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兼谈明代科举考试的两个问题张献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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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兼谈明代科举考试的两个问题张献忠

　　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兼谈明代科举考试的两个问题

　　张献忠

　　内容提要：

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和商业出版都特别发达。

适应市场的需求，书坊刊刻了大量科举考试用书，很多著名文人成为科举考试用书的作者，袁黄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编纂了至少十余部科举考试用书，这些书深受市场欢迎，在士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本文拟就袁黄编纂的、且在当时已经出版过的科举考试用书进行考证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明代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和二三场在整个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关键词：

袁黄举业用书科举考试指导思想二三场

　　一、明代科举考试用出版情况简述

　　广义上的科举考试用书包括各类经史图书，但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由于科举考试日趋规范化和程式化，大部分读书人考试的目的性更加明确，于是乎不再潜心钻研经书大义，而是转向揣摩时文和答题技巧。

本文所说的科举考试用书是狭义的，主要是指科举考试范文和作文技法之类的参考书；另外，明代中叶以后，为了满足士人应考的需要，出现了一大批以考试为导向的阐释四书五经和历史的著作，这类图书虽然也有一定的研究性，但其主旨却是为应考者答疑解惑，因此也属于狭义的科举考试用书的范畴。

　　1（明）郎瑛：

《七修类稿》卷上。

　　2雍正《山西县志》卷一百三十四。

　　3同上。

　　4（明）谢铎《奏修明教化事》，黄训编《名臣经济录》卷二十六；另参见《明孝宗实录》卷四十七。

　　5（明）黄佐《南雍志》卷四。

　　早在成化、弘治年间，科举考试用书就开始大量刊刻和流通，其中以《京华日抄》的刊行为标志。

明代杭州著名的藏书家郎瑛在其笔记《七修类稿》中说：

“成化以前，世无刻本时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刊提学考卷也。

”1《山西县志》也记载说成化年间“举业者多记《京华日钞》”2。

由此可见，《京华日抄》刊刻后，深受士子们欢迎，同类的书也随之大量刊刻，以致引起了一些士大夫的恐慌。

成化年间山西闻喜县举人赵仲辉就“奏请禁绝”《京华日抄》3，弘治四年（1491）正月，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谢铎就在给明孝宗的奏疏中说：

“今之所谓科举者，虽可以得豪杰非常之士，而虚浮躁竞之习亦莫此为甚。

今而不读《京华日钞》，则读《主意》，不读《源流至论》，则读《提纲》，甚者不知经史为何书……臣愚乞敕提学等官，凡此《日抄》等书，其板在书坊者，必聚而焚之，以永绝其根柢。

其书在民间者，必禁而绝之，以悉投于水火。

”4谢铎焚烧和禁绝《京华日钞》等书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弘治十一年正月，河南按察司副使车玺再次上奏要求焚毁《京华日钞》之类的图书，他上奏说：

“祭酒谢铎尝奏革去《京华日抄》等书，诚有补于读书穷理，然令行未久而夙弊滋甚。

《日抄》之书未去，又益之以《定规》、《模范》、《拔萃》、《文髓》、《文机》、《文衡》、主意之书，未革去又益之以《青钱》、《锦囊》、《存录》、《活套》、《选玉》、《贯义》，纷纷杂出，由禁之未尽得其要也。

乞敕福建提督学校官，亲诣书坊，搜得书版尽烧之，作数缴部，仍行两京国子监及天下提学，分巡分守等官严加禁约，遇有贩卖此书并歇家各治以罪。

若官不行禁约，坐以不奉诏令之罪。

”5弘治十二年，孔庙和建阳书坊先后发生火灾，吏科给事中许天锡认为这是上天的警戒，上奏要求焚毁时文类的图书：

“夫职正教不修，上之所尚者浮华靡艳之体，下之所习者枝叶芜蔓之词，俗士陋儒妄相裒集，巧立名目，殆且百家梓者以易售而图利，读者觊侥幸而决科……其余晚宋文字及《京华日钞》、《论范》、《论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髓》、《主意》、《讲章》之类，凡得于煨烬之余者悉皆断绝根本，不许似前混杂刊行。

”1正德年间（1506-1521），时文类的图书仍在不断刊行，正德十年（1515）十二月南京礼科给事中徐文溥上疏说：

“近时时文流布四方，书肆资之以贾利，士子假此以侥幸，宜加痛革。

凡场屋文字句语雷同，即系窃盗，不许誊录；其书坊刊刻一应时文，悉宜烧毁，不得鬻贩……”2

　　从以上几个奏疏可以看出，《京华日钞》出版后，各种名目的同类书纷纷出版，至少有二十种。

其中《源流至论》、《提纲》、《主意》、《论范》、《论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髓》、《讲章》等大都是南宋科举考试用书3，由于天顺至弘治年间“晚宋文字盛行于时，如《论范》、《论学绳尺》之类，士子翕然宗之”4，因此这些图书在成化和弘治年间得以重版。

　　虽然在成化、弘治和正德年间科举考试用书就大行其道，但种类毕竟有限，而且大部分读书人仍然皓首穷经，潜心于《四书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以及历代正史。

但是到嘉靖、隆庆年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整个科举考试类图书处于一种供销两旺的态势。

嘉靖年间的李濂曾说：

“比岁以来，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

”5到万历年间科举考试用书的刊行已经达到高潮并持续至明末，这时的士子们“皆以书坊所刊时文竞相传诵，师弟朋友自为捷径，经传注疏不复假目”6。

　　科举考试用书品种的增多也使市场竞争加剧，为增强竞争力，书坊主纷纷延请一些著名文人和科举考试的佼佼者编纂此类图书，因此很多著名的文人甚至是当朝士大夫也加入了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活动，袁黄就是其中之一。

　　二、袁黄生平简介

　　袁黄（1533—1606），初名表，后改名黄，字坤仪，初号学海，后改了凡，晚年又自号赵田逸农，浙江嘉善县人。

　　袁黄有很深的家学渊源，其高祖袁顺因“靖难之役”中“与黄子澄谋匡复，事露出逃”，后定居吴江，“以训蒙为业”，袁顺的后代一直到袁黄的父亲袁仁大都“隐于医”。

7袁仁与王阳明及其弟子王艮、王畿等都有往来，著有《周易心法》、《毛诗或问》、《贬蔡编》等经学著作。

　　袁黄13岁时，父亲去世，“老母命弃举业学医”8。

但是后来袁黄遇到了一个云南孔姓异人，对他说：

“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进学。

”袁黄“遂起读书之念”，并得到了母亲的支持。

孔姓异人还预测袁黄“县考童生，当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结果皆应验，由此更加坚定了袁黄从事举业的信心。

后来，袁黄又遇云谷禅师于栖霞山中，得其点拨，践行功过格，从此笃信佛教，发愿行善。

　　1《明孝宗实录》卷之一百五十七。

　　2《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二。

　　3南宋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也非常发达，戴侗在《六书故》中说：

“比年以来，非程文类书，则士不读，而市不鬻。

汗牛充栋，塞乎区宇。

”（引自《六书故》卷二十一）

　　4（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四。

　　5（明）李濂：

《纸说》，黄宗羲《明文海》卷一百五。

　　6（明）王祖嫡：

《师竹堂集》卷二二《明郡学生陈惟功墓志铭》。

　　7参见章宏伟《袁了凡生平事迹考述（上）》，载田澍等编《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39-843页。

　　8袁黄《游艺塾文规》卷一“立命之学”，《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第1718册，第21页上。

　　但是，袁黄的举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袁黄得云谷禅师点拨是在隆庆三年（1569），根据云谷禅师“汝二十年来被他（指孔姓异人——引者注）算定，不曾转动一毫”1和孔姓异人“明年即进学”之语推算，袁黄进学——考中秀才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是年袁黄十七岁，此后袁黄先后五次参加乡试，都以失败告终，“直至丁卯年（1567年——笔者注），殷秋溟宗师见余场中备卷，叹曰：

‘五策即五篇奏议也，岂可使博洽淹贯之儒，老于窗下户？

’遂令县申文准贡”2。

就是说袁黄在三十四岁才考中贡生。

隆庆四年（1570年），袁黄在南京再次参加乡试，中举。

次年，袁黄参加会试，“取本房首卷”，但因“五策不合式下第”。

3后又五次参加会试，直至万历十四年（1586）考中进士，此时他已经53岁了，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

对于艰难曲折的举业之路，袁黄是有着切肤之痛的，他在《寄夏官明书》中说：

“弟凡六应秋试，始获与丈齐升，又六上春官，仅叨末第，秦裘履敝，齐瑟知非，落魄春风，孤舟夜雨，此时此味，此恨此心，惟亲尝者脉脉识之，未易为傍（旁）人道也。

”4由此可知袁黄共参加了六次乡试、六次会试。

万历十六年，袁黄任宝坻知县，在任期间，他革除杂役，减免旧赋，疏浚河道，深得百姓爱戴。

万历二十年（1592），擢兵部职方司主事，适倭寇侵略朝鲜，明朝大举增援，得蓟辽经略宋应昌疏荐，袁黄到军营赞划。

提督李如松“所部辽兵割高丽人首献功”，袁黄“驰谕禁之，且面数如松以袭封杀降之罪”，“如松大恨”，遂与赞画郎中刘黄裳弹劾诬陷袁黄，结果袁黄被削职归家。

5

　　归家后，袁黄杜门教子授徒，潜心著述，“四方从游者甚众”。

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黄去世。

天启元年（1621），吏部尚书赵南星追叙袁黄东征功勋，赠尚宝司少卿。

　　袁黄涉猎非常广泛，其门徒杨士范在《刻了凡杂著序》中说：

“先生识高今古，学贯天人，上自天文、地理、历律、兵刑之属，下至奇门六壬、遁甲翻禽、阴阳选择之类，靡不涉其津而咀其真……”6袁著述颇丰，他自言“紬绎古今，删述经史，所著毋虑千卷，而刻行者三十余种”7，这可能还不包括他晚年编纂的《游艺塾文规》、《游艺塾续文规》以及死后其子整理的著作。

袁黄著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科举考试用书，这些举业用书不仅反映了袁黄的举业思想，而且反映了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以及整个思想领域的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袁黄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其功过格和善书以及宗教思想上；一是考证包括袁黄籍贯、生卒年等在内的生平事迹，对于其科举考试用书及举业思想却乏善可陈。

下面笔者对袁黄编纂的科举考试用书做以钩沉，并藉此探讨袁黄的举业思想8，探讨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以及二三场在整个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三、袁黄编纂的科举考试用书考述

　　如前所述，袁黄在得到孔姓异人的启示之后，开始走上了举业之路。

从此，除了中间六年短暂的仕宦生涯外，袁黄的整个一生都和举业联系在了一起。

53岁以前，他刻苦学习举业，认真研读当时和前朝举业名家的范文，还曾师从唐顺之、薛应旂、瞿景淳等八股文名家学习作文。

他践行功过格，广做善事，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科举，这一点，他的“立命之学”可证：

袁黄在听了云谷禅师的一席话后，“拜而受教，因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露。

为疏一通，先求登科”9。

削职归家后，袁黄一直教授子侄和门徒举业之学，编纂了大量的举业用书。

　　1同上，第21页下。

　　2同上，第21页上、下。

　　3袁黄《游艺塾续文规》卷四，《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第1718册，第215页下。

　　4袁黄《两行斋集》卷九，《袁了凡文集》第十一册。

　　5参见《吴江县志》卷二十八《名臣·袁黄》。

　　6杨士范：

《刻〈了凡杂著〉序》，《了凡杂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0册，第513页下。

　　7袁黄《两行斋集》卷十《答蔡虚台书》，《袁了凡文集》第12册，线装书局2007年，第1359页。

　　8袁黄的举业思想非常丰富，笔者将另撰文论述，这里只是结合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来作简单论述。

　　9袁黄《游艺塾文规》卷一“立命之学”，《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第1718册，第22页上。

　　据不完全统计，袁黄编纂并出版的举业用书有：

《荆川疑难题意》、《四书删正》、《书经删正》、《谈文录》、《举业彀率》、《心鹄》、《四书疏意》、《二三场群书备考》、《游艺塾文规》、《游艺塾续文规》、《新刻八代文宗評注》（《评注八代文宗》）、《古今经世文衡》、《史汉定本》、《旁注史汉芳润》、《新镌了凡家传利用举业史记方润五卷》、等十余种。

下面笔者依次对这些书的编纂情况作以考述。

　　1.《荆川疑难题意》

　　《荆川疑难题意》是袁黄参与编纂的第一部举业用书，编纂和出版时间是嘉靖二十九年。

这一年，袁黄跟随唐顺之学习举业，时间长近两个月，该书就是在这期间举业笔记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

袁黄在《游艺塾续文规》中说：

　　予十八岁见荆川唐先生于嘉兴天宁寺之禅堂，即礼之为师，相随至杭，往返几两月……我朝夕执书问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约皆完，除平常易晓者不录，录其深奥者，曰《荆川疑难题意》，先生又躬阅而手订之，始付剞劂。

1

　　由此可见，《荆川疑难题意》是唐顺之从科举考试的角度对四书所做的阐释，袁黄根据笔记做了初步编纂整理，唐顺之审定后付梓。

该书不仅没有流传下来，而且未见他书记载，因此我们无从知晓它的具体内容。

　　2.《四书删正》和《书经删正》

　　《荆川疑难题意》付梓后，袁黄又作《四书便蒙》、《书经详节》，“大删朱注而略存其可通者，于嘉靖乙卯年刻行”。

这里的“乙卯年”即嘉靖三十四年（1555）。

这两部书当时都没有署名，出版后“遍传天下”，“家家传习”。

五十年后，书坊又重版了这两部书，袁黄的友人将书名分别改为《四书删正》和《书经删正》，并署袁黄名字于上，结果招致“众口之呶呶”。

2

　　《四书删正》和《书经删正》是从科举考试的角度，在删简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蔡沈的《书经集注》的基础上对四书和《书经》做的阐释，实际上是对朱熹等宋儒的反动。

袁黄在《与邓长洲》中说四书五经“句句皆是家常实话”，批评朱熹等“宋儒训诂如举火焚空，一毫不着”，为此他“悯正学之蓁芜，开久迷之眼目”，决意要对《四书章句集注》和《书经集注》进行删节，进行重新阐释。

时人李乐在《见闻杂记》中说《四书删正》“全不用朱夫子注，又见涂抹四书，凡圈外注全涂抹，其正注学、庸，十涂一二，论、孟十涂四五”3。

一些固守朱熹传注的士人开始攻击袁黄，斥责其“妄批削四书、书经集注”，刑部主事陈幼学还“驳正其书，抗疏论列”，结果这两部书皆遭查禁，“镂板尽毁”。

4当时的礼部郎中蔡献臣“取其书细加翻阅”，见袁黄“将朱注尽行删削，甚至并其注而僭改之，中间异说破辞又多有与紫阳抵牾者”，因此他要求各地提学官将《四书删正》和《书经删正》等书“原版尽行烧毁，其刊刻鬻卖书贾一并治罪，仍严谕生童不得为其所祸，藏留传诵”。

5但是，“禁之愈严而四方学者趋之愈众”6，袁黄的声望反而因此进一步大增。

　　现在《四书删正》和《书经删正》皆未见。

　　1袁黄《游艺塾文规》卷一“立命之学”，《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第1718册，第5页上。

　　2袁黄《与邓长洲》，《游艺塾续文规》卷三，《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第1718册，第199下、200上。

　　3李乐：

《见闻杂记》卷之八。

　　4《明史》卷281《陈幼学传》

　　5蔡献臣：

《烧毁四书书经删正等书札各提学》，《清白堂稿》卷三。

　　6杨士范在《刻〈了凡杂著〉序》，《了凡杂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0册，第513页下。

　　7《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93。

　　3.《新刻八代文宗評注》

　　八卷，旧本题袁黄辑、程子侃評、劉宣化注，具体编纂年代不详，嘉靖书林叶氏作德堂刊，据此可知此书的编纂当在嘉靖年间。

《四库全书总目》怀疑此书是袁黄所作评论说：

“是编取《文选》中之近於举业者，掇拾成书。

有全删者，有节取数段者。

舛谬百出，不能缕举。

在坊刻中亦至陋之本。

黄虽不以文章名，亦未必纰缪至是也。

”7笔者正在查阅《袁了凡文集》，希望能从中找到线索。

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本。

　　4.《谈文录》、《举业彀率》及《心鹄》

　　《游艺塾文规》扉页“题识”中说：

“了凡先生旧有《谈文录》、《举业彀率》及《心鹄》等书，刊布海内，久为艺林所传诵。

”由此可见，袁黄还编纂出版过《谈文录》、《举业彀率》和《心鹄》，除了《谈文录》外，其他两本在《游艺塾文规》和《游艺塾续文规》内文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谈文录》具体内容已不可知，大概是关于八股文写作技法的图书，具体刊刻时间也不详，估计在《举业彀率》和《心鹄》前后。

　　《心鹄》刊刻于万历五年（1577）以前。

《游艺塾文规》卷八《正讲五》开篇即说：

“丁丑以前具载《心鹄》诸书者俱不论。

论近科乡卷，汝辈今以乡卷为急，故备论之。

”丁丑即万历五年，由此可见，该书编纂于万历五年之前。

这段文字还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心鹄》与《游艺塾文规》是同一类型的书，都是通过程文墨卷来解析举业文章的写作技法。

万历庚寅年（1590）袁黄的门徒韩初命撰写的《〈祈嗣真诠〉引》中也谈及《心鹄》说：

“先生登进士，名重天下，天下士传诵举子业，如《心鹄》、《备考》、《疏意》等书，令都市纸增价。

”1

　　《举业彀率》编纂于万历五年。

在《游艺塾续文规》中，袁黄说：

“丁丑岁（1577）予著《举业彀率》，备论炼格之法，传之四方，颇于时艺有益，近日则又成文章一障矣！

盖文字依题结构，千篇一律诚为可厌，然近来士子每遇题目辄掀翻体制，纵横颠倒，有宜轻而反重，有宜后而反先，有宜详而反略，有宜串而反平，错乱不经，令人可厌！

一遇考试，炼者多而不炼者少，则不炼者反新而炼者反俗矣！

此势之所必然而弊之所当革也。

”由此段引文可知《举业彀率》是讲述文章风格和结构的科举考试用书。

　　如果《谈文录》刊刻时间估计不错的话，以上六种科举考试用书都编纂和刊刻于其登第之前，除了《新刻八代文宗評注》外，估计都已散佚。

　　5.《四书疏意》

　　杨士范在《刻〈了凡杂著〉序》中提到袁黄曾经著《四书疏意》二十四卷，根据韩初命在《〈祈嗣真诠〉引》中《疏意》等“令都市纸增价”之语，《四书疏意》应当在万历十八年前已经刊刻。

但是清初朱彝尊的《经义考》和乾隆年间的《浙江通志》卷242《经籍二》都只载《中庸疏意》二卷，未及《大学疏意》、《中庸疏意》和《孟子疏意》，可能皆遭禁毁。

现在《四书疏意》皆未见。

　　6.《群书备考》

　　清初徐乾学《傳是樓書目》载：

“《群书备考》八卷，（明）袁黄，隆庆，六本。

”2如果徐乾学的记载无误的话，《群书备考》最早的刻本应当在隆庆年间。

另外，前述《〈祈嗣真诠〉引》中提到的《备考》当指《群书备考》，据此可知隆庆以后至万历十八年前，袁黄可能又对《群书备考》进行了修订，其间至少又刊刻过一次，隆庆和万历十八年前的刻本今皆不存，《千倾堂书目》卷15、《明史》卷98《艺文三》所载《群书备考》二十卷可能是万历十八年前的刻本，但是有待进一步考证。

　　袁黄去世后，其子袁俨对《群书备考》做了进一步的整理和增益，于万历三十九年刊刻，该刻本分群书备考6卷，续二三场群书备考3卷，前6卷系袁俨整理原书而成，后3卷为袁俨增益的内容。

崇祯五年，洪吉臣等人又将万历三十九年刻本“复参群书，互商并质”，“稍加增润而付之杀青”，这就是《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

此外，该书还有崇祯十五年等刻本。

　　1韩初命《〈祈嗣真诠〉引》，《了凡杂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0册，第546页上。

　　2徐乾学《傳是樓書目》，《子部·丽字二格》。

　　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所的张海惠先生认为《群书备考》的编纂“始于万历六年”，“书成之后，虽屡次删定，终未能付梓”，“万历三十九年，《群书备考》首次刊成”。

1这可能是因为张先生仅仅依据现存的几个版本，故而得出了此结论。

　　《群书备考》主要是为科举考试而编纂，崇祯五年版本《举例》（相当于《凡例》）第一条说：

“论、表、策非拾牙慧则效眉颦，古学日湮，后生滋误，了凡先生综览秘籍，今事古事各因类著，经世石画俱是矣，勿作寻常括帖观。

”由此可见该书主要是针对科举考试第二、三场的，崇祯五年版之所以将书名改为《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其意图也是为了进一步明确该书的定位，方便读者识别和购买。

　　7.《游艺塾文规》、《游艺塾续文规》

　　书林叶仰山版《游艺塾文规》扉页“题识”中说：

“了凡先……近杜门教子，复将新科墨卷自破而承而小，谓大讲，分类评定，如何而元，如何而魁，如何中式，一（目）了然……”，内文卷二又有“新科许獬”2破题的范文，其他地方也有几处“今年许獬”之说，而许獬是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据此可知该书编纂于万历二十九年。

又“题识”末有“买者须认叶仰山原版”的告示性语言，该书末页有“万历壬寅孟冬月双峰堂余文台梓”的落款，据此可知该书的刊刻至迟在万历壬寅年（即万历三十年）冬。

如果叶仰山的刻本是原版、余文台版是覆刻本的话，叶仰山版应当在万历三十年冬之前，或者是在万历二十九年。

但是由于明代版权意识薄弱，书商作伪的现象很普遍，不能排除叶仰山盗刻余文台版而冒充原版的可能。

　　《游艺塾文规》共十卷，除第一卷论述八股文的创作理论和自己的举业经历外，其余各卷对万历八年至二十九年的的墨卷从作文技法的角度做了详细的解析，“自破而承而小，谓大讲，分类评定，如何而元，如何而魁，如何中式，一（目）了然”。

　　在完成了《游艺塾文规》的编纂后，袁黄又开始了《游艺塾续文规》的编纂，该书共十八卷，前九卷为三十六家论文，其中三至五卷为《了凡袁先生论文》，这三十六家可以说几乎囊括了明代万历三十二年前几乎所有的八股文大家，有王守仁、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旗、茅坤、沈位、徐常吉、杜伟、郭子章、顾宪成、吴默、董其昌、王衡、孙月峰、冯梦祯、李廷机、袁宗道、陶望龄、汤宾尹、顾起元、王肯堂、黄汝亨、武之望、顾大韶等；后九卷是对万历三十年乡试和万历三十二年会试程文墨卷的评析。

　　《游艺塾文规》国家图书馆和安徽图书馆各藏一部，日本内阁文库藏一部。

国图本和安图本是同一版本，日本内阁文库笔者未及查阅。

　　8.《古今经世文衡》

　　二十八卷，具体编纂年代不详，万历江苏吴县书林龚尧惠刊刻。

国内仅有福建省图书馆存一部，另外日本遵经阁文库藏一部。

笔者还没有来得及查阅，根据日本学者酒井中夫的介绍，该书“由天官部和地、春、夏、秋、冬官部的六部分组成”，“分类列举了与诠课、诠选、诠试、考课、荐举、管制、舆地、户口、役法、食货、礼制、贡举、乐、兵、藩夷等有关的语文和事例”。

3该书也应当主要是为科举考试而编纂，从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二三场。

　　9.《史汉定本》、《旁注史汉芳润》、《新镌了凡家传利用举业史记方润》

　　《史汉定本》又作《新刻凡袁先生纂辑史汉定本》，四册，十八卷，每册以分别以元、亨、利、贞名之。

该书是袁黄对《史记》和《汉书》中《高祖本纪》和部分西汉人物传记的纂抄，旁有袁黄以小字作的评注。

具体编纂年代不详，有建阳书林余象斗刻本，《袁了凡文集》收录的可能就是这一刻本。

　　《旁注史汉芳润》五卷，具体编纂年代不详细，有万历三十四年刻本，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一部，笔者未及查阅。

　　1张海惠《〈群书备考〉版本考》，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第4期。

　　2袁黄《游艺塾文规》卷二“破题”，《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第1718册，第24页上。

　　3酒井忠夫著、尹建华译《袁了凡的生平及著作》，载《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2期。

　　《新镌了凡家传利用举业史记方润》五卷，具体编纂年代不详，万历王养虚二酉斋刊，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中》载有此书，但未注藏于何处。

笔者遍查各种图书馆藏书书目，也没有查到藏处。

　　10.《袁了凡先生汇选古今文苑举业精华》

　　共四集。

该书国内未见藏本，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有一部。

笔者未及查阅。

该书的扉页上有一段广告性的“题识”：

“袁了凡先生，迩不课儿，已选《举业定衡》（指《游艺塾文规》——引者注），海内珍之，兹复选举精华，以为后场之助，此最便科家捷径，故并梓之。

”1由此可见，该书主要是针对第三场的。

　　除上述科举考试用书外，袁黄还著有“《袁氏易传》十二卷、《毛诗袁注》三十卷、《尚书大旨》八卷、《春秋义例》三卷”2，这些书虽然主要是研究性的，但在当时也是深受士子欢迎的科举考试用书。

　　四、明代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和二三场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1.明代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

　　对于明代科举考试，学界一般笼统地说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

如果我们动态地考察明代科举考试，就会发现，明前期的科举考试确实以程朱理学为指导，考生在答卷时大都能“专以程朱传注为主”3。

但明中后期情况就截然不同了，科举考试中开始大量出现“引用《庄》、《列》、《释》、《老》等书句语者”，士子门开始“以六经为滥套，而引用《左传》、《国语》矣。

《史》、《汉》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经、道藏，摘其句法口语而用之”。

4这种变化无疑是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大致始于嘉靖年间，袁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