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起外籍家庭谋杀案 20年上海别墅谋杀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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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起外籍家庭谋杀案20年上海别墅谋杀案

中国首起外籍家庭谋杀案20__年上海别墅谋杀案

来华旅游日本老人死于“车祸”　　　　春夜的上海，万籁俱寂，上海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灯火通明。

　　20__年4月30日凌晨2点12分，一阵急促的警铃声骤然响起，接警员迅速拎起电话，只听得一个青年女子焦灼而又颤抖地说道：

“在闵行区绿苑路桥边有一个日本老人被汽车撞了，肇事司机已经逃走了，现在日本老人已被人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

”
　　接警员立即指令案发所在地的闵行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赶赴现场。

几分钟后，闵行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事故科的民警便到达了案发现场。

在夜幕下，民警仔细地勘查了车祸现场，发现地上留有一小摊血迹，不远处散落着一件沾有血迹的格子呢西装和一双肮脏不堪的皮鞋，四周清晰可见一道道平行的车轮印辙。

由于现场地处偏僻，且车祸发生在午夜，民警没有能在现场找到目击证人。

　　民警在勘查完事故现场后，立即驱车赶往虹许路上抢救遭遇车祸的日本老人的武警医院，医生遗憾地告诉他们，这名日本老人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

　　由于死者的妻子和儿子是日本人，语言上较难沟通，民警便请那名拨打110报警电话的中国女青年，自称是担任佐藤一家在上海的翻译冯梦小姐把事故的详情向警方陈述。

　　冯梦说，她是在凌晨1点20分左右接到死者的儿子、日本东京太阳企划有限公司总经理佐藤公彦打来的电话，说是他父亲佐藤善治在闵行区绿苑路桥边被汽车撞伤，肇事的司机已驾车逃走。

要她立即开车赶到事故现场，和他一起将父亲送往医院抢救。

于是，她迅速驾车赶到，和他们母子俩一起将佐藤善治抬进轿车后，送到了医院。

　　实施抢救的医生向民警介绍说：

“此人是今天凌晨1点58分由一辆轿车送来的，当他被抬到急诊室的抢救台上时，我们发现他的瞳孔已放大，心脏也停止了跳动，因失血过多，人早已处于死亡状态。

经过对尸体的初步检查，我们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机械性损伤，伤口不太像是由车祸造成的。

于是我们便让家属马上向警方报案。

”
　　
　　死者头部、背部有圆形钝器击打伤
　　
　　死者的身份很快就被确定：

佐藤善治，男，69岁，日本国籍。

4月23日持旅游护照与妻子佐藤登志惠、儿子佐藤公彦来上海旅游，住在闵行区某大酒店506房间。

　　佐藤公彦回忆说，他们一家人到上海后玩得很开心，他父亲一直较兴奋。

4月29日21时许，父亲喝了酒后，独自一人离开大酒店外出散步。

但一直到深夜，也没见父亲回到宾馆。

他们担心他是喝醉酒后，找不到回宾馆的路了。

于是，他便与母亲一起徒步外出寻找。

可是几个小时找下来，依然还不见父亲的踪影。

他们摸黑继续寻找。

终于在30日凌晨1点30分，在绿苑路桥边发现了被汽车撞倒在地、躺在一片血泊中的父亲。

他在惊恐之中，打电话给他们一家在上海的翻译冯梦小姐，要她马上驾车赶到绿苑路桥边，将佐藤善治送往医院抢救。

　　就在侦查员向佐藤善治的妻子和儿子调查的同时，法医对尸体的解剖报告也出来了：

佐藤善治是因大出血而死亡，死亡时间在4月30日的凌晨，其头部、背部有20余处用类圆形钝器多次击打所致的损伤，且大部分集中在头部；手指骨节也有部分被打断，应是在遭到击打时用双手护住头部造成。

显然，死者身上的损伤不是因车祸形成的，而是有他人行凶所致。

　　法医的鉴定结果让侦查员们陷入了迷惑中：

佐藤善治的家属断定他是死于车祸的说法，显然有悖于法医的解剖报告。

　　案情很快引起了上海市公安局高层领导的极大关注，局长吴志明、副局长吴延安当即指示：

要从政治高度看待此案，速战速决，竭尽全力，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破案。

　　
　　出国前，他为父亲买了巨额人寿保险
　　
　　侦查员首先对“车祸现场”和发现尸体的地点附近的三四平方公里范围内，重新进行了仔细勘查与搜寻。

经实地测量、比对，发现现场的车轮印痕系721路公交车所留下的，该公交车的终点站虽距佐藤善治倒地之处仅六七十米之远，但721路公交车在当晚没有发生过任何的碰撞事故。

死者家属指认的车祸现场虽然有带血的衣服和鞋子散落在地，但马路上并没有汽车撞击点，也没有留下血痕，这与车祸现场应有的特征不符。

佐藤善治决不是因车祸而导致死亡，而是被他杀。

　　死者是因大出血而死亡，可现场为何遗留的血迹不多?

根据其浑身血迹斑斑的伤势，现场的血迹应呈喷溅状。

然而，从现场勘查的结果看，不仅地面上遗留的血迹很少，就是路边的墙壁和草丛亦没有发现血迹。

调来警犬在现场四周搜索，也没发现滴血。

这就说明死者接触地面时血液已经凝固，死亡已有一段时间。

现场没有凌乱的脚印痕迹，没有拖拉的痕迹，没有死者反抗的痕迹，就是路边的杂草也完好无损。

据此可以推断尸体被移动过，绿苑路桥边不是佐藤善治被害的第一现场，可能是抛尸现场，作案人很有可能有汽车之类的运输工具。

　　侦查员们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找到罪犯作案的“第一现场”，这是侦破此案的突破口。

　　很快，一条条线索汇总到了专案组。

酒店的员工反映，29日晚上。

他们一家三口是同时外出的，但具体的时间已记不清楚了。

居住在绿苑路桥北侧的一青年妇女对侦查员说，29日深夜23点左右，她起床给婴儿喂奶，突然间听得一阵凄厉的惨叫声，吓得她浑身颤抖，赶紧关上窗户……
　　与此同时，专案组一方面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佐藤善治一家在日本国内的情况。

另一方面决定围绕死者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

　　据佐藤公彦说，他住在银河宾馆5107房间。

可据警方了解，银河宾馆5楼是桑拿部，没有客房，更没有5107房间。

实际上他是和翻译冯梦一起居住在龙柏地区的某新村里。

　　经从外围调查得知，冯梦系上海人，早在1999年她就在上海的一家娱乐场所与佐藤公彦结识，不久便同居。

双方的父母从去年开始互有接触。

以后他们共同合资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和一辆“神龙富康”牌轿车。

于是，侦查员马上找到冯梦，据她所说，29日晚上至30日凌晨l点30分前，她正在上班，突然接到佐藤公彦打来的电话后，便迅速驾车赶到事故现场，和他一起将佐藤善治送往医院抢救。

　　大规模的调查后，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开始盘旋在侦查员的脑海：

死者的儿子佐藤公彦明明居住在龙柏地区的某新村里，为什么要对侦查员谎称住银河宾馆5107房间?

为什么佐藤公彦和他母亲佐藤登志惠、翻译冯梦小姐均异口同声断定佐藤善治是死于车祸?

案发现场地处偏僻，周围黑灯瞎火，来自异国的佐藤母子人生地疏，在没有照明工具和步行的情况下，怎么会顺利找到已倒在血泊中的死者?

死者每次喝酒后都是独自外出散步，29日晚上他们一家三口为何一反常态同时外出?

　　恰在此时，对佐藤善治一家在日本国内的情况的了解也有了反馈：

4月23日，佐藤公彦在离开日本前往上海的当天特意为其父亲购买了一份价值1000万日元的人寿保险，受益人就是他自己，如果佐藤善治意外死亡，他就将有可能得到3000万日元的巨额赔偿金。

　　
　　佐藤公彦耳蜗里留有喷溅状血迹
　　
　　4月30日，根据这一系列的重重疑点，专案组决定：

立即将佐藤母子与翻译冯梦请到派出所进行谈话。

　　谁知，侦查员的话音未落，佐藤登志惠便满脸焦虑地对侦查员说，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随身所带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现在急需回国取药，希望中国警方不要耽搁她的时间。

而站在一旁的佐藤公彦也声称他们已买好了5月1日回国的机票。

　　自己的亲人意外地死在异国他乡，且在死因还未查明的情况下，不是急着要求警方尽快破案，缉拿凶手，却再三要求马上回国，连怎样料理后事也只字未提，这实在是不近人情。

再说佐藤登志惠需要的那种医治心脏病的药，在上海的药店里完全可以买到，根本用不着赶回日本去。

这其中必有蹊跷。

　　望着佐藤母子坐立不安的样子，侦查员们依然是不紧不慢、有礼有节地与他们“聊”着。

凭着刑事侦查员特有的观察、分析力，仔细地捕捉着任何一丝有价值的线索。

突然，一位细心的侦查员发现在佐藤公彦的左耳耳蜗内侧残留着喷溅状血迹，心中不禁一阵暗喜：

这下有戏了。

　　在提取了佐藤公彦的左耳耳蜗内侧残留喷溅状血迹与其父佐藤善治的血迹进行比对后，结果是：

这血迹不是佐藤公彦的，而是他父亲佐藤善治的。

至此，侦查员一致认为，佐藤善治肯定不是死于车祸，佐藤公彦具有明显的作案嫌疑。

　　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必须尽快找到第一现场。

可是，“车祸”发生地的周边地区已搜寻了多次，还是一无所获。

侦查员们再次对案发前后的各个环节进行了仔细的梳理，慢慢地一个重要的“情节”又在侦查员的脑海里闪回：

佐藤公彦打电话给翻译冯梦，要她驾车前来送佐藤善治到医院……
　　车子，对!

他们马上对翻译冯梦的那辆“神龙富康”牌轿车进行检查。

尽管车辆已经被冲洗过，但在侦查员的仔细搜寻下，很快就在这辆轿车的顶部、车门、座椅的缝隙和车厢的四壁等处，找到了喷溅型血迹。

经法医对车内的血迹与佐藤善治体内血迹的采样比对，发现两者DNA结构完全一致，由此可以断定，这些血迹是佐藤善治在车内受到击打时留下的。

侦查员们兴奋地跳了起来：

“发案的第一现场就在这辆轿车上，佐藤母子及翻译冯梦具有重大的杀人作案嫌疑!

”
　　
　　佐藤登志惠曾当着未来儿媳的面说恨死丈夫了
　　
　　案情的真正突破首先是从翻译冯梦的身上开始的。

因为根据周密的调查，侦查员已对她案发当晚的行踪了解得一清二楚：

案发时，她正在单位上班，驾车送佐藤善治到医院抢救的并非是她。

于是，侦查员决定单刀直入先和冯梦进行正面交锋，打她个措手不及。

　　几次交锋下来，冯梦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不得不如实供述了自己早已与佐藤公彦建立了恋爱关系及在佐藤善治遭遇“车祸”前后的去向，并向警方作伪证的经过。

　　4月29日，她按照和佐藤公彦的事先约定，在上午10点30分左右驾车到佐藤一家所住的酒店，将他们一家三口接到地处奉贤县南桥镇上的由其父母所开的一家食品厂参观。

参观后就在南桥镇上的饭店吃了中饭。

下午2点，她又驾车将佐藤夫妇送回酒店休息。

然后到加油站加足了油后，便和佐藤公彦一起到咖啡馆喝咖啡。

之后，又在冯梦姐姐的陪伴下，一起去看他们购买的位于顾戴路上的商品房，商量装修的事。

约在傍晚5点，她带佐藤公彦及他的母亲一起到烧烤城吃晚饭。

在吃饭的过程中，令她好生纳闷的是佐藤登志惠为什么竟要当着她的面，不断地怒骂自己的丈夫佐藤善治，说自己和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感情，简直恨死这个老头子了，她只得在一边好言相劝。

就这样，说说骂骂，这顿饭一直吃到晚上8点才结束，她驾车将佐藤母子送回到宾馆。

临别时，佐藤公彦说她已经开了一天车了，人太累了，就别再把车开回去了。

由他驾车将车子停放到红松路去。

　　于是，她把车钥匙交给佐藤公彦后，便坐出租车赶到单位去上夜班。

约在晚上10点左右，她突然接到佐藤公彦打来的电话，说是他父亲失踪了，他和母亲现在正在寻找。

过了一个多小时后，佐藤公彦又给她打来电话，说是他父亲还没找到。

　　零点时分，她打电话给佐藤公彦询问其父亲找到了没有。

得到的回答是：

仍未找到。

直到4月30日凌晨1点30分，佐藤公彦打电话告诉她说父亲已找到了，但却受了重伤，大概是被汽车撞的，他现在已开车将父亲送到医院抢救。

要她马上赶到医院里来。

同时，佐藤公彦在电话里再三叮嘱她，他没有驾车执照，如果中国警方来调查此事，一定要说是她驾车送佐藤善治到医院的。

另外为避免警方的怀疑，佐藤公彦还让她代他打110报警电话，就说有一个日本老人被汽车撞了，肇事司机已经逃走了。

她都毫不犹豫地一一答应了下来。

　　凌晨2点30分左右，当她心急火燎地乘出租车赶到医院时，才得知佐藤善治早已死亡。

　　
　　母子合谋，异国杀人后企图逃逸
　　
　　5月1日凌晨4点30分，经过侦查员们和佐藤母子的斗智斗勇，在上海警方接到那起所谓“车祸事故”报警电话的26小时后，他们在大量的确凿证据面前终于低下了头，彻底交代了如何谋杀自己的亲人佐藤善治的犯罪事实。

　　原来，佐藤善治是个性格暴戾、嗜酒如命的恶丈夫。

佐藤登志惠自和他结婚42年以来，一直饱受他的残酷虐待。

他经常是在公司里遇到不顺心的事后，回到家中就打骂妻子，拿妻子当出气筒。

尤其是在喝酒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毒打她，有好几次，将她打得皮开肉绽，甚至骨折，被送到医院救治。

　　佐藤登志惠是个典型的日本传统女子。

这么多年来，她虽然受尽了痛苦与屈辱，从心底里恨死了佐藤善治，但为了家庭，为了儿子，她始终把这一切深埋在心中，没向任何人吐露过，更没有想过要和佐藤善治离婚。

　　然而，父亲的所作所为，却引起了佐藤公彦的强烈不满。

看着母亲受到如此虐待，他是敢怒不敢言。

随着年龄的增大，对父亲仇恨的种子慢慢地开始在他的心田里生根发芽。

当有一天，佐藤善治又一次毒打了佐藤登志惠后，他终于大胆地对母亲说：

“妈妈，我要杀死他，替你报仇!

”
　　猛听得儿子这么一说，佐藤登志惠惊讶地半晌说不出话来。

可是，回想起42年来自己所遭受的非人折磨。

回想起佐藤善治毒打她时那恶魔般的凶相，她觉得这种日子再也不能过下去了。

于是，毅然地点了点头，并马上和佐藤公彦谋划起如何巧妙地将佐藤善治置于死地。

　　4月中旬，当他们一家准备到上海来旅游时，佐藤公彦便悄悄对母亲说准备利用他与上海的女友合资购买的那辆轿车，在上海制造车祸的假象，在中国将父亲害死。

然后迅速离开中国，返回日本。

这样，既迷惑了中国警方，又使日本警方毫不知情。

最后，即使中国警方侦破了此案，也只能是鞭长莫及，他们也早已逃之夭夭。

　　另外，因为佐藤善治在4月23日即将赴中国的当天，他在日本分别向日本的友邦保险公司、安田大灾海上保险株式会社、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公司投保了3份海外旅行伤害人寿保险，保险金额达1亿日元。

如果他是因车祸而意外死亡，佐藤公彦母子就可从保险公司获得3000万日元的巨额理赔金。

　　4月23日他们一家三口抵达上海后，佐藤公彦就一直不停地在寻找“制造车祸”的时机和地点。

　　根据佐藤善治有每晚必喝酒，且酒后喜欢独自外出散步的习惯，4月29日晚上8点30分，佐藤登志惠按照事先的预谋，在他饮用的啤酒中放入了大量的安眠药。

不知内情的佐藤善治稀里糊涂喝下后，佐藤母子主动提出要陪同他一起外出散散步。

他们走出酒店后，佐藤公彦有意慢慢地领着他向红松路走去。

没多久，因药性发作，佐藤善治已挪不动脚步。

这时，佐藤公彦便哄骗他说：

“爸爸，你走不动，我开车送你回酒店吧。

”说着，就和佐藤登志惠一起，把他拖上了停放在不远处的那辆“神龙富康”牌轿车，并故意安排他坐在副驾驶座上，而佐藤登志惠则坐在了后座。

　　夜幕下，轿车在市郊的公路上漫无目的地行驶着，佐藤公彦边开车，边不时地斜眼望望坐在身边的佐藤善治。

深夜11点左右，他见父亲已像死猪般昏沉沉地睡着了，便迫不及待地拿出事先藏在车内的一把榔头递给坐在后排的母亲：

“妈妈，快动手!

”
　　接过儿子递来的榔头，想到42年来深埋在心底里的对丈夫的千仇万恨，佐藤登志惠不由得低声吼道：

“你这个恶老头子，今天算是死到临头了。

”说着举起榔头就疯狂地向佐藤善治的后脑狠狠砸去。

　　佐藤登志惠将他砸倒在座椅上后，又把榔头交给佐藤公彦，让他继续地击打。

就这样，这对母子一连击打了20几下，直到佐藤善治一动不动，把自己的亲人活生生地砸死在车内。

　　然后，佐藤公彦把车开到闵行区绿苑路桥边，趁着黑灯瞎火，抛掉尸体，精心伪造了一个“车祸”现场后，立即驾车逃离。

　　借着昏暗的车灯，佐藤公彦看看自己和母亲的身上及车厢内沾满了鲜血，便开车先来到冯梦居住的龙柏地区的某新村。

匆匆地擦脸洗手，将血衣裤换下，将它们与作案用的榔头一起藏匿在壁橱里，并将轿车里里外外地冲洗了一遍。

但聪明过头的佐藤公彦却恰恰忘了把溅在自己左耳耳蜗内侧的血迹清洗掉，从而为自己作案留下了无可逃脱的罪证。

　　根据佐藤母子的供述，侦查员们很快就在冯梦的住处找到了他们换下的血衣裤和作案用的那把榔头。

经血型鉴定，衣裤及榔头上的血迹与死者佐藤善治的血型完全一致。

至此，整个案情彻底水落石出。

佐藤母子和冯梦当天就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

　　
　　在中国境内犯罪受中国法律制裁
　　
　　20__年4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该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发生在我国境内的首起外籍家庭内部凶杀案，引起了上海本地和日本新闻界的极大关注，日本的十几家媒体均派出了特派记者专程到上海参加旁听。

　　在庭审过程中，佐藤登志惠、佐藤公彦母子竭力否认检察机关的“预谋”指控。

佐藤公彦说他当晚开车外出是带父亲去吃饭，购买的榔头是为了做东西要用，案发前将榔头递给母亲是为了让母亲在当晚防止父亲酗酒后施暴。

他在否认自己行凶的同时，对母亲持榔头行凶则供认不讳，仅招认了自己伪造现场、谎报案情的犯罪行为。

而佐藤登志惠则以种种说法将杀人行凶的罪名揽在自己的身上。

　　20__年6月25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宣判了此案：

被告人佐藤公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人佐藤登志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附加驱逐出境。

　　日前，记者从监狱方面得知，佐藤公彦自从20__年9月入狱后，认罪悔过，表现良好，并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从而获准每月与在女子监狱服刑的母亲通两次“亲情电话”。

由于其母佐藤登志惠身体欠佳，他向监狱方提出与母亲见面的请求。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为促进这对外籍母子罪犯的积极改造，批准他们每年见两次面。

　　（摘自《现代世界警察》20__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