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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品鉴普洱茶完整精美排版
品鉴普洱茶
·余秋雨
（原载2012-03《美文》上半月刊）
一
一个人总有多重身份，往往，隐秘的身份比外显的身份更有趣。
说远一点，那个叫做嵇康的铁匠，还能写一手不错的文章；那个叫黄公望的卜者，还能画几笔淡雅的水墨。
说近一点，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其实是一流厨师；一个天天上街买菜的邻居大妈居然是投资高手。
辛卯年秋日的一天，深圳举办“新生代普洱茶”品鉴会，近二十年来海内外各家著名茶场、茶厂、茶庄、茶商提供的入围产品经过多次筛选，今天要接受一批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专家的终极评判。
一排排茶艺师已经端坐在铁壶、电炉、瓷杯前准备一展冲泡手艺，一本本品鉴书也已安置在专家们的空位之前。
品鉴书上项目不少，从汤色、纯度、厚度、口感、余津、香型、气蕴、力度等等方面都需要一一打分。
众多媒体记者都举起了镜头，只等待着那些品鉴专家在主持人读出名字后，一个个依次登场。
品鉴专家不多，他们的名字，记者们未必熟悉，但普洱茶的老茶客们一听都知道。
突然，记者们听到一个十分疑惑的名字，头衔很肯定：
“普洱老茶品鉴专家”，却奇怪地与我同名。
仔细一看，站出来的人竟然也长得与我一模一样。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一个秘密身份的无奈“漏风”。
本来，我是想一直秘而不宣偷着乐的，没想到这次来了这么多“界外记者”。
这次和我一起“漏风”的，还有我的妻子马兰，她在文件上标出的头衔也是“普洱老茶品鉴专家”，但她觉得我们两人既然一起“漏风”就不必一起亮相了，便躲在茶桌、茶客的丛林中低头暗笑。
其实，几乎所有的高层专家都知道，她在普洱茶的品鉴上，座次还应该排在我的前面。
人们一旦沉浸于自己的某一身份，常常会忘了其他身份。
每当我进入普洱茶江湖，全然忘了自己是一个能写文章的人。
当然也会看一些与普洱茶有关的文章，那也只是看看罢了，从来没有以文章的标准去要求。
这次在深圳“漏风”之后，就有朋友希望我以自己的文笔来写写普洱茶。
这就要我把两个身份交叠了，自己也感到有点唐突。
我说，本人对文章的要求极高，动笔是一件隆重的事。
但是，隆重并不是艰深。
文章之道恰如哲学之道，至高与至低“首尾相衔”，终点必定潜伏于起点。
如果谈普洱茶谈得半文半白、故弄玄虚、云遮雾罩，那就坏了，禅宗大师就会朗声劝阻，说出那句只有三个字的经典老话：
“吃茶去。
”这就是让半途迷失的人回到起点。
因此，如果由我来写一篇谈普洱茶的文章，一定从零开始，而且全是大白话。
二
很多人初喝普洱茶，总有一点障碍。
障碍来自对比。
最强大的对比者，是绿茶。
一杯上好的绿茶，能把漫山遍野的浩荡清香，递送到唇齿之间。
茶叶仍然保持着绿色，挺拔舒展地在开水中浮沉悠游，看着就已经满眼舒服。
凑嘴喝上一口，有一点草本的微涩，更多的却是一种只属于今年春天的芬芳，新鲜得可以让你听到山岙白云间燕雀的鸣叫。
我的家乡出产上品的龙井，马兰的家乡出产更好的猴魁，因此我们深知绿茶的魔力。
后来喝到乌龙茶里的“铁观音”和岩茶“大红袍”，就觉得绿茶虽好，却显得过于轻盈，刚咂出味来便淡然远去，很快连影儿也找不到了。
乌龙茶就深厚得多，虽然没有绿茶的鲜活清芬，却把香气藏在里边，让喝的人年岁陡长。
相比之下，“铁观音”浓郁清奇，“大红袍”饱满沉着，我们更喜欢后者。
与它们生长得不远的红茶“金骏眉”，也展现出一种很高的格调，平日喝得不少。
正这么品评着呢，猛然遇到了普洱茶。
一看样子就不对，一团黑乎乎的“粗枝大叶”，横七竖八地压成了一个饼型，放到鼻子底下闻一闻，也没有明显的清香。
扣下来一撮泡在开水里，有浅棕色漾出，喝一口，却有一种陈旧的味道。
人们对食物，已经习惯于挑选新鲜，因此对陈旧的味道往往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防范。
更何况，市面上确实有一些制作低劣、存放不良的普洱茶带着近似“霉锅盖”的气息，让试图深入的茶客扭身而走。
但是，扭身而走的茶客又停步犹豫了，因为他们知道，世间有不少热爱普洱茶的人，生活品质很高。
难道，他们都在盲目地热爱“霉锅盖”？
而且，这些人各有自己的专业成就，不存在“炒作”和“忽悠”普洱茶的动机。
于是，扭身而走的茶客开始怀疑自己，重新回头，试着找一些懂行的人，跟着喝一些正经的普洱茶。
这一回头，性命交关。
如果他们还具备着拓展自身饮食习惯的生理弹性，如果他们还保留着发现至高口舌感觉的生命惊喜，那么，事态就会变得比较严重。
这些一度犹豫的茶客很快就喝上了，再也放不下。
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是功效。
几乎所有的茶客都有这样的经验：
几杯上等的普洱茶入口，口感还说不明白呢，后背脊已经微微出汗了。
随即腹中蠕动，胸间通畅，舌下生津。
我在上文曾以“轻盈”二字来形容绿茶，而对普洱茶而言，则以自己不轻盈的外貌，换得了茶客身体的“轻盈”。
这可了不得。
想当年，清代帝王们跨下马背过起宫廷生活，最大的负担便是越来越肥硕的身体。
因此，当他们不经意地一喝普洱茶，便欣喜莫名。
雍正时期普洱茶已经有不少数量进贡朝廷，乾隆皇帝喝了这种让自己轻松的棕色茎叶，就到《茶经》中查找，没查明白，便嘲笑陆羽也“拙”了。
据说他为此还写了诗：
“点成一碗金茎露，品泉陆羽应惭拙”。
他的诗向来写得不好，我当然不会去考证，但如果真用“金茎露”来指称普洱茶，还算说得过去。
《红楼梦》里倒是确实写到，哪天什么人吃多了，就有人劝“该焖些普洱茶喝”。
宫廷回忆录里也提到：
“敬茶的先敬上一盏普洱茶，因为它又暖又能解油腻。
”由京城想到茶马古道，那一条条从普洱府出发的长路，大多通向肉食很多、蔬菜很少的高寒地区。
那里本该发生较多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疾病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们终于从马帮驮送的茶饼、茶砖上找到了原因：
“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当今中国，食物充裕，越来越多的人遇到了清王室和高原山民同样的问题。
因此，普洱茶风行，理由充分。
其次，是口味。
如果普洱茶的好处仅仅是让身体轻盈健康，那它也就成了保健药物了。
但它最吸引茶客的地方，还是口感。
要写普洱茶的口感很难，一般所说的樟香、兰香、荷香等等，只是一种比拟，而且是借着嗅觉来比拟味觉。
世上那几种最基本的味觉类型，与普洱茶都对不上，即使在茶的天地里，那一些比较稳定的味觉公认，如绿茶、乌龙茶、红茶、花茶系列所体现出来的味道，与普洱茶也不对路。
总之，与这一些类型化、准类型化的味觉定型相比，普洱茶显得暧昧、含糊、内敛，因此也难以言表。
人是被严重“类型化”了的动物，离开了类型就不知如何来安顿自己的感觉了。
经常看到一些文人以“好茶至淡”“真茶无味”等句子来描写普洱茶，其实是把感觉的失落当作了哲理，有点误人。
不管怎么说，普洱茶绝非“至淡”“无味”，它是有“大味”的。
如果一定要用中国文字来表述，比较合适的是两个词：
陈酽、透润。
普洱茶在陈酽、透润的基调下变幻无穷，而且，每种重要的变换都会进入茶客的感觉记忆，慢慢聚集成一个安静的“心理仓贮”。
在这个“心理仓贮”中，普洱茶的各种口味都获得了安排，但仍然不能准确描述，只能用比喻和联想予以定位。
我曾做过一个文学性的实验，看看能用什么样的比喻和联想，把自己心中不同普洱茶的口味勉强道出。
于是有了：
这一种，是秋天落叶被太阳晒了半个月之后躺在香茅丛边的干爽呼吸，而一阵轻风又从土墙边的果园吹来；
那一种，是三分甘草、三分沉香、二分当归、二分冬枣用文火熬了三个时辰后在一箭之遥处闻到的药香。
闻到的人，正在磐钹声中轻轻诵经；
这一种，是寒山小屋被炉火连续熏烤了好几个冬季后木窗木壁散发出来的松香气息。
木壁上挂着弓箭马鞍，充满着草野霸气；
那一种，不是气息了，是一位慈目老者的纯净笑容和难懂语言，虽然不知意思却让你身心安顿，滤净尘嚣，不再漂泊；
这一种，是两位素颜淑女静静地打开了一座整洁的檀木厅堂，而廊外的灿烂银杏正开始由黄变褐；
……
这些比喻和联想是那样的“无厘头”，但只要遇到近似的信号，便能立即被检索出来，完成对接。
普洱茶的“心理仓贮”一旦建立，就容不得同一领域的低劣产品了。
这对人生实在有一点麻烦，例如我这么一个豁达大度的人，外出各地几乎可以接受任何饮料，却已经不能随意接受普洱茶。
因为“心理仓贮”产生了敏锐的警觉，错喝一口，就像对不起整个潜在系统，全身心都会抱怨。
这种拒绝，说大一点，是在人品结构边缘衍伸了一个小小的“茶品”结构，在人格形态外沿拖拽出了一个小小的“茶格”形态。
不管是“品”是“格”，都是通过否定和删削，来求得等级自守。
这对茶事来说，虽然无关精神道德，却是有涉生活素质。
第三，是深度。
与人们对其他美好饮食的记忆不同，普洱茶的“心理仓贮”，空间幽深、曲巷繁密、风味精微。
这就有了徜徉、探寻的余地，有了千言万语的对象，有了玩得下去的可能。
相比之下，只有法国的红酒，才有类似的情形。
你看，在最大分类上，普洱茶有“号级茶”“印级茶”“七子饼”等等代际区分，有老茶、熟茶、生茶等等制作贮存区分，有大叶种、古树茶、台地茶等等原料区分，又有易武山、景迈山、南糯山等等产地区分。
其中，即使仅仅取出“号级茶”来，里边又隐藏着一大批茶号和品牌。
哪怕是同一个茶号里的同一种品牌，也还包含着很多重大差别，谁也无法一言道尽。
在我的交往中，最早筚路蓝缕地试着用文字写出这些区别的，是台湾的邓时海先生；最早拿出真实茶品在一次次深夜冲泡中让我们从感性上懂得什么是顶级普洱老茶的，是菲律宾的何作如先生；最早以自己几十年的普洱茶贸易经验传授各种分辨诀窍的，是香港的白水清先生。
我与他们，一起不知道喝过了多少茶。
年年月月茶桌边的轻声品评，让大家一次次感叹杯壶间的天地实在是无比深远。
其实，连冲泡也大有文章。
有一次在上海张奇明先生的大可堂，被我戏称为“北方第一泡”的唐山王家平先生、“南方第一泡”的中山苏荣新先生和其他几位杰出茶艺师一起泡着同一款茶，一盅盅端到另一个房间，我一喝便知是谁泡的。
茶量、水量、速度、热度、节奏组成了一种韵律，上口便知其人。
这么复杂的差别与一个个朋友的生命形态连在一起了，那个天地就有了一种让人舍不得离开的人文深度。
以上这三个方面，大体概括了普洱茶那么吸引人的原因。
但是，要真正说清楚普洱茶，不能仅仅停留在感觉范畴。
普洱茶的“核心机密”，应该在人们的感觉之外。
三
普洱茶的“核心机密”是什么？
这个问题不能由过于痴迷的茶客来回答。
这正如，只要是“戏迷”，就一定说不清楚所迷剧种存在的根本意义。
能够把事情看得比较明白的，大多是保持距离的客观目光。
在我认识的范围内，两位离云南普洱很远的东北科学家，盛军先生和陈杰先生，对普洱茶所作的科学研究令人钦佩。
这一点，就连云南籍的普洱茶专家沈培平先生，也赞誉有加。
因此，我希望茶客们也能听听有关普洱茶研究的当代科学话语。
即便遇到一些不熟悉的概念，仍然不妨暂时搁下杯壶，硬着头皮听下去。
中国的饮食研究，不能老是停留在浅层分类和外相表述上。
为了沟通的方便，我们可以先在科学思维和一般思维之间找一个共同的入口，那就是发酵。
谁都知道，普洱茶和其他茶种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发酵。
绿茶可称为“不发酵茶”，乌龙茶、红茶可称为“轻发酵茶”“半发酵茶”或“单发酵茶”，普洱茶则可以称为“后发酵茶”“长发酵茶”。
在普洱茶里边，生茶又可以称为“自然发酵茶”，熟茶又可称为“人工发酵茶”。
你看，一说“发酵”，几乎把所有的茶种都涵盖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发酵”呢？
简单说来，那是人类利用微生物来改变和提升食物细胞的质地，使之产生独特风味的过程。
平日我们老在暗中惦念的那些食物，大多与发酵有关，例如各种美酒、酸奶、干酪，豆腐乳、泡菜、纳豆、酱油、醋等等。
即便是粮食，发酵过的馒头、面包也比没有发酵过的面粉制品更香软、更营养。
在医学上，要生产维生素、氨基酸、胰岛素、抗生素、疫苗、激素等等，也离不开发酵过程。
发酵的主角，是微生物。
一说微生物，题目就大了。
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在地球上出现才几百万年，而微生物已存在三十五亿年。
世界上的生命，除了动物、植物这“两域”外，“第三域”就是微生物，由此建立了“生命三域”的学说。
这些无限微小又无限繁密、无比长寿又无比神秘的“小东西”，我们至今仍然了解得很少，却已经逼得当代各国科学家建立了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等等分支组成的生物工程学来研究。
尽管研究还刚开始，奇迹已叹为观止。
听说连开采石油这样的重力活儿，迟早也可以让微生物来完成。
真不知道再过多少年，这些“小东西”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
在我们还没有动用科技设备折腾它们之前，这些“小东西”一直在自然的乐园里忙碌着。
而云南，则以特殊的方位、地形、气候和生态，成了它们乐园中的乐园。
就说云南的普洱茶吧，那些在原始山林中生长了千百年的乔木大叶种古茶树，始终被一大批种类繁多的微生物菌群陪伴着，呵护着，喂养着。
从茶树的根，到茎、叶、花，一处也不曾懈怠。
否则，哪会存活得那么健康又那么久远？
微生物菌群天天摄取着太阳能，裂解着细胞壁，分解着有机物，分泌着氨基酸，激活着生物酶，合成着茶氨酸，这就是发酵。
结果，激活的生物酶有利于消食，茶多酚有利于降低胆固醇，汀类物质有利于降脂，茶色素有利于减少血粘度，泛酸、胱氨酸有利于解酒护肝，果胶物质有利于除毒，而种种综合因素又能抑制糖尿病的“靶标”，有利于降低血糖，减少尿酸，防止老年痴呆……
当地的茶农凭着经验知道，普洱茶的好坏，决定因素是一批用肉眼看不到的小生命。
陈杰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地茶农发现自己家的茶叶出现了大问题，便会诊断道：
“茶虫子”病了。
他们所说的“茶虫子”，就是微生物菌群。
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普洱茶移植到经纬度近似的其他省份生长就不对了？
为什么云南茶区相隔不远的每一座山，出品都不一样？
这些问题，就像问茅台酒为什么只能出在贵州仁怀一个特定的小地方而不能四处酿造一样，答案是共通的：
只因微生物菌群有异，又不愿意整体迁移，因而构不成同样的发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凭着发酵方式的不同，来具体划分普洱茶与其他茶种的基本区别了。
绿茶在制作时需要把鲜叶放在铁锅中连续翻炒杀青，达到提香、定型、保绿的效果，为此必须用高温剥夺微生物活性，阻止茶多酚氧化，因而也就不存在发酵。
乌龙茶就不一样了，制作时先鼓励生物酶的活性，也就是用轻度发酵提升香气和口味后，随即用高温炒青烘干，让发酵停止。
红茶则把发酵的程度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比较充分地待香待色，然后同样用高温快速阻止发酵。
这就是说，乌龙茶和红茶虽然也曾与发酵邂逅，但很快洒泪诀别于炉边，不再往来。
至于清清纯纯的绿茶，则从未与发酵约会。
普洱茶也会有一个翻炒杀青的过程，但时间很短，翻炒时茶叶被不断抛离锅壁，在空气中冷却，因此叶片的温度不会超过60℃的界限，微生物也就不会被杀死，发酵过程延续下去了。
即使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通过人工发酵来制作的熟茶，也不让“渥堆”的温度超过界限。
更重要的是，在普洱茶的制作过程中，先要经过一次次重力揉捻，使微生物进入茶叶，然后又要用紧压的方式变成饼、团、沱、砖的形状，使今后的长期发酵获得一个稳定的温床。
照理，在普洱茶的各种发酵温床中，砖形更便于密集存放和搬运，但是，为了微生物菌群在发酵过程中能够流畅运行，还是让饼形的数量大大超过砖形。
这让我联想到田径运动场、摩天大转轮。
普洱茶在制作完成后的这种发酵，被专家们命名为“第二次自然接种”，又被茶客们俗称为“后发酵”或“长发酵”。
如果温度、湿度和贮存环境适当，这种发酵就在长年累月之间无声无息地让茶品天天升级。
因此，即便是上了年纪的老茶品，也会在微生物菌群的辛勤劳作下，成为永久的半成品、不息的变动者、活着的生命体。
发酵过程可以延续十几年、几十年，形成一个从今天走回古典的“陈化”历程。
这一历程的彼岸，便是渐入化境，妙不可言，让一切青涩之辈只能远远仰望，歆慕不已。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美学上的有趣对比。
按照正常的审美标准，漂亮的还是绿茶、乌龙茶、红茶，不仅色、香、味都显而易见，而且从制作到包装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打理得美轮美奂。
而普洱茶就像很多发酵产品，既然离不开微生物菌群，就很难“坚壁清野”、整洁亮丽。
从原始森林出发的每一步，它都离不开草叶纷乱、林木杂陈、虫飞禽行、踏泥扬尘、老箕旧篓、粗手粗脚的鲁莽遭遇，正符合现在常说的“野蛮生长”。
直到最后压制茶饼时，也不能为了脱净蛮气而一味选用上等嫩芽，因为过于绵密不利于发酵转化，而必须反过来用普通的“粗枝大叶”构成一个有梗有隙的支撑形骨架，营造出原生态的发酵空间。
这看上去，仍然是一种野而不文、糙而不精的土著面貌，仍然是一派不登大雅之堂的泥昧习性。
但是，漫长的时间也能让美学展现出一种深刻的逆反。
青春芳香的绿茶只能浅笑一年，笑容就完全消失了。
老练一点的乌龙茶和红茶也只能神气地挺立三年，便颓然神伤。
这时，反倒是看上去蓬头垢面的普洱茶越来越光鲜。
原来让人耽心的不洁不净，经过微生物菌群多年的吞食、转化、分泌、释放，反而变成了大洁大净。
你看清代宫廷仓库里存茶的那个角落，当年各地上贡的繁多茶品都已化为齑粉，沦为尘土，不可收拾，唯独普洱茶，虽百余年仍筋骨疏朗，容光焕发。
二○○七年春天从北京故宫回归普洱的那个光绪年间出品的“万寿龙团贡茶”，很多人都见到了，便是其中的代表性形象。
这就是赖到最后才登场的“微生物美学”，一登场，全部不起眼的前史终于翻案。
这就是隐潜于万象深处的“大自然美学”，一展露，连人类也成了其间一个小小的环节。
于是，千年古茶树——无形微生物——当今饮茶人，构成了一组似远实近的生命链，融会贯通。
说到这里，我想读者诸君已经明白我所说的普洱茶的“核心机密”是什么了。
四
细算起来，人类每一次闯入微生物世界都非常偶然。
开始总以为一种食品馊了，霉了，变质了，不知道扔掉多少次而终于有一次没有扔掉。
于是，由惊讶而兴奋，由贪嘴而摸索。
中国茶的历史很长，而由微生物发酵而成的普洱茶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什么时候进入历史的？
那么，就让我把普洱茶的历史稍稍勾勒一下吧。
中国古代，素来重视朝廷兴亡史，轻忽全民生态史，更何况云南地处边陲，几乎不会有重要文人来及时记录普洱茶的动静。
唐代《蛮书》、宋代《续博物志》、明代《滇略》中都提到过普洱一带出茶，但从记述来看，采摘煮饮方式还相当原始，或语焉不详，并不能看成我们今天所说的普洱茶。
这就像，并不是昆山一带的民间唱曲都可以叫昆曲，广东地区的所有餐食都可以叫粤菜。
普洱茶的正式成立并进入历史视野，在清代。
我在上文曾写到清代帝王为了消食而喝普洱茶的事情。
由于他们爱喝，也就成了贡品，既然成了贡品，那就会风行于官场仕绅之间，还要严选品质和茶号，精益求精。
普洱茶，由此实现了高等级的生命合成。
从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道光、咸丰，这些年代都茶事兴盛，而我特别看重的，则是光绪年间（1875年-1909年）。
主要标志，是诸多“号级茶”的出现。
“号级茶”，是指为了进贡或外销而形成的一批茶号和品牌。
品牌意识的觉醒，使普洱茶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经典时代”，以后的一切活动也都有了基准坐标。
早在光绪之前，乾隆年间就有了同庆号，道光年间就有了车顺号，同治年间就有了福昌号，都是气象不凡的开山门庭，但我无缘尝到它们当时的产品。
我们今天还能够“叫得应”的那些古典茶号，像宋云号、元昌号，以及大名赫赫的宋聘号，都创立于光绪元年。
由此带动，一大批茶庄、茶号纷纷出现。
说像雨后春笋，并不为过。
我很想随手开列一批茶号出来让读者诸君吓一跳，看看即便在交通艰难、信息滞塞的时代，一旦契合某种生态需求，也会喷涌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商市气势。
但是，我拿出来的一张白纸很快就写满了，想从里边选出几个重要的茶号来，也不容易。
刚勾出几个，一批自认为比它们更重要的名字就在云南山区的老屋间嗷嗷大叫。
我隐约听到了，便仓皇收笔。
只想带着点儿私心特别一提：
元昌号在光绪元年创立后，又在光绪中期到易武大街开设分号而建立了福元昌号，延绵到二十世纪还生气勃勃，成为普洱茶的“王者一族”。
这个茶庄后来出过一个著名的庄主，恰是我的本家余福生先生。
就像我曾经很艰苦地抗议自己的书籍被盗版一样，余福生先生也曾借着茶饼上的“内票”发表打假宣言：
“近有无耻之徒假冒本号……”，我一看便笑了，原来书茶同仇，一家同声，百年呼应。
茶号打假，说明市场之大，竞争之烈，茶号之多，品牌之珍。
品牌的名声，本来应由品质决定，但是由于普洱茶的品质大半取决于微生物菌群的微观生态，恰恰最难说得清。
因此，可怜的打假者们不得不借用一般的“好茶印象”来涂饰自己的品牌。
例如，这家说自己是“阳春细嫩白尖”，那家说自己是“细嫩茗芽精工揉造”，甚至还自称“提炼雨前春蕊细嫩尖叶，绝无参杂冲抵”云云，其实是以绿茶的坐标扬己之短，避己之长，完全错位。
这也就是说，为了打假，伪造了一个假坐标，虚设了一种假品质，真是狼狈。
这事也足以证明，直到百年之前，普洱茶还不知如何来认识自己，说明自己。
普洱茶的品质是天地大秘，唯口舌知之，身心知之，时间知之。
当年的茶商们虽深知其秘而无力表述，但他们知道，自己所创造的口味将随着漫长的陈化过程而日臻完美。
会完美到何等地步，他们当时还无法肯定。
享受这种完美，是后代的事了。
因此，每当我恭敬地端起“号级茶”的茶盅时，就会特别感念当年的创造者，感念他们只是设计而无从享用今天的口味。
我想，世上一切高贵的族群都应该这样，为后世设计口味。
他们轻轻地咂着嘴，暗暗咽下一口唾沫，设想着孙子一代的无上口福。
如果说，光绪元年是云南经典茶号的创立之年，那么，光绪末年则是云南所有茶号的浩劫之年。
由于匪患和病疫流行，几乎所有茶号都关门闭市。
如此整齐地开门、关门，开关于一个年号的首尾，使我不得不注意光绪和茶业的宿命。
浩劫过去，茶香又起。
只要茶盅在手，再苦难的日子也过得下去。
毕竟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就有人试图按照现代实业的规程来筹建茶厂。
一九二三年到勐海计划筹建茶厂的几个人中间，领头的那个人正好也是我的本家余敬诚先生。
后来在一九四○年真正把勐海的佛海茶厂建立起来的，是从欧洲回来的范和钧先生和冯绍裘先生。
他们背靠中国茶业公司的优势，开始试行现代制作方式和包装方式，可惜在兵荒马乱之中，厂房被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毁，重建又千难万难。
他们到底有没有投入批量生产？
产了多少？
销往何方？
至今还说不清楚。
我们只知道十年后战争结束，政局稳定，一些新兴的茶厂才实现规模化的现代制作。
从此，大批由包装纸上所印的字迹颜色而定名的“红印”“绿印”“蓝印”“黄印”等等品牌陆续上市，五彩斑斓地开启了“印级茶”的时代。
那又是一个车马喧腾、旌旗猎猎、高手如云的热闹天地。
“号级茶”就此不再站在第一线，而是退居后面，安享尊荣。
如果说，“号级茶”在今天是难得一见的老长辈，那么，“印级茶”则还体力雄健，经常可以见面。
无奈海内外的需求越来越大，“印级茶”也撑不住了。
普洱茶要增加产量，关键在于缩短发酵时间，这就产生了一个也是从偶然错误开始的故事。
有一个叫卢铸勋的先生在香港做红茶，那次由于火候掌握不好，做坏了，发现了某种奇特的发酵效果。
急于缩短普洱茶发酵时间的茶商们从中看出了一点端倪，便在香港、广东一带做了一些实验。
终于，一九七三年，由昆明茶厂厂长吴启英女士带领，在这些实验的基础上以发水渥堆的方法成功制造出了熟茶。
熟茶中，陆续出现了很多可喜的品牌。
当然，也有不少茶人依然寄情于自然发酵的生茶，于是，熟茶的爆红也刺激了生茶的发展。
在后来统称“云南七子饼”的现代普洱系列中，就有很多可以称赞的生茶产品。
从此之后，生、熟两道，并驾齐驱。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普洱茶还严重缺少科学测试、生化分析、品牌认证、质量鉴定，因此虽然风行天下，生存基点还非常脆弱，经受不住滥竽充数、行情反转、舆情质询。
日本二十几年前由痴迷到冷落的滑坡，中在二○○七年的疯涨和疯跌，都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二○○八年由沈培平先生召集众多生物科学家和其他学者集中投入研究，开启了“科学普洱”的时代。
我用如此简约的方式闲聊着普洱茶的历史，还是觉得没有落到实处，就像游离了一个个作品来讲美术史，才几句就心慌了。
然而普洱茶那么多品牌，有哪几个是广大读者都应该知道的呢？
它们的等级如何划分？
我们有没有可能从一些“经典品牌”的排序中，把握住普洱茶的历史魂魄？
五
为口感排序，非常冒险。
尤其是，任何顶级形态都达到了足够的高度，而每种高度都自成峰峦，自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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