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大学外国文学专题研究第九讲 帕斯捷尔纳克与《日瓦戈医生》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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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大学外国文学专题研究第九讲帕斯捷尔纳克与《日瓦戈医生》分析
第十讲帕斯捷尔纳克与《日瓦戈医生》
一部抒情小说、爱情小说与政治小说，一部忧伤的知识分子心灵史
帕斯捷尔纳克像《日瓦戈医生》外文版封面
一、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平与创作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1月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艺术世家：
父亲为犹太人，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美术院士，曾为托尔斯泰《复活》画插图，是托尔斯泰的挚友。
母亲是钢琴家。
父母经常举行家庭聚会，客人都是莫斯科文化艺术界的精英艺术家，包括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等。
1909年，帕斯捷尔纳克进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学习，大学期间还到德国马尔堡大学专门研修康德的哲学。
大学毕业后，出版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1914）、《在街垒上》（1916）。
两部诗集风格明显受到了象征主义诗人安德列·别雷、勃洛克以及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
因之被人们称为“诗人的诗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骑马导致的意外伤害，没有去服兵役。
1922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三部诗集《生活，我的姐妹》，诗歌风格摆脱了象征主义的晦涩，开始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显示了苏联十月革命后正在创建的新社会带给他的希望和灵感。
生活啊，我的姐妹
生活，我的姐妹，今天已在汛期。
她像一场春雨与众人撞了个满怀，
而那些衣冠楚楚者不仅高雅地抱怨，
还像麦田里的蛇，礼貌地吐着信子。
老成的人们自有他们的道理，
而你的理由却显然非常天真：
你说雷雨中，眼睛和草坪都是紫色，
潮湿的风从天边带来木樨草的气息。
那是在五月，当你在卡梅申支线的
包厢里翻阅火车时刻表，
会觉得它比圣书还要恢宏，
尽管你从前也草草翻过。
后来黄昏中，有一群妇人
涌上了站台。
一阵激动之后，
才明白那不是我到的车站，
西沉的太阳坐过来，安慰我。
后来铃响三遍。
远去的铃声
是一声绵长的道歉：
很遗憾，不是这一站。
夜色透过窗帘在黯黯燃烬，
而原野延伸，像通往星星的天梯横卧。
只有它还在闪烁眨眼，别的却睡得香甜，
像我亲爱的人和着轻纱入梦。
心在下车的每一个小阶上阵阵拍击，
把早已拍碎的车门撒向原野。
“十月革命”后，父母和两个妹妹都在1920年流亡到欧洲，帕斯捷尔纳克则最后决定留在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
在整个20年代，他的创作力有了第一次迸发：
出版了第四部诗集《主题与变奏》（1923），完成了三首叙事性长诗《崇高的病》（1924）、《一九〇五年》（1926）、《施密特中尉》（1927），这几首长诗都是他对苏维埃新政权的激情赞歌。
1920年代里，斯大林和托洛斯基都接见过他，斯大林甚至提出要他担当“时代的歌手”。
但是，在192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政权的逐渐稳固，政府对文化的控制逐渐加强，文网开始渐渐收紧。
帕斯捷尔纳克也十分敏感地察觉到了新社会对作家、艺术家的敌意。
他不再那么乐观了，开始有了反思。
进入1930年代后，他的创作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已经从一个云雀般赞美黎明的歌手，变成了深深地进行内省的诗人。
这首先体现在他的自传体随笔《安全保证书》（1931）中。
散文集呈现了他对“旧时代”的文化辉煌的记忆和怀念，对还没有被专政机器所打碎的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依恋。
在1934年召开的苏联全国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负责文化和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还依然在赞美帕斯捷尔纳克是“我们时代的诗坛巨星”。
1930年代后期，斯大林展开了“大清洗”运动，苏联社会的空气越发紧张起来。
1936年到1939年有六百多名作家被捕，在那些自杀与被害的作家当中有不少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亲密朋友。
1938年，帕斯捷尔纳克也曾被列入了清洗的黑名单，据说是斯大林的一句话救了他（“不要触动这个天上的人……”）。
帕斯捷尔纳克感到痛苦和困惑，他开始警醒和反思新政权的可怕力量。
卫国战争爆发后，帕斯捷尔纳克走上战场，写下了一些描绘士兵和侵略者作战的通讯和特写。
1946年，帕斯捷尔纳克开始着手创作一部反映他所经历的这个大变革时代的长篇小说。
到1955年，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这是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
时代的人质伊文斯卡娅
1960年5月30日病逝在莫斯科郊区自己的乡间别墅里。
二、《日瓦戈医生》赏析
1、小说章节
上卷
第一章五点的快车
第二章来自另一个圈子的姑娘
第三章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
第四章不可免的事已臻成熟
第五章告别旧时代
第六章莫斯科宿营地
第七章旅途中
下卷
第八章抵达
第九章瓦雷金诺
第十章在大路上
第十一章林中战士
第十二章荒漠中的花楸树
第十三章带雕像房子的对面
第十四章重返瓦雷金诺
第十五章结局
第十六章尾声
第十七章尤里•日瓦格的诗作
上部主要讲述了日瓦戈的童年、在莫斯科的求学和“十月革命”前后的那段岁月；下部则描绘了日瓦戈前往西伯利亚的经历见闻以及返回莫斯科后的情况。
在小说的结尾，以日瓦戈医生留下来的24首诗作为全篇的结束乐章。
2、人物表
日瓦戈——男主人公
冬妮娅——日瓦戈的妻子
拉拉——女主人公，日瓦戈的情人
帕沙（斯特列利尼科夫）——拉拉的丈夫、一名军官
科马罗夫斯基——日瓦格父亲的私人律师、拉拉母亲的情人、新政权的敌人
3、小说情节
日瓦格与拉拉
日瓦格岳父、妻子与儿子
《日瓦格医生》主要写了日瓦格40岁死前的一段生命历程，同时也反映了俄罗斯20世纪初期的一段历史——包括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俄国国内战争以及20世纪30年代俄国国内的动荡。
小说的结尾部分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日瓦格医生死后）时期的情况做了大概的描写，以作为对于过去的回应和对于将来的展望。
小说开始部分平行展开了两条故事线索：
尤里•日瓦戈的故事与拉拉的故事。
尤里·日瓦戈是西伯利亚富商的儿子。
父亲被自己的私人律师坑骗破产自杀身亡。
10岁时母亲病故成为孤儿。
舅父把他寄养在莫斯科格罗梅科教授家。
教授一家待他很好，让他同女儿冬妮娅一起受教育。
日瓦戈大学医科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并同冬妮娅结了婚。
拉拉是一个已经俄罗斯化的法国寡妇的女儿。
母亲带领全家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
父亲的朋友科马罗夫斯基成为了他们一家的保护人，随后又成为了母亲的情人。
拉拉的不幸由此开始。
帕沙的热恋及痛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瓦戈应征入伍，在前线野战医院工作。
帕沙报名参军久无音信。
拉拉来到前线寻找丈夫，阴差阳错成为护士。
两条线索由此开始交叉叠加。
在拉拉离开战场回到她的远在乌拉尔地区的尤里亚金市的家以及日瓦格要回到他在莫斯科的家之前，日瓦格和拉拉已经逐渐成为了好朋友。
十月革命胜利后日瓦戈从前线回到莫斯科。
他欢呼苏维埃政权的诞生：
“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
一下子就娴熟地割掉腐臭的旧溃疡！
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不义下了裁决书……这是从未有过的壮举，这是历史上的奇迹！
”但革命后的莫斯科供应极端困难，日瓦戈一家濒临饿死的边缘，他本人又染上了伤寒症。
这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劝他们全家搬到乌拉尔去，在那儿至少不至于饿死。
1918年4月日瓦戈一家动身到冬妮娅外祖父的领地瓦雷金诺村去。
在那里，日瓦戈一家过了一段相对安静的生活。
后来，日瓦戈到附近的尤里亚金市图书馆去看书。
在那里遇见拉拉，随之二人陷入热恋。
帕维尔·安季波夫（帕沙）参加了红军，改名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成了红军高级指挥员。
他躲避拉拉，不同她见面。
不久日瓦戈被游击队劫去当医生。
他在游击队里呆了一年多之后逃回尤里亚金市。
此时，他岳父和妻子冬妮娅已返回莫斯科，从那儿进而又流亡到国外。
随着红军的胜利，党外的军事专家开始成为镇压的对象。
首当其冲的便是拉拉的丈夫斯特列利尼科夫。
他不得已被迫逃跑。
时局紧张，拉拉和日瓦戈也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
他们不得已躲到空无一人的瓦雷金诺去。
坑害过他们两人的科马罗夫斯基律师却鬼使神差般来到瓦雷金诺，骗走了拉拉。
斯特列利尼科夫也到这儿寻找妻子，但拉拉已被骗走。
斯特列利尼科夫悲痛欲绝，开枪自杀。
瓦雷金诺只剩下日瓦戈一人。
他为了活命，徒步走回莫斯科。
在弟弟叶夫格拉夫的帮助下，被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
日瓦戈上班的第一天因心脏病发作，猝然死在人行道上。
小说最后，拉拉来到莫斯科，为日瓦格与她的孩子寻找栖身之地。
凭记忆，她去拜访了日瓦格最后的居住之地。
却正赶上日瓦格的葬礼。
过后，拉拉帮助叶夫格拉夫整理日瓦格留下的文字材料——以后就被关进了莫斯科劳动营并由此失踪。
4、小说主题分析是一部时代（革命时代）的反思之作
《日瓦戈医生》是一部个性淹没于历史潮流的悲剧。
这既是日瓦戈的悲剧，同时也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
革命摧毁了应当被消灭的东西，也连带毁掉了一些美好的东西。
他无法接受以暴力惩恶的现实。
他的关于人的信念是美好的，但在当时的年代，追求个性完善、反对暴力的思想当然与社会格格不入。
他追求的是超越时代的人类的最终理想，这部作品的美与吸引力也正来自于此。
人与历史的关系是这部小说探讨的主要问题。
帕斯捷尔纳克通过这部小说，表达了他的历史哲学。
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历史的进展应该建立在这些基本信念上：
即有利于人类索求生存，维护人格自由，保持个性纯洁，捍卫人性尊严，信奉人道主义。
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之上，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对史无前例的十月革命进行了历史的反思，描写了日瓦戈从内心欢迎革命到精神上背离革命的心路历程。
真实地反映了大革命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小说中对俄国革命的描述，为人们了解俄国革命所造成的破坏和掠夺提供了一个视角。
在日瓦戈举家迁往乌拉尔的路上，经过了许多遭受内战蹂躏的地区，所见所闻令日瓦戈深感困惑。
他不理解当时苏维埃政权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因而同革命政权越来越疏远。
有一个村庄被装甲列车炮轰得一塌糊涂，就因为它与另一个拒绝遵守土地分界线的村庄是邻居；还有一个村庄则因没有为军队提供食物和给养而被军队掠夺一空并烧为平地。
革命的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革命者之间互相猜忌和进行错综复杂的争斗——出于嫉妒和仇恨，他们“以更高的革命审判为名义”，随时准备杀死他们中的某些人。
小说清晰地表达了对以暴力手段进行“革命”的怀疑态度，对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采取的激进政策造成的后果的痛恨，对俄罗斯古典文化在内战中被毁灭的悲哀感。
小说中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3年，日瓦格的两个童年时代的朋友（他们俩都曾经在苏维埃战犯集中营中服过劳役，但是现在却成了军队中的军官）反思自己的过去。
其中的一个对苏维埃体制做了这样的评价：
我认为集权式管理是一种错误的和不成功的管理方式，而且它还不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
揭露其失败之处的人都会被采用各种恐怖主义的方式加以处理，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自我判断、不得不违背自己的眼睛去看见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作品的价值所在，是对于革命年代人们“个性”存在状况的反应及相关思索。
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历史的形成不在于平均化的“人民”，而在于个性；只有个性是不朽的，正是个性在不断地创造着历史本身。
帕斯捷尔纳克在作品当中，表达了如下意识：
革命之后，“谎言降临到俄国土地上。
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信念。
人们听从道德感觉启示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应当随声附和，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
兴起了辞藻的统治……，“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
”在作品的尾声里，作者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
为了掩饰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
由此产生前所未闻的残忍，由此而公布并不打算实行的宪法，进行违背选举原则的选举”。
这个现实的世界要把人们“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现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大肆赞扬你所不喜欢的东西，为只会带来不幸的东西而感到高兴。
”正是这一切社会病症扼杀了日瓦戈与拉拉的美丽的、充满了人性的世界，正是这一切使俄国那场震撼世界的革命染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
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这种独到而精辟的历史沉思，使这部抒情诗般的巨著最终成为抗争暴力、崇尚自由个性的哲学，最终具有了对抗独裁专制，对抗“使一切有个性、独具一格的东西同一化、把生活中一切丰富多彩的东西贬为口号、公式和僵死的空话”的倾向的思想价值。
需要重申的是，作者的这一切深刻的思索并非是对十月革命的简单粗暴的漫骂，也并非出于对十月革命的天生的反感。
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心头萦绕的、挥之不去的牵挂是俄罗斯的命运，是犹如拉拉那样，失过足，也因此而愈加纯洁的俄罗斯母亲的命运。
诗人深深地体会到她身上的矛盾性、两重性，他爱她，理解她，也正是这种深沉的爱唤起了诗人强烈的痛楚。
这是整个作品艺术世界的基调。
《日瓦戈医生》批判时代的平庸、推崇个性的独立，是为了引起世人的警觉，呼唤一种让个性充分发挥的生存环境。
日瓦戈医生的意义，不在于他对社会和他人作出的具体物质贡献，而是他的思想对他人的引导和启发。
日瓦戈是社会的医生，也是人生的医生。
拉拉的象征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本意：
人的自由发展、个性的充分成长，而不是平均大众的形成。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也有过分强调与革命伴随而来的暴力、混乱，以及革命对人、人的个性压抑的一面；忽视了革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意义，使小说在纠正一种片面的同时又走向了新的片面。
因为，一场波澜壮阔的暴力革命不可能像精密仪器那样不发生误差。
革命难免不泥沙俱下。
投机分子和异己分子靠投机有时会飞黄腾达，而忠心耿耿的革命者反而会成为牺牲品。
《白鹿原》
作家与时代究竟应该保持何种关系？
时代的歌者：
可以得享时代给予个人的荣耀。
但是，也往往容易随时代一起埋入历史的尘埃。
（浩然《金光大道》）
时代的批判者：
作家天生必须要和所处的时代保持一种疏离关系，保持一种对视的、批判的、审美的态度，他才可能有价值，他的写作因此才会有意义。
相反，一个作家如果和时代与权力媾和，去一味谄媚和唱赞歌，那么他一定会随着历史的消亡而一起消失。
5、小说的艺术特色（诗化小说）
（1）浓郁的抒情性。
帕斯捷尔纳克注重的并非传统小说所固守的故事情节发展的逻辑性，而是人物情感发展的逻辑性。
应当承认，小说的情节安排不是为叙事，而是为抒情服务的。
如怨如诉不绝如缕。
是一部言志之作。
日记掺插其间。
（2）出色的景物描写
林中的太阳睡眼惺松地眨着眼睛，松林懒洋洋地眯缝着睫毛似的松针，水洼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泛着油光。
大自然打着呵欠，伸着懒腰，翻了个身又昏昏睡去。
（3）叙述描写的感觉化。
犹如印象派的做法。
那浓郁的、在空中迷了路的花香，被暑热钉在花坛之上，一动也不动。
一股赞美生命的心情，就象轻风，就象壮阔的波浪似的流泻开去，不择方向，在大地上、在城里到处流淌，穿过墙壁和栅栏，穿过木板和人体，叫所有遇到的东西都激动得打哆嗦。
经帕斯捷尔纳克的形象化联想，激动的心情就会以轻风和波浪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
修道院里的六点多钟，也就是普通时间的午夜一时，沃斯德维任斯克修道院那沉重的大钟响起来，发出一阵安详、忧郁、悦耳的嗡嗡声，和忧郁的雨声融合在一起。
那声波从钟身上飘出，就象被春水冲下的土块，离开河岸，沉在水中慢慢消融。
（4）象征手法的大量运用。
拉拉这一象征形象。
日瓦格这一医生象征形象。
三、帕斯捷尔纳的诺贝尔文学奖风波（政治与文学的相互凝视）
1、事件本身（政治对于文学的强力介入）
1946年开始撰写。
作者以同情、忧伤的笔调描写一个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30年历史变迁中的坎坷命运。
作者大胆地揭示出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对改造社会丧失信心等等心态（小说中有政治）。
1955年小说完稿。
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把稿子同时交给《新世界》杂志和文学出版社。
《新世界》编辑部否定了小说，把稿子退还给作者，还附了一封由西蒙诺夫、费定等人签名的信，严厉谴责小说的反苏和反人民的倾向。
接着，文学出版社也拒绝出版小说。
1957年，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通过伊文斯卡娅读到手稿，欣赏备至，把手稿带回意大利，准备出版意文译本。
他同帕斯捷尔纳克洽商时，帕斯捷尔纳克提出必须先在国内出版才能在国外出版。
伊文斯卡娅又去找文学出版社商议，恳求他们出版，并提出他们可以随意删去他们无法接受的词句以至章节，哪怕出个节本也行，但遭拒绝。
这时，被称为“灰色主教”的苏斯洛夫出面了，要求帕斯捷尔纳克以修改手稿为名索回原稿。
帕斯捷尔纳克照苏斯洛夫的指示做了，但费尔特里内利拒绝退稿。
苏斯洛夫亲自飞往罗马，请求意共总书记出面干预，因为赛尔特里内利是意共党员。
没料到赛尔特里内利抢先一步退党，并在1957年底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的意文译本，接着欧洲又出版了英、德、法等各种语言的译本，《日瓦戈医生》成为1958年西方最畅销的书。
苏联领导人发怒了，苏联人民也发怒了。
苏联领导人发怒是因为丢了面子，广大群众发怒则是因为领导人愤怒，这已成为他们根深蒂固的习惯了。
党一直是这样教育他们的，他们相信领导人的每句话。
总之，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众矢之的。
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抨击《日瓦戈医生》的文章，可是没一位文章作者读过这本小说。
许多作家本来就同他关系疏远，现躲避惟恐不及，只有几位老作家见面同他打招呼。
他大部分时间都同伊文斯卡娅在一起。
她对帕斯捷尔纳克忠贞不二，预言小说迟早会被苏联人民接受，劝他原谅反对他的人，并挺身而出，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伊文斯卡娅被苏斯洛夫召到苏共中央，苏斯洛夫对她厉声申斥，并追问帕斯捷尔纳克同意大利出版商赛尔特里内利的关系。
伊文斯卡娅一口咬定手稿是她转交的，同帕斯捷尔纳克无关。
苏斯洛夫召见伊文斯卡娅后，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批判进入新阶段，一些天真的学生还到帕斯捷尔纳克住所前骚扰，使他终日不得安生。
伊文斯卡娅找到同上层关系密切的费定，向他郑重声明，如果继续骚扰帕斯捷尔纳克，她和帕斯捷尔纳克便双双自杀。
她的威胁果真发生作用，1958年10月以前帕斯捷尔纳克得到了短暂的安宁。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学院经过多次讨论，考虑“由于他在当代抒情诗以及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决定把这顶代表最高文学成就的桂冠授予帕斯捷尔纳克。
这立即在苏联掀起轩然大波，帕斯捷尔纳克为此付出了掺痛的代价。
帕斯捷尔纳克最初得到通知时，立即复电表示“无限的谢意、感动、骄傲、惊诧和惭愧”。
就在复电的当天，即1958年10月25日，苏联《文学报》发表《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出击》一文，认为这次向《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授奖是西方“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
《真理报》也同时发表文章指出，《日瓦戈医生》“恶毒嘲讽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人民和苏联知识分子”，谴责作家“缺乏公民的良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
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宣布，鉴于作家“从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和进步的背叛行为”，决定剥夺他苏联作家的称号，开除他的会籍；莫斯科的作家集会建议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国籍。
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集体到作家住宅前闹事，投掷石子，击毁门窗。
11月4日，塔斯社授权声明，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到瑞典领奖后不再回国，苏联政府绝不追究。
面对这些打击，为了能够尽快平息这场风波，帕斯捷尔纳克于12月29日向瑞典方面发出了拒绝电报：
“由于考虑到这个奖对于我所处的社会所造成的意义，我必须拒绝这个奖，它是我所不应得到的。
请不要为我的自愿拒绝而感到任何不快。
”
苏联宣布该奖项是对苏联的一种“政治敌对行为”，“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本小说是苏联的禁书，而且是一本反革命的和造谣中伤的书。
”
当时，苏联正是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帕斯捷尔纳克的拒绝领奖和检讨并没有减弱苏联报刊对他的兴师问罪。
11月1日，《文学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谴责作家、作品的读者来信。
其实这些读者连小说都没有读过，因为这部小说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在1986年才得以在苏联境内出俄文版。
就是当时最高的领导人，与此风波有关的赫鲁晓夫也是在领养老金的年代才阅读《日瓦戈医生》，他略带惋惜地承认“本来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帕斯捷尔纳克的《诺贝尔奖金》诗
我完了，像一只被围猎的野兽
别处自有人在，有自由，有阳光
而我的身后只是一片追捕的喧嚷
回顾逃出已然无望。
昏暗的林子，水塘旁边
横着松树放倒的躯干。
周遍的通道全被堵截
一切已无所谓。
悉听尊便。
可我干了什么肮脏的勾当？
是恶棍还是杀人犯？
我逼得整个世界正在———痛惜我大地的壮美而泪下泫然。
即使如此，即使行将就木
我相信终会有一天
善意将战胜
卑鄙和仇恨的凶悍。
一直到1988年的戈尔巴乔夫时代，《日瓦戈医生》在它写就三十多年后，才以俄文的形式在苏联首次出版。
1989年又补发了奖章给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
大象厮打，小草遭殃。
政治作为协调、维持社会共同体的运作机制及相关性的理论、观念、情绪、心态等，它无论是作为高层的国家政治，还是作为深层的民间政治，对于文学这样一种重要的文化领域不可能不予以关注，不可能不予以规范管理并予以利用。
我们放眼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很难找到例外的情况。
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政治之于古希腊悲剧，古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之于屋大维的文艺政策，古典主义文学之于法国政府的法兰西学士院，中国先秦时代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诗歌传统之于《诗经》的搜集编订，秦朝的文字狱以及汉朝以后历朝历代的礼乐管理机构的设置等，都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政治对于文学活动的介入、规范。
而实际上，即或是近现代以来西方的各种各样的“纯文学”、“独立的文学”、“批判的文学”等，也都是在政治体制的设计、允许的范围之内。
而帕斯捷尔纳克事件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2、文艺独立的本质与文艺对于政治的凝望
文艺独立观念建立的目的之一：
文艺对于政治干预的自卫。
我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审美论。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实践行为，它对于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政治不可能完全划开界限分明的边界。
作家作为社会性的一员，他/她本身就置身于各种各样的政治、权利之中，而政治与权力活动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构成了作家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文学写作作为作家现实生活的延续与构成部分，怎么能够与同样作为其社会生活重要构成部分的政治活动完全无关？
一个作家如果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拥有极强的责任，他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政治，并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与评价。
我们并不否认文学的审美属性，也不否认“纯文学”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存在，但是，审美并不是文学的唯一属性，“纯文学”也并不是文学唯一的理想存在形式，文学创造的动机应该是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文学的存在应该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
在文学创造的复合动机中，完全可能存在着对于现实社会政治的介入性动机；在文学存在的多元化格局中，也应该保有对于社会政治力求介入的文学存在。
我们通观中外文学发展史，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文学活动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注与参与，不仅是一种普遍的现实性存在，而且这种参与介入也不会必然性地导致文学艺术性与感染力的减弱，而往往是相反。
中外文学史上许多文学经典拥有强烈的政治意识、政治倾向、政治效果，政治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往往成为其伟大、深沉、感人的重要保证。
在文学作品当中，政治主要表现为作家的政治理想，对政局的看法及关注，对国计民生的关怀等。
而所有这些，往往超出了作者自我或作者所属群体的利益。
正因如此，所以这类作品往往能够既能影响于当世，又能感动于后人。
《动物农场》、《一九八四》、《汤姆叔叔的小屋》、《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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