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业波动的福利效应分析管理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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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业波动的福利效应分析管理论文

中国就业波动的福利效应分析管理论文

　　一、引言

　　福利分析在经济理论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经济波动（周期）理论也不例外。

早期，人们普遍认为经济波动会降低社会福利，所以把研究重点集中于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及其内在机制。

1987年，卢卡斯首次定量分析了经济波动福利问题。

认为至少对美国而言，与经济增长相比，波动福利影响微乎其微。

卢卡斯的这一观点立即引起了人们的争论。

虽然在他之后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推进了已有的研究。

首先，从时间上分析了改革开放以前经济波动福利效应；其次，考虑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状况，分别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进行讨论；最后，也是本文最重要的是，不仅考虑消费波动，而且考虑就业波动。

这一方面通过刻画消费波动的原因，使分析建立在必要的微观基础之上；同时也为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提供可能的参考依据。

　　本文主要结论是：

（1）从随机冲击对消费路径的影响角度分析，可以把波动福利影响区分为风险效应、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2）就业波动不仅会产生风险效应，也会产生水平效应。

（3）在中国，从全国角度和从城乡居民角度分析，消费波动特征具有明显差异。

从全国角度看，居民消费波动幅度在改革以后有所提高。

但从城乡角度看，城乡居民消费波动幅度改革后均有所下降。

二者形成鲜明对比。

（4）就业波动福利影响主要是风险效应，水平效应不够明显。

城乡之间，农村居民的波动福利效应明显大于城镇居民的波动福利效应。

　　二、经济波动的风险效应、水平效应与增长效应

　　目前波动福利影响分析方法主要是卢卡斯（1987）提出的期望效用等价法。

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利用期望效用等价原则，通过对波动消费路径与确定消费路径效用的比较来讨论波动福利影响。

（一）基本思路

　　假设在一个经济社会中，所有经济主体完全相同，个体福利等于社会福利。

一个长生不老的代表性个体偏好为

　　当经济社会存在波动时，个体消费路径为

　　把两个消费过程效用比较转化为消费过程比较。

显然，λ表示当确定消费路径变为波动消费路径时，要保持个体福利不受影响需要对有波动的消费水平进行多大程度补偿。

我们把它称为补偿系数。

在文献中，从卢卡斯开始，人们通常把λ定义为波动成本。

因而波动福利效应分析又称为波动成本分析。

如果补偿系数为正，说明经济波动降低个体福利，具有负的福利效应；如果为负，说明经济波动提高个体福利，具有正的福利效应；如果为零，说明经济波动不影响个体福利。

在给定个体偏好和消费过程条件下，通过解上述期望效用等价方程就可看出经济波动的福利影响程度。

在上述过程中期望效用等价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我们把这种计算方法叫做期望效用等价法。

　　依据上述思路，也可以建立如下形式的期望效用等价方程：

　　方程

（2）的λ′可解释为从福利角度，波动使得个体消费下降了多大程度。

显然，从不同期望效用等价方程出发，计算的补偿系数会不同。

在目前分析中，人们绝大多数使用了方程

（1）。

不过在数值模拟时方程

（2）计算更为方便。

　　上述讨论是从波动消费路径与确定消费路径的比较来定义补偿系数，但现实中完全没有波动的消费路径是不存在的，政府政策只是减少了波动程度，因此需要从两个波动幅度不同的消费的路径来定义补偿系数。

　　波动福利效应分析过程通常包括：

（1）提出假设条件、建立经济波动模型。

（2）求解模型，分别得到个体有波动和无波动条件下消费路径。

（3）解期望效用等价方程。

（二）波动福利效应类型

　　从上面可以看出，期望效用等价法是从一般意义上讨论波动的福利影响，并没有详细考虑消费波动的内在机制，即各种冲击是通过哪些渠道来影响消费。

事实上，后者正是经济周期理论的重点内容之一。

下面从波动对消费路径不同影响出发，对波动的福利效应进行分类。

　　如果在任意时期，有波动消费路径平均增长速度与确定消费路径增长速度相同，但前者各期平均消费水平不等于后者，即

　　前者经济波动提高平均消费水平，后者则降低平均消费水平。

由于消费水平变化，社会福利水平也随之改变。

经济波动自然影响社会福利。

我们把经济波动对社会福利的这种影响称为水平效应。

如果经济波动使平均消费水平下降，水平效应为负；如果波动使平均消费水平上升，水平效应为正。

此时由期望效用等价方程解出的补偿系数既包括波动水平效应，又包括波动风险效应。

　　我们把经济波动对社会福利的这种影响称为增长效应。

如果经济波动提高增长速度，说明增长效应为正，如果降低增长速度，说明增长效应为负。

同样，此时由期望效用等价方程解出的补偿系数既包括增长效应，又包括风险效应。

　　根据以上划分，容易看出人们对经济波动福利效应的主要争论。

卢卡斯（2003）认为波动福利效应很小，主要是因为他分析的只是风险效应，没有考虑另外两种福利效应。

巴列维（Barvely，2004）认为波动福利效应很大，主要是他认为存在增长效应。

卢卡斯并不否认增长具有很强的福利效应，但他不认为波动会影响增长。

　　三、就业波动及其福利效应

　　从目前实证研究看，通常有＞α。

因此，1+-α（1-γ）＞0。

从（6）式、（7）式可知，当γ＜1时，就业与产出、消费的冲击响应相同，正向冲击使二者同时增加，负向冲击使二者同时减少；当γ＞1时，就业与产出、消费的冲击响应相反，正向冲击使消费增加就业减少，负向冲击使消费减少就业增加；当γ＝1时，随机冲击对就业没有影响，但正向冲击使消费增加，负向冲击使消费减少。

从目前来看，第一种情况可能更符合现实。

由于福利分析要考虑平均水平，因此从（4）式、（5）式得：

　　在α（1-γ）-γ-＜0，从（8）式、（9）式可知，当γ＜1时，波动使期望就业水平减少、期望消费水平增加；当γ＞1时，波动使期望就业水平增加、期望消费水平减少；当γ＝1时，波动对就业和消费期望水平没有影响。

从福利角度出发，前两种情况意味着经济波动存在就业效应，前者提高福利水平，后者降低福利水平。

最后一种情况是经济波动没有水平效应。

但从（5）式可知，消费仍然存在波动，经济波动具有风险效应。

另外，在α（1-γ）-γ-＞0时，波动对就业影响在γ＞1与γ＜1下与上述结论相反，而消费结论不变。

在α（1-γ）-γ-＝0时，波动不影响期望就业但影响期望消费。

下面分析波动福利效应程度的大小。

　　从（5）式可知，当σ＝0时，没有随机冲击影响，即A＝1。

此时，

　　如果只考虑消费福利，利用（5）式、（12）式可建立如下期望效用等价方程：

　　解得：

　　λ表示就业波动对个体福利的总体影响大小，其中既包括风险效应，也包括水平效应。

如果要分别考察二者大小，则从（5）式、（9）式、（12）式可得：

　　其中：

λ[,F]为水平效应补偿系数，λ[,R]为风险效应补偿系数。

前者当γ＜1时为负，随机冲击通过扩大就业、增加消费提高福利；当γ＞1时为正，随机冲击通过减少就业、减少消费降低福利；当γ＝1时，随机冲击不影响就业，没有水平效应。

而风险效应总是降低个体福利。

从（14）式还可以看出，当（1++α）γ＝α时，风险效应为负，而就业效应为正，二者相互抵消，波动不影响福利；当（1++α）γ-α＞0，即使存在正的就业效应，它仍然不能抵消风险效应的作用程度；而当（1++α）γ-α＜0时，正的就业效应大于风险效应，经济波动提高福利。

由于目前实证研究表明，γ大于1，在1到4之间，α小于1。

那么风险效应和就业效应都为负。

　　在上述模型中，我们假设各期随机冲击是相互独立的，各期的消费波动也是相互独立的。

模型本质上可看作一个静态模型。

这与趋势平稳的消费路径相对应。

如果假设随机冲击具有持续性，那么消费波动具有持续性。

当随机冲击是随机游走过程时，消费路径就是差分平稳类型。

这时存在就业波动的增长效应。

但这种增长效应完全是外生给定的，本身经济含义不大，所以不进行详细讨论。

　　四、中国经济波动福利分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两个特征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另一个就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城乡分割。

陈彦斌、周业安（2006），陈太明（2007）等人的分析主要是没有考虑到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异。

下面首先分析居民消费波动特征，然后讨论波动福利影响。

（一）城乡居民消费波动特征

　　在目前讨论经济波动文献中，人们往往首先采用HP滤波技术来确定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长期趋势，然后在消除实际数据的长期趋势的基础上讨论波动问题。

也有人采用直线回归方法确定长期趋势。

显然，确定长期趋势的方法不同，消除趋势后的波动特征自然会有些差异。

这里同时采用了这两种方法，并就二者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如表1。

　　从表1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1）利用时间去势方法衡量的居民消费波动幅度明显大于HP滤波方法（HP）得到的结果。

这是由于后者在滤波中把部分中长期波动作为长期趋势，只考虑短期波动；而时间去势方法滤波（TD）结果包含了所有波动。

这一点在全国居民消费波动中最为明显。

当然，正如陈太明（2007）所言，1978年以后居民消费在1990年出现趋势转折，这也会造成时间去势结果偏大。

张耿、胡海鸥（2006）从城乡居民消费波动角度也得出类似结论。

如果考虑转折点的时间去势，消费波动标准差会有所降低。

　　注：

（1）表中HP滤波、时间去势两行是作者对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消费的对数进行计算所得。

所用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居民消费名义数据来自表1-11，价格数据来自表1-29。

由于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197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1985年以后才有。

在没有该项数据之前都采用全国数据。

计算中使用的软件为Eviews4.1。

（2）张、胡指张耿、胡海鸥（2006），1表示使用HP滤波结果，2表示使用时间去势结果。

他们分析的时间样本为1978～2003年。

数据来自该文的表4。

（2）是否考虑城乡差异对改革开放前后居民消费波动的变化趋势影响很大。

如果仅从全国角度，不管是HP滤波方法还是时间去势方法，居民消费波动标准差都是改革开放后较大。

分别从3.6442%、7.2619%上升为4.4096%、9.0868%。

这暗含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政策扩大了经济波动。

而一旦考虑城乡差异，结论完全相反。

从农村居民来看，消费波动标准差分别从5.9587%、7.7777%降低到5.3727%、7.3213%；城镇居民消费波动标准差则分别从4.2523%、5.994%降低到3.5534%、3.8549%。

这都意味着改革开放政策降低了经济波动。

二者结论完全相反。

这非常清楚地表明分析中国经济波动问题不可忽略城乡差异。

　　（3）在城乡之间，农村居民的消费波动始终大于城镇居民的消费波动。

从绝对水平看，两种不同去势方法下，改革前农村居民消费标准差比城镇居民分别高出1.7064%和1.7837%；改革后，这一差距扩大到1.8193%和3.4664%。

在这一点上，与张耿、胡海鸥（2006）的结论相一致。

从数据本身看，主要是因为改革后城镇居民消费波动幅度大幅下降，而农村居民的降幅相对较小。

从更深层次看，原因是市场化改革以后，逐步完善的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政策为降低城镇居民市场风险、稳定消费水平起到积极作用。

农村居民则承担了相对更多的市场风险，自身稳定消费能力有限。

（二）经济波动的福利效应

　　在前面分析中，我们都是给定技术冲击的标准差，然后讨论经济波动的福利效应。

在研究经济波动文献中，很多人是利用资本和就业数据，通过估计索洛剩余方法来确定技术冲击标准差。

由于考虑到这种方法对资本和劳动数据要求较高，而中国这两方面数据质量都有待于提高。

同时波动福利分析更多的是强调消费福利，因此这里用消费标准差反推出随机冲击标准差，然后进行计算。

　　要定量评价中国城乡居民就业波动福利效应，还必须确定公式（17）的相关参数。

对于生产函数系数（α），它通常表示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总比例。

西方文献对此争论较少，一般在0.6到0.75，通常为0.75（Canzonneri,Cumby和Diba，2004）。

而国内的估计结果与西方差异较大。

一些研究结果，如李春吉、孟晓红（2006）认为在0.3到0.5，通常为0.35。

对于居民偏好参数问题，这里主要涉及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γ）、费氏劳动供给弹性系数（Friscnelasticityoflaborsupply，）和时间偏好率（β）。

在西方文献中，大多数人认为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在1到4，通常取1；费氏劳动供给弹性系数为3到20，通常取3（Canzonneri，Cumby和Diba，2004）。

在国内，人们对费氏劳动供给弹性系数较少涉及，有些人在讨论消费问题时涉及到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估计问题。

这里列出部分研究结果。

　　由表2可以看出，研究者对中国城乡居民偏好参数的估计结果差异很大。

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这里的参数取值如下：

生产函数参数为o.35，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为4，费氏劳动供给弹性系数为3。

具体计算结果如下。

　　从表3可以看出以下三点结论：

（1）就业波动的福利影响主要是风险效应。

它所产生的水平效应相当有限，大约是风险效应的6.6%。

（2）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稳定程度明显提高。

经济波动给广大城乡居民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明显下降。

其中城镇居民体现得更为明显。

这说明我国1978年以来的“渐进式”改革开放政策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各项措施得当，社会安定，人们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这与东欧以及苏联的“大爆炸”式经济体制改革形成鲜明对比。

　　（3）城乡之间，城镇居民经济波动福利损失明显小于农村居民。

直接原因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波动幅度较大。

从表面上看，通过众多媒体宣传，人们似乎感到市场化改革给城镇居民带来了许多风险，农村居民风险相对较小。

其实不然，绝大多数农村居民，不仅承受市场风险，同时还要直接承担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

进城“农民工”表面上看似乎是农村居民向往城市生活，实质上是农村生活的艰难与窘迫，大多数人进城也是无奈之举。

由此看来，政府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完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也可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使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市民”，大幅度降低农村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来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计算的就业波动福利效应结果要谨慎对待。

这里使用的是代表性个体模型，就业波动反映在劳动时间上。

事实上，劳动市场上的个体差异对就业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们不能忽略这一因素。

在理论层面，研究人员更多的是分析失业存在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在现实中，由于绝大多数人是靠劳动获得收入而求得生存，所以说就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分析忽略了这些因素，结论自然会有一定局限性。

　　五、主要结论

　　综合上述讨论，本文主要结论可总结如下：

从随机冲击对消费路径的影响角度，可以把波动福利影响区分为风险效应、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就业波动不仅会产生风险效应，也会产生水平效应。

在中国，从全国角度和从城乡居民角度分析，消费波动特征具有明显差异。

从全国角度，居民消费波动幅度改革以后有所提高。

但从城乡角度，城乡居民消费波动幅度均有所下降。

二者形成鲜明对比。

城乡之间，农村居民的波动福利效应明显大于城镇居民的波动福利效应。

　　本文的主要不足有：

一是对劳动波动的考察使用的是代表性个体模型，就业波动只反映在劳动时间变化。

事实上，现实中劳动市场的研究重点是失业问题。

个体的异质性差异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代表性个体模型是无法反映这一点的，因此对就业波动潜在的严重福利影响必然估计不足。

二是没有考虑投资波动的福利影响。

自然也难以直接看出宏观经济政策在稳定经济运行方面的积极作用。

下一步可考虑在一个同时包含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模型中克服以上缺陷，更深入地分析中国经济波动福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