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时期反体制性公共领域的形成与苏联政治文化转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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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时期反体制性公共领域的形成与苏联政治文化转型
戈尔巴乔夫时期反体制性公共领域的形成与苏联政治文化转型
王鹏
摘要：
苏联改革时期形成的独立于国家控制的公共领域，直接导源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
戈尔巴乔夫通过“公开性”，从构建公共讨论空间着手，引入社会批判机制，发展舆论多元化，直至允许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社团网络、政党的出现等，在个人、社会与国家间建构了一种新的交往关系，形成了具有批判功能的反体制的公共领域，它一方面解构了苏联政治制度赖以存续的政治文化基本成分，另一方面，新的政治文化开始浮现出来，进而引发了苏联政治文化的根本性转型，苏共政权出现合法性危机。
关键词：
公开性；公共领域；政治文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
D1；D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5574（（2011）01-0040-09
作者简介：
王鹏，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苏联、俄罗斯政治与经济（上海200092）。
一、公开性与反体制性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特征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是透过非直接隶属于国家的媒体或政治中立的媒体进行分散讨论的空间。
在这个领域中，整个社会通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进行辩论，产生社会舆论，进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沟通，公众自由地集会、结社，实施集体行为。
苏联改革时期形成的独立于国家控制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直接导源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
戈尔巴乔夫通过“公开性”，从构建公共讨论空间着手，引入社会批判机制，发展舆论多元化，直至允许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社团网络、政党的出现等，在个人、社会与国家间建构了一种新的交往关系，形成了具有批判功能的反体制的公共领域。
1·引入社会批判机制，强调新闻舆论批评无禁区。
1986年4月8日，在会见陶里亚蒂市劳动者时，戈尔巴乔夫说，“对我们来说，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一时的运动，更不是为了好玩。
一切妨碍前进和妨碍加速发展的现象都应该遭到批评。
”[1]到了1987年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不受批评和监督的某种‘禁区’正在变成过去”，“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2]。
在戈氏“批评无禁区”的倡导下，被压制已久的苏联公共领域中的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开始了对现政权报复性的揭露和批判，主要从揭露体制弊端入手，向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消极现象和停滞现象开火，从领导系统中的官僚主义、唯意志论、因循守旧以及种种社会不公现象如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到以前被视为“禁区”的社会问题如青少年吸毒、黑市交易等，都有报道。
几乎各种报刊都开始设置批评性的专栏，如“读者论坛”、“人民监督”、“读者—报纸”、“读者来信中的评论”、“批评之后”等等。
报刊上的批评性文章也日益增加，并在人们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
1987年，发行量达1千万份的《消息报》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发现阅读报刊批评文章的读者由原来的31%增至48%，而且多数家庭和劳动集体对批评文章普遍地进行了议论。
这说明，批评文章对千百万人产生了影响，对社会舆论的形成作用甚大。
2·以立法的形式保障社会舆论多元化。
1987年7月14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舆论工具和创作协会的领导人时首次使用了“多元论”这一术语。
他说，“让我们的言论多样化一些吧，让全社会都参加，让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刊物。
”同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十月革命与改革：
革命障碍继续》报告中强调要实行“社会舆论多元化”。
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闻出版法》，第一条就宣布“新闻自由”，“舆论不受检查”，公民有“以任何形式，包括通过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发表意见和见解，寻找、选择、获得和传播信息的权利”。
该法强调“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3]。
这就使社会舆论多元化有了法律制度上的保证。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导入社会舆论多元化的初衷，只是为了加强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使苏联人民提高公民情感和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话，那么，实际上也正是通过社会舆论、社会辩论，苏联公共领域反体制的政治功能才得以发挥得淋漓尽致。
因为社会舆论的多元主义一经启动，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舆论、社会辩论便汇成了一股否定性批判苏联现实制度的强大洪流，多元主义实际上弱化了苏联官方政治语言，加速了制度的非稳定化。
尤其是1988年二月全会后，戈尔巴乔夫开始用“异化论”来斥责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社会舆论的多元主义由此开始在“人道主义”旗帜下进行。
当然，社会公众舆论、社会辩论对于苏联制度除了破坏性外，是没有多少建设性作用的。
3·培育公民社会，允许独立于政府权力控制的非正式组织、政党存在。
西方多数学者把多元主义下在苏联出现的独立于政府权力控制的非正式组织、政党视为苏联的“公民社会”，但“公民社会”的思路其实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论式，它强调国家与社会的界分，突出国家与社会的张力。
戈尔巴乔夫也遵循了这一思路，把社会置于国家的对立面。
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
“在某一个时期，由于十月革命胜利而形成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的变形……现在我们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那种体制……已形成的政治制度的严重缺点在于社会生活的过分国家化”。
由此，戈尔巴乔夫强调，要“自由形成和表现各阶级与社会团体的利益与意志，由他们商定和实现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4]。
此后，戈尔巴乔夫公开诉诸“异化论”来表达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把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置于“极权主义”语境来表述，认为在“专横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行政命令的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极权社会主义”、“兵营社会主义”下，人被当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因此，必须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抛弃社会生活的全面国家化，抛弃导致横行霸道和无法无天、允许不受制裁地滥用职权和享受不应得特权的一切东西”，“消除人同生产资料、政权和文化的异化”；“处于中心地位的是人。
国家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相反”[5]。
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对抗关系在苏共28大文件中得到集中表述，斯大林主义从30年代起建立的政治经济制度被说成是“专横官僚主义体制”、“极权官僚模式的社会主义”，它导致政治上的个人迷信、专横独裁，经济上停滞，思想上僵化，形成了一套对社会发展的阻碍机制，使国家陷入危机。
为此，必须“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建设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
基于对苏联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对立、对抗的认知与判断，苏联开始允许出现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及社团组织。
早在1986、1987年，非正式组织和协会在俄罗斯共和国的许多城市就开始形成。
起初，它们主要是关注一些地方问题，随着政治意识的高涨，到1988年春天，这些组织、协会开始公开从事政治活动[6]。
到1990年，苏联约有两千至三千个非正式团体和联合组织，总人数达两千万至两千五百万人。
这些非正式团体和联合组织可以分成三种基本形式：
（1）人民阵线；
（2）俱乐部、联合组织、协会、团体；（3）政党及政党型的联合组织。
按政治或社会特征又可将它们分成各种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古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生态的、宗教的等等类型[7]。
在1988年春夏，以城市为基础的非正式组织开始与其他城市里同他们政治观点相似的组织建立联系，在此基础上，联盟建立和政治分化的过程开始了。
这些组织、团体、政党的主流是要求自由、民主。
他们的目标是沿着民主化道路加快改革步伐，在苏联建立法制国家，使一个为人民负责的政府制度化，把政治权力转移到多党自由竞争的苏维埃，瓦解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瓦解官员任命制度及所有的斯大林主义残余[8]。
哈贝马斯在阐述西方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时说：
“政治公共领域，至少由两个相互过程交织在一起：
其一，通过交往产生的合理权力；其二，操纵性的传媒力量，它创造大众忠诚、需求和‘顺从’，用来对抗体制命令。
”[9]类似于这种反体制、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公共领域在苏联一旦形成，经由构筑于苏联国家控制之外的“公民社会”，集结了对抗国家的政治力量，完成了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的结合，从而也便意味着公共领域可对苏联国家权威进行挑战、对抗。
对此，西方有学者指出：
“公民社会通过提供不受政府干预的公民独立活动的空间有助于侵蚀极权结构，成熟于公民社会中的政党、运动构筑了后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
”[10]
二、反体制性公共领域与苏联政治文化的转型
戈尔巴乔夫时期反体制性政治公共领域形成后，一方面解构了苏联政治制度赖以存续的政治文化基本成分，另一方面，新的政治文化开始浮现出来。
1·政治信仰危机的出现。
在公共领域倡导和宣扬人道主义，重新解释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理念遭到扭曲、抛弃。
具体表现为：
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
认为马克思主义忽视了人，要确立“人是万事万物的尺度”，“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后归宿”；认为现实中，“在极权的‘集体主义’社会中，每个人是无足轻重的，体制对个人的命运是毫不关心的。
它所关注的是超人类的、非人性的东西……只有改变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结构，才能医治社会弊病”[11]。
二是以抽象的理性尤其是道德标准评判历史、政治、社会发展，把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实践说成是一场“罪恶”的历史与“罪恶”的实践。
“政论家们，似乎对过去和现在的评价毫不吝啬。
其评价尺度是文明的全人类的价值。
结果十月革命的历史在他们的镜子里成为善与恶的斗争，这场斗争以恶的力量取胜而告终。
政论家用道德尺度把一切挨个衡量下来，结果一切都是罪恶。
我们承认道德法庭的不可避免性，但如果用美好的、人类道德的尺度来衡量我们有罪的世界，那我们什么新东西都无法知道，除了那条普遍真理：
人是有罪的，世界置身于邪恶之中。
”[12]最后，社会主义思想成了与自由主义相等同的东西。
1990年2月10日，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瓦·麦德维杰夫在《真理报》上撰文说：
“按我们的理解，社会主义思想，这首先是最广义上的自由思想——改革的哲学核心、改革的出发点和意义是人、个性、个体。
”[13]苏共28大则明确表示：
党认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是实际上使人处于社会发展中心，保证使人具备应有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保证社会公正、政治自由以及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精神解放的可能性。
这其实在表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符人性”，这样做，除了鼓励个人主义、反对现存制度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2·政治象征的破坏与抛弃。
公开性年代，对各种政治象征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
以象征着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历史人物、事件命名的城市、街道，到1990年，又一次出现了改名高潮。
尽管这些命名多少是个人崇拜的产物，但改名还是反映了政治气候的变化。
就已公布的情况看，这次改名绝大多数是恢复了沙俄时代的旧称，像卡马河畔切尔内这样的新兴城市则是恢复了初建时期的旧称，非俄罗斯地区的城市则把沙俄与苏联时期的改名一概抛弃，恢复属俄以前的传统名称。
国家奠基人列宁和其他社会政治活动家的纪念碑、十月革命纪念建筑物、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纪念碑以及与苏联国家历史有关的其他纪念碑，卫国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墓，甚至是苏联国徽、国旗和国歌都不断受到嘲弄和凌辱。
1990年10月13日，戈尔巴乔夫发布命令，要求制止拆除列宁纪念碑和“粗暴凌辱与国家历史有关的纪念碑”，由此，我们能够看到公开性年代苏联政治象征被破坏、抛弃的程度与严重性。
3·政治信任危机的出现。
随着改革的失利，普通党员和群众乃至一般机关干部越来越不相信苏共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1989年末，一项由苏共控制的研究机构进行的全国性民意调查显示，几乎三分之二的公众对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地方党组织和官员持批评观点。
另一项令人惊讶的全国性调查显示，大约五分之三的党员认为一般的党政干部平庸无能、毫无作用[14]。
博尔金回忆说，在苏联体制内部“党的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越来越不把政治局、中央书记处、苏联部长会议的权威放在眼里……这部运转了几十年的社会管理机器还在不停地工作，和以前一样通过决议和决定，但党和经济机关工作人员对制定的措施已经没有信心了”[15]。
到1991年夏天，人们不相信苏共有可靠的计划来解决棘手的经济、政治、民族等问题。
人们对未来充满悲观情绪，只有2%的人认为将来会有“重大改善”，18%的人认为会有“某些改观”，27%的人预期将来会变得更糟，36%的人认为情势会越来越糟。
在1990年，戈尔巴乔夫作为总统、总书记的支持率从69%下降到12%，到1991年底，戈的支持率只有4%。
“8·19”事件后，对苏共的支持率只有2·3%，大部分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下的苏联政府是“世界上最无耻的政府”，对马列主义的支持率下降到2%[16]。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改革过程中退党人数不断增多。
据苏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88年退党人数为1·8万，1989年为14万，1990年6月退党人数达到了37万，当时不仅许多非党员而且许多党员也表现出了对苏共的疏远与不信任[17]。
由于苏联政治制度运作有赖于苏联共产党领导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机结合，而共产党、马列主义威信下降到最低点，足以证明苏共政权合法性危机已到了难以克服的程度。
正如苏联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言：
“1991年反对苏共的任何一个命令都没有引起任何保卫苏共的运动，没有任何集会、游行、罢工来捍卫被禁止的共产党。
”那是因为苏联改革时期产生了合法性危机，并且使“苏共威信和权威扫地”[18]。
合法性在信仰体系中阐释了社会对国家权威服从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因此，不论社会是处于变革时期还是处于制度稳定时期，一个党、一个国家都应该善加利用、维护及培育其政权的合法性。
三、政治文化转型与苏联政权合法性危机
由于公众意见是一个特定社会里政治文化状态的基本显示器，因而通过民意测验，则可发现公众进入政治领域的态度，或发现那些使他们远离政治领域的态度。
运用民意测验方法能够检验一定时期政治文化的分布状态。
美国政治学者伊斯顿指出，对政治体系的支持是公众不断表现合法感最为有效的手段。
他认为，最稳定的支持来源于成员相信、承认并服从当局，遵奉政权的程序与规则并认为它们是正确的和适当的，与自己在政治领域的道义原则和是非感是并行不悖的。
由此，我们可以透过公众对政治共同体、政权、领袖人物的支持度来衡量一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相应地，我们也可以用“非支持度”来检验一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危机。
对苏共政权合法性危机的产生及其程度，我们可以在苏联改革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得到检验。
尤其是，从民众是否拥护国家目标，是否信赖与支持国家制度，从对政治领袖的情感及对政府行为及其成就的评价中，可以检验到苏联改革时期合法性危机的产生及其程度。
1990年7月，美国一些著名的政治学、社会学者曾对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三个共和国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
其中一个内容是检验公众对体制的反应：
支持还是疏离（supportoralienation）。
通过考察公众对苏联领导人、共产党、最高苏维埃、军队、多党制等的反应发现，苏共政权不但发生了合法性危机，而且还普遍存在公众对苏联制度的离异感，而对类似西方民主制度及政治行为，公众则更多地表示了支持（见表1）[19]。
表1：
对体制的反应：
支持或疏离（%）
总数
俄罗斯共和国
乌克兰共和国
立陶宛共和国
1·对苏联领导人的信任
总是或大部分时间
28.0
25.7
33.3
13.7
偶而
52.6
54.5
49.0
50.9
从来不*
12.6
13.7
9.2
31.9
其它
6.8
6.1
8.4
3.5
2·领导人从不关心群众
同意
71.8
72.7
69.1
85.4
不置可否
15.0
16.1
13.2
9.6
不同意
6.2
6.0
6.9
2.2
其它
7.1
5.2
10.8
2.8
3·对苏共的评价
消极
46.5
46.4
44.4
79.3
一般
23.9
24.3
24.1
10.6
积极
24.0
24.3
24.7
7.7
其它
5.6
5.1
6.9
2.4
4·对最高苏维埃的评价
消极
29.2
30.0
25.3
63.2
一般
31.6
34.1
27.4
23.1
积极
30.5
26.6
39.3
8.5
其它
8.7
9.3
8.0
5.2
5·对苏联军队的评价
消极
30.3
28.4
30.6
78.5
一般
23.6
23.8
24.3
10.1
积极
38.4
39.9
37.5
9.4
其它
7.7
8.0
7.6
2.0
6·多党制对苏联有利
同意
52.9
52.5
53.7
55.0
不置可否
16.0
17.8
12.3
22.0
不同意
18.7
20.0
16.7
12.4
其它
12.4
9.8
17.3
10.6
7·有秩序的社会比自由游行更重要
同意
54.3
54.1
57.2
21.6
不置可否
20.2
20.9
19.0
17.0
不同意*
18.6
19.2
15.1
51.9
其它
6.9
5.8
8.7
9.6
苏联公众对领导人缺乏信任与支持的同时，对传统的制度和机构也表现出强烈的信任危机。
同是这次民意调查，其中有一项要求受众为不同的制度、机构打分（1-5分），5分代表“态度最积极”，1分表示“态度最不积极”。
如表2所示，共产党、最高苏维埃、军队等苏联制度中的重要机关，得分均在1-2分之间，公众对它们的信任度由此可见一斑；相反，对那些替代性的新制度或组织如多党制、民主俄罗斯、跨地区议员团等，总体上说，公众的积极态度大于消极态度，对其信任度高于对苏联原制度的信任度[20]。
据苏联各种民意调查的结果，对苏联共产党能否领导改革取得成功这一问题，持怀疑态度的占大多数，而且“人们对领导者越来越不尊敬，出现许多政治笑话、讽刺小品、漫画”[21]。
苏共28大后，《西伯利亚报》就苏共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进行了一项调查，被调查者中只有27%的人表示，“如果再有一次生命会加入苏共。
”在对苏共提交的28大纲领草案的态度上，79%的工人、76%的专家和71%的中层干部“完全不拥护”[22]。
这些民意调查表明：
改革时期随着苏联政治文化的转变，苏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日益凸现。
就节约统治成本而言，利用合法性来统治无疑是最合算的。
合法性在信仰体系中阐释了社会对国家权威服从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因此不论社会是处于变革时期还是处于制度稳定时期，一个党、一个国家都应该善加利用、维护及培育其政权的合法性。
因为“从长远的观点看，正是这种政权的合法性有助于承受官方和个人因对实际情况的见解上的差异所引起的紧张和不稳，有助于经受物质短缺、生活贫困、愿望落空和政治秩序上的缺陷”[23]。
表2：
对新旧制度的评价
其实，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合法性危机的产生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即便是“稳定的”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国家，也出现过三次大的合法性危机。
由于合法性对于制度的稳定只是其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此合法性危机发生后，对政权的生存是否构成致命的威胁，则取决于政治精英对合法性危机的反映。
因为他们的态度、信仰和领导能力是决定能否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人民大众的作用。
只有在相当极端的环境下（如出现军事威胁或突然发生经济危机），民众的态度才会成为具有影响的因素。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精英如何回应来自下面的这些压力，仍是决定体制生存还是体制崩溃的关键性因素。
因此，维持制度稳定或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先决条件是政治精英（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团结及其凝聚力。
由此可见，政权在政治精英中的合法化程度将是缓解合法性危机的决定性因素。
可惜的是，苏联改革时期的合法性危机是党的最高权威的丧失，后来迅速导致整个苏联领导结构垮台。
也就是说，苏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首先是执政党否定、抛弃苏联现存制度的正当性、合理性。
由于高层领导人之间政治共识日渐减少，并分裂成各种力量、派系，造成苏联政治生活中党内有派、党外有党的境况。
高层领导的分裂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进而把政权在人民中的合法性危机与不支持转化成公开对抗苏联制度的斗争。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早在60年代末，耶鲁大学的弗雷德里克·巴洪教授就断言：
若要在苏联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性变革，必须具备三个先决条件：
首先必须是领导层发生分裂或由于优柔寡断而瘫痪；其次，必须是领导人在人民中的威信丧失殆尽；第三，必须有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派……并在政治上采取有效的行动[24]。
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真被其言中。
20年后的苏联正是由于大多数政治精英尤其是领导干部不再认同、服从现存政权，疏远并抛弃现存制度，领导层也因此分裂，并在合法性危机中丧失威信和权威。
由于苏联改革时期的合法性危机无以疏解，最终使苏联在政治反对派的攻击下崩溃瓦解。
（责任编辑：
黄登学）
注释：
[1]《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1984-1986年），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3页。
[2]《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6-1987·6），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
[3]黄宏、纪玉祥主编：
《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5页。
[4]黄宏、纪玉祥主编：
《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6页。
[5]黄宏、纪玉祥主编：
《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290页。
[6]VladimirBrovkin，“RevolutionFromBelow：
InformalPoliticalAssociationsInRussia1988-1989”，SovietStudiesVol·42，No·2，April1994·
[7]赵泓编：
《苏报批露“社会运动”概况》，载《苏联东欧情况简报》（内参）1990年第4期。
[8]VladimirBrovkin，“RevolutionFromBelow：
InformalPoliticalAssociationsInRussia1988-1989”，SovietStudiesVol·42，No·2，April1994·
[9][德]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10]CarolR·SaivetzAnthonyJones，InSearchofPluralism，WestviewPress，1994，p17·
[11][俄]阿·亚·索布恰克：
《苏联政局演变中的一次重要转折》，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12]房筱琴：
《革命的神话》，载《今日苏联东欧》1990年第6期。
[13]黄宏、纪玉祥主编：
《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页。
[14]DragnichRasmussenMoses，MajorEuropeanGovernments（EighthEdition），Brooks/ColePublishingCompany，1991，p620·
[15][俄]瓦·博尔金：
《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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