环节,这包括强调明确的绩效合同的机制。
（5）在公共部门之间和内部创造一个竞争性的环境。
（6）增强中央战略决策能力,使其能够迅速、灵活和低成本地驾驭政府对外部变化和多元利益做出反应。
（7）通过要求提供相关结果和全面成本的报告来提升责任度和透明度。
（8）宽泛的服务预算和管理制度支持和鼓励着这些变化的发生。
新公共管理并没有认为实现某结果有一条最好的途径。
管理者在被赋予责任之前并没有被告知如何获得结果。
决定工作方式是管理者的一个职责,如果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管理者对此应当承担责任。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由各种不同于传统行政模式的理论所支持。
这包括：
政府工作人员被假定为具有经济利益动机;私营部门的灵活管理为政府部门提供了经验;政治与行政不可分离。
在从行政到管理的理论变化中,一个关键的区别是：
行政是执行指令,而管理是获取结果并承担相对应的责任。
新公共管理从经济学和私营部门获取了主要的理论支持。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奥斯特罗姆。
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指出,组织有两种对立的形式：
官僚制和市场。
在奥斯特罗姆眼里,官僚组织相对于市场选择是低效率和低成效的。
官僚行政模式缺乏竞争、消费者主权和低成本选择下的激励。
他指出,很多当代政治经济学家以经济理论导出的一种范式为基础,“向传统行政理论的很多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
新公共管理证实了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经过一段时间才被采用。
在奥斯特罗姆的着作中,我们能看到新公共管理的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从经济学视角看,它是市场导向的。
这运用的是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
第二,它否定以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
正如亚当·斯密所洞见的那样,如果允许个人追求最佳结果,那么市场就是更为有效的资源分配形式。
另一个理论变化是私营部门管理理论的变化,即打破了公共部门制度中曾被认为是基本要素但实际不是的东西。
公务员在和客户打交道时必须公平和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务员需要保持政治中立或者终身雇用。
衡量公共部门绩效可能确实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努力去这样做。
公共部门的政治本质确实有别于私营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是政治性的,或者所有的政策都由政治家做出。
以前被认为是公务员必须做的现在已经成为特例,人们很难理解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会因为合同雇用制或业余工作制而遭受破坏。
不过所有这些都有悖于曾被视为公共雇用的必要条件。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间除却最高层的管理外,很多工作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很难认可公共部门的不同于一般的雇用方式。
也许,私营部门为我们提供了重视结果的经验。
传统行政模式正是因为强调结构和过程而非结果才深受批评。
另外,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官僚组织并不自然就有效率。
私营部门已经在实践其他的组织结构——利润中心、分权、雇员灵活性——所有这些也正在为公共部门所采用。
四、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
尽管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适合于发达国家,但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得而知。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就必然适用于不同的环境。
新公共管理可能与发达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那么与新公共管理兴起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在采用时就会受到限制。
发展中国家的确也采用过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因此也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所有熟悉的官僚制度。
官员通过考试获得了终身雇用。
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官僚制度也要维护那些地位显赫、薪水相对较高的精英集团的利益。
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传统的官僚制在很多国家都已失败。
霍姆斯和尚德都主张,“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管理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我们相信,基本原则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
”另一方面,米诺格认为,“市场检测和内部市场等复杂的改革不可能在发达国家之外行之有效。
”不过,与把新公共管理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相反,更为合理的方法是以务实的方式具体确定新公共管理在发展中国家运用的一系列前提条件。
斯蒂格利兹主张一种新的发展日程。
它包括国家作用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政府和私营部门进行合作,促进政府建立市场。
在一些领域,政府应当更多地进行市场调节。
这就要求政府改善自身的工作绩效,通过尽可能地利用和促进竞争来广泛使用类似于市场的机制。
任何国家在采用这些观点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都应当有充足的基础条件以采用包括市场检验和履行合同在内的新公共管理。
五、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毋庸置疑,人们会对这场改革有对立的评价。
当然,这场变化还没有得到完善的运作,会出现一些错误,向新模式转变的过程也存有各种问题。
这些不足似乎会导致政治上要求回到原来非党派、中立的行政制度,但这实际上极不可能。
更为可能的是,要进一步完善改革中尚不完善的地方,然后逐步演进到另一种模式。
传统模式以及它所坚持的主张已经结束了。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赞同。
有意思的是,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批评家也越来越多。
他们的批评涉及了公共部门改革的方方面面。
有人认为没有什么范式变化,也没有发生国际范围的变化。
批评家们认为,公共管理的改革是对民主的攻击,是意识运动,是一种流行时尚,在已经尝试过的公务员变化中导致了士气低落。
这些观点有些是有道理的,而另外一些则完全不着边际。
确实,反对者和批评家难于就争论的焦点达成一致。
有无范式变化问题是公共管理改革中最具争论性的问题之一。
（一）范式变化
人们就新公共管理展开的争论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在于,尽管最激烈的批评家也承认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充足大到可以构成一个范式变化却有待商榷。
尽管有人仍然不太相信,但再次考察一下范式是什么,考察一下公共行政中的竞争性范式是否有效是有用的。
我认为,无论是采用“范式”的通常意义,还是与库恩着作相关的用法,“范式”这个术语无论指代传统行政模式还是公共管理改革都是合适的（这些公共改革联系在一起就被称为新公共管理）。
除了强调结果并通过各种机制来实现结果外,关键的不同是其背后的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基础。
在这一点上,公共行政的基础是公共利益激励理论、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
人们认为,有充足的差异可以说明存有不同的范式：
官僚和市场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组织运作方式;公务员的公共利益激励不同于市场理性行为假设;政治与行政分离被普遍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侧重于过程的传统模式与侧重于结果的新模式完全不同。
（二）一场国际运动
公共部门改革是否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人们已经注意到,类似的改革运动已经在好几个国家发生了。
汤普森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一场世界性的变革,因为它几乎影响到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
对世界上最大的123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重要的政府改革正在全世界进行。
在很大水准上,类似的改革也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国家。
凯特尔也认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如火如荼。
这场运动从两个方面看是国际性的。
首先,它已经扩展到了蒙古、瑞典、新西兰和美国等一系列国家。
其次,改革范围很广,政府已经利用管理改革来重塑国家的作用及其与国民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胡德也提出反对全球化范式的思想。
这有三个原因。
首先,公共行政传统方法的部分撤退并不一定表明,新公共管理的单一模式会在全世界适用,也不意味着旧的模式就会彻底消失。
其次,全球化范式的思想忽略了截然不同且路径依赖的国情,正是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发生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变化。
第三,公共管理在过去一二十年里是否充足稳定以至可以被视为一套单一的思想和做法。
按照胡德等批评家的逻辑,不同国家的改革内容、时间安排和战略的差别就意味着不存有全球化的运动。
在批评家们看来,只要说改革具有相似性,似乎就意味着改革应该一模一样并同时发生。
其实,改革范围和速度存有着不同。
英格拉哈姆认为有三种改革模式：
新英格兰模式摧毁了旧结构而代之以竞争性、市场导向组织,这代表出现的线段的一个端点。
美国代表了线段的另一端,新兴政府建立在旧的官僚体制基础上,并没有发生会导致游戏规则改变的系统改革。
线段的中点是阶段改革战略,这以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代表。
这种模式奉行变化的战略,它首先攻击旧体制的复杂和僵化之处,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其他改革。
不同的国家所受的制度约束不同,改革的不同之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目前,在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存有理论趋同化以及公共部门改革者所使用的工具和战略的趋同化的情况。
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存有一场世界范围的公共部门改革运动,就说改革是不可抵制的、统一的、全球的。
更为准确的观点是公共部门改革涉及了相似的政策工具,正如博斯托姆（Bostom）认为的那样：
虽然全世界对改革的说法五花八门,但最近关于政府重组、重塑和更新的大多数努力都有近似的目标,即提升公共部门的效果和效率,提升公共部门对顾客的反应水准,减少公共开支,增强管理责任。
这些努力所选择的工具也非常相似：
商业化、公司化和企业化;责任下放;从投入控制转向产出和结果控制;更严格的绩效规定和更广泛的合同履行。
凯特尔也认为,“这场运动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很多国家在短时间内以相似的基本战略实施着改革。
”他进而列举这些战略,包括：
生产率——以更少的税收生产更多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利用市场化进行激励;分权：
政策——分离购买者与供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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