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毕的业论文有关《河南》几个问题的辨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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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毕的业论文有关《河南》几个问题的辨证
XX大学
毕业论文
有关《河南》几个问题的辨证
姓名：
__________
2014年6月25日
有关《河南》几个问题的辨证
【内容提要】
在鲁迅研究的大量著述中，《河南》杂志屡被提及，但这份杂志的不少问题仍没有廓清，不同版本的鲁迅年谱、年表和著作目录常常出现讹误，以致引用者以讹传讹。
本文通过考证大量的文献资料，对《河南》杂志的总编辑问题、出版与收藏情况、刊物性质及影响、《河南》和周氏兄弟等几个方面史实进行了分析整理，以期对鲁迅研究者和《河南》研究者有所裨益。
【关键词】《河南》；刘师培；刘召学；鲁迅；周作人
1907年12月，河南留日学生在东京府下丰多摩郡创办了《河南》。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不便查找对照《河南》，在谈到鲁迅早期创作（留日时期）时根据各种不同版本的年谱、年表和著作目录，以致在一些方面造成混乱。
因此，《河南》的不少问题有必要廓清。
（一）总编辑问题
在不少有关鲁迅的研究著述中，都把《河南》的总编辑（或写主编）写为刘师培[1]，这一说法的来源是周作人《知堂回忆录》第八十一篇《河南—新生甲编》：
“鲁迅计画刊行文艺杂志，没有能够成功，但在后来这几年里，得到《河南》发表理论……。
鲁迅在第一期上边发表了一篇《人间之历史》，写作的时间自然更在其前，那时候是还住在中越馆里，河南的朋友只有我的一个同学吴一斋，但来拉写文章的却并不是他，乃是安徽寿州的朋友孙竹丹，而《河南》的总编辑则是江苏仪征的刘申叔。
”[2]另外，他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也写到“我在南京认识的一个友人，名叫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忽然来访问我们，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缺人写稿，叫我们帮忙，总编辑是刘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
”[3]不少鲁迅研究者均以此为准，如《鲁迅早期事迹别录》有：
“关于刘师培编《河南》杂志的事，鲁迅在《坟·题记》里说：
‘偶尔看见了几片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
这是我做的么？
我想。
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
’这‘编辑先生’，指的就是刘师培。
”[4]该内容在章開沅所编《辛亥革命词典》有差不多同样的表达。
《河南》的总编辑究竟为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认为《河南》的总编辑不是刘师培。
这有几个方面需要厘清：
1、《河南》为河南留日学生同乡会所办，《河南》在第1期《简章》中明确宣布：
“本报为河南留东同人所组织、对于河南有密切之关系，故直名曰河南。
”此前各省留学生都积极创办刊物，宣传革命，译介西方思想，这些刊物都是以本省名义发出的，也均有各省同乡会主持。
例如1903年2月创刊的《浙江潮》主编为浙江人孙翼中、蒋方震、许寿裳等，1903年4月创刊的《江苏》主编为江苏人秦毓鎏等。
与《河南》差不多同时出版的有《四川》、《关陇》、《夏声》，也均由本乡同盟会成员主持编辑。
2、关于刘师培主编《河南》，除了周作人的回忆材料外，在正式文献资料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出版的《中国历史人物词典》“刘师培”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普及本《辞海》“刘师培”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刘师培”条均无记载；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河南》”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的《中国近代学术期刊》“《河南》”条、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大量“辛亥革命回忆录”性质的书刊中也无记载刘师培曾经主编《河南》。
3、1907年春，刘师培应章炳麟邀请去日本任的是早期革命报刊《民报》编辑。
同年夏，刘师培与其妻何震创办《天义报》、《衡报》。
这在上面“2”所提到的文献资料中均有记载。
当时的刊物，一般主编先生或主笔或主要撰述人都要发出大量的文章，据统计，《国粹学报》创刊号共登载各类署名文稿31篇，任撰述的刘师培一人就占了21篇[5]；刘师培在《天义报》上相继发表过的文章有《废兵废财论》、《人类均力说》、《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等10篇之多[6]。
据钱玄同编《左盦年表》1907年栏标注：
“至日本，为《民报》撰稿人，创《天义报》。
”1908年栏标注：
“创《衡报》，归国。
”并且，这两年继续为“《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撰稿人”[7]，并无记载为《河南》编辑或撰稿。
4、据赵慎修《刘师培评传·作品选》载：
刘师培在1907年才赴日本，入同盟会，在《河南》杂志创刊首发的1907年12月已经离开日本，回到国内与端方勾结，1908年2月才返回日本，此时《河南》已经发行两期。
综合以上四点，可以看出，近代历史研究者没有给出刘师培编辑《河南》的证据，文学史研究者只是根据周作人“关于这月刊杂志的一切都不明了了”，只知道“一位富家寡妇，……把一笔钱捐给同乡会，举办公益事情，一面也求点保护。
这样便是《河南》月刊的缘由，至于事实有无出入，那就不得而知了”[8]的回忆而已。
我们认为当时的河南留日同盟会员刘积学为总编辑，有以下几点可资证明：
1.大量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文献资料谈到《河南》和刘积学的关系。
辛亥革命党人冯自由在《冯自由书》中记载：
“众推刘积学为总编辑，张钟端为发行人。
”[9]“一九0七年十二月，创办《河南》杂志，张钟端任总经理，刘积学任总编辑。
……辛亥革命前印发的《河南留日学生讨满清政府檄》，就是刘积学执笔写的。
”[10]据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2卷中）载：
“《河南》1907年12月（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创刊，在日本东京发行。
月刊。
编辑兼发行人署‘武人’。
”“武人”是对外公开的署名，“实际上张钟端为总经理，刘积学为总编辑，参与活动的主要人员有余程、潘印佛、曾昭文、王传琳、陈伯昂、李絅斋等人。
”[11]张钟端（1881—1911），字毓厚，河南许昌人，1905年以诸生考取日本官费留学。
刘积学（1880—1960），号群式，河南新蔡县人，1903年癸卯科举人，1906年河南人氏曾昭文（1905年同盟会在日成立时，孙中山任总理，曾昭文任总书记）介绍其入同盟会，曾经主持同盟会河南支部，他是国民党第一代元老。
2.关于“爱发长文章”，既然《河南》和《民报》一样为同盟会机关报，由此推断《河南》是受了章太炎主编的《民报》的影响，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据此推断当时参与编辑《民报》的、也喜欢长文的刘师培即是那个《河南》的“编辑先生”就不太有道理了。
实际上总经理张钟端也是极会写长文的一个，在《河南》上，共发有张钟端（鸿飞）的鸿篇巨制6篇，分布于7期，他的《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一篇论文就长达三万字。
有这样的总经理，自然也会影响到杂志的编辑。
3.《河南》是留日河南同乡会所办，是由早此的《豫报》[12]改组而来。
1906年11月（光绪三十二年十月），河南留日学生集资发刊《豫报》，到1908年5月（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共发行6号。
创办《豫报》时，张钟端、刘积学都是当时的股东，这在《豫报》终刊第6号上公布的97名留日学生股东名单中可以找到。
后来因其内部人员成分较为复杂，有改良派人士杂于其内，同盟会河南分会以资金不足为名停刊，以《河南》代之（实际两份杂志发行日期有重复阶段）。
可以确认，张钟端、刘积学确为同乡会编辑刊物的积极组织者。
创办《河南》时，河南籍同盟会会员刘青霞拿出2万元作为基金。
刘氏为河南安阳人，翰林院侍读马吉樟之妹，嫁于河南尉氏、山西试用道刘德煦后改姓刘[13]，夫早故，所以周作人在《河南—新生甲编》中称其为“富家寡妇”，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河南》总编辑为刘积学。
鲁迅与河南同乡会的联系要早于刘师培，鲁迅的《中国矿产志》出版广告即登载在《豫报》第1期上。
不过，因刘师培在1903年曾到河南开封参加过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与河南夙有缘份，刘积学又是本次科举举人，另刘师培1907年到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河南》又是同盟会在日刊物之一，刘师培在《河南》创刊的酝酿阶段和编辑邀稿方面参与其中事务也是可能的。
这只是猜想，为周作人将此“刘”误为彼“刘”的误会找一个说辞而已，并无文献记录可资查证。
（二）出版与收藏情况
出版方面有以下四个常出现的问题：
1、关于《河南》每一期出版的年份：
由于不少文献在涉及鲁迅早期于《河南》上发表作品的时间上有所不同，而很多研究者不便查找对照《河南》，许多讹误出现在笔者景仰的著名学者富有权威的论著中，如“鲁迅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科学、哲学和文学的论文，重要的有《说铂》（1903年）、《中国地质略论》（1903年）、《人之历史》（1907年）、《科学史教篇》（1907年）《文化偏执论》（1907年）、《摩罗诗力说》（1907年）、《破恶声论》（1908年）等。
”[14]其中“《科学史教篇》（1907年）《文化偏执论》（1907年）、《摩罗诗力说》（1907年）”的三个“1907年”均应为“1908年”。
其他研究者的相关著作在刊出时间上出现的错误更多。
2、有人根据鲁迅《破恶声论》发表在第8期，为未完稿（在《河南》上刊出时并未注明“待续”或“未完”），认为《河南》只出8期，如《鲁迅早期事迹别录》中说：
“鲁迅从它创刊直到一九○八年十二月第八号后停刊，除四、六两期外，也每期都有他的文章。
”[15]其实《河南》在国内发行了9期，第9期也并没有鲁迅的文章。
3、《河南》在初版时声明为“每月一回二十日发行”，所以有不少介绍《河南》的材料声称《河南》为“月刊”[16]，实际当时的出版条件非常恶劣，既有经济的原因，更有清政府要求日本查办革命刊物、清剿留日革命学生的原因，无法保证如期出版，所以是不定期刊。
第9期发行后，“驻日清公使以其言论过分激烈，特请日政府代为禁止。
日警厅遂禁止该杂志出版，并拘禁发行人张钟端数日始释出，而张之留日官费学籍，即因此事被清使馆借口革除矣。
”[17]
4、各引用者谈到鲁迅在《河南》上所发表作品时间时，期、号混用不清。
有的在同一篇论文中一会儿用“期”，一会儿用“号”，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的《鲁迅著译系年目录》内均用“号”。
当时用“号”的刊物确实不少，如《民报》、《豫报》，不过《河南》的情况有些复杂，标示前后不一。
鉴于以上所述四个方面的问题，笔者将《河南》出版时间整理，详列如下（光绪纪年与西历换算根据《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河南》第1期：
封面用“第壹号”，目录用“第壹期”，光绪三十三年中历十一月十六日、西历十二月二十日，即1907年12月20日发行，注有“每月一回二十日发行”。
《河南》第2期：
封面用“第贰号”，目录用“第贰期”，没有注明发行日期，按第一期所注“每月一回二十日发行”是指西历，第二期所注“每月一回一日发行”即为西历，根据第一期和下边第三期推之为1908年2月1日，即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河南》第3期：
封面用“第三期”，目录用“第叁期”，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三日、明治四十一年三月五日，即1908年3月5日发行，1908年5月3日再版，注有“每月一回五日发行”。
《河南》第4期：
封面和目录均用“第四期”，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五日、明治四十一年五月五日，即1908年5月4日发行，注有“每月一回五日发行”（按：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五日”确为“1908年5月4日”，但与“每月一回五日发行”有冲突。
）。
《河南》第5期：
封面和目录均用“第五期”，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七日、明治四十一年六月五日，即1908年6月5日发行。
《河南》第6期：
封面和目录均用“第六期”，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七日、明治四十一年七月五日，即1908年7月5日发行。
《河南》第7期：
封面和目录均用“第七期”，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九日，明治四十一年八月五日，即1908年8月5日发行。
《河南》第8期：
封面和目录均用“第八期”，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五日，即1908年12月5日发行。
《河南》第9期：
封面和目录均用“第九期”，中历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发行，即1908年12月20日。
因为刊物在“期”和“号”的运用上前后不统一，所以造成后人引述中的混乱。
现在杂志多用“期”，且《河南》杂志多数用“期”标示，所以我们主张用“期”。
关于刊物收藏，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载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1-9期，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有1-4，6-7期，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2和6期。
《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二卷中）“《河南》”条载“现收藏于上海图书馆。
”
（三）刊物性质
关于刊物性质，也存在着一些误解。
有研究者根据鲁迅在日本时计划创办的杂志《新生》定位为文学杂志，凭想当然认为《河南》也有可能是一份文学杂志，事实并非如此。
《河南》是同盟会河南分会的机关刊物，它是革命党人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宣传的一个阵地。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认为河南地处中原要地，但革命党人力量薄弱，便于1906年委派曾昭文等到武备学堂学生中宣传革命，那里有50名赴日学习陆军的河南学子。
以后孙中山又在日本东京筑土八番町20号接见学生，革命思想迅速在河南留学生中传播开来。
《河南》杂志的门类有论著、译述、图画、传记、小说、文苑、时事（小言）、时评、访函、附录、来稿、杂俎、记载、来函、专件等共15个栏目，每一期的栏目并不是固定的。
《河南》共刊出署名文章75篇，其中“论著”最多，共有38篇，内容丰富，文笔犀利。
作为一份旨在“牖启民智，阐扬公理”的革命刊物，“排满”和“反帝”是其要旨。
该杂志把宣传当时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呼吁抵抗外敌入侵，谋求民族独立富强，宣扬推翻满清政府为主要内容，以“反帝救亡”为号召，以唤起河南民众的民族自觉。
在第1期朱宣写的《发刊之旨趣》中即提醒到“今何时乎？
幢幢华裔，将即于奴；寂寂江山，日变其色。
”《夏声》第1期、《晋乘》第2期和《豫报》第6期的《河南杂志广告》说：
“登嵩峰而四顾，……各国从旁垂涎而冀分杯羹者，复联袂而来，……同人忧焉，为组斯报，月出一册，排脱依赖性质，激发爱国天良，做酣梦之警钟，为文明之导线。
”刊物在发出“救亡”呼声时，揭露了列强的经济侵略，认为其入侵方式已由过去的商品输入到当时的资本输入，领域已由过去的工业到当时的关乎国计民生的航运、铁路、矿业等各个部门。
《河南之实业界》、《创办中州华兴机器卫生面粉有限公司公启》等文通过详尽的阐述河南地方地理、历史、实业、风俗等，探讨了河南乃至中国发展经济、拯救危亡的途径。
在近代历史上，“排满”和“反帝”是其两大民族主义社会思潮，二者最终走向殊途同归。
近代中国的“排满”思潮从最初的“反清复明”到“反清复汉”到“排满维新”，再到20世纪初的孙中山、章太炎等成为“排满革命”；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立宪派针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情况，提出“满汉一家”、“合为中华”，主张重新体认自己民族的融合性特征，这样才有利于挽救危亡。
当时《河南》杂志的立场虽然与维新—立宪派针锋相对，但“排满”方面的主张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狭隘的小民族主义的“夷夏之争”，带有反对侵略、反对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大民族主义”特色。
刊物认为民族凋敝的主要原因在于满清政府之腐败无能，要使民族富强，就必须“反帝”、“排满”，但刊物并不笼统地“排满”，而是把斗争矛头对准满清政府中的误国误民者和汉族中的助纣为虐者；排满不在种姓，意在满清政府的专制政体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不能相容。
张钟端指出：
“盖吾之排斥，非因种族而有异也，乃因平民而有异，孰祸我平民，即孰当吾排斥之冲。
故不特提携汉人之平民，亦且提携满人之平民以及蒙、回、藏之平民也。
”[18]而且，《河南》自始至终对革命集团所推崇的暗杀等暴力行为持不同看法，不做大张旗鼓的宣传，比较注重思想和理论方面的探讨。
《河南》里有极多笔墨揭露了清政府君主立宪的阴谋，主张以革命的暴力推翻列强所倚重的清朝政府，建立“民权立宪”的“平民的政府”。
这一方面的代表文章是张钟端长达三万字的《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和《土耳其立宪说》，还有第3期明民的《预备立宪之矛盾》、第5、第8期明民的《中国变法之回顾》、第5期不白的《警告同胞勿受要求立宪者之毒论》、第6期醒生的《要求开国会者与政府对于国会之现象》等。
《河南》的作者们倡明进化论，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生活在一个生存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弱肉强食变为天经地义之公德；生活在一个殆将危亡的积贫积弱的国家，侵略蛮暴之事成为文明之常规。
刊物呼吁每一个具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必须有“独立不羁之精神，震荡不拔之气概”，“自振自作”、“自强自优”[19]，才能有立世之本。
当然，为吸引读者，《河南》上也有不少文艺作品。
“开启民智”的目的使启蒙者选择小说作为最主要的启蒙工具，小说从文学文体的边缘成为文体中心。
虽然晚清“小说界革命”“醉翁之意”在于文学与政治联姻，但却极力提高了小说和小说家的文场地位，在当时大量以理论宣传为鹄的的报刊上都有“小说”一栏。
发表在《河南》上的小说有标注“传奇小说”的《指南公传奇》、《巾帼魂传奇》，标注“冒险小说”的《海上健儿》，以及英国扎姆著、吴萧翻译的侦探小说《芝布利鬼宅谈》，还有谐体小说《龙脑》等。
《河南》在当时影响很大。
清末民初中国正处在一个现代转型的关键阶段，日本是中国改良派、启蒙派和革命派创办各类发行品的大本营，如1898年在横滨发刊的《清议报》、1902年的《新民从报》、1903年的《浙江潮》等，他们各自利用自己的刊物作为宣传阵地，以期实现本派别的社会理想。
清政府对于在日留学生活跃激烈的言论感到威胁，1903年“拒俄事件”发生后，清政府颁布《约束游学生章程》；同盟会成立后，清室开始与日本政府交涉，日方颁布《关于令清国人入学之私立学校规程》，大批在日本出版的报刊受到查禁，许多报刊均遭停刊或伪写在别国出版，另外一些刊物由于经济原因也不得不停刊。
留学生开始大批回国，同盟会在日本活动力量减弱。
接着在1906年章太炎主持的《民报》与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爆发了大辩论，后者退战后，前者在理论上也难以深入下去，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有关佛学的文章使《民报》革命声誉受损。
1908年10月《民报》也遭到日本政府封禁。
由于各省同盟会支部的活动，到1907与1908年之交，在日留学生又开始以本省名义创办刊物，如《云南》、《晋乘》等，《河南》是其中之一。
一直跟随孙中山的资深革命家冯自由认为《河南》在当时留日学生后期创办的杂志中影响相当重大。
“此报鼓吹民族民权二主义，鸿文伟论足与《民报》相伯仲。
时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湖南《游学译编》等月刊停刊已久，留学界以自省名义发行杂志而大放异彩者，是报实为首屈一指。
出版未久，即已风行海内外，每期销流数千份。
”[20]
（四）《河南》与周氏兄弟
《河南》现在常被提起多因鲁迅，不少论著关于鲁迅在《河南》上发文的期号也有很大出入。
这份仅仅发行了一年的杂志，共刊登了鲁迅以令飞、迅行为笔名的5篇论文和1篇译述，即《人间之历史》（第1期“译述”栏）、《摩罗诗力说》（第2、3期“论著”栏）、《科学史教篇》（第5期“论著”栏）、《文化偏至论》（第7期“论著”栏）、《裴彖飞诗论》（第7期“译述”栏，未刊完）、《破恶声论》（第8期“论著”栏）。
这些文章后来大抵都收录在文集《坟》里边了。
《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章都很长，鲁迅后来在《坟·题记》里写道：
“因为那编辑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
……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民报》的影响。
”章太炎当时是《民报》主编。
“鲁迅本来想在《新生》上说的话，现在都已在《河南》上发表出来了。
”[21]在《河南》之前，1903年鲁迅曾以“索子”、“自树”等笔名发过《中国地质略论》、《说铂》，翻译过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周作人发表过《侠女奴》，影响甚微。
应该说在《河南》上发表文章是兄弟俩真正登上文坛的出彩表演，至于近来有研究者认为在《河南》发表系列论文是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在国外发动的一场文艺运动，这是否有些言过其实则另当别论。
鲁迅之所以在《河南》上刊出系列文章缘于他自己创办杂志的失败。
“鲁迅的文艺运动的计划是在于发刊杂志，这杂志的名字……乃是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
”[22]鲁迅在《域外小说集》新版《序言》中说办杂志《新生》未能出版，将为《新生》准备的作品送给了《河南》。
《新生》流产多为经济原因。
1931年到上海访问鲁迅的日本作家增田涉说：
“1907年，有几个‘穷学生’曾和鲁迅一起打算在东京创办一个名为《新生》的文学期刊，……因为缺乏经费，这个计划终于失败。
”[23]《新生》杂志的流产对鲁迅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影响，有学者认为“《在酒楼上》所用的迁坟情节则完全是鲁迅自己的亲身经历，体现着鲁迅对自己在《新生》杂志流产后一度颓废落寞心境的审视与反思。
”[24]
鲁迅发表这些论文的目的在于表达他的文艺观，即文化启蒙的理想。
对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文学的介绍，反映了鲁迅早期的文化、政治、哲学、文学思想。
早期的鲁迅曾是科学主义的，前边已提到他的《中国地质略论》和翻译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
《人之历史》是1926年收入《坟》时的题目，在《河南》上发表时为《人间之历史》，副标题为《德国黑格尔氏人类起源及系统即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
之所以发在“译述”栏，据日本学者中岛长文在《蓝本〈人之历史〉》中考证该文是以德国学者海克尔《宇宙之迷》的第5章《我们的种族发生》为蓝本的。
《人之历史》是我国早期介绍达尔文进化学说的重要论文之一，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介绍海克尔《宇宙之迷》的文章，是严译《天演论》的结果。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介绍了拜伦、普希金、雪莱等人的诗作和西欧文学流派。
中国改良主义者只看到“师夷长技以制夷”，鲁迅指出：
学习西方，必须“去其偏颇，得其神明”，“首先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立人的关键是“尊个性而张精神”，显示了在思想文化上对洋务派和维新派的超越。
摩罗派是西方浪漫主义诗歌流派，鲁迅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史上把西方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叛逆性的一支介绍到中国的最早的作家之一。
可以说，鲁迅当时已经从19世纪末反理性主义思潮中看到了理性的虚妄，他的科学主义的根基下事实上却是反科学主义的土壤，他提倡“价值重估”和“破坏偶像”，即为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怀疑和反叛精神。
《河南》时期的周作人已表现出对西方个人主义人文思潮的虔敬。
在该杂志上，周作人署名“独应”，发表在“论著”栏的有《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第4、5期）、《哀弦篇》（第9期），这是许多有关周氏兄弟的研究文章中常常谈起的。
该时期，周作人曾经以“独应”为笔名在《天义报》发表过《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中国人之爱国》等文，据悉这些文章是鲁迅鼓励他写的，而且有的经过鲁迅的修改，也有可能“独应”是在日期间鲁迅和周作人共同使用过的笔名[25]。
周作人的《知堂回忆录》没有提到《河南》第2期“文苑”栏署名“启明”的《杂诗十余首》和第8期“小说”栏“独应译”的短篇小说《庄中》、《寂寞》。
发表的这些作品是否被周作人遗忘，还是本来有另外一个“启明”、“独应”？
《周作人年谱》“1908年12月5日”载“发表所译《庄中》、《寂寞》，均载《河南》第八期，署名独应”[26]。
该年谱没有谈到署名“启明”的《杂诗十余首》。
那么，究竟《河南》上“启明”的《杂诗十余首》和第8期“小说”栏“独应译”的短篇小说《庄中》、《寂寞》是周氏兄弟俩的，还是另有其人，我想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河南》出版之时的价值自然在于它对革命的宣传鼓动，在今天当是为研究鲁迅和周作人早期的作品及其思想提供了原本。
正如周作人所说:
“《新生》没有诞生，但是它的生命却是存在的。
因为想在《新生》上说的话，都在《河南》上说了。
”[27]当时已经颇负盛誉的苏曼殊在《河南》上发表了4幅画作，即第3期上的《洛阳白马寺图》和《潼关图》、第4期上的《天津桥听鹃图》、第5期上的《嵩山雪月图》。
苏曼殊是和鲁迅一起筹谋《新生》的“几个穷学生”之一，苏曼殊和鲁迅的神会，见于《新生》、《河南》，见于共同推介西方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等，也包括他们与佛学都有缘分，当然或深或浅，这些自然是另文所能容纳的内容。
不过可以明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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