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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一百年来，中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为政治上充满活力，经济上繁荣发展，日益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做出贡献的社会主义强国。
而一百年前的中国，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外患频仍、内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社会动荡不安。
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封建帝制，打开了进步的闸门，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辛亥革命是划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而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在辛亥百年之际，怎样看待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如何评价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如何评说辛亥革命的功过是非，看起来像是老问题，实际上却是新问题。
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告别革命”论的影响，有人公开否认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贬低辛亥革命的重大功绩，认为辛亥革命是“改朝换代”，是“假革命”。
今天，我重点讲四个问题：
一是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为什么要进行反清革命，说明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二是孙中山怎样领导了这场新式民主革命，进而说明辛亥革命之新在何处；三是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四是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问题，说明孙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最后讲一讲纪念辛亥革命与两岸增进互信。
一、孙中山为什么要进行反清革命？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用现代革命方式进行反清革命的先觉者和先驱者。
他摈弃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上书、请愿方式，又超越了局囿于皇权主义的农民战争，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封建帝制，“为以后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回望历史结论只有一个：
反清革命是必然的、革命是为了建设。
（一）革命是客观必然的
从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七十年历史，是一部古老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冲开国门，倍受欺凌、丧权辱国的灾难史，也是一部中国人艰难探索救亡振兴道路的变革史。
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不甘沦落的中国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变革图强，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
首先，局囿于皇权主义的农民起义没有出路。
从1850年到1893年，仅仅会党发动的大规模起义，就有30多次。
其中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最为浩大。
历时14年，影响力遍及半个中国。
然而，这些农民起义最后都归于失败。
其次，洋务运动不可能富国强兵。
屈辱的《北京条约》签订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中央和地方官员企图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实现自强，发起了洋务运动。
他们在中国建起了第一批机器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钢铁厂和煤矿、铁矿场，创办了第一家轮船公司，铺设了第一条铁路，架设了第一条电线，建立了第一支海军舰队，开设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欧学生，翻译了第一批科技书籍，出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代科技人才，造就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产生了第一批从地主、官僚、买办商人转化来的近代民族资产阶级。
但由于政治制度的腐败和军事体制的混乱，大清帝国还是被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打败了。
可悲的是，“天朝上国”惨败给一向臣服自己的东邻岛国，竟然丝毫没有影响慈禧太后的心情，甲午年她的六十寿辰庆典整整耗去700万两白银！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夭折，也暴露出统治者的腐败与无可救药。
再次，甲午战败后兴起的维新派的上书、请愿，同样求不来政治的改良。
在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底层知识分子的鼓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自这一天开始。
但是光绪所要推行的新政，无论是裁汰冗员、废八股，还是开学堂、练新军，没有哪一项被执行，反而触怒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
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幽禁光绪、通缉康梁、废除新政。
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
百日维新被扼杀的事实，使清政府失去知识精英的支持。
有识之士意识到，依靠腐败、顽固的清政府是不可能推进中国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更难以挽救民族危亡。
“六君子”淋漓的鲜血使大批有识之士醒悟，随后的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他们最终抛弃了幻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由此可见，革命是客观时势所逼！
此时的中国处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中。
山河破碎，国势危亟，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处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
亡国灭种的威胁，像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
而当时统治着中国的清政府，不仅是封建势力的顽固堡垒，并且已变成“洋人的朝廷”。
煌煌上谕中公然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民众的爱国行动却一味严厉地镇压。
这个反动政府的卖国和腐败，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
人们实在忍无可忍，再也不能对其抱有希望了。
正是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和步步紧逼；封建帝制对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无能为力和日益成为民族复兴的巨大障碍，才使得中国的革命成为必然。
中国的民主革命从孙中山开始。
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虽说孙中山具有明确的反清革命思想是很早的，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并不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
1894年的孙中山，思想上还很摇摆，处于革命与改良的十字路口。
他一方面鼓吹革命，并开始准备着手从事革命工作；但另一方面还想尝试，通过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
用他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这个主张显然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主张。
遗憾的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
此时中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李鸿章在芦台督师，得到孙中山的上书后，只是随便地说了句：
“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
”孙中山非常失望，由此放弃对清政府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
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
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
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
”他在入会的秘密誓辞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
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
从此，孙中山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
（二）革命是为了建设
对于孙中山的革命人生，有人提出异议，说孙中山是只会革命，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
有人以所谓现代化史观，把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对立起来，根本否定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正当性，进而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
在此，有必要对这种错误的观念加以澄清，说明革命的必然性、正当性及其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近代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经过革命手段来实现的；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需要通过长期的建设才能实现。
前一项任务是为后一项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孙中山本人曾经讲过：
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
孙中山何尝不想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他当然知道这样付出的代价和破坏会少些，但通过上书李鸿章，孙中山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意识到不推翻这样腐败的政府，是难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
因此，革命目的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进行一场民主革命。
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不允许你慢慢来的情况下，孙中山才断然决然地起来革命。
因此，革命党人走上革命道路是被迫无奈的，孙中山如此，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等大批知识精英又何尝不是如此？
他们都是鉴于清政府之腐败无能而被迫以革命的方式挽救中国危亡的。
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孙中山对胡汉民说过几句很重要的话：
“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孙中山一度认为，现在革命成功了，应该可以进行和平建设了。
他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许多设想都是在民国初年搞的。
他与袁世凯说会谈时说，希望你当了大总统，十年之内可以练十万兵；我在十年之内能够造出二十万里铁路。
说明此时孙中山是真想搞现代化建设的。
但严酷的现实是，正在他在日本考察铁路的时候，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
这样，孙中山意识到修铁路、搞实业的民生计划不可能实现，原来现代化建设的设想也难以做到，就被迫回国发动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要做皇帝，他又组织中华革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
等到袁世凯死了，他就把中华革命军解散了。
当时有人不赞同他的这种做法，说还有北洋军阀专横，不要急着把军队解散。
孙中山回答：
当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要背叛共和的时候，我们不能保持军队。
这样，他就把军队解散了，他并不是迷信武力，更不是对革命有什么特殊嗜好。
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的时候，他又发动护法运动，维护共和制度。
可见，只要和平还有希望能够做到的时候，孙中山就力求和平。
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从事革命斗争
三、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大清皇朝的覆灭。
民族平等，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呼声在中华大地回荡。
空前的民主气象，竞办实业的浪潮，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局面。
国体改变了，政体改变了，民主共和的理想就要实现了；辫子剪掉了，服饰改换了；龙旗扔掉了，五色旗飘起来了。
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然而大盗窃国，帝制复辟，中国陷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有识之士仍在黑暗中摸索。
人们不禁要问：
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辛亥革命有着怎样的功绩？
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
对此应该具体分析。
（一）辛亥革命有着怎样的功绩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和经济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了。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首先仿照美国的共和制度，确立了总统制，成立了临时参议院，并着手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1912年3月11日，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正式宪法制定前的国家根本大法。
《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
《临时约法》根据美国、法国的“三全分立”、“代议政治”原则为指导，规定了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的各自的权限，确立了“责任内阁”制。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
它彻底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民主共和体制，为使中国从封建专制政体转轨到近代民主共和政体作了法律上的保障。
大总统、国会、宪法，这三者是民主共和国的象征。
辛亥革命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建立起了近代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毅然决然地将中国纳入到民主共和的轨道上来。
为了将中国逐步引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短短三个多月中，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进行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变革。
孙中山不愧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民主共和政体的创建者、经济现代化的强力推进者和社会风俗的积极变革者。
“自由尽是新风尚”，这是对民国初年中国社会习俗改良的最好的概括。
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跪拜，禁止贩卖人口，倡女权，易服饰，倡导自由婚姻等等，成为一股时代性的社会潮流。
随着封建帝制的废除，附生于封建帝制的种种丑恶制度也被次第扫除，例如世袭制度、太监制度、包衣制度等等。
所以，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实际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的确使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面貌为之一新。
（二）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
针对有人贬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只不过赶跑了一个皇帝”，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在1941年时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这并不为怪，因为他们体会不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过去皇帝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如今皇帝都可以打倒，那么有什么陈旧的腐败的东西不能丢掉呢？
《临时约法》破天荒第一次明确宣布：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普通老百姓从历来的“子民”、“臣民”、“蚁民”，一下子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它在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巨大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
辛亥革命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中国革命打开了通道。
这种不朽的业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辛亥革命以民国取代帝国，诚然来得过于急骤，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政治组织上都缺乏充分的准备，但却是合乎世界政治现代化运动的主流和方向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相沿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近代民主共和制度，使民主主义成了正统，而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正如梁启超所云：
“任凭你象尧舜那样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样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样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
”这无疑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质的飞跃。
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辛亥革命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一方面结束了中国的传统社会，另一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后一个方面的意义越来越显得突出。
由于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毕竟是前无古人的盛事伟业，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凭借，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极其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辛亥革命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意图每每严重背离，虽然不能说它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丧失了一次重要的机会，但毕竟由于其实践的客观效果不佳而给20世纪的中国投下了许多阴影，从而使人们有理由怀疑，资产阶级的共和革命是否符合中国国情？
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中国是否有其发展前途？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当时是否必然要推翻帝制？
然而，怀疑归怀疑，只要略加考察辛亥以后民主共和制度被一步步破坏的历史，就会发现问题的真正所在。
自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民国政坛上风云不断。
客观地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的中华民国共和政体，对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来说，还是具有很大的制约力，特别是《临时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及同盟会在责任内阁中掌握实权的格局，多少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
这当然是力谋专制统治的袁世凯所不愿接受的。
这样，在辛亥以后，革命民主势力与封建专制历史便围绕着独裁与民主、专制与共和、复辟与反复辟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1913年3月，袁世凯采取卑鄙的手段，派人暗杀了宋教仁，孙中山动员革命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以维护民主共和政体。
然而，由于革命党的涣散，二次革命失败，共和势力遭到重创。
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强令第一届国会选举自己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随后，他设立御用机关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废除了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了充满独裁专制色彩的《中华民国约法》。
1914年12月，他颁布了《总统选举法》，规定：
总统任期为10年，可连选连任终身；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
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做终身的总统，而且还可以传之子孙。
至此，辛亥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制度完全被破坏，只剩下“中华民国”这块空招牌。
就是这样一块空招牌，袁世凯也力图将它最后砸碎。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发表接受皇帝位电令，次日接受百官朝贺，12月31日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当上了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
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被袁世凯彻底践踏了。
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挫折呢？
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逻辑。
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
它包括民主思想的大规模传播和民主主义革命行动的急风暴雨似的推行。
民主思想的大规模传播，为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舆论动员作用；而民主主义革命的实现，使全国的老百姓受到了一次极其难得的民主主义的实际教育和洗礼。
人们逐渐懂得了以往认为天经地义的皇帝的专制统治，是要不得的，是可以推翻的，是可以用民主的方式来代替的。
这种民主的方式，主要是一种资产阶级参与统治的方式，是较之已往的封建专制更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统治方式，对于近代中国所经历的那种深刻的社会危机和国家存在的危机来说，它又是一种救国方式，是一种可能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方式。
正因如此，推翻封建专制，推翻皇帝统治，这种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对中国一般人的民主教育，是比较深刻和直观的。
辛亥革命的意义就在于：
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
经受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洗礼的人们，自然不会容忍袁世凯如此背叛共和与复辟帝制。
袁氏称帝，激起全国民众愤慨。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孙中山也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为重建民国而斗争。
仅仅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便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愤而死。
袁世凯窃据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成果，居于统治的颠峰，掌握着庞大的军事机器，控制了从中央到各省的政权，其统治权威，实际上比前清皇帝还要厉害。
但是，他要从共和倒退到帝制，很快就失败了。
袁世凯反对民主、背叛共和失败得那么惨那么快，原因何在？
这显然是辛亥革命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普及了民主知识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没有失败。
历史发展尽管不是那么径情直遂，但历史发展按照一定规律朝着某种不变的方向前进，又是不能改变的。
袁世凯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这个历史发展的真理！
四、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及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
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近代以来被纪念最多的一位革命伟人。
今天回望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它究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遗产？
有哪些现代性的启示？
我认为，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以及孙中山的伟大旗帜，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而孙中山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主张，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的理念，孙中山以实业化为中心，以民主政治为杠杆，以科学、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为必要条件，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蓝图设计，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考和借鉴。
其中具有突出现实意义的有二项：
一是民族平等和国家统一思想；二是关注民生幸福、实现国家富强的理念。
（一）民族平等思想
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成为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孙中山强调：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
”他认为，在满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下，中国民众处于“双重奴隶”的境地，既是满清封建统治者的奴隶，同时又是外国列强的奴隶，推翻满清专制统治，是中国人民谋求自由平等的第一步。
他说：
“我们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使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不做外国人的奴隶。
我们现在要脱离奴隶的地位，就应该赶掉外国来的满人，推翻满清二百年来的专制统治，恢复我汉室的山河，再把国家变强盛，那时自然可以和外国讲平等了。
”很显然，孙中山倡导革命反清，既是为了谋求去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也是为了去除中华民族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在革命反清口号的背后，正体现了孙中山对民族平等的执着的追求。
辛亥革命爆发后，鉴于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满清封建王朝被推翻，孙中山转而从正面阐述民族平等思想，代之以提倡“五族共和”，强调各民族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都应享有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
1912年1月，他在致蒙古王公电中明确宣布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
”在宣传民族平等的同时，他还号召汉、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加强民族团结。
对此，他在当时有过很多次演讲。
如1912年9月3日，他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呼吁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相爱如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
同月17日，他在北京广济寺与旗人的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表示：
“凡我国民，均应互相团结，以致共和政治于完善之域；人人之志愿，均应为人民求幸福，为国家求独立，而国家乃进于强盛，共和之目的乃可达到。
”
（二）国家统一思想
中国不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还是一个酷爱统一的国家。
历史上，中华民族虽然也出现过分裂的局面，但分裂并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
孙中山自始至终将谋求国家的统一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
早在1903年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他就对列强提出的分割中国的论调作了批驳，指出“分割论”违背了中国的历史和民情，是不可行的。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首先将致力国家的统一作为中华民国的立国方针，并把国家的统一具体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
辛亥革命以后，面对军阀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孙中山更加强调统一的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力量”。
统一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希望：
“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
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苦。
”
孙中山对国家统一思想所作的阐述和他为谋求国家统一所作的努力，体现了一代伟人的宏伟的政治家气魄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
台湾与祖国大陆已经分离了数十年，这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和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根本利益。
重温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以孙中山爱国统一思想为纽带，团结和推动海内外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共同努力，对于促进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最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关注民生幸福、实现国家富强的理念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思想遗产，当数他重点阐释的民生主义。
关注民生幸福，追求社会进步，实现国家富强，是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颁布了《临时约法》，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经实现了，下一步应该着力于民生主义。
他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全力倡导民生主义，认为“民国巩固”要靠“振兴实业”，热衷于民生主义的实践，从事社会革命，专务现代化建设。
发展生产力应该从哪里着手？
他认为关键在于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
故他自告奋勇要当全国铁路督办，想在十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
孙中山敏感地意识到，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之下，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避免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压制人民群众，办法在哪里？
只要实行以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政策，就能够避免出现大资本家，就能防止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就能防止资本家专制。
民生主义的出发点，是防止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反对大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民生主义的归结点，是社会和平协调发展，永远消弭劳资间的阶级斗争。
他认为，实行民生主义，经济生活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就能保证中国永远不再革命。
因此，在社会发展目标上，孙中山公开声称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不相冲突，而且是好朋友。
孙中山民生主义中有一些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近的东西，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借鉴意义。
孙中山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关于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思想，关于缩小贫富差别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劳资关系的思想，关于全社会和平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明确体现了重视民生、福利民生、和谐社会的旨趣，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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